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b04be3481da511aab370ad7131c117 (1).jpg祁顺来先生 (资料图 图片来源:青海民族大学宣传部)

摘要:祁顺来先生是青海民族大学终身教授、逻辑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藏传因明学和藏族古典文学。先后出版《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藏传因明概论》《藏传因明学通论》《藏传因明思想发展史》等6部专著,填补了全国民族院校无藏族古典文学、因明学教材的空白,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荣誉,发表《关于藏族文学史方面的几个问题》《藏传因明推论式与形式逻辑“三段论”》《试谈量学<心明论>中的因明成分》等40余篇学术论文,为藏族古典文学和藏传因明学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文章结合祁顺来先生的学术历程和主要研究成果,对藏族古典文学作品的编纂整理,在高等院校开展藏传因明学的教学与研究历程进行了学术专访。

关键词:祁顺来;藏族古典文学;藏传因明学;民族院校

祁顺来先生1941年出生于青海省互助县,1960年考入青海民族学院(现青海民族大学)藏文系。祁顺来先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以来,先后担任本、硕学段的“藏族古典文学” “藏族文学史” “藏传因明学” “藏传因明与形式逻辑比较研究”和“藏传佛教哲学及逻辑思想研究”等多门主干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以渊博的知识、独到的教学方法和奉献精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藏学研究、汉藏翻译等高级专业人才。祁顺来先生以研促教、教研相长,开展教材编写和学术研究工作,博览历代藏族文学名著,精选注疏,1989年出版了《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①。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参为该书题词“藏族文学之金砖”,成为西北民族大学、西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等多所高校的通用教材,填补了全国民族院校无藏族古典文学教材的空白。1990年,此书荣获西北、西南九省(区)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奖二等奖;1993年获全国藏文优秀图书奖(古籍类)一等奖。1998年,编写出版第一部因明学高校本科教材《藏传因明概论》(藏文,青海民族出版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2000年,该教材获青海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年,获青海省优秀教材奖(藏文)二等奖。2006年,出版《藏传因明学通论》(汉文,青海民族出版社),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2007年,该著作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研究专著类三等奖。2017年出版《藏传因明思想发展史》(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结合教学科研中遇到的困惑与发现,祁顺来先生还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了《萨班的因明思想及其传承》《浅谈藏传佛教哲学量论》《藏传因明学的历史沿革与思维特点》(与班班多杰教授合著)等40余篇高质量学术论文。

笔者:祁顺来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结合您的学术历程和主要研究成果,围绕藏族古典文学和藏传因明学的教学与研究进行访谈。您踏入藏学研究领域整整60载,硕果累累。非常期待您跟我们分享从事藏学研究的缘起和这一路的收获。首先,请您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进入藏学研究领域的。

祁顺来:我出生于青海省互助县台子乡恰卡村,是一个藏族、汉族和土族聚居的村庄,虽然藏族占大多数,但除少数老人外,年轻人都不懂藏语,我也是其中之一。我1948年开始上小学,1958年初中毕业,高中就读于青海民族学院预科部。预科部开设有一门少数民族语文课,我从那时开始学习藏文,当时每周有两节藏文课,学习藏文拼音和简单的语句,虽然学习内容很简单,但我对藏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作为一名藏族,当时对不懂藏语、藏文感到羞愧,所以开始努力学习藏文。

1960-1964年,我在青海民族学院藏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藏语言文学专业起初隶属中文系,系里设有汉文专业和藏文专业。大学二年级时,藏文专业从专科升为本科,独立为藏文系。本科阶段除四门藏文课程外,多数课程还是汉语文教学,因此,汉文水平提高不少,但藏文水平提升不大。

1964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师资训练部工作,报到第三天学校通知我参加西宁市“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结束后,学校要求前往青海省海南州兴海县办牧读学校,历时七个月。那段时间,我积极学习藏语、藏文,效果较好。回到学校后,组织上通知原师训部的藏文教师到青海省民族中学报到。我跟同事一起到了省民族中学,其他教师都安排了藏文课的教学任务,唯独我被安排到总务处做伙食管理工作。当时我很不愉快,心想我克服困难,读完大学本科,刻苦努力学习藏文,结果换来了这样一个工作,顿觉时乖命蹇,道路坎坷。当时我痛下决心要刻苦学习,提高藏文水平。我开始背记《藏文词典》,练习翻译短小文本,想办法提高藏文阅读和写作能力。1969年,青海省民族中学更名为西宁市第二十二中学,原民族中学的少数民族师生全部划归青海民族学院。那段时间,我也一如既往地学习藏文,并且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任教期间,我先后讲授藏族古典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藏语语法以及藏汉翻译、因明学等多门课程。

笔者:您历时三年,翻阅藏文典籍1300余函,严格筛选,精心注释,科学编排,倾尽心血,完成《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的编注工作,可以谈谈您的初衷是什么吗?您在原始参考文献方面作了哪些取舍吗?

