摄影：觉果

二、噶玛噶举在康重新兴起的原因

“康”义为“边地”，缘于藏族古代的一种地理概念，并无明确的地理界定。习惯上大致把丹达山以东，大渡河以西，巴颜喀喇山以南，高黎贡山迤东以北的一片地区称为康区，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全部，阿坝州、凉山州一部，青海玉树州、果洛州大部，以及云南的迪庆州，均属于康的范围。康的中心地带在昌都和甘孜地区。这里正处于我国各个藏族聚居区的交通枢纽位置。又是西藏与祖国内地交往的必经之地。由于康区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民族迁徙、交会的“民族走廊”，居处的部落众多，族源复杂。加之横断山系的特殊自然环境，被河流深切的峡谷和山原形成了一个个被分割的地理区域，使这些地方的众多居民较长久的保持旧有的习俗和文化，故康区的文化表现出较为多元化的特征。自七世纪吐蕃崛起统一高原各部后，原先康区的各族居民大都融合入藏族，并受到藏传佛教的深厚影响和薰陶。九世纪吐蕃崩溃后，康区重新成为部落林立，不相统摄的社会。康区居民原先崇信本教，藏传佛教传入后，“旧密”的宁玛派因与本教在许多方面较接近，故首在卫藏被消灭殆尽，但康区却仍有不少佛教信徒。故逃亡的西藏僧人藏绕赛等得以在多康玛垅(在川、青交界处之黄河流域)收徒传法，终于形成自多康将佛法重新传播入卫藏的“下路宏法”气候。在康区的丹垅塘(在原邓柯之西北部)，十世纪时，印度佛教大师弥底曾在此收徒讲学，从者甚众，形成当时康区的一个佛教中心。在“下路弘法”的积极参与者中，有不少是康区人。“后弘期”兴起的噶举派中，许多主要人物都来自邓柯一带的金沙江流域地区，看来与该地区作为“下路弘法”的一个基地不无关系。噶举派以及后来的萨迦派都偏重密法，与康区居民的信仰习惯易于亲和，故康区的藏传佛教宁玛、噶举派信徒特别多。格鲁派在藏掌权后，三百年来，曾大力在康区扩大其宗教势力，但除霍尔十三寺及理塘、巴塘(丁林)等交通干道沿线之寺院外，格鲁派在康区的寺院不多，信徒也远不如其他教派。像新龙等地甚至连一个黄教寺院也没有，人们只信奉本教和宁玛、噶举等“旧派”。

除了信仰上偏重密宗和本教外，康区的新会政治制度也为各教派并存共荣提供了条件。康区自元代即分封有不少土司。明承元制，并且采取“多封众建”之策，增封了许多土司，清代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逐和硕特势力于雅砻江以东后，又相继在平息准噶尔侵藏和罗布丹津之乱斗争中将康南、康北等地纳入四川总督管理之下。雍正三年(1725)于宁静山划界，将昌都地区划为达赖管理，金沙江以东划归四川管辖。到雍正五年，四川属的康区已有大小土司一百二十余员。其中以德格、明正、理塘、巴塘为四大土司，各辖小土司、头人若干。在一些地方还设流官以制土司(如康定、巴塘、理塘)。但地方实权大都掌握于土司之手。土司虽崇信藏传佛教，并把它作为辅佐其统治的工具，甚至有兼摄宗教权的情况。但它不同于西藏地方那种达赖集政、教之权为一身的“政教合一”制度。即使如德格土司，按常规也是一子为土司，一子为寺主(宗教领袖)，实际上是一种政教相辅的制度。因此，为了适应康区民众的信仰，土司在扶持宗教上一般均不搞独尊一派，排斥其他的作法，而采取兼容并包之策，以达为我所用之效。故德格土司、明正土司等之“家庙”均有数座不同教派的寺院。

