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组成部分的藏学研究也迎来发展的大好机遇，在广大藏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其中藏传佛教的相关研究情况、重点研究方向等，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西南民族大学白央同志，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相关研究工作和“‘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研究员进行了专访。我们将分三期编发有关专访内容，今天推出第一期：国内外藏学现状及发展趋势。
笔者：郑堆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采访。笔者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研究工作向您进行专访。首先，请您简单谈谈您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科研情况。
郑堆研究员：谢谢你的采访。我1964年出生于西藏历史文化名城江孜，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当地学校学习；1981年至1986年就读于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6年至1988年间，在西藏大学政史系藏史教研室任教；1988年到北京后就一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多个岗位从事藏学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工作，2016年起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党组副书记。期间，1989年至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硕士研究生班世界宗教学专业学习；2004年至2010年在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以《阿底峡道次第理论解读》一文获哲学博士学位。详细经历在中国藏学网等处都能看到，我就不详说了。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除短暂的教师经历外，几十年工作的时间和心血都投入到藏学学术研究和科研管理方面，由于所学专业及兴趣所在，本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藏族历史、宗教以及文化等方面，尤其是关于藏传佛教的研究，自己投入了更多的时间，花费了更多的心血。回望几十年的学术经历，聊以自慰的是在藏族历史、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研究方面，都略有心得体会，也有一些文章、著作面世。其中，先后撰写了专著《世间慧眼·洛丹喜饶传》及合著《西藏家庭四十年变迁》《藏传佛教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读本》《中国因明学史》等13部；发表出版了译文译著10多部（篇）；在专业核心期刊和CSSCI等期刊上发表“略述达赖转世制”“西藏民间宗教与佛教思想关系研究”等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近百篇。
笔者：您作为藏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学术影响力突出的杰出专家和学科带头人，能简单谈谈您个人主持、参与的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吗？
郑堆研究员：在项目方面，我在工作期间参与了一些在藏学研究领域甚至在国家学术领域都有一定影响的项目和课题的研究、管理工作。曾先后主持或独立完成了国家级、中心级科研项目30余项，获得了10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奖。比如，先后主持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专题研究”，其中《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专题研究报告》获得了许多专家和领导的高度肯定，认为“该《报告》将学术和政策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创新观点和政策建议，填补了多年来该问题研究的空白，是一项优秀的学术成果”。该课题成果曾荣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2 年度科研成果特等奖。”；在完成2001年度重点课题“藏传佛教僧人学经和学位晋升问题专题研究”课题之后，2002年在原有成果基础上，展开了“藏传佛教佛学院高级学位授予办法专题研究”课题的工作。由课题组草拟的《藏传佛教高级佛学院学位授予办法》，曾被有关学者认为“是一项学术性、政治性、政策性融于一体的研究课题”。这两项科研成果不仅对西藏和涉藏州县的学经现状进行了一次普查性的调研，总结了一些新的经验和教训，其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并对佛学院的学位与传统寺院的学位提出了一些建议，即佛学院可以仿照国民教育体制授予类似于博士、硕士等的学位，经研究讨论后来学位名称正式确定为“拓然巴”，而传统寺院则保留原有的学位制度；2008年牵头完成了《构建藏传佛教寺庙管理长效机制，促进西藏及其他藏区长治久安的调研报告》，曾被有关部门吸收采纳。2015年主持完成了《藏传佛教僧尼状况研究报告》，得到了时任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批示，荣获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二等奖。
另外，先后参与和主持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究”“藏传佛教教义阐释研究”“藏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藏传佛教史研究”“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梵文贝叶经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等项目。其中，多项研究成果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奖；一些调研报告还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性批示。自己能够为藏学研究尽一份力，为国家文化繁荣兴盛做出了一些努力，感到很欣慰。
人才培养方面，自己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自担任宗教研究所所长，特别是走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岗位后，很重视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对于藏研中心的人才培养方面，目前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项目培养人，通过藏研中心老一辈学者的带领和指导，以“传帮带”的方法，让青年学者参与到项目论文的写作过程之中，在项目中进行人才的培养；二是积极创造条件，给青年学者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通过让他们攻读学位和进一步深造的方法进行人才的培养，目前也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效果；三是通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南民族大学的联合博士点培养人才。自2003年双方联合启动民族学博士点申报工作到同年7月正式获批，2004年首批民族学博士生进校至今的17年里，藏研中心和西南民大通过“双导师制”联合培养方法，培养了一批人才。仅我和西南民族大学万果教授联合指导的“藏族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研究方向”累计培养了藏学博士50多名。其中大部分博士已走上工作岗位，并在教学和科研的一线岗位上，正在发挥着作用。
笔者：您作为一名藏学研究者，能否简单谈谈您对藏学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目前国内外藏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现状和未来趋势。
郑堆研究员：中国是藏学的故乡，是藏学的真正发祥地。“藏学”（Tibetology）的概念是19世纪初，由匈牙利学者乔玛首创的，从此成为了以我国藏族和藏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这一学科的专有名称。现代藏学是以藏族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同时兼及自然科学部分领域的一门集理论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
对于现代中国藏学而言，它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并在中华文化的浸润滋养中发展壮大的。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五个历程：
