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波塔宁是俄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重要的亚洲考察组织者之一，足迹遍及中国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区。在历次考察中，他不仅进行地理测绘、采集动植物标本，更着力开展了一系列人文考察。他探访包括塔尔寺和拉ト楞寺在内的西部地区众多寺庙，实地考察及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宗教情况；收集、整理和研究了《格萨尔》等中国边證少数民族传说及故事；此外，还近距离地观察当地居民，记录其习俗，为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虽然相比俄国同时期的其他探险家，波塔宁的考察研究更为客观，但是作为俄国地理学会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中央亚细亚探险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考察活动从组织及派遣之时起就已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目的。

关键词：波塔宁；安多地区；人文地理考察；政治性

格里戈利·尼古拉耶维奇·波塔宁俄国地理考察家、植物学家、亚洲民族学研究者，是俄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央亚细亚探险热潮中最重要的探险家之一。他与同时代的普尔瓦尔斯基、佩夫佐夫被认为是俄国地理学会在沙俄时期中国边疆史地考察史上最重要的三位学者。波塔宁一生共主持进行了五次大型的中央亚细亚考察活动，足迹遍及青海、西藏、蒙古等地区。期间，他不仅绘制地图、采集标本、进行天文测算和地质勘探，更搜集、整理了大量民间故事和传说，主动参与各项民俗活动并将其情况详细记录下来。此外，波塔宁还拜访了多位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满清地方官员和寺庙高级僧侣，与其进行交流，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观察了满清统治阶层的生活，记录下了中国晚清主要边疆地区城市的各种信息，为研究中国晩清边疆地区的情况提供了参考。尽管波塔宁在沙俄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在国内还很少有对其考察活动及成果予以关注和研究的。本文将详细介绍波塔宁最重要的一次考察活动，即青藏安多地区考察的情况，并对其成果进行客观的评述，以弥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为日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一、1884-1886年青藏安多地区考察路线

波塔宁一生共为俄国地理学会主持进行了五次大型的考察活动，包括：两次西北蒙古考察(1876-1877年和1879年)，青藏及安多地区考察(1884-1886年)，四川考察(1892-1893年)以及大兴安岭考察(1899年)。而1884-1886年的青藏安多地区考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这不仅是由于这次考察使波塔宁成为了首位进入安多地区的俄国探险家，更是因为在这次考察中波塔宁所选择的路线是当时还不为欧洲学界所知的全新路线，从而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整个欧洲学界的关注焦点。

(一)考察的准备阶段，即1883年11月至1884年4月

1883年11月，波塔宁率领考察队从喀琅施塔得出发，乘军舰于1884年4月抵达芝罘(即今烟台市)，并从那里经天津抵达北京。在北京，波塔宁为接下来的考察活动进行准备，不仅租用了驮畜，还在天主教教士法维耶的帮助下，雇用了两名会说法语的中国仆役——李和邓。此外，波塔宁还在天津雇用了会说俄语的崔三作考察队的仆役兼翻译。

(二)考察的第一阶段，即1884年5月至1885年3月

在准备好给各地方官员的信函后，波塔宁考察队于1884年5月25日从北京出发，正式开始考察活动。波塔宁等人首先前往直隶省重要的城市——保定府，随后经唐县、龙泉关，前往中国佛教名山——五台山，并在五台山停留数日，对那里的寺庙群进行了简短的考察。同年6月13日考察队离开五台山，前往内蒙古重镇归化城(即今呼和浩委特市旧城)。此后，波塔宁等人进人鄂尔多斯地区，对那里的自然、地理、历史、民族等情况进行了一報系列考察，并在博罗波尔根松更换了一些新的仆役和向导后，于9月21日动身前往陕甘重镇——兰州。考察队在途经花马城(今宁夏盐池县)、岷州(今甘肃省定西市岷县)、灵州等地后，最终抵达甘肃首府兰州。由于人冬，考察队不得不做越冬的准备，也为来年的大规模考察做好准备。此时，考察队划分成三组，分头开展考察活动。其中，斯卡西留在兰州整理图片；别列佐夫斯基往南去搜寻更多的标本；而波塔宁夫妇则前往三川地区(即今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南部黄河沿岸)，对那里的自然和人文情况进行考察，波塔宁也因此成为最早对居住在该地区的土族及其历史进行系统田野调査的人。