祁顺来:当时,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藏大学和青海民族学院等七所民族院校的教师代表在四川成都召开藏族古典文学教材编写研讨会,讨论藏族古典文学教材编写事宜,商定国内民族院校藏族古典文学教材应统一编写,并决定由青海民族学院、西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分别负责一至四册的编写工作。教材编写完成后,在教学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主要是各校的招生要求不同,所招学生的藏文水平不同,这样的统编教材不适宜各校的教学要求。当时我作为青海民族学院藏族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就要考虑编写一本符合本校师生水平的古典文学教材,这是初衷之一。1978年,国内几所民族院校召开关于编写藏族文学史的研讨会,决定由中央民族学院编写藏族文学史。然而他们编写的藏族文学史偏重于论述一些有汉译本的文学作品,比如,《猴鸟的故事》《格萨尔》《米拉日巴传》等,却忽略了许多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藏文原著。故而我就萌生了要用藏文编写一本藏族文学史的想法,这是第二。

要写一本藏族文学史,首先要挖掘整理藏族历代文学作品,所以开始着手整编《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当时,很多老师教学任务重,无法承担此项工作。于是,我就产生了与当时就读研究生的何峰博士一起编纂《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的想法。我们根据符合我校师生水平的文学作品列了一个作品目录, 然后向夏日东教授(ཤར་གདོང་བློ་བཟང་བཤད་སྒྲུབ་རྒྱ་མཚོ། 1922-2001)请教。他基本同意这一目录,并推荐增补卫巴阿旺米旁达瓦(བིས་པ་མི་ཕམ་ངག་དབང་ཟླ་བ། 1767-1807)等多位作者的名著。后来,何峰带着这一目录,前往拉萨拜见东噶·洛桑赤列大师(དུང་དཀར་བློ་བཟང་འཕྲིན་ལས། 1927-1997),一是请教目录是否合理;二是文中不少注释引用了他著作里的释文,故征求其是否同意。东噶大师认为这项工作很有价值,并同意了我们的请求。

紧接着我们着手搜集和整理工作。搜集的文稿皆以手抄形式进行集录,再与原文进行对照,纠正错误,对作者与文中部分术语作了注释。由于入选的作品较多,我们又以作者出生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我们认为这样排列,能显示各历史时期的文学大家和主要作品,为进一步研究藏族文学发展历史提供方便。

在作品取舍方面,藏族历史上有大成就的文学家数不胜数,他们著有多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采取了三个原则,即一个作者最多只能入选三部作品;有些文学作品篇幅过长,不宜全部选录,节选其中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打破以往以作者民族身份确定作品归属的惯例。藏族古典文学,一般认为是由藏族学者所著的文学作品,但是历史上,由其他民族用藏文撰写的文学作品也不少,比如阿嘉雍增·洛桑顿珠(ཨ་ཀྱཱ་ཡོངས་འཛིན་བློ་བཟང་དོན་གྲུབ། 1747-1827)是青海民和县的土族,阿拉善·阿旺丹达拉然巴)ཨ་ལགས་ཤ་ངག་དབང་བསྟན་དར་ལྷ་རམས་པ། 1759-1831 ?)是蒙古族,因此他们用藏文创作反映藏族社会文化的作品也纳入藏族文学之中。在上述三项原则基础上,我们未按作者的宗教派别,而是根据作者出生年代的先后顺序进行编排;未按作品体裁进行划分,因为藏族历代文学作品中有诗歌、散文和诗文杂体等,无论什么体裁,皆按作者原则择取。

总之,《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从刚开始的筹划、搜集、编注到1989年正式出版,前后历时五年。这本书1990年获西北、西南九省(区)第一届优秀教育图书奖二等奖。1993年,由编写组申报的课题 “藏族古典文学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

笔者:《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不仅是藏族历代名著选编,而且对很多专业术语进行注释,知识丰富全面,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藏族古典文学,您可否谈谈注释的来源?

