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兴起的一个重要教派，以支系众多而闻名。该派比较重修持，轻讲读，虽显密均修，而偏重密宗。因为静修是僧人最主要的学法手段，故噶举派的寺院大都没有格鲁派寺院那样规模宏大的讲经堂，整个寺院僧舍较多外，其余建筑均规模较小。然而，也有例外，像德格的八邦寺便是噶举派寺院中一座建筑雄伟，规模宏大的寺院，享有“小布达拉宫”之誉。

噶举派的两大支派，一为香巴噶举，一为达波噶举。前者因著述极少，影响仅及后藏，名声较小。后者因玛巴、米拉日巴等大师之宏传，形成十分兴盛的宗派。因传承的不同，该派后来又分成四大支系，即噶玛、帕竹、巴绕、蔡巴四系。其中帕竹一系又分出止贡，濯浦、主巴、达垅、玛仓、雅桑、耶巴、休塞等八个小支。噶举派虽然支系纷繁众多，但这些不同的支系在教法、教义上均无差异，都以无上密宗之“大手印”为最高法门。从噶举派众多的支系，我们可知该派在历史上是十分兴盛的，同时也可知，该派特别看重师承关系，以致因师承有别而各立门户。

在噶举派的众多支系中，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要算帕竹噶举、止贡噶举和噶玛噶举了。帕竹、止贡的宗教首领为元代卫藏十三万户之一，明代分别被封为阐化王、阐教王。帕竹还曾继萨迦之后一度掌握西藏地方之政教大权。噶玛噶举的宗教影响则更为深远，明代该派首领被封为三大法王之首的大宝法王。在仁蚌巴、藏巴汗等西藏地方实力掌权时期，曾直接干预卫藏的政教事务。直到如今，此派仍然是噶举派中最具宗教影响力的支派。此派创立的活佛转世制度，被藏传佛教各派效仿，成为藏传佛教一大特色。八邦寺自清代以来，与西藏之楚浦寺成为噶玛噶举派之上下二主寺，凡多康地区之噶举派教徒赴楚浦受比丘戒之前，必须在八邦寺住学三年，方能取得赴藏受戒之资格。八邦寺还是噶玛噶举派著名之司徒活佛住锡处。司徒活佛原住类乌齐噶玛拉顶寺，自八世司徒却吉迥乃起迁至八邦，故八邦寺保存元以来文物颇多。笔者有缘，曾亲见该寺珍藏历代印、诰等文物，并拓得元、明所颁印章七枚，历代诰敕多份，深感可补文献之不足，兹参考有关史料，佐以有关文物和实地调查资料，对过去尚缺乏研究之噶玛噶举在康区发展历史作一探讨。

一、噶举派与康区之渊源

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噶举派与康区之关系为最深。噶举派各支系的开创者和名僧中有不少是来自康区的。例如帕竹噶举的开创者帕木竹巴·多吉杰波(1110—1170)“出生于多康金沙江流域的美雪吉达俄塞康”，22岁前在康区学法，曾从16位康区的大德受教。后来至藏从塔布拉杰学法，得其真传，49岁建帕竹寺，任住持，从而发展出帕竹噶举一派。其弟子中亦有不少为康区之人。止贡噶举的开派始祖仁钦贝(1143～1217)是“多康哲垅塘巴却秋”地方之人。金沙江藏名“哲曲”。“多康哲垅”，当为康区金沙江流域之河谷。据有的文献记载，“塘巴却秋”即邓柯之一区。仁钦贝的家族为“居热氏”，这是邓柯地方著名的大族，传说该族与格萨尔王和林葱土司家族有亲缘关系。仁钦贝早年一直在康北、康南地区从事宗教活动，25岁时前往帕竹寺(即丹萨替寺)，从帕木竹巴学法，成为其主要弟子，曾一度接掌丹萨替寺。后去西藏墨竹工卡建止贡替寺，从而开创止贡一派。噶玛噶举的开派祖师都松钦巴(1110—1193)出生于“多康朱雪”。“朱”意为朱倭，即康区炉霍县与甘孜县之间的朱倭；“雪”义为“下部”，故其地当在朱倭东南部的炉霍、道厚、新龙三县接壤一带。他20岁前一直在康区学法，后到卫藏先学噶当派教法，30岁时始从塔布拉杰学噶举密法，成为塔布拉杰门下康巴三大弟子之首。1147年回康在类乌齐的噶玛地方建噶玛拉顶寺，从而开创噶玛噶举一派。都松钦巴死后，噶玛噶举后来形成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一为黑帽系，其活佛被称为“噶玛巴”，以都松钦巴为第一世，而以开创此系的噶玛拔希为第二世。另一系统为红帽系，其活佛被称为“夏玛巴”。两大活佛系统之下还派生出许多小活佛系统，如司徒、巴卧、贾曹工珠等，其中不乏康区之人。噶玛拔希(1204—1283)也是“多康金沙江流域丹巴却告秋巴上部之齐列擦多”地方的人，其地在今青海玉树州称多县境，属于“多康六岗”的色莫岗地界。此外，帕竹噶举的一支——达垅噶举的开创人达垅塘巴扎希贝(1142—1210)也是多康地区的人，他出生于康区“羊雪朋热顶”⑦地方的嘎斯民族。24岁时去帕竹寺拜帕木竹巴为师，后在藏北建达垅寺，形成达垅噶举一派。

