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所藏的镶嵌绿松石立凤金头饰，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准与历史文化价值，是研究吐蕃金银器的重要实物资料。通过考察该金头饰的形制特征，并与唐代中原地区同类器物进行对比，可知其形制原型应源自唐代凤冠，其制作年代大致可推定为公元8世纪中晚期。就其镶嵌绿松石这一装饰手法而论，揭示出该器物可能具有的双重文化属性：它既可能是吐蕃本土化审美实践的产物，也可能是唐蕃工艺交流与共享传统的具体表现。该器物不仅印证了中古时期唐蕃之间密切的经贸联系与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也反映出吐蕃在借鉴外来文化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体现了其在文化整合中对外来元素的转化与创新。

关键词：镶松石立凤金头饰；吐蕃金银器；唐蕃交流

吐蕃金银器作为重要的物质文化遗存，为研究吐蕃金属工艺及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自1982年以来，血渭一号墓的发掘标志着吐蕃大型墓发掘工作的肇始，之后以热水墓群为主的青海地区高等级墓葬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吐蕃金银器。然而，严重的盗掘破坏导致文物大量流失，加之早期发掘资料刊布滞后，以血渭一号墓为例，其发掘至今已逾四十年，而考古发掘资料仍未问世，严重制约了吐蕃金银器及吐蕃墓葬的系统研究，成为相关文化遗存研究的重要瓶颈。

近年来，随着吐蕃墓葬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海内外馆藏吐蕃金银器资料的陆续公布，为突破现有研究困境提供了翔实的实物依据。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收藏的吐蕃金银器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其中镶绿松石立凤金头饰尤为典型，这类器物在青藏高原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具有独特的工艺特征和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对该器物制作工艺、形制特征、纹饰图案及装饰技法的系统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吐蕃金银器特征的认识，更能为探讨吐蕃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及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方式提供关键线索。

一、镶松石立凤金头饰及相关问题

青海地区作为唐蕃古道与丝绸之路的交汇要冲，自古便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考古证据显示，吐蕃时期这一区位优势得到空前彰显，极大促进了中古时期跨区域文化交流，不同外来文化因素在此汇聚一堂、融为一炉。其中，吐蕃金银器作为典型物质文化载体，其精细分析不仅揭示了唐蕃互动的具体细节，更为欧亚大陆多元文化因素的融合提供了关键实证。

（一）镶松石立凤金头饰及形制特征

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镶嵌绿松石立凤金头饰，高12.8、宽9厘米，整体采用扇形结构设计，为金丝錾刻构架结合捶揲工艺制作的开敞式镂空饰件，呈“中心放射—顶端收束”的视觉布局（见图1）。其造型总体由三部分组成，上方外围辅以缠枝卷草与莲花图案，顶端收束于一枚莲苞形纹饰。中央主体图像为对称立姿孔雀开屏式样，头部微昂，喙部细长，尾羽呈放射状展开，主体纹及花草纹多处镶嵌绿松石，部分已脱落不存。底部具有直立双足特点的细长竖柄，呈金丝薄片萦绕扭搓成紧凑的螺旋状。

图1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镶嵌绿松石立凤金头饰（笔者拍摄）

该饰件整体采用捶揲、镂空、錾刻、焊珠（granulation）、焊接和镶嵌等多种工艺制作而成。以捶揲工艺将金片塑造成作为主体纹饰的孔雀立体轮廓，身体塑造成圆润的椭圆形，胸腹处有明显的凸起，表面捶揲出鱼鳞纹；孔雀身躯两侧延伸出对称的扇形翼部，双翼装饰形式一致，中间和边缘分别捶揲出向上凸起的三瓣花叶纹、联珠纹，以纹饰轮廓作为座窝镶嵌以绿松石嵌片，饰件多呈圆形，且经切割和磨光。

中央主体纹凤鸟外围采用镂空錾刻技法，构建开敞式纹样框架，由内外两层组成，呈桃形叶片对称舒展；桃形叶片外缘装饰金珠和金片，以其作为绿松石镶座，部分绿松石不仅磨光，还雕琢呈叶脉状。凤纹上方结构总体呈对称的拱券结构，顶部略尖，底部逐渐展开，形似一枚花瓣或树叶状，中间形成椭圆形或心形镂空；整体布局由中心1枚、两侧对称的4枚及顶端收束的1枚花瓣纹构成，花瓣轮廓内依纹饰形制而镶嵌绿松石饰片，镶嵌形式与桃形叶片相一致。