祁顺来:《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注释,主要有这样几个来源:第一,当时我想编写一部佛教词典,所以自己日积月累抄录下来的内容是注释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取得东噶大师的同意后,从他的注释中直接引用,比如《颇罗鼐传》的注释。第三,夏日东大师给我们讲授藏族古典文学时的课堂笔记,虽然不是专门作的注释,但也成为注释的一个主要来源。第四,某些诗歌内容的注解,直接引用了先辈学者的文献。比如,阿拉善·阿旺丹达拉然巴的《克珠杰法王所著宗喀巴大师赞·信者游戏海之注释·入信者游戏海之舟楫》(མཁས་གྲུབ་ཆོས་རྗེས་མཛད་པའི་རྗེ་བདག་ཉིད་ཆེན་པོའི་བསྟོད་པ་དད་པའི་རོལ་མཚོ་ཞེས་བྱ་བའི་འགྲེལ་པ་དད་པའི་རོལ་མཚོར་འཇུག་པའི་གྲུ་གཟིངས་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总之,《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每一个注释都不是任意编写的,都有明确的出处。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注释存在藏传佛教各教派观点不同的情况。比如,贡珠·云丹嘉措(ཀོང་སྤྲུལ་ཡོན་ཏན་རྒྱ་མཚོ། 1813-1899)的《所知藏》(ཤེས་བྱ་ཀུན་ཁྱབ་མཛོད།)在噶举派和宁玛派中影响深远,但其中的很多观点,格鲁派不予承认。当然,也有格鲁派的观点,噶举派和其他教派不予承认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各派观点异同的问题,而是直接引用在作品选中,因为我们没有水平鉴别各派观点之准确与否。

笔者:《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入选了公元7至20世纪下半叶历代藏族文学名著名篇,对藏族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请您谈谈历代藏族古典文学作品在语法、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演变特征。

祁顺来: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如颂词(བསྟོད་པ།)、传记(རྣམ་ཐར།)、格言(ལེགས་བཤད།)、故事(གཏམ་རྒྱུད།)等不同体裁和形式。在文风方面,一种是明快派,另一种是艰深派。比如,土观·洛桑却吉尼玛(ཐུའུ་བཀྭན་བློ་བཟང་ཆོས་ཀྱི་ཉི་མ། 1737-1802)和章嘉·若贝多杰(ལྕང་སྐྱ་རོལ་པའི་རྡོ་རྗེ། 1717-1786)所作的诗歌属于前者,他们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抒写诗歌,但富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而仁蚌·阿旺久扎(རིན་སྤུངས་ངག་དབངབ་གྲགས་པ། 1482-?)的诗歌《香巴拉指南》(ཤམ་བྷ་ལའི་ལམ་ཡིག)就属于后者。两种不同的文风不是某一个时期的特点,而是贯穿于所有时期。《诗镜》藏译后,藏族学者模仿印度的修辞方法,开始运用印度诗歌格律来创作,基本上运用《诗镜》所提倡的众多修辞手法,文学水平也随之远高于之前。当然,《诗镜》传入西藏时,也不是全盘接受,刚开始主要模仿一些同状喻 (དཔེ་རྒྱན།)等简单的修辞手法,之后才慢慢地运用影射暗喻手法 (བསྡུས་བརྗོད་ཀྱི་རྒྱན།)等比较艰深的修辞手法,例如,第二世土观的《第三世嘉木样协巴·久美嘉措坐床典礼祝福语·招引青年之妙音》(འཇམ་དབྱངས་ཆོས་ཀྱི་རྒྱལ་པོ་རཏྣའི་མཚན་ཅན་གྱི་མཆོག་གི་སྤྲུལ་པའི་སྐུ་འཁྲུལ་མེད་ངེས་པ་རྙེད་པར། ས་རྟ་ཟླ་༡ཚེས་༡༡ལ་ཆོས་སྡེ་བཀྲ་ཤིས་འཁྱིལ་དུ་ཁྲི་འདོན་སྐབས་ཤིས་བརྗོད་དུ་སྤེལ་བའི་ཚིགས་སུ་བཅད་པ་རྫོགས་ལྡན་གཞོན་ནུ་འགུག་པའི་རོལ་མོ། །)。

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文学作品的明显特征,藏族文学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远古至前弘期。主要包括文字未出现之前的口传文学和文字出现至赤松德赞时期由古藏文书写,且词义艰深的文学作品,比如吐蕃时期的各种碑刻和敦煌藏文文献等。赤松德赞至朗达玛灭佛前的文学作品,经过厘订后,与现在的文学作品区别不大,但语法不合行文逻辑、运用古字旧词的现象仍然存在,故而难以理解其意,比如《拔协》等。

第二阶段为后弘期的文学作品。因为这时《诗镜》藏译不久,文学作品极少有诗歌和辞藻学的成分。另外,受藏译佛经的影响,其体裁更多的是韵文。相较于第一阶段,该阶段文学作品的词义容易理解,典型的作品有《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等。

第三阶段为格鲁派创立及发展时期的文学作品。《诗镜》藏译后修辞学的兴盛使词句富有修饰法,体裁以赞颂和本生为主,内容生动丰富,主要代表作品有象雄·曲旺扎巴(ཞང་ཞུང་ཆོས་དབང་གྲགས་པ། 1404-1471)的《罗摩衍那》(རྒྱལ་པོ་རཱ་མ་ཎའི་རྟོགས་བརྗོད།)和仁蚌·阿旺久扎的 《萨班本生·贤劫之路》(ས་པཎ་རྟོགས་བརྗོད་སྐལ་བཟང་ལེགས་ལམ།)等。