噶举派的这些宗教领袖人物不仅出生于康区，早年学法于康区，而且大多把康区作为宗教根据地，凭藉康区为依托向卫藏发展势力。所以他们在卫藏地区开派建寺后，仍然十分注重发展其在康的影响。帕木竹巴学成后，起初在藏受到萨迦派的歧视，只得返康在蔡岗收徒传法，扩大影响，终于得以在再度入藏传法时获得大批信徒。仁钦贝更是把康区作为其根据地，他的主要弟子以及近侍中，有不少康巴人。据记载：仁钦贝临死时，弟子们问他的去向，他说：“我不会去别处，将仍只到诸弟子所在的康区，和你们一起宏法”。由此，可知止贡派当时是把康区作为其发展势力的重点地区，有不少人在康区传法。这些人中当然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康巴人。另据记载，曾任帕竹万户长的止贡弟子邓玛贡尊、多吉贝等人都是康巴人，他们分别当过“止贡官巴”(止贡行政长官)和“京俄”大师(时任帕竹寺住持)的近侍。他们的得宠，亦可见康巴人在该派中的实力地位。

据笔者调查，康区早期的噶举派寺庙大多数是止贡派的，康北四县(邓柯、德格、石渠、白玉)，最初之噶举派寺庙几乎全为止贡一派的。止贡派由于所占地方富庶，又善经营，发展极快，从康区到前藏影响极为广远，史称：“尝聚徒十八万人，声震遐迩”。时谚有云：“山皆止贡山，坝具止贡坝”极言其盛。据说：“某次安居，芯刍受筹者达十万之众。”可见其信徒之多。入元以后，止贡首领被封为卫藏十三万户之一，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兼掌帕竹寺的宗教权力，故对萨迦派掌握西藏地方权力一直不服。加之又受到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大力支持，渗入了蒙古王子之间的争权斗争，到十三世纪晚期，止贡与萨迦之冲突趋于白热化。1290年，萨迦本钦阿迦仓奏请忽必烈派兵入藏，与萨迦派之武装共同进击止贡，止贡遭到惨败，主寺止贡替寺被焚毁，元气大伤。萨迦派乘势勒令康藏一些止贡派寺庙改宗萨迦，始八邦寺的前身“雄秋伦巴林”，便于此时被勒令改为萨迦派寺庙的。十四世纪中叶后，止贡派实力逐渐恢复，又联合雅桑、蔡巴等万户与新兴的西藏地方实力派帕竹万户争夺政教大权，但再一次遭到惨败。十五世纪，该派首领被明朝封为阐教王，元气又稍有恢复。但十六世纪又在与格鲁派的斗争中失败，从此一蹶不振。其在康的寺庙也大多无存，有的被改作为格鲁派。