（二）同类器物的比较分析

1.凤冠的考古发现与相关遗物

目前，青藏高原地区尚未发现与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镶松石立凤金头饰相近的器物。通过系统比较研究发现，唐代中原地区不仅存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同类金饰，在流散海内外的公私藏中亦可见相似器物。这些实物资料为探讨吐蕃镶松石立凤金头饰的文化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一方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因素通过唐蕃交流传入吐蕃的传播路径，另一方面则展现了吐蕃工匠在吸收外来工艺基础上的本土化创新。中原贵妇祭祀行礼时戴礼冠，其中以凤冠霞帔为重，将之视为中原妇女的最大荣耀，非命妇不备仪。据相关研究，凤冠的滥觞可追溯至汉代，按《后汉书舆服志》，汉代太皇太后、皇太后出席谒庙仪式，头戴翦氂帼，帼上插有“以翡翠为毛羽”的凤凰形饰物，后世凤冠之以此为溯源；有关“凤冠”的最早史料见载晋王嘉《拾遗记》：“使翔凤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佩，萦金为凤冠之钗”[1]。至唐代，不管在考古出土还是图像材料均有较多体现，但将凤冠列入冠服制度，确立为法服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虽然中原传统的服制尽数被废，但以凤冠作为饰首的作法依然得到了保存[2]。

张建林将图像材料中的唐代妇女头饰分作三种形式：其一为直接在发髻上佩戴的各类装饰物，其二是带有装饰的假髻（或称义髻，即假发），其三是冠饰；冠饰又可分为戴在发髻顶端类与较为正式的冠，并将李倕墓出土冠饰与文献所载“轻金冠”相联系[3]。尽管如此，凤纹作为唐代中原文化中极具象征意义的祥瑞灵禽，以凤纹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高等级女性首饰之中，颇受官宦仕女的爱戴，相关考古发现则印证了凤纹饰件在社会上层女性妆饰体系中的流行程度。

唐李倕墓出土冠饰虽未完整表现凤鸟躯体，但其主体纹饰具有凤鸟双翼形象；成为目前唯一能基本恢复原状的凤形冠饰（见图2）[4]。该冠饰整体形制繁缛复杂，采用捶揲、镂雕、镶嵌等多种工艺结合制成，纹饰融合四瓣花、卷草、鸾鸟等多元母题。大致可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为球形金饰，中央设方形宝钿，四角伸出五瓣花形金框，通体镶嵌绿松石与珍珠；中部以H形鎏金铜钗固定，两侧饰镂空孔雀屏尾形金框宝钿，其间点缀象牙雕花与金丝花环；下部为垂坠式莲瓣纹饰带，由双层镂空莲瓣构成，下悬42颗珍珠与绿松石坠饰。

图2唐李倕墓的冠饰引自《唐李倕墓发掘简报》图37、38、51；《唐李倕墓——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研究报告》第42-44、83页，图58a-c、图版13

该墓还出土应系长裙两侧正面垂下的两道配饰（见图3），其由各种形式的金框宝钿组成；其镂空轮廓、金丝边框及外缘焊珠、忍冬花结、花瓣形宝钿等整体形制特征、装饰方法和制作技法方面与冠饰呈现高度相似性。由此，唐李倕墓出土冠饰与下身配饰为唐代凤冠及其制作工艺方面的断代提供了重要基准。

图3唐李倕墓出土下身配饰引自《唐李倕墓发掘简报》图37、38、51；《唐李倕墓——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研究报告》第61-67页，图92-103

同时，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出土金凤鸟饰1件及相关金饰件（见图4）[5]，该墓年代为开元年间（713-741CE），集中展现了唐代精湛的黄金细金工艺。其制作集捶揲、掐丝、镶嵌、金珠焊缀与镂空等多种技法于一体：工匠先以金片捶揲出鸟身主体与修长双腿，再以极细金丝掐出羽毛纹理；双翼与尾翼单独制作后插接于身，翼面巧妙分区，交替镶嵌绿松石、焊缀细密小金珠并作镂空处理，尾翼更打造成优美的如意云形。

图4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出土金凤鸟饰与金花残片引自《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发掘简报》第12-14页，封面图、图10