第四阶段为甘丹颇章时期的文学作品。该阶段的作品体裁多样,词句优美而庄严,从《诗镜》的束缚中解脱后具有强烈的本民族特点,尤其是故事(གཏམ་རྒྱུད།)的出现及迅速发展,使文学创作进入新的高潮,因此文学水平极高。例如朵喀·次仁旺杰 (མདོ་མཁར་ཚེ་རིང་དབང་རྒྱལ། 1697-1763)的《勋努达美的故事》(གཞོན་ནུ་ཟླ་མེད་ཀྱི་གཏམ་རྒྱུད།)和二世土观的《善财童子本生·佛子皆喜之歌舞》(གཞོན་ནུ་ནོར་བཟང་གི་རྟོགས་བརྗོད་རྒྱལ་སྲས་ཀུན་ཏུ་དགའ་བའི་ཟློས་གར།)等。

第五阶段为现代文学。因为时代的不同,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内容富有新意、词句优美等特点,再加上吸收兄弟民族文学作品的优点,使文学造诣更加深厚。

纵观藏族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在佛教受到打击或其他外因的干扰下,某些时期,文学创作比较匮乏。18世纪前后,出现了很多文学价值极高的作品。据《安多政教史》记载,当时在安多有卫巴阿旺米旁达瓦、阿琼·阿旺钦绕(ཨ་ཁྱུང་ངག་དབང་མཁྱེན་རབ།)、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第二世嘉木样协巴·久美旺布(ཀུན་མཁྱེན་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པོ། 1728-1791)等,西藏也出现诸多具有很高文学造诣的文学大家。所以在这一阶段,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笔者:入选《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更多地集中于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作品,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怎样的特点?

祁顺来:藏族文学作品的作者大部分是佛教僧人。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创作思想和审美意识,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其品德、学问、业绩等皆以宗教价值进行褒贬。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它的佛教思想越深,其感染力也就越大。比如,华智·晋美秋吉旺布(རྫ་དཔལ་སྤྲུལ་འཇིགས་མེད་ཆོས་ཀྱི་དབང་པོ། 1808-1887)的《莲苑歌舞》(ལྷ་ཆོས་དང་མཐུན་པའི་གཏམ་པདྨའི་ཚལ་གྱི་ཟློས་གར།)讲述了一对恩爱伴侣金蜂和玉蜂的故事,它们享受着幸福的生活,虽然有心修行,却没有付诸行动。在一次暴风雨中玉蜂遇难,万念俱灰的金蜂跟随青年婆罗门莲喜(白玛杰巴)苦修菩提,修成正果。作者通过玉峰的遭遇说明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助,借此宣扬因果报应,生死无常,唯有虔信佛道,求取解脱,否则就会坠入轮回,受苦受难的佛教思想。

笔者:老师,您原先讲授藏族古典文学,后来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从事因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

祁顺来:我对因明学很感兴趣。当时我有机会读到塔尔寺木刻版因明论著《赞波摄类学》(བསྡུས་གྲྭའི་རྣམ་བཞག་ཆ་ཚང་བ་རིག་གནས་ལེགས་བཤད་བང་མཛོད།),非常惜爱,抄在笔记本上,经常翻阅,虽然内容似懂非懂,但愈发感兴趣,感觉它的推理方式特别像数学公式。藏传因明义理艰深,学习因明,一年半载难以奏效,只有潜心苦读十年八载方生感悟。1979年,国务院学位办批准青海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并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安排多加格洛教授(རྡོ་རྒྱལ་སྐུ་ལོ།)给学生讲授因明学课程。我坚持听课历时三年,对因明学有了初步了解,逐渐熟悉了摄类的基本内容。后来我认真阅读《因明论文集》②《因明新探-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③后,对汉传因明有了初步了解。发现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存在一定差异,故而撰写《藏传因明与汉传因明的异同》一文,发表在《中国藏学》上。

1984年,应学生要求,我开始为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讲授因明摄类学(བསྡུས་གྲྭ།)。嗣后为研究生讲授《心明论》(བློ་རིག)、《因正理论》(རྟགས་རིག)、《正理滴论》(ཚད་མ་རིགས་ཐིགས།)等因明经典著作直至退休。这是从文学转到因明学的全过程。因为没有进一步深造因明学理论,所以讲授过程中疑难重重,幸好恩师健在,可以及时请教,更有佛学大师夏日东教授指点,方得以领会。至今,诸多奥义依然难解。

笔者:藏传佛教寺院因明学的学习,以扎什伦布寺为例,学经僧必须在自己所属显宗学院,从因明基础班的“正理启门集课”开始学习大乘佛教因明逻辑的思辨方式,并以各个学院的特色教材为依据,在各种大小法会上进行因明对辩的实践。相较于寺院,在学校培养因明学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安排哪些课程为宜?

