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十世班禅大师给那仓活佛颁发毕业证。

　　1988年6月的某一天早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第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在北京西黄寺举行。时任佛学院院长十世班禅大师，将第一届毕业生的第一个毕业证亲手颁发给一位看起来已经不太年轻的学员。

　　那年，这位学员48岁。在48岁之前，他从一个普通的孩子成为转世灵童和活佛，到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再平反成为县佛协会长，他经历了太多的身份和角色转变。然而，那年夏天毕业后，这位学员成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并一直保持这个身份到退休。

　　他在佛学院工作了整整30年，学院的师生们习惯叫他“那仓院长”。

　　那仓活佛说，他的人生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出生到18岁，主要是闻思阶段。1940年，那仓活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943年被认定为六世那仓活佛转世灵童。1944年在甘孜县色西底那仓寺(藏文名那仓清净讲修昌隆院)坐床，继承那仓活佛法统。按照藏传佛教教学传统，每位活佛专门配有一位或多位上师，那仓活佛的老师叫阿旺群培，是甘孜寺的大学者。他7岁开始识字，正式进入闻思阶段。12岁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大概学了一年，他的修行就这样开始了。

图为那仓活佛在佛学院。

　　“我们的寺院是一个修行处，这对我的学习很有益，修行的时候干扰少，很安静。当时我年纪小，跟上师在一块儿，身边只有僧人，白天也没人可以聊天。得益于这一切，一开始学习我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心也变得很安静。直到现在已经78岁了，依然离不开那段时间学习打下的基础。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生中主要修行是践行《菩提道次第广论》。”

　　现在的孩子有“北大梦”、“哈佛梦”，以前的藏区僧人有“甘丹赤巴梦”。甘丹赤巴，意为“坐甘丹寺宝座的人”，即甘丹寺住持。甘丹赤巴被视为宗喀巴大师衣钵的继承者，在格鲁派中有很高的地位。这个职位不是通过转世传承，而是由考试选拔的。

　　1955年，那仓活佛到西藏甘丹寺学习，住在哲霍尔康村。然而，到甘丹寺没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病打断了这位少年的求学梦。经过一番问神打卦，结果说这场病只有回家才能痊愈。1958年，那仓活佛背起行囊回到了甘孜老家，他也许不会想到，一场巨变正在等着他，并且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像上几世那样系统地接受佛学教育。这一年他18岁，从此踏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生活中修行”的阶段。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因为活佛的特殊身份，那仓活佛被列为“反革命分子”，总是被批斗。在佛教徒看来，轮回是痛苦的，只有从轮回中解脱才能离苦得乐，最终成佛。那仓活佛说，他在生活中实践从《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学到的知识，将上师传授的知识与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一一对照，认清了生活的本质。

　　“有一次，上面说我们领导阶级立场不坚定。我就提出来让他们对我进行批斗，我是‘反革命’，你们批斗我，能加强你们的阶级立场。他们问我你喜欢被批斗吗，我想谁都不喜欢被批斗，但这样能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一生中最好的修行是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在世俗生活中实践，这是最好的修行。”

　　那仓活佛认为，自己能这样想得益于上师的教导，是修持佛法的结果。虽然没能系统学习佛法，但时代给了他最好的修行机会，这种机会不是谁想要就能得到的。

图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大门与天王殿。

　　1980年，那仓活佛被平反，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从此开始了人生的第三阶段——遵从上师的旨意践行佛法。他所说的上师是十世班禅大师，在他看来，这也是修行的一部分，不过这段人生在七年后才真正开始。

　　那仓活佛的亲戚不多，母亲在印度。1980年，他专程去看望母亲，母亲劝他说，舅舅也去世了，在家无亲无故，让他留在印度。那仓活佛跟母亲说，不管你回不回我都要回。在他的坚持下，母亲也最终和他一同回到家乡定居。

　　1981年，甘孜县成立佛协，那仓活佛当选为佛协会长。

　　“一个桌子三张凳子，开始这样办公了，我们管理的寺院有46座，在我们的努力工作下， 36座寺院得以重新开放。”

　　1985年，那仓活佛在甘孜县佛协工作满一届后，调到甘孜州佛协工作。1987年5月，在州佛协工作不满两年，他便被十世班禅大师抽调至北京参与佛学院的筹建工作。

　　在到北京工作之前，也就是在甘孜州佛协工作期间，那仓活佛到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的会议。十世班禅大师当时是佛协的名誉会长，大师在会上讲的话那仓活佛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班禅大师当时在会上讲到，为什么要成立佛学院？活佛们没在寺院已经二三十年了，年纪大一点的活佛都已经去世，三四十岁的活佛们没能好好学习，他们不具备在寺院工作的能力，因此需要创办一个活佛班。大师还强调说，寺院要像寺院，僧人要像僧人。”