除此之外，在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装饰手法各方面呈现高度一致性，且属同一类型的凤冠在海内外馆藏若干件。梦蝶轩藏唐代嵌宝石琉璃砗磲金头饰，其由凤形饰及其上下三块饰片组成（见图5：1）[6]。通体采用捶揲、镂空、焊接、焊珠、掐丝和镶嵌等技法制作而成。整体构建呈对称布局，中央主体纹呈立体凤鸟纹，作正面张翅状，身躯以两块经捶揲的金片合成，双翅掐丝或镂空勾勒羽翎形状，并缀以绿松石、红玛瑙、青蓝琉璃和焊金珠纹地。凤尾可以拆除。双足以金丝制成，末端插入其中一饰片背面的钮内。三饰片均饰缠枝花卉纹，装饰手法与凤翅膀和尾部同，较小的两片还镶嵌砗磲鸳鸯。下方尚有小环。饰片的背面带钮，钮内残留铜脚。凤纹羽部和冠部，以及缠枝花卉纹上依照纹饰轮廓镶嵌绿松石等颜色不一的宝石，大多存留。

而且，此种凤形冠饰亦见于威尔逊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 Atkins Museum of Art）藏3件（见图5：2-4）；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Minneapo lisInstitute of Art）藏2件（见图5：5-6）[7]；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件（见图5：7）；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3件（见图5：8-10）[8]。另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其他若干件植物纹、花瓣形金饰件（见图6）来看[9]，不管在制作技法还是装饰特征均与上述同时期的凤冠及相关饰件具有高度相似性。

图5国内外馆藏唐代凤冠及凤形饰件1引自《紫鳳金龍》：102-107；2-4引自官网：编号为35-261/1、35-261/2和F88-40/49A、B；5引自Trubner,1959:Fig.9；6引自Gyllensvard,1957:Pl.7d；7引自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官网；8引自Hearn,1973/1974:Cat.No.80；9-10引自Reitz,1921:17,该2件配饰的编号为20.38.4、20.38.5

通过对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立凤金头饰的较全面观察，并经与以上唐代中原凤冠及相关饰件的对比分析，发现其呈现出较为全面的一致性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形制结构方面的统一性。整体以金质或鎏金银制作而成，采用纵向轴对称布局，并依纹饰特征设计为镂空结构，形成上尖下宽、重心上扬的视觉构图；底部附细长“帽叉”或“插足”结构，便于与冠体结合。

其二，制作工艺方面的统一性。采用捶揲、錾刻、镂空、掐丝、焊珠、焊接和镶嵌等多种技法制作而成。作为中央主体纹的凤鸟纹一般采用金片捶揲塑形，用细金丝掐成花卉纹饰焊接于作底的金片，外围卷草纹和花卉纹以细线掐丝成枝而构成敞式纹样框架，底座周缘以微小的金珠颗粒连缀为勾勒纹样。尤其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见图5：8）与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凤形饰件，共享着以金丝薄片扭搓制作凤足的独特工艺，生动揭示了它们之间深层的技术关联。

其三，纹饰图样方面的一致性。均以正立凤鸟作为中央主体纹饰，头部刻画眼部与喙状特征，躯干饰以鳞片纹或羽毛纹，羽翅展开；外围或上下辅以缠枝卷草纹、枝叶、多瓣花卉纹作为装饰纹样。整体装饰构图趋于满而不杂，具备礼仪性与装饰性双重功能。

其四，装饰形式方面的一致性。虽部分冠饰上的嵌片整体脱落不存，但据镶座普遍应镶嵌以绿松石等高饱和色块对比强化视觉中心；对于镶嵌形式，主要镶嵌于凤鸟羽翎和胸部、花叶纹和卷草纹，并依照纹饰形制轮廓，打磨切割成相应的嵌片；根据镶座的特征，一般以金片或掐丝形成座窝，具有宝钿的镶嵌特征，部分纤细金丝掐制成的金筐周缘还饰以焊珠。部分绿松石表面还雕刻有较为简略的图案，以其衬托纹饰图案。就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藏立凤金头饰而言，其制作年代可藉由核心工艺特征及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推断。

首先，根据凤冠及相关配饰上普遍采用的金珠焊缀工艺，在唐蕃金器上普遍流行，而中原地区此种工艺主要流行于公元7至8世纪[10]；其次，鉴于唐李倕墓发现冠饰及宝丰小店唐墓出土与其他馆藏凤形饰件在制作工艺、风格特征和装饰形式方面的多维一致性，为同类凤冠的流行年代提供了重要参照。

从出土朱书墓志表明，墓主李倕病卒于开元廿四年（736CE）[11]。而且，发掘者综合墓葬形制及金银器材料，亦将宝丰小店唐墓断定为开元年间[12]。此时正值盛唐，吐蕃同样在政治、经济方面处于全方位的发展态势，两者因和亲等事件建立密切文化交流，为此类融合性金器的产生提供了历史语境。诸证相参，藏文化博物馆藏立凤金头饰的制作年代应与二者年代相若，大致可界定于公元8世纪中叶至下半叶。