噶玛噶举前期也倾力于在康发展势力。都松钦巴多次回家乡收徒传法，他50岁时曾不承帕木竹巴的警告和劝阻，以不惜折寿的坚定决心赴朱倭讲经。74岁时，他仍不顾年高去康区传法，先后在金沙江流域与朱倭等地为僧俗灌顶讲经。据《青史》记载，他在朱倭讲经时，每次有上千人听讲。都松钦巴以后，黑帽二世噶玛拔希，三世让迥多吉(1284-1339)、四世乳必多吉(1340—1383)和五世德银协巴(1383—1415)都在康区扩大该派影响方面作过很大努力。噶玛拔希曾长时间在康传教。《贤者喜宴》说他“在多康六岗地区以神变及能力制服了本教徒及外道邪见，使佛法明如太阳”。可知他曾使大批康地原先信奉本教和宁玛等教派的群众皈从了噶举派。他在康区的巨大宗教影响力，使得取道康区远征大理的忽必烈不得不在召请八思巴叔侄的同时也召请他会面，进行拢络。让迥多吉曾花大力修复和扩建该派在康区的主寺——噶玛拉顶寺，培植该派在康的势力。1334年当元顺帝赐予他“遍通教法噶玛巴”封号和国师金印时，也赐予了他在多康地方的弟子定增桑波和蔡格迥钦波等十人司徒之印。司徒是元朝授予藏区僧人的崇封，地位仅次于国师。该派在康的僧人一下有十人被封为司徒，亦可见其在多康地区宗教势力之大。乳必多吉奉诏进京和返藏时曾长时间在多康地区活动，通过讲经收徒和调解纠纷，护大其宗教影响。为调解“木雅热岗”地区“雅隆”(今新龙县)一带各部落的械斗，他两年间写了一百二十七封信给当地部落头人，终于化解了纠纷，获得了这一地区人民的共同信服爱戴。他乘机在木雅贡噶山麓兴建了森格岗寺(即贡噶寺)，该寺成为噶玛噶举派在康区东部的重要寺院，为使该派宗教影响扩及到康东地区打下了基础。到黑帽五世德银协巴时，他奉明成祖之召进京，来回亦经过康区一些地方，给当地噶玛派寺院带去一些皇帝赏赐之物，提高这些寺院在康区的地位。不过，因德银协巴受封大宝法王后，其政教地位已处于其他教派首领之上，这就为该派争夺西藏地方政教权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故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该派的活动重心偏于西藏，在康区的活动似大有减少。这从以后几世噶玛巴传记中均少有关于在康活动之记载可知。但是，该派在康区的群众基础仍然是相当好的，明代噶玛噶举朝贡十分频繁，其朝贡路线大都取道康区经四川至京，这从侧面反映出该派在康区的影响仍很大。因为贡使大都队伍庞大，沿途经年累月，必须征集大量差役和粮秣，如果在康没有强大的宗教影响和信徒，是难以经常取道于此区的。

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噶玛噶举派在先后掌握西藏地方实权的仁蚌巴、藏巴汗政权中参予了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成为西藏最显赫的宗教势力。噶玛噶举派对这一时期新兴的格鲁派十分忌恨，极力予以打击排斥。红帽四世却扎意希(1406—1452)，是仁蚌巴的主要谋士。他唆使仁蚌巴下令禁止格鲁派三大寺僧人参加拉萨的祈愿大法会。红帽六世却吉旺秋(1584—1635)和黑帽十世却英多吉(1604—1674)为支持藏巴汗，利用其宗教影响力，说服蒙古却图汗派兵进藏消灭黄教，后因率兵进藏的却图汗之子阿尔斯兰被黄教收买，转而支持格鲁派，却吉旺秋被杀于藏北。噶玛噶举打击格鲁派的计划受挫，与格鲁派结下深怨。不久和硕特蒙古的固始汗从新疆南下，杀死却图汗，使噶玛噶举失去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1641年固始汗进兵康区，杀死与噶玛噶举关系十分密切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使该派又失去康区的有力支持者。次年固始汗进兵西藏，消灭藏巴汗政权，扶植格鲁派成为宗教上之统治势力。格鲁派掌权后，对其宿仇噶玛噶举派极力予以打击，却英多吉跑到工布，参与策划了反对格鲁派的噶尔巴变乱，但在强大的固始汗蒙古铁骑的打击下，噶尔巴武装很快被消灭，却英多吉逃至云南丽江依木土府避难。后来却英多吉虽回到西藏，也受到清廷的册封，但处于达赖之监管之下，郁郁不得志。该派在卫藏的宗教影响被限制于最低限度，就连该派的主寺堆龙楚浦寺，也在“噶丹颇章”之监控下。直到解放，该寺常年都有达赖“译仓”(秘书处)派出的一员僧官住寺。在这样的情况下，噶玛噶举派要想在卫藏地区有所发展势必不能。于是，处于四川管辖之下的康区，便成为其理想的发展之地。以新建八邦寺为契机，噶玛噶举派以康区为根据地，在多康地区又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