祁顺来:学校教学主要以理解自宗为主,寺院主要以辩理论证为主。道帷·西饶嘉措(རྡོ་སྦིས་དགེ་བཤེས་ཤེས་རབ་རྒྱ་མཚོ། 1884-1968)也认为理解(གོ་བ།)和论证(རིགས་པ།)两者之间,理解更为重要。因为辩论中经常出现诡辩现象,诡辩只能帮助提高思辨方法,没有实际意义。学校教授因明学内容不像寺院那样细致,其一,没有充足的时间,在寺院里学习摄类学一门就需要四年,而学校里一学期就要学完摄类学,所以学校应当倾向于讲解经典原理。其二,学校的教学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而不是为了辩论。我认为我们以前的教学方法有待商榷,不应该先学摄类学。因为摄类学重在通过应成式(ཐལ་འགྱུར།)进行反驳论证,应该先学正面论证的证明式(སྦྱོར་བ།),所以我认为先要学因类学(རྟགས་རིག),因为它在讲推理论证的原理和形式方法,结合形式逻辑学习属于认识论的心类学(བློ་རིག),最后再学摄类学辩论,这样比较合理,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藏传因明学的原理。我为本科生讲授了十几年的因明学,起初我们的教材是普觉 · 洛桑慈成强巴嘉措(ཕུར་ལྕོག་བློ་བཟང་ཚུལ་ཁྲིམས་བྱམས་པ་རྒྱ་མཚོ། 1825-1901)的《摄类学理路幻钥论》(རིགས་ལམ་འཕྲུལ་ལྡེ།),有些内容学生不好理解。后面教材改为《塞氏·摄类学》,只是换汤不换药,问题依然存在。研究生的因明学课程,我首先讲授商羯罗主(བདེ་བྱེད་བདག་པོ།)的《因明入正理论》(ཚད་མའི་བསྟན་བཅོས་རིགས་པ་ལ་འཇུག་པ།),之后再讲法称ཆོས་གྲགས།)的《正理滴论》等,分别介绍印度不同的因明思想,有助于学生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体系。

笔者:您可以介绍一下《藏传因明概论》和《藏传因明学通论》两本著作的写作特点和学术贡献吗?

祁顺来: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我感觉到直接学习《摄类学》效果不佳,应当从名词术语的详细解释入手,故而我编写了《藏传因明概论》。此书以教材为目的,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观点,主要参考格鲁派哲蚌寺郭莽扎仓的教程 (སྒོ་མང་ཡིག་ཆ།)的理论体系编写。

《藏传因明学通论》一书用现代术语诠释藏传因明量理学说,主要内容包括摄类学、心类学(量学认识论)、因类学(因明推理论)等。书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比如,“量学”(ཚད་མ།)和“因明学”(གཏན་ཚིགས་རིག་པ།)应当分别进行讨论。传统的藏学界一直将两者视为同一概念,我认为两者分别开来更好,因为因明是五明之一,是古印度内外各宗教派别共同学习的一门科学,于公元8世纪前后,因明混杂在佛教哲学著作-量论之中,随着佛教传入西藏,故而有人误把量学当作因明,使因明染上了佛教色彩。虽然因明混杂在佛教哲学著作中传入西藏,但通过藏族学者的精心研究,已将因明从量学中解析出来,著有《因正理论》。首先有必要说明,我们在探讨藏传因明时所涉及的量学与印度外道学派的因明有所区别。这里所说的量学是指公元6、7世纪,印度所产生的一种佛教哲学理论,它是以陈那 (ཕྱོགས་གླང་།)的《集量论》(ཚད་མ་ཀུན་བཏུས།)和法称的《七部量论》(ཚད་མ་སྡེ་བདུན།)为理论依据而形成的一种佛教经量(མདོ་སྡེ་པ།)的哲学体系。这里所说的因明是指在上述量学著作中所涉及的比量(རྗེས་དཔག)(思维)形式与规律这一普通逻辑方面的理论学说。