(三)考察的第二阶段，即1885年4月至1886年3月

1885年4月初，波塔宁夫妇在三川地区考察三个月后，与斯卡西在尼芝会合，并于4月15日从那里出发，开始针对西藏东部地区的考察。在1885年的考察过程中，波塔宁首先采纳了向导喇嘛塞伦①的建议，前往西宁，拜见西宁办事大臣，并获得办事大臣的推荐函。凭借西宁办事大臣的推荐函，波塔宁等人在安多地区进行考察时获得了不少便利。离开西宁，波塔宁一行人首先前往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拉ト楞寺。此后于5月29日到达小城——卓尼，并拜访唐古特王公——杨土司。随后，波塔宁等人进入藏东地区，在西古、卓尔尼河谷、科谢尔恩错河谷等地考察，并到达龙安府。而龙安府也是波塔宁本次考察所到达的最南点。结束在龙安府的考察，波塔宁率领考察队返回了兰州，并在那里等待別列佐夫斯基以及从北京运来的考察经费。拿到经费后，考察队再次兵分两路。其中，别列佐夫斯基这队返回西古，继续从事动、植物考察；波塔宁和斯卡西等人则前往塔尔寺考察，并在那里越冬，同时打探经蒙古前往恰克图的路线。

(四)考察的第三阶段，即1886年4月至1886年10月

1886年4月，波塔宁考察队再次启程。他们首先前往青海湖进行考察，后经蒙古前往恰克图，并在途中对土尔扈特蒙古、戈壁阿尔泰地区以及杭爱山脉等地进行考察。最终，波塔宁率领考察队于1886年10月抵达恰克图，返回俄罗斯，结束了整个近三年的考察活动。在这次考察中，波塔宁对西藏东部、安多地区以及蒙古中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二、青藏安多地区人文社会情况研究

受到李特尔人文地理学以及谢苗诺夫广义地理学理论的影响，波塔宁在青藏安多地区考察过程中采取了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一方面，波塔宁带领考察队开展地质勘探、动植物系统调査等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波塔宁考察队还收集了当地的历史、宗教、风俗等方面的信息。虽然波塔宁在地质勘探、标本收集、气象观测、地图绘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其资金匮乏、装备落后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其在自然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难以与同一时期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相媲美。因此，波塔宁在安多地区考察的自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基于俄罗斯汉学界以及沙俄政府对中国边疆地区人文社会情况研究的重视，波塔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安多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学和宗教等方面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初步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并且其中一些成果还填补了当时俄国汉学某些领域的空白，具有突破和开创性意义。所以，与自然研究成果相比较，波塔宁安多地区考察的人文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一)宗教考察

宗教一直以来都是波塔宁的主要考察课题之一，1884-1886年青藏安多地区考察时，在青海、西藏、蒙古、甘南等地广泛流传的藏传佛教更是成为波塔宁最重要的考察与研究对象。而这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沙俄政府及相关政策的影响。事实上，沙俄政府对地方宗教势力，特别是对以DL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的重视由来已久。在沙俄统治阶层看来，教权不仅在青藏地区，而且在其它信奉藏传佛教的地区是可以同清廷相抗衡的重要政治力量。波塔宁就曾在游记中这样写道，“西藏人臣服于中国政府，除此之外，他们也承认住在拉萨布达拉山上的DL喇嘛的宗教政权。”而另一位俄国地理学会19世纪70-80年代重要的考察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也曾经这样感慨道：“DL喇嘛的宗教统治遍及于整个内亚、东亚和南亚，不亚于中世纪罗马教皇的统治权……拥有两亿五千万信徒的宗教权力，一经掌握在有经验和有才能的人手里将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安抚它，笼络它，如果可能的话，就和它交朋友——我觉得，从这里俄国能够获得相当大的利益。”正是本着谋求更多利益的目的，沙俄政府开始利用各种机会与DL喇嘛接触，并把进入拉萨进行以宗教考察为名政治滲透为实的殖民侵略活动作为其中国边疆地区考察活动的主要目标。因此，俄国政府所派出的考察队都将进入拉萨，拜访以DL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统治阶层作为主要的考察任务。由于在19世纪中后期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西藏政府对外国考察者一律采取禁止其进入拉萨的政策，所以俄国考察队大都采取迂回的方法，先拜访甘南、青海和蒙古等地与西藏上层僧侣统治阶级有紧密联系的重要藏传佛教寺庙及高级僧侣，借此了解其风俗、历史、宗教仪轨，拉拢关系，以期可以与拉萨方面取得联系。