德格土司为康区领地最广的土司，号称“天德格、地德格”(意为其领地象天那么大、地那么广)。极盛时，其辖境包括德格、白玉、石渠、邓柯(现撤并为德、石二县)和西藏的江达等县。德格土司本奉萨迦派。土司若有二子，则以长子为伦珠顶寺之寺主，次子承继土司职位。倘仅有一子，才兼摄政教两方的职权。除伦珠顶寺外，土司还把德格的竹庆寺(红教)、白玉的噶拖寺(红教)、白玉寺(红教)作为家庙。

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世达赖为扩展其在康势力，派昂翁彭错到康区建寺。昂翁首先选择德格土司境内的中札柯地方建寺，次年格鲁派在康北的第一座寺院——更沙寺建成。随即昂翁彭错以更沙寺为基础向甘孜炉霍等霍尔五土司辖地展拓，相继建立起桑珠、大金、甘孜、觉日等十三座黄教大寺院，这便是有名的“霍尔十三寺”。在格鲁派咄咄逼人的展拓声势下，德格土司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考虑，不能不采取抵制格鲁派在他的地区内发展势力的对策。恰好此时噶玛拉顶寺的住持，属于红帽系分出的司徒活佛转世于德格的龚垭地方，于是德格土司登巴泽仁遂以卫藏地方不靖(当时正值拉藏汗与桑结嘉措争权之际)，灵童应留德格供养为由，将七世司徒的转世灵童却吉迥乃留于德格，送入龚垭之班觉寺学经。十四岁时，始送其入藏受戒。二十七岁返德时，却吉迥乃已广学诸法，声誉甚隆。德格土司遂决心挽留其于德格住锡，于是在原八邦旧寺的废墟上，新建了八邦寺，移请司徒为住持。因此，司徒活佛系统由噶玛拉顶寺转移到八邦寺。八邦寺的建立使德格土司有了萨迦(更庆寺)、宁玛(竹庆、噶托、白玉)、噶举(八邦)等派的五大家庙的宗教势力支持，形成了对抗格鲁派影响的强大阵营。在此形势下，格鲁派的发展在德格土司辖境内颇为艰难。直至解放，德格土司境内黄教势力甚弱。有三百年历史的更沙寺，最盛时也不过500来人，建筑规模亦小。于此可见，德格土司扶持其他教派以抗衡格鲁派对其势力范围的染指之策，的确收到了预期之效果。

噶玛噶举派自八邦寺建成(1727年竣工)，由于得到德格土司的全力支持，遂极力向多康地区扩大其影响。司徒却吉迥乃(1700—1774)是一位学识极高，政治上十分锐敏的杰出宗教家。他非常注重吸取各宗派所长和各种文化素养。他在主持修建八邦寺时，便一反噶举派寺院大经堂较小的常规，仿格鲁派的办法把大殿修得十分宏伟，以增加其寺的气势。他交游广远，极力扩大影响，在丽江、中甸、波密等地建立了一批属寺。他还是一位博学的大学者，在藏文法、藏医学、绘画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却吉迥乃生活的时代正值西藏政局动荡之时，就在八邦寺建立的当年，藏中发生阿尔布巴之乱。乱定后，清廷将达赖迁至康区的朝宁暂住。清王朝为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建立了驻藏大臣之制。却吉迥乃深知其宗教上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认可和支持，故他在依靠地方势力德格土司的同时，积极向清政府靠拢，坚定地站在中央政府一边，成为一位累受清政府嘉奖的“非常恭顺”的宗教领袖。他每年都要在寺内举行念“万寿经”的法事，祈祷大皇上万寿无疆，国泰民安。金川战役时，他派僧人多次去前线念“灭贼得胜经”，深得清军统帅们的嘉许。八邦寺在第二次金川战役时清军统帅颁给八邦寺的两份执照和宪牌，对此经过有74岁高龄，且有病在身，但仍准备亲赴金川前线念经，行至道孚，不幸病逝于途。死前仍令该寺另派喇嘛前去军营为清军诵经祈胜。却吉迥乃效忠皇上的态度，和积极参予维护国家统一活动的作法，为八邦寺的发展争取到有力的政治支持。从以下两份文物中可见一斑：

一为第二次金川战役之南路前线统帅颁给的宪牌，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汉文在前，藏文在后。文为：