　　后来，那仓活佛侍奉十世班禅大师到西藏日喀则等地将近四个月。从西藏回来后，有天下午，大师带着他和其他几位活佛到西黄寺。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大师想在这里建设佛学院。

　　西黄寺与西藏颇有渊源。西黄寺建成于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便驻锡在此。1780年，六世班禅大师于西黄寺圆寂，乾隆敕建清净化城塔及清净化城塔院，塔内珍藏六世班禅衣冠和乾隆皇帝的赏赐物等。因此，在北京成立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选择西黄寺是再适合不过的。

　　在学院筹建工作中，那仓活佛主要负责编辑教材。教材编辑组有夏日东仁波切、赛仓仁波切、新萨仁波切等几位大师级学者，他们为改革开放后的藏传佛教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那仓活佛的组织和几位大师共同努力下，佛学院开学前已经编完前六本教材。这套《雪域知识百科金钥》作为为佛学院学员“量身定做”的教材，现已编辑出版了31册，主要内容包括基础佛学理论、教派源流、蒙藏佛教史、寺庙管理、各派经典念诵集等，无论内容编排还是设计装帧，在藏学界和藏文出版界都享有较高的地位。

　　1987年7月，离开学还有两个月，那仓活佛又风尘仆仆地赶往四川招生。

　　1987年9月1日，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创立。十世班禅大师亲任第一任院长，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先生为高级顾问，当时他们两人的办公室分别是黄寺的东配殿和西配殿。

　　“大师说，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是要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特别是要培养爱国爱教的蒙藏宗教人士，成为一个传承和发扬藏传佛教的教育中心和研究中心，这是大师在开幕式上讲的。”

图为第一届活佛大专班全体学员与中央领导、学院教职工毕业合影。

图为那仓院长访问缅甸时，与时任缅甸宗教部部长苗纽中将和中国大使古赛在一起。

　　第一个班共有42名学员，都是活佛，那仓活佛是班长。第一节课由班禅大师亲自讲授，上课地点是东配殿，讲课内容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大师讲了四节后交给夏日东仁波切继续讲，这门课足足讲了八个月。

　　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建立之初，社会上对于“高级”二字有不同的声音。那仓活佛说，学院之所以冠以“高级”二字，有四个主要原因，第一，学院位于首都北京；第二，学院是政府办的；第三，学院院长是班禅大师；第四，来这里学习的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因此，用“高级”两个字是当之无愧的。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确的宗教政策下，在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大师两位最初提议创立的。创办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特别是为了培养爱国爱教的蒙藏宗教人士，培养弘扬佛法的人士。”

图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院长第六世嘉木样大师给学员颁发证书。 

　　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班禅大师早已将那仓活佛的户口从甘孜迁至北京。毕业后，那仓活佛就担任了佛学院的副院长，此时，他还不知道半年后十世班禅大师将与世长辞，不知道自己会在这个岗位上干30个年头，但当班禅大师跟他说不要想着回去的时候，他知道这一生都要遵从上师的旨意从事教育事业，这是他当时唯一可以确定的。

　　佛学院的课程，除了班禅大师当初确定的之外，会根据需要，应时增设。比如，桑珠嘉措和朝日次郎是著名天文历算和声明学学者，十世班禅大师曾担心两位学者后继无人。大师圆寂后，佛学院按照大师的遗愿，专门开办声明学和天文历算培训班，两个班各20名学员。虽然只是个培训班，但对藏族天文历算和声明学的传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图为第十届高级学衔获得者与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领导合影。 

　　2003年3月，第六世嘉木样活佛担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第二任院长。2004年，藏传佛教新的学衔制度正式建立，同年9月1日，首届高级学衔班开学典礼举行，新的学衔制度正式实施。2005年10月，首届高级学衔班11名毕业学员通过辩经考试和论文答辩，成为首批“拓然巴”高级学衔获得者。2011年，高级佛学院成立藏传佛教经师资格评审委员会，开展对佛学课经师资格的评审工作。2013年10月，学院又举行了首届中级学衔考试与授予活动，来自西藏和四省藏区、涵盖各个教派的61位第一至五届中级学衔班毕业学员，通过了辩经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得了“智然巴”中级学衔。