图6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与凤冠相关的金饰物(1引自Reitz,1921:17，其余配饰引其官网，文物编号分别为20.38.1、20.38.2、20.38.3；29件花瓣形饰件引其官网，文物编号为20.38.6a–cc)

2.图像材料所见凤冠及类型

除了考古发掘出土或馆藏实物资料之外，在唐宋墓葬石雕、佛教石窟壁画材料中亦有相关冠饰的体现；鉴于目前所见凤冠实物资料多为残缺不全，而诸如此类的图像材料为复原唐代凤冠的完整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按照装饰于冠部的凤饰形制特征，总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种为凤钗，第二种即凤冠。

第一种为凤钗。唐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墓（706CE）石椁外壁第四幅仕女图（见图7：1）[13]，两位仕女额部所戴冠饰一致，冠正面中置圆形牌饰正前、两侧插有凤形的头钗或步摇，凤鸟嘴衔玉佩。第二种为凤冠。此类按照有无其他饰件，可分为凤冠和凤冠与钗饰组合的形式。

第一类：凤冠。可分为单凤冠（A型）和双凤冠（B型）两型。

A型：单凤冠。如唐薛儆墓（721年）石椁外壁持扇侍女石刻上（见图7：2）[14]，高髻上饰一凤形饰物（或朱雀）；另为韦十七妹石椁侍女冠饰（见图7：3）[15]，其凤鸟喙部衔珠串。尚见于莫高窟第409窟回鹘双可敦像[16]。

B型：双凤冠。如莫高窟第220窟初唐《维摩诘变》之天女冠饰（见图7：4）[17]，其头饰以相对而立的双凤构成，双凤冠下饰步摇。

第二类：凤冠与钗饰组合。分作凤冠和凤钗的组合（A型）、凤冠和其他饰件的组合（B型）两型。

A型：凤冠和凤钗的组合。见莫高窟第103窟唐代壁画中的贵妇（见图7：5）[18]，不仅戴凤冠，在发髻左右两侧各插一枝凤钗，凤口衔以珠串，认为与“萦金为凤冠之钗”的记载相符[19]。

B型：凤冠和其他饰件的组合。以凤冠与发簪、发钗或步摇等其他头饰组合而成。如唐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706年）石椁内壁第三幅、第七幅仕女（见图7：6-7）[20]；另见莫高窟138窟晚唐贵妇供养人[21]、第61窟东壁和北壁宋代世家大族的女供养人（见图7：8-9）、第409窟五代回鹘王妃（见图7：10-11）[22]、第98窟五代东壁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家族的女眷和于阗王妃（见图7：12）[23]，以及安西榆林窟第16窟五代壁画等女性形象均表现有凤冠[24]。

图7唐宋五代时期陵墓石刻与壁画所见凤冠及凤形饰件（1《线条艺术的遗产》：146-147；2《盛唐风采》：68-69；3《考古与文物》2015（6）：68，图102；4《敦煌壁画复原图》：54；5《中国服饰名物考》：222，图474；6-7《线条艺术的遗产》：100-101、108-109；8-9《敦煌石窟鉴赏艺术（第十分册）》：图4-5；9《敦煌石窟全集1》：111，图130；10-11《敦煌石窟鉴赏艺术（第九分册）》：图3-4；12《四川文物》2009（5）：8-9，图13）

由此看来，唐宋五代时期凤冠的形制类型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成为当时流行于不同地区贵族女性中的重要冠饰。总体上早期凤冠形制较为简略，并主要局限于中原地区；晚期的形制渐趋繁缛复杂，传播到了河西及西域地区。具体而言：第一类凤冠主要流行于唐早中期，考古发现数量相对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其A型冠饰在五代时期仍有延续使用的现象；第二类凤冠则具有更广泛的分布范围，尤其在五代时期成为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如回鹘、于阗等政权）王室女性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两类凤冠的时空分布特征展现了以凤冠为代表的中原服饰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轨迹，以及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中的吸收与融合过程，生动体现了中原文化元素与边疆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现象。

参考文献：

[1][2][18][19][24] 高春明. 中国服饰名物考[M]. 上海:上海文 化出版社,2001:222-223,223-229,222\图474,223,223\图475.

 [3] 张建林. 李倕墓出土遗物杂考[J]. 考古与文物, 2015(6);唐 李倕墓出土随葬品小考[G]//唐李倕墓——考古发掘、保护 修复研究报告.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47-163.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李倕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15(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德国美因茨罗马－日耳曼中央 博物馆. 唐李倕墓——考古发掘、保护修复研究报告[M]. 北 京:科学出版社,2018:40-50. 