受此影响，波塔宁在1884-1886年青藏安多地区考察时，将寺庙，特别是藏传佛教寺庙，列为其重点考察对象，甚至已经到了逢庙必入的地步。在这次考察中，波塔宁首先拜访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对整个五台山寺庙群进行了约10天的考察，并拍摄了很多资料照片。而这些照片不仅为人们保留下光绪年间的五台山群寺的景象，也为后世学者研究五台山寺庙发展、演变提供了影像证据。离开五台山，波塔宁又率领考察队造访了素有“召城”之称的呼和浩特。在一个会说俄语的当地小伙的带领下参观了呼市各个寺庙。进入甘肃、青海蔵族聚居地区后，波塔宁则先后拜访了两座在青海、甘南以及蒙古地区颇具影响的寺庙——拉卜楞寺和塔尔寺。考察队先于1885年5月18日抵达拉卜楞寺进行考察。因为手持西宁办事大臣出具的文书，波塔宁及其随行者受到了寺主嘉木样三世和众喇嘛的“皇帝般”的接待，还获准参观嘉木样的昂欠、仓库，并与嘉木样本人会面。而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庙之一，在安多地区有“卫藏第二”之称，曾盛极一时，所属下院寺庙过百，形成了一个大型的寺庙群。对于拉卜楞寺宏大的规模，波塔宁曾这样记述道：“对我们来说，拉ト楞寺一点都不像之前看到的佛教寺庙。从远处看，没有任何亚洲的特色；更准确地说，它像一座不大的西欧城镇。”紧接着在同年10月，波塔宁等人返回西宁，并选择前往位于西宁附近的塔尔寺越冬。塔尔寺也是六大格鲁派寺院之一，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诞生地，更是安多地区最重要的寺庙。波塔宁在塔尔寺从1885年10月一直逗留到来年的4月。期间，他不仅详细了解了寺中喇嘛的生活情况、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历史，更记录下藏历新年时所开展的一系列僧俗祭祀、庆祝活动的情况。在游记中波塔宁记录下新年所跳驱鬼舞的情景，描述了酥油花的制作和供奉过程，而这不仅帮助俄国民众了解了藏地风俗，也为研究晩清安多藏区的宗教、民俗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虽然波塔宁并非单纯出于科学目的参访各个寺庙，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详细记录下了沿途各大寺庙的情况，为研究中国晚清西北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情况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参考资料。

(二)士族起源的调查与研究

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一直都是俄国汉学的研究重点。俄国汉学奠基人——蒙古族和突厥人开展过研究，而开创了俄国汉学首个学派的王西里则对满族进行了深入考察。受此影响，波塔宁在安多考察时，借在今青海民和三川地区越冬的机会，在来自这一地区的向导——桑堂·钦巴的帮助下，对居住在当地的士族进行了考察与研究，为解决土族的起源问题提供了较具参考价值的资料。目前，在我国国内有关土族起源的问题存在争论，主要有蒙古人说和吐谷浑说两种说法。而波塔宁的土族调査资料则为其中吐谷浑说提供了一些佐证。在游记中，波塔宁按照向导桑堂·钦巴的发音，称土族为“西荣古尔”，其中西荣出自蒙语沙勒即“土”，因此西荣古尔即土人、土民之意。而土与吐谐音，很可能就是吐谷浑人演变过来的。此外，波塔宁在旅行过程中还对三川土族的宗教习俗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土族人不仅信奉喇嘛教，还供奉道教神仙，更保留了萨满教的痕迹。在土族的村庄中，波塔宁不仅看到了喇嘛庙、麻尼经杆，同时了解到土族人还祭拜包括龙王爷、娘娘在内的道教神祗，更在当地参与了类似萨满驱鬼舞的法事。因此，波塔宁的考察记录可以辅助证明土族与吐谷浑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受个人知识水平所限，波塔宁对土族的研究主要以外貌、习俗调査与记录为主，缺少对所搜集相关资料更为深入的研究分析。尽管波塔宁对土族的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之是他填补了沙俄汉学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上歩的一项空白，为日后相关领域更为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翻译