图为第十一届高级学衔和第三届中级学衔授予仪式。

图为第十二届高级学衔和第四届中级学衔授予仪式。

图为第十世班禅大师吊唁会上，那仓活佛发言。

　　“这两年，我们计算了一下，高级学衔班从邀请老师、招收学生到毕业，每位学员花费了四十多万，高级学衔班大约有120人到130人左右，加上在读的差不多有140人到150人，这些都是在嘉木样大师的领导下进行的。”

　　三十年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活佛和高僧，其中有的成为省级领导，有的在寺院民管会任职，有的成为堪布或经师，还有的办医院建学院，如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珠康·土登克珠活佛，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活佛，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德哇仓活佛，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青海省佛协会长仁青安杰活佛都是从佛学院毕业的。不管是活佛还是僧人，不管是哪个教派的，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稳定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图为那仓活佛接受《中国西藏》杂志、中国西藏网专访。

　　“我现在已经78岁了，我按照上师的旨意一直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努力工作，去年退休了，本来60岁就可以退休，但是只要有点能力，不管今生还是来世，就要按照上师的旨意工作，一直到75岁退休，多干了15年。”

　　那仓活佛不像别的活佛有拉章（佛邸）和管家，他既是活佛又是管家和管理员，钱怎么用都是自己说了算。个人的开支全靠工资，信徒供奉的都用到寺院的建设上。他说，自己有一些亲戚，给过他们一两万块钱，但跟他们说这是从工资里出的，除此之外别想着我还能给你们什么，我也不会给你们，因为信徒们供奉的钱要花也得花到佛法和善事方面。

图为那仓活佛在礼佛。

　　除了活佛、院长，那仓活佛还有一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那仓活佛从第九届到十二届共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也是从第九届开始的，有20年了。作为一名老政协委员，虽然身为活佛，但他在宗教方面的提案一直很少，十几年来的提案主要围绕“文化”和“卫生”两个主题，尤其是公民素质方面。

　　“我不敢说我的这些提案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今年我的提案也是这方面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家庭教育和医保方面的，我的是公开提案。宗教方面提了一些，但提的不多。作为政协委员，提出自己的想法，准备提案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教对教徒的根本要求。那仓活佛说，作为宗教人士，扬善抑恶应该是责任，要为众生离苦得乐祈福，对众生有平等的观念，这是佛教的本质。对于当今社会的“假活佛”乱象，那仓活佛认为，一个宗教能否继续发展在于宗教人士，我们需要牢记十世班禅大师讲的“寺院要像寺院，僧人要像僧人”，同时要做好教义阐释工作，鼓励宗教界代表人士在教义阐释工作中发挥主体作用，积极投身并引导广大僧众对教义中积极向上的内容进行挖掘、整理和弘扬。

　　“四岁被认定为活佛到现在，为佛法没能做什么特别大的贡献，但是遵照上师的旨意还是做了点事情，对此我是问心无愧的。去年我提出退休，现在已经有很多上师和活佛，要让大家担起责任，老人要给年轻人让位。我年纪也很大了，为信徒们做点事情就可以了，给他们讲点自己知道的知识。我一生的结尾就是这样的，修行方式也是这样的，主要是按照上师的旨意实实在在、踏踏实实地做事，努力做善事，将身语意与佛法像茶和奶一样结合是我修行的主要内容。”

　　北京冬天的天黑得早，才下午四点多，西黄寺内六世班禅衣冠灵塔的影子已经拉得很长了。那仓活佛的办公室在学院的阳光楼，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一个书架，两张单人沙发，中间放着一个茶几。办公桌对面的书架上挂着一幅《上师供养资粮田》唐卡，那仓活佛说，这是专门请扎什伦布寺的画师画的。唐卡以蓝色为底色，将格鲁派主要显密传承祖师、本尊、诸佛、菩萨和护法等以树状呈现。两张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一尊十世班禅大师像，塑着大师身着黄色的藏装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向左倾，左手持红色佛珠的形象。这尊像外面有方形玻璃罩，玻璃罩上放着一条白色的丝绸哈达。虽然屋里开着灯，但灯光被哈达挡住，用手机拍的大师像只见黄色衣袍上的反光，上半身不太清晰。那仓活佛看到，马上过来拿起上面的哈达，顿时，大师威严的笑容出现在我们眼前。（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