[5]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等. 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20(2);姚智辉,赵蕊. 从宝丰小店唐墓出土两件金银 器看唐代金工工艺[J].文物,2022(8). 

[6] 苏芳淑. 金曜风华·紫凤金龙·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 [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3:102-107. 

[7] Henry Trubner. The Arts of the T’ang Dynasty [J]. Ars Ori⁃ entalis, Vol. III, 1959: Cat. No. 298, Pl. 6, Fig. 9; Bo Gyllens⁃ vard. T’ang Gold and Silver [M].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 eri Aktiebolag, 1957: Fig. 57, Pl. 7d. 

[8] Maxwell Hearn and Wen Fong. The Arts of Ancient China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Vol. XXXII, No. 2, 1973/1974: 278, Cat. No. 80; S. C. Bosch Reitz. Chinese Jew⁃ elry of the T’ang Period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21(1). 

[9] S. C. Bosch Reitz. Chinese Jewelry of the T’ang Period [J],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1921(1). 

[10] 张萌. 唐李倕墓头冠及配饰的金珠焊缀工艺研究[J]. 艺 术设计研究,2019(3);杨军昌,等. 唐代“金珠”工艺制品：出土 文物、显微观察与材质特征[J].文博,2014(4).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唐李倕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 物,2015(6). 

[12]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等. 河南宝丰小店唐墓发掘简报 [J]. 文物,2020(2). 

[13][20] 樊英峰,王双怀. 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 刻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46-147,100-101\108-109. 

[14] 运城市河东博物馆,编著. 盛唐风采：唐薛儆墓石椁线刻 艺术[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8-69. 

[15] 张建林. 李倕墓出土遗物杂考[J]. 考古与文物,2015(6). 

[16] 刘人铭. 敦煌沙州回鹘洞窟研究[M]. 兰州:甘肃文化出 版社,2023:305. 

[17] 金长明. 敦煌壁画复原图[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23:54. 

[21][23] 王义志. 敦煌壁画中妇女的插梳方式及美学内涵[J]. 四川文物,2009(5). 

[22] 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鉴赏艺术(第九分册)[M]. 兰州:甘 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20. 

[25] 石硕,等.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M]. 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35-269. 

[26] 李星. 吐蕃金银器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李 璟. 吐蕃金银器纹样图像考[D]. 拉萨:西藏大学,2022;石硕, 等. 西藏古文明中的中原文化因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6:257-258. 

[27] 松赞干布,等.松赞干布遗训(藏文)[M]. 拉萨:西藏人民出 版社,2013:301. 

[28] 巴卧·祖拉陈哇. 贤者喜宴(藏文)[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114.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J].考古,2021(8). 

[30] 高春明. 中国服饰名物考[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39\98\105. Bo Gyllensvard, T’ang Gold and Silver [M].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57: 101, Fig. 51. 

[31] 马大勇. 云髻凤钗：中国古代女子发型发饰[M]. 济南:齐 鲁出版社,2009:77. 

[32]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186-187. 

[33] Anıl Yılmaz. Bilge Kağan'a Atfedilen Ta ve (Doğu) Gök Türklerin Budizm'e Yaklaşımı [J]. Art- Sanat, Vol. 11, Ocak, 2019: 394-395. 

[34] 仝涛.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上)[M].北京:文 物出版社,2021:155. 

[35] Sören Stark. Luxurious Necessities: Some Observations on Foreign Commodities and Nomadic Polities in Central Asia in the Sixth to Ninth Centuries [C]. Jan Bemmann and Michael Schmauder eds.,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 Wil⁃ helms-Universität, 2015: 489-492, fig. 22, 25-27. 

[36] Heather Stoddard. The“Lexicon of Zhangzhung and Bon⁃ po Terms”: Some Aspects of Vocabulary in Relation to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Persian World [J]. East and West, Vol. 59, No. 1/4, December 2009, Bon: The Everlasting Religion of Tibet. · 72 ·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总第164期）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David L. Snellgrove, 255-256, fig. 14-256. 

[37] 曾发茂,于光建. 莫高窟第 254、257、263 窟所见鸟形冠 源流探析[J]. 美术与设计,2025(3).

基金项目：2025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一般项目“考古学视阈下柴达木盆地及其周边区域民族交融与文化互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25-GMB-023

第一作者简介：娘先才让（1997-），男，藏族，青海黄南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吐蕃考古与藏学。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