宪牌

定边副将军广州将军 明 为给执照参赞大臣都统富以昭奖励事：

照得德尔格忒八邦寺喇嘛等此次前来绒布寨军营讽诵得胜经典。本将军参赞蒙经奏明。自抵军营以来，观看该喇嘛等委果诚心，查该喇麻等原在该处每年讽诵万寿经曲，现在恭奉谕旨：斯都呼图克图圆寂后皇赏银一百两，哈达两个。是该喇嘛等居心端正，恪守佛法，功果素著，理合给照，以昭奖励。该喇麻等寺院理宜肃静，附近土司、间杂散番人等毋许擅自作践。倘该喇嘛或往各处教化念经，各土司、土日、番民俱宜尊敬。抑或有各处寺院喇嘛来该寺院学习经典，各该管地方文武巡查、关隘员弁及各土司不可阻拦，听其往来。为此照给该喇嘛收执。如果该喇嘛念经有功，剿平促浸，本将军参赞自当奏题，另加重赏。凛之慎之，勿违。次照右牌给德尔格忒八邦寺喇嘛等收执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初八日

定边副将军广州将军 明

参赞大臣都统      富

定 功 日 缴

另一为同年九月初三日第二次金川战役西路统帅定西将军阿桂，兵部尚书丰升额，参赞大臣固伦额附色布腾巴勒珠尔等联署之执照，用定西将军印。其文摘录如下：

谕巴尔绷寺喇嘛德努松巴古鲁：知悉汝遵奉斯笃胡图克图遗教，来至西南两路军营，虔诚讽诵灭贼得胜真经，令促浸贼人速行诛灭，具见诚心。本将军等第次奏闻，大皇帝深为嘉忱，屡蒙恩赏。并降旨：“仍俟大功告成后，另施重恩。”今道场圆满，归还本寺，务须化导番人，各安住牧……本将军等另饬谕该土司等，将该喇嘛所护各寺护持照料，不许番汉一应人等稍有蹭踏，为此给照。

从“深为嘉忱，屡蒙恩赏”和司徒死后清乾隆帝赏银百两致祭，可知司徒与八邦寺此时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这些清政府官员发给的执照、宪牌，还规定了要对外地各寺来八邦学经和八邦喇嘛到外地去发展势力一律予以保护，无疑对八邦寺在多康地区发展出众多属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却吉迥乃死后，九世司徒邓比宜吉(1774—1854)也是个非常热衷于去外地传法的人，先后去过卫藏、蒙古和青海等地，通汉、蒙等语。他在安多地区发展了不少属寺，主持修建八邦印经院，雕刻经板十四万块，使八邦寺高僧的著述传播于藏区各地和不丹、尼泊尔等国。在九世司徒之时，发生了噶玛噶举红帽活佛十世却朱嘉措(1738—1780)因与其异母兄弟仲巴呼图克图争夺六世班禅遗产未遂，勾引廓尔喀兵侵藏的事件。清廷派大军击败廓尔喀后，却朱嘉措畏罪自杀，红帽系主寺羊八井寺被查抄。乾隆帝诏令羊八井寺及其属寺改为黄教寺，禁止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转世。自此噶玛噶举红帽系在卫藏地区更是一蹶不振，处境维艰。这时虽然红帽系在卫藏地区还有乃囊寺的巴俄，楚浦寺的贾曹等旁支小活佛系统，但均因受环境的限制而不能有多少活动。红帽一系便理所当然的由正在康区兴盛起来的司徒活佛所接掌。八邦寺保存的一颗八思巴文的紫檀木包银印，印文为“担负佛陀事业成就自在执掌红帽冠冕者之印”。印纽为龙布纽，边长6.8×6.8厘米，银饰极为精致，虽然为红帽系活佛之印。此印落入八邦司徒之手，足以表明自沙玛尔巴被勒令停止转世后，司徒便成为红帽系掌教活佛，八邦寺也取代羊八井寺而成为红帽系之主寺。八邦寺之所以历来与楚浦寺称为噶玛噶举上下二主寺即缘于此。