量学与因明学的关系,如同哲学与逻辑学(ཕྱི་ཚུལ་གཏན་ཚིགས་རིག་པ།)的关系,因明学混杂在量学著作中,如同西方早期的逻辑学混杂在哲学著作中一样,是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才逐渐分解出来。量学和因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们都围绕着量识(ཚད་མའི་ཤེས་པ།)中的“比量”这一特殊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究,量学着重探讨现量和比量如何认识客观事物这一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而因明学却只是探讨比量自身的规律这一逻辑问题。因明学是从量学中产生,且随着量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萨迦班智达(ས་སྐྱ་པཎྜི་ཏ་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 1182-1251)之前,西藏流传的主要量学思想是噶当派桑浦寺传承的系统,他们依据的量学经典是《决定量论》(ཚད་མ་རྣམ་ངེས།)。萨班撰写的《量理藏论》(ཚད་མ་རིགས་གཏེར།),其理论构思和结构安排既不同于印度因明学,也不同于桑浦寺系统恰巴·曲吉桑格(ཆ་པ་ཆོས་ཀྱི་སེངྒེ། 1109-1169)开创的“摄类论”,他把印度因明《集量论》和《释量论》(ཚད་མ་རྣམ་འགྲེལ།)中的同类内容取精用弘,重新归纳,将量学存在论、认识论和因明逻辑有机结合起来,从客观存在到感觉思维,再归纳出思维的形式与规律,这一理论构思独具一格,将藏传因明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量理藏论》的要义有两个方面,其一从总体对“所知”予以确定;其二对能知“量”的本质予以认定。内容分三个部分:即所知境(ཤེས་བྱ་ཡུལ།、能知心(ཤེས་བྱད་ཀྱི་བློ།)、心如何识境之方法(བློ་དེ་ཡུལ་ལ་ཇི་ལྟར་ཤེས་པའི་ཐབས།)等。萨班的这种理论体系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极大影响。《藏传因明概论》也是采用萨班《正理藏论》的构思方法编写的。

因明学虽源于印度,但在印度本土论著大部失传,而在我国西藏却保存着大量因明经典藏文译本。诸多国外学者却对藏传因明学了解不多,难以从藏文典籍获取第一手资料。为弥补这一缺憾,国内汉藏学者应该携手研究藏传因明学,挖掘藏传因明学在哲学和逻辑学领域的理论价值,推动我国因明学研究事业发展,保持我国在国际因明学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笔者:2005年出版的《藏传因明学通论》是您第一次用汉语书写藏传因明学方面的书籍吗?用汉语来书写因明学方面的书籍碰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

祁顺来:由于教学的需要,我于1998年用藏文撰写了《藏传因明概论》一书,作为藏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教材。本想再编写一部《藏传因明发展史》,作为因明学专业研究生用书,然而,正当动笔之际,突来一位不速之客,他的虔诚打动了我,使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素有法师称号的王生杰(海月)先生在南京佛学院讲授宗喀巴大师(རྗེ་ཙོང་ཁ་པ་བློ་བཟང་གྲགས་པ། 1357-1419)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讲到特别修学最后二种上士道即奢摩他(止,ཞི་གནས།)和毗钵舍那(观,ལྷག་མཐོང་།)的时遇到某些困难,意识到没能完全领会大师的特别修学最后道次的心要内容。彼时有学者告知他,要想完全了解此二部分的内容,首先需要学习藏传因明学理论。于是,海月从南京专程来西宁学习藏传因明学。起初,他计划在佛教圣地塔尔寺学习,但由于语言不通未能如愿。2000年深秋之际找到我,于是我用汉语给他讲授法称的《正理滴论》和宗喀巴大师的《因明七论入门除意暗论》(སྡེ་བདུན་ལ་འཇུག་པའི་སྒོ་དོན་གཉེར་ཡིད་ཀྱི་མུན་སེལ།),以及摄类学有关的内容,前后历时两年。我虽讲授因明20余年,但所用教材皆为藏文原著,所教学生都是具有较高藏文水平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这是第一次用汉语讲授藏传因明。他请求将我的讲稿复印一份,供他和其他同仁参考。当时讲稿还不成体系,无法体现藏传因明的基本理论。于是,我萌生用汉语解说藏传因明学的想法,随后如愿完成了这本书的撰写。

首先,藏传因明术语繁多,不少词语来自佛学。不懂佛学而习因明,理解更为困难;其次,藏文中的很多概念无法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来,有些藏文术语,汉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需要自己斟酌翻译,比如“思想” “认识”在藏文量论中有三个意思完全相同的词来表示,即བློ། རིག་པ། ཤེས་པ།法尊法师将它们分别译为觉、了别、识,这三个词有时充当名词,表示主观认识,有时充当动词,表示了解、知晓等动作行为。用现在的哲学语言讲就是精神。“思维”就是藏文中的分别(རྟོག་པ།),即分析观察、思考、思量之义,属于佛教术语,非思维的认识就是无分别。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是很难理解的。第三,因明学诸多名词术语,在其他文献里很难查阅,有些会出现在佛学经典里,但很少。《集量论》和《释量论》里面的有些术语是新发明产生的,佛教经典里未曾出现过。最后,唐初,因明传入汉地时玄奘法师(602-664)只汉译了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ཚད་མའི་བསྟན་བཅོས་རིགས་པའི་སྒོ།)和商羯罗主之 《因明入正理论》,所以很难从汉译本里引用或借鉴。