1.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藏学研究工作。早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毛主席就要求进藏官兵注意尊重和研究藏族风俗习惯、历史和文化等。始终强调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要求，也为现代藏学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理论指导。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李安宅、于式玉等学者即加入到进军西藏的行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报告，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标志着现代中国藏学的形成。这一时期在对西藏的社会状况，如社会形态、生产关系等进行调查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基础性的工具书，如《格西曲札藏文词典（附汉文注解）》（1957年）、才旦夏茸编纂的《藏汉词汇》（1955年）等，为藏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基础资料。虽然这一时期培养的藏学人才规模不大，但是我们从那时呈现出来的成果可以看到，藏族、汉族及其他民族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2. 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变革期（1959-1966年）：历经西藏民主改革和其他藏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现代中国藏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由于学术资源的公众化、社会调查的不断深入，使得开展藏族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等学术研究拥有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为全面研究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社会历史状况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相继开设藏语言文学专业，大量招收培养藏族本科生，以培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用现代科学和方法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才。
3. 改革开放之初现代藏学研究复苏期（1977-1985年）：改革开放之初现代藏学研究经历“文革”后，重新得到了复苏。1977年，邓小平同志批准编撰出版《藏汉大辞典》，可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藏学恢复发展的标志。1981年6月和1985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和西藏社会科学院的正式成立，使得藏学走上了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据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共发表了约3500篇藏学论文，出版了350多部与藏学相关的著作。
4. 现代中国藏学的快速发展时期（1986-2012年）：1986年5月20日，随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现代藏学研究事业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党和国家对藏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性较强的藏学研究机构后，通过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使得藏学研究队伍得到了空前壮大，形成了老、中、青，藏汉各民族学者团结协作的超强队伍。同时，在1986年1月台湾“西藏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藏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并先后出版了众多藏学相关的论著。这一时期的中国藏学研究工作不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学科建设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藏学人才不断增多，学术成果不断问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5. 新时代现代中国藏学研究的新发展（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思想，把西藏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新高度，开启了党中央治边稳藏、富民兴藏的新实践。中国藏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为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献计出力，助力藏族地区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同时，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大对南亚大通道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力度，助力全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建设。藏学研究者通过对青藏高原山水文化、民族生态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中国藏学的研究不仅在保护藏族优秀文化，也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对于国外藏学而言，它的起源大致上有四种：一是国外学者对西藏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对其进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研究学派；二是各国因本国的各种需求对西藏进行直接研究，逐渐形成研究体系；三是早期的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对西藏进行研究；四是由印度学的研究逐渐分出藏学研究支派。如今中国藏学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公认的世界性新兴学科，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 国外藏学的萌芽。早在公元1世纪，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状概述》 中，论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尔地区，并首次提到了“博塔”即吐蕃人。而国外对西藏地区及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认识，始于公元17世纪。17世纪20年代至18世纪40年代，有几批欧洲传教士从喜马拉雅山外或从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进行长期的传教活动，随后欧洲的探险家也进入青藏高原。他们对西藏地区和藏族的介绍、描述，成为了国外藏学研究的开端。
2. 国外藏学的诞生。国外藏学最早起源于欧洲，是从印度学研究中派生出来的。由于欧洲人与印度人有着血缘上的关系和语言上的共性，使得他们对印度学的研究情有独钟。随着他们研究的深入，发现印度古老的文化和宗教经过几次大的更迭后，很多文献资料未能保存，而这些却几乎收藏在西藏。于是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涉足了藏学研究领域。欧洲学者对藏学的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乔玛正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而《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等的出版，标志着西方藏学的诞生。
3. 国外藏学的形成。20世纪以前，国外藏学基本处于起步阶段，而它的大发展是从20世纪开始的。进入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从军事、文化和政治方面长期觊觎中国藏族地区。而随着殖民主义的侵略，导致了藏文文献的流失，这些客观上对国外的藏学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使研究藏学和藏族几乎成为了西方学者的专门之学，到20世纪中叶，以法国巴考等人的《敦煌历史文书》和意大利图齐的《西藏画卷》为代表的藏学名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藏学的形成。
4. 国外藏学的发展。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随着一批人员出逃流亡，并带走了大量的藏文文献、档案和文物。此后所谓的“流亡政府”建立了专门机构、创办刊物、整理和翻译出版了藏文典籍；另一方面，在一些基金会、财团等的资助下，英、美、法、意、德、日等国用钱购买藏人的智力和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各大学、研究部门、研究人员相继出现，掀起了国外藏学的第二个高潮。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中国藏学界也迎来了对外开放，加强中外学术交流的新时期，国内外相互的学术考察、访问、讲学和合作研究，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前来北京、拉萨等地参加藏学会议。同时，国外学者的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后，在国内出版发行。通过上述活动，不仅增进了国内外同行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推动了藏学事业的发展。
（作者：白央，女，藏族，西藏拉萨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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