十世司徒白马根松，日喀则人，八岁始迎至八邦，其人嗜饮酒、跑马，有“神通”，被认为是莲花佛转世。只活了三十二岁。他虽不理寺务，但此时寺中的工珠活佛、钦则活佛和温根活佛却是精通佛法的高僧，著述极多，成为噶举派文库中精华的《工珠文集》、《钦则文集》便是他们的作品。尤其是温根活佛，是司徒活佛之侄，九世司徒死后，他实际上主持八邦寺的寺务。同治元年(1862)他应德格土司之请，多次去瞻对(今新龙县)，劝谕工布郎结，说服其归顺清政府。甚至主动担任工布郎结之担保人，与其县结盟誓，以消除工布郎结之疑虑。但后来工布郎结变卦，撕毁誓约，起兵攻击德格、孔撒等土司，反抗清廷。温根因担任保人被牵连在内，遭受禁锢。八邦寺也受到非难。到同治三年负责剿办瞻对的守备马良柱在德格土司的一再申诉下才予以平反昭雪。八邦寺存同治三年正月三十日马良柱“颁给执照，以昭奖慰事”的执照中说：“查巴绷寺斯都呼图克图之徒巴绷温根呼毕勒罕，谨遵该管德尔格忒之谕，屡赴瞻巢和息。惟逆酋工布郎结乃无天良之人，屡经改悔誓盟，该巴绷温根呼毕勒罕身受不白之冤。本府会同番员查询德尔格忒各头目僧俗，皂白分明，实无他故。该喇嘛讽经心诚，恪遵佛法，堪以奖慰……为此照仰迭盖(德格)土司、霍尔二家、隆青、乍察、灵葱、拉妥各土司、仓储巴以及各管事头目人等一体遵照”。执照内还详细列出保护八邦寺之各项，包括保护寺产，不准各土司向寺摊派，寺之属民不准拖欠缴纳，不准限制各处人到该寺出家和外地喇嘛来寺学经等，可谓保护备至。于此亦可知八邦寺之所以兴盛，属寺愈来愈多之故。

十一世司徒白马翁须生于1886年，理塘人，是一位精通五明的高僧，抗日战争时，他赴重庆组织“祈祷抗战胜利大法会”，深得国民政府嘉赏，蒋介石亲自接见，予以嘉勉，并赠给许多礼品。八邦寺现存的瓷济公、伏虎罗汉像等均为蒋之赠物。刘文辉主持康政期间，司徒被委为“西康省佛教室德师”，颁给印章和委任状，优礼有加，十分敬奉。

由上述可知，自八邦建寺，历辈司徒和八邦其他活佛，除在佛学造诣方面，有学有修，获得普遍的敬仰外，他们还十分注意荨找政治力量作靠山，积极介入一些能获得好处的政治事件中去。由于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八邦寺都占有，故噶玛噶举派以八邦为据点得以在多康地区重新兴盛起来。噶玛噶举派旧有五大道场：堆龙楚浦寺、冈波乃囊寺、噶玛拉顶寺为身、语、意三密曼陀罗道场；东方邦仁寺与哲冈青寺为功德道场；霸绕寺与札玛祝喜寺为事业道场，“所分支寺，遍于康藏”。但至清初，五大道场均衰败。八邦寺的崛起无疑使噶玛噶举派大大恢复了生机，乾隆时著名的噶举派学者工珠·云丹嘉措对此作了如下的评价：“现值末法，本派道场大多衰微，不复如昔日之胜矣。晚近幸仗广慧法源尊者(即司徒却吉迥乃)前后二世之力，始由西康恢复本派，重振噶玛噶举讲修宗风，建八邦佛教法轮洲寺，始百川总汇，诚胜业也”。