藏传因明学术语的翻译,法尊法师为我们作出榜样:宁可直译,不可猜度。因而,自因明学经典《集量论》《释量论》汉译本问世后,多数学者运用其翻译的术语。《藏传因明学通论》也尊重法尊法师的观点,并参阅杨化群先生译文,对所有术语进行核对,并以自己的理解作了修订。这只是在规范和统一因明术语方面的一次尝试。

笔者:您有接触和研究过汉传因明学吗?汉藏因明学在其学习内容和方法上有什么样的异同?

祁顺来:公元7世纪,由玄奘法师汉译陈那论师的《因明正理门论》《观所缘缘论》(དམིགས་བྱའི་རྐྱེན་བརྟགས་པ།)等论著,并讲授传播,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后人将这一因明思想称为汉传因明。公元11世纪,由藏族大译师玛·善慧 (རྨ་དགེ་བའི་བློ་གྲོས། 1044-1089)、俄·罗丹喜饶(རྔོག་བློ་ལྡན་ཤེས་རབ། 1059-1109)等藏译法称的《释量论》《决定量论》等因明论著15部,由俄·罗丹喜饶讲授传播,后人称这一因明思想为藏传因明。因明思想皆源于印度,故在宣说佛教逻辑思想,尤其在思维推理及论辩功过等方面的思想理论基本相同。但由于所依经典及汉藏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加之这两种因明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缺乏交流和沟通,使他们在诸多理论方面产生差异,而且区别愈来愈大,特点愈加突出。

首先,藏、汉传因明所依经典不同。唐初,传入汉地,由玄奘法师汉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观所缘缘论》和商羯罗主之《因明入正理论》因明等因明经典著作,在佛教法相(མཚན་ཉིད།)界传播讲授。玄奘所译前两部论著是陈那早期的因明著作,他没有译出陈那的代表作《集量论》,却译出了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所以说汉传因明主要研究陈那和商羯罗主的因明思想。藏族从公元8世纪开始翻译因明经典,到公元11世纪藏译因明经论60余部,其中,多数是法称因明论著和法称因明思想的诠释。法称因明思想虽在陈那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但有不少观点异于陈那思想。可以说,法称思想是对陈那思想的补充,法称的《释量论》是《集量论》思想的诠释和修订。藏传因明主要研究法称因明思想,却疏远了陈那思想,尤其排斥自在军(དབང་ཕྱུག་སྡེ།)之因六相(རྟགས་ཡང་དག་གི་ཚུལ་དྲུག)理论。

其次,论式(སྦྱོར་བ།)的结构形式不同,由于汉传因明接受的是陈那早期的因明思想,故它所研究的论式是陈那的三支论式(ཡན་ལག་གསུམ་ལྡན་གྱི་སྒྲུབ་ངག),同时也深入地探讨了陈那以前古因明五支论式(ཡན་ལག་ལྔ་ལྡན་གྱི་སྒྲུབ་ངག)。而藏传因明根据法称因明思想,将喻(དཔེ།)完全纳入因三相(རྟགས་ཀྱི་ཚུལ་གསུམ།)定义中,喻不再作为论式的一支,论式中不再出现喻支,形成只有宗(བསྒྲུབ་བྱ།)因(སྒྲུབ་བྱེད།)的二支推论式(ཡན་ལག་གཉིས་ལྡན་གྱི་སྒྲུབ་ངག)。

再次,因三相定义不同。汉传因明根据《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 精神,将因三相定义为“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ཕྱོགས་ཀྱི་ཆོས་ཀྱི་ལྟོས་གཞི་ལ་ཡོད་པ་དང་། །མཐུན་ཕྱོགས་ལ་ཡོད་པ་དང་། མི་མཐུན་ཕྱོགས་ལ་མེད་པའོ། །)。而藏传因明将因三相具体命名为宗法(ཕྱོགས་ཆོས།)、后遍(རྗེས་ཁྱབ།)和遣遍(ལྡོག་ཁྱབ།)三相。

第四,对识(心法)的研究意向不同。汉传因明接受陈那思想,认为一切无分别都是现量(མངོན་སུམ།),现识和现量同义。对比量的研究侧重于为他比量,而且只限于陈那的因三相原理和三支作法(སྒྲུབ་ངག་ཡན་ལག་གསུམ་ལྡན།),对法称和法称以后的比量学说研究很少。藏传因明根据法称思想,以《释量论》“量为无欺智”(ཚད་མ་བསླུ་མེད་ཅན་ཤེས་པ།)和“显不知义尔”(མ་ཤེས་དོན་གྱི་གསལ་བྱེད་པ།)二颂,将量定义为“新起而不欺诳之了别”(གསར་དུ་མི་བསླུ་བའི་རིག་པ།),以“新起”限定量识必须是一种新生起的认识,正确认识的第一刹那是量识,排除认识第一刹那以后一切识是量的可能,如现识已决智(བཅད་ཤེས།)是现识的第二刹那,故不是量。