波塔宁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俄国派往中国边疆地区考察的探险家中最早开始收集民间传说和故事的学者之一。而这也成为他能够在俄国地理学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央亚细亚考察与研究的热潮中独树一帜、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早在首次西北蒙古考察时，波塔宁便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著名蒙古学家——波兹德涅耶夫的影响下开始对当地各族民间文学进行记录、整理、翻译和研究。在波塔宁四卷本的《西北蒙古概要》中记录了其从当地所捜集的传说故事，并按照故事母体将其分为35类，并标注故事采集的地点，为研究蒙古族的起源、历史以及民间文学提供了原始资料。而在青藏安多地区考察时，波塔宁同样将搜集和整理当地的民间故事、传说作为一项重要的考察和研究任务。在1893年由俄国地理学会所出版的游记《中国唐古——西藏地区和中央蒙古》的第二卷中，他将此次考察所搜集的故事划分为故事、神话、历史传说以及星宿和动物叙事诗等四部分，并在每个部分中按故事的主题加以归类。

在波塔宁所收集的众多民间传说和故事中，最具价值的应属不同版本的《格萨尔》片断。《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中国青藏、蒙古地区以ロ头传颂的形式广为流传。它不仅是一部讲述格萨尔王英雄事迹的文学作品，更因融合了不同年代藏民族的历史、社会、自然、科学、宗教、道德、风俗、文化、艺术等知识，从而成为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波塔宁是俄罗斯最早从事《格萨尔》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884-1886年的考察过程中曾聆听并记录下青海湖厄鲁特、安多唐古特、部尔多斯蒙古等多个不同版本的《格萨尔》史诗片段，并在向导——喇嘛塞伦的帮助下翻译了唐古特版本的藏文《格萨尔》。除了记录沿途所听到的故事片段外，波塔宁在安多地区的一个藏传寺庙中更得到了一部相对完整的《格萨尔》藏文手稿，并将该手稿转交给了位于圣彼得堡的皇家公共图书馆保存，而这部手稿据其本人考证应该是欧洲第二部《格萨尔》书稿。在搜集和翻译《格萨尔》故事的同时，波塔宁也对所搜集的《格萨尔》故事进行了比较研究。他首先将《格萨尔》与考察过程中所收集的其它类似民间故事进行了比较。他发现《格萨尔》与一些蒙古英雄传说故事的情节非常相似。例如，他将《格萨尔》与流传于科尔沁蒙古的《阿布泰》做比较时，发现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无论是身世还是事迹都存在相似的地方。此外，在将《格萨尔》与有关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民间传说故事进行比较后，波塔宁则发现格萨尔王和成吉思汗这两个英雄人物在民间故事中也存在不少共同的地方。例如，他们两个人物的儿子都叫霍尔木斯德此外，他在考察中甚至还曾听到过乌梁海蒙古人的一个传说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使用了“成吉思——格萨尔”这个复名。阿据此波塔宁指出，在最早的故事中格萨尔和成吉思汗应该指的是同一个人。除了将《格萨尔》与其他故事进行比较外，波塔宁还对不同版本的《格萨尔》故事进行对比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很难判定《格萨尔》起源于西藏，并大胆提出突厥起源说。然而，波塔宁所提出的突厥起源说的依据非常薄弱，仅仅是根据突厥版本的故事中同时包含青藏、蒙古等版本中各自带有的人物这一点证据。因此，其《格萨尔》起源于突厥人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虽然波塔宁所翻译的《格萨尔》不能与汉学家的专业译本相媲美，语言生涩，仅能将故事大意转述出来，并且他单纯通过文本比较法所得出的结论也难免以偏概的保护做出了贡献，也为俄国、乃至世界《格萨尔》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

总体来说，波塔宁的青藏安多地区考察偏重于人文社会信息的收集与研究，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宗教考察、民族调査和民间文学的捜集与研究等方面，并希望自己所搜集的信息“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波塔宁之所以可以在人文社会情况考察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则与其对待当地居民比较公正的态度、尊重并积极参考俄国汉学研究著作以及配有素质较高的翻译人员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等因素分不开。相比同时代另一位俄国著名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波塔宁对当地各部族居民及其文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在其游记中几乎很难看到贬斥的语言。这种平和、公正的态度使波塔宁愿意与当地居民接触，从而能够更加深人地了解他们的文化。同时，作为职业学者，波塔宁尊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参阅比丘林、巴拉弟、王西里等俄国汉学家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著作，使自己的考察研究并非停留于表面现象的记录，而是能够对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同时，波塔宁在青藏安多地区考察时还得到了喇嘛赛伦、唐古特人萨姆巴尔査等熟悉情况的当地向导的帮助，这不仅减少了因与当地居民沟通不畅而产生的误会，也使波塔宁对当地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收集到了更多、更有价值的信息、。