三、从噶玛噶举的兴衰看藏传佛教发展的特点。

噶玛噶举派的兴衰和八邦寺在康之发展，虽属藏传佛教中一个教派之事例，但从中亦反映出藏传佛教在藏区发展之某些规律和特点：

1.藏传佛教的政治依附性很强。虽然藏传佛教的教旨和汉地佛教一样都是“出世”的。但它一开始立足于藏区，即带有浓厚的政治依附性。为了能抗拒藏地固有宗教——本教，在藏地站稳脚根，佛教依靠了赤松德赞等吐蕃几代赞普的支持和扶助。后来又因赞普郎达玛的敌视而被消灭殆尽。吐蕃崩裂后，重新兴起时，它又依靠了当时不相统一的各个部落首领和地方政权的支持，得以发展。元代以来，它更依靠中央和地方政治势力的扶植而在藏区取得统治地位。萨迦派依附忽必烈；止贡派依附旭烈兀；噶玛派依附仁蚌巴、藏巴汗及明王朝；格鲁派依附固始汗和清王朝，使它们在藏区都获得了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好处。而且自元代中央政府在藏区设治以来，随着中央对西藏管理的加强，这些宗教首领更必须依赖中央的扶持和崇封而取得在藏的政教地位。相反，失去对政治势力的依附，其宗教势力亦很难形成。例如号称最老的宗派宁玛派，虽然信徒不少，但始终没在藏区形成政治势力，宗教上的号召力也很有限，究其原因，也是和该派不注意依附地方和中央的政治势力有很大关系。当然，由于政治势力的变化和消长，依附某一政治势力的宗派，也往往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例如忽必烈派兵支持萨迦击溃止贡派，显然和止贡派的后台是与忽必烈争位的旭烈兀有关。止贡亦因依附的政治力量之失败而受挫，终致衰败。又如噶玛派依附藏巴汗而遭固始汗与格鲁派之痛恨，以致失去在卫藏地区固有的影响。而又因它在康区受到清政府和德格土司的扶植之故，重又在康崛起，都是较明显的例子。

由于这一特点，藏区的许多寺院都有改宗的历史，例如更庆寺，原为本波教道场，后建成宁玛派寺院，德格土司兴起后，又将其改为萨迦派寺院。理塘之长青春柯尔寺，最先为止贡噶举派寺，后改宗萨迦，明末又被三世达赖改建为格鲁派大寺。其他如巴塘丁林寺，原为噶举派，后被改为格鲁派；康定的拉姆则寺(噶举)，后被改为南无寺(格鲁)等，不胜枚举。都是因所依附之政治势力衰落或兴起而改宗他派。

2.藏传佛教教派的盛衰亦与其宗教领袖(活佛)的个人作用有很大关系。由于噶玛噶举创立的活佛转世制度，使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具备神与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成了某位菩萨的化身，趋乎于人世。另方面他又是个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僧人，入世很深。因为他是“神”，所以在信教群众的心目中，他有极高的威信，得到崇敬。因为他是人，也需要受教育、培养，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依附于一定的政治势力。所以历代管理藏传佛教，治理藏区，均重视对活佛的管理工作，或以崇封重赏相拢络，或以规章制度相约束，或以培养教育相导引。而这些宗教首领也大都积极投靠政治势力以求发展。八邦寺若不是却吉迥乃等活佛积极投靠清政府与德格土司，很难想像它能有大的发展。而却吉迥乃等倘不是有丰富之学识，很高的威信和积极的政治态度，也不会被迎请于八邦，受到政府和土司的支持。

3.康藏地区虽同奉藏传佛教，但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亦呈现出一定的文化差异。康区在文化上较为开放，在宗教上亦表现出兼容并包的特征。康区不象西藏那样由格鲁派一支独尊，而是本教和宁玛、噶举、萨迦、格鲁等并存共荣，就连觉囊派这样已在西藏被禁绝的宗派，仍然在康区保存下来，并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他如基督教，回教以及一些原始宗教(如公巴)等，也能在康区找到发展的空间，至于汉族的儒、佛、道教在康区也有一定影响。这种文化上的多元现象，使康区在维护祖国统一，沟通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流方面具有“文化桥梁”作用。这也是前人所提出“治藏必先安康”策略的一个重要依据。

作者简介：任新建，又名泽旺夺吉，藏族，时任四川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原刊于《西藏研究》1995年第四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