第五,汉藏因明学说对量的内涵理解不同,对其外延的界定也产生差异。汉传因明对量未安立性相。藏传因明根据法称思想,主张量只能是新起之识,故已决智不是量。藏传因明将现量分为根现量(དབང་པོའི་མངོན་སུམ་གྱི་ཚད་མ།)、 意现量(ཡིད་ཀྱི་མངོན་སུམ་གྱི་ཚད་མ།)、自证现量(རང་རིག་མངོན་སུམ་གྱི་ཚད་མ།)和瑜伽现量(རྣལ་འབྱོར་མངོན་སུམ་གྱི་ཚད་མ།)四种。

最后,对应成式(ཐལ་འགྱུར།)的研究力度不同。应成推论式是大乘佛教中观应成派 (དབུ་མ་ཐལ་འགྱུར་པ།)用来反驳他人主张,维护自身义理的一种反驳论证式。在汉传因明中虽有“应成”名言,却未能从逻辑理论研究这种反驳论证格式。而这种反驳格式传到西藏后,却被藏族因明家广泛应用,得到充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自续合因推论式(རྟགས་སྦྱོར།)。它在藏传因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是藏传因明区别于印度因明和汉传因明的主要标志。

笔者:关于藏传因明理论的宗派归属问题,您可以谈谈自己的观点吗?

祁顺来:藏传佛教各宗派对于藏传因明学的宗派归属提出了各自的理解和观点。首先,格鲁派量学理论家都认为陈那和法称的量学理论属于大乘唯识 (སེམས་ཙམ་པ།)思想。萨迦派大师释迦却丹(པཎ་ཆེན་ཤཱཀྱ་མཆོག་ལྡན། 1428-1507)认为,陈那、法称的量学理论属于中观(དབུ་མ་པ།)思想,但这种中观思想却不是龙树(འཕགས་པ་ཀླུ་སྒྲུབ།)的中观思想,而是一种新兴的佛教大乘哲学思想,是以《慈氏五论》(བྱམས་ཆོས་སྡེ་ལྔ།)和无著(འཕགས་པ་ཐོགས་མེད།)的密意为理论基础,许多观点又近似于密宗中观思想。噶玛巴曲扎嘉措(ཀརྨ་པ་ཆོས་གྲགས་རྒྱ་མཚོ། 1454-1506)认为,《集量论》和《释量论》之终极密意是无著和世亲(ཀུན་མཁྱེན་དབྱིག་གཉེན།)兄弟的中观瑜伽行自续派(རྣལ་འབྱོར་སྤྱོད་པའི་དབུ་མ་རང་རྒྱུད་པ།)思想。诸家关于藏传因明学属于何宗何派的问题没能形成统一的看法。我个人觉得是因为陈那和法称为宣说佛法正见,驳斥外道谬论而造《集量论》《释量论》,其宣说对象是一切众生。众生对佛法的认识、理解、觉悟各有不同,陈那、法称按众生的理解水平、觉悟程度、思想境界而宣说量理学说,所以它涉及大小二乘的众多观点,从承认外镜实有的小乘思想到否认外镜的大乘思想,从承认唯有显现外镜之心识到“二观”皆空之大乘空宗,涉及经部、唯识、中观三宗的诸多观点,所以很难断定量理思想属于何宗何派。总之,由于《集量论》《释量论》是原则性及纲领性经典著作,诠释者以自己的理解水平、觉悟程度去解说,故而形成不同观点的释文。

笔者:当下,就大的学术环境而言,在民族高等院校内从事藏传因明学的研究者逐渐减少,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祁顺来:研究因明学的青年研究者,研究成果多用藏文发表,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藏文论文更多地倾向于介绍性文章,很少涉及论的成分,缺乏创新性。二是用藏文来书写有关因明学的论文,读者局限于懂藏文的群体。然而,懂藏文又了解因明学的少之又少。故而建议用多语种书写因明学相关的论文,这有助于向其他民族介绍藏传因明学原理,可促进藏传因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传播,使世人更多地了解藏传因明学。另外,要突破介绍性的写作,进一步提升论文的质量。

注释:

① 祁顺来,何峰.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中、下卷)[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

② 刘培育,周云之,董志铁.因明论文集[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③ 中国逻辑学会.因明新探-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G].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才项卓玛(1987-),女,藏族,青海贵南人,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地方甘丹颇章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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