三、波塔宁考察活动的性质

尽管相比普尔热瓦尔斯基，波塔宁所带领的考察队无论是从人员配置，还是考察过程上看更像一只科研队伍。但是作为受雇于沙俄官方科研机构一俄国地理学会的探险家，波塔宁与沙俄政府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而正是由于这层亲密的关系使得波塔宁不可能开展独立、客观、仅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考察活动。他的考察活动都不可避免地受沙俄政府的影响，因而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一)政府的内政方针对波塔宁考察活动的影响

在1876-1877年第一次蒙古考察时，波塔宁的考察目的之一就是为俄国财政部调査这一地区的贸易情况。由于俄国在1868年取消了奥伦堡和西西伯利亚的税收线路，以致于从伊尔库斯克到阿斯特拉罕的整个沙俄东部边境缺乏了税收监管。而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在这一区域针对西伯利亚各省及突厥斯坦边区的贸易却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俄国财政部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地区的贸易点、贸易活动的方向、贸易量及贸易产品的种类进行详细、准确的考察。基于此，沙俄政府才在当时的俄国财政部长的奏请下为波塔宁的考察队拨款。由此可见，自筹备阶段起波塔宁的蒙古考察就已经被赋予了“政治标签”，其考察的目的是为沙俄政府的对内统治服务。

(二)政府的外交政策对波塔宁考察活动的影响

波塔宁在考察过程中与当地民众发生的不愉快事件被沙俄政府用来要挟清政府，牟取利益。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在1876-1877年的考察过程中，波塔宁在没有获得清政府许可的情况，试图强行进入阿勒泰地区最重要佛教寺庙——承化寺考察，但遭到抗拒，并由此引发双方冲突。而沙俄政府随后以这次冲突为借口要挟清政府将当地抗俄领袖——棍噶扎拉参(即承化寺住持)遣返原籍，为其在新疆，地区的侵略活动扫清障碍。此外，在1884-1886年青藏安多地区考察时，波塔宁则将寺庙考察列为了首要考察对象，其目的就是帮助沙俄政府拉拢青藏宗教势力，以便达到侵华的目的。可见，波塔宁的考察活动已沦为了沙俄对外侵略的工具。

(三)沙俄的对外殖民扩张战略对波塔宁考察活动的影响

在波塔宁考察成果的专著中存在很多诱导性的殖民主义错误言论。波塔宁在其1881年出版的《西北蒙古概要》第二卷中曾写道，蒙古人在这片土地上共三个汗王或者皇帝：艾岑汗(中国皇帝)、査干汗(俄国沙皇)以及哈雷伊一库尼耶列汗。而事实上早在17世纪，清政府就统一了漠南、喀尔喀、漠西等地区的蒙古各部，并设立蒙古衙门②，管理蒙古事务，并建立了盟旗管理制度对蒙古进行统治，同时还通过联姻、封赏等手段实现对蒙古各部的进一步拉拢。而波塔宁则认为沙皇也是蒙古人的统治者之一，这明显带有殖民主义倾向。可见，为沙俄政府的殖民扩张寻找合理的借ロ是波塔宁考察的重要目的。

以上所述充分说明波塔宁与沙俄政府之间存在紧密的隶属关系，而其考察活动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的影响。它并不是单纯以研究为目的，而是以给沙俄政府对内统治、对外扩张提供调査数据支持为主要目的面开展的半官方性质的研究活动。

尽管由于缺乏对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在波塔宁的记述中存在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他在考察呼和浩特的昭君墓时，将昭君的身份介绍成了成吉思汗的妻子，而昭君与成吉思汗是生活在相距数百年的两个朝代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搜集并保存下大量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地理、民族、民俗、民间文学、地形、天文、地质和动植物学等方面的珍贵信息，为日后对这些地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然而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波塔宁并没有摆脱俄国地理学会所派遣考察队的弊端，即带有政治性和殖民主义色彩。所以，应该客观地看待波塔宁的考察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但无论如何，波塔宁作为俄国地理学会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中央亚细亚最重要的考察研究者之一，不仅为俄国地理学会的中央亚细亚考察活动书写了重要的一页，更丰富了俄国汉学以及东方学研究的资料，进而促进了俄国汉学以及东方学的发展。

注释：

①喇嘛塞伦是斯卡西1885年从兰州带来的两名新向导之一，一直陪伴波塔宁在安多和中央蒙古地区考察，直至波塔宁抵达恰克图为止。

②该街门后来被升格为理藩院。

作者简介：张艳璐(1982一)，女，天津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俄文化交流史、中俄关系。

原刊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