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1980年,来自青海广大农村牧区的我们,来到青海民族学院预科部学习,成为预科复校以来的第二批学生,编为初一(1)班。全班40余人,有藏、回、蒙、撒拉、哈萨克等青海所有少数民族学生,无一遗漏,真可谓是名符其实的民族大家庭班。班里来的都是小学应届毕业生,年龄最大的14、15岁,最小的只有11、12岁。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我们,自理能力极差,好在学校和老师像父母般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使我们渐渐长大,学业有成,毕业后走向社会成家立业。41年,弹指一挥间,许多往事随风而去,过眼云烟,唯有在青海民族学院预科那段6年的初高中学习生活,既是没齿难忘的春秋岁月,又是烙印心坎的深刻印记。

        青海民院预科,位于西宁市城东郊区曹家寨,方圆几里全是庄稼地。学校是座孤岛,占地面积约50亩,有两、三栋教学楼,最高为四层,应该是砖混结构,学生宿舍多为两层的砖木结构的筒子楼,老师宿舍多为平房,地板和大梁、檩条都是木制的。无论是平房还是楼房,都没有自来水和暖气,取暖需烧煤,是那种大块机砖,又重又硬。整体来看,学校建筑应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有些平房甚至更早些。好在学校操场比较规范,有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等,当然全是露天的,也是简易的,更是开放的。学校绿化率比较好,杨树、柳树等树木茂盛挺拔,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但印象最深的就是随风飘香的丁香树。

        1983年,一场火灾使学生砖木结构的宿舍被毁。在新宿舍没有建成之前,全校男生在印有文革口号的大礼堂里凑合了一年。那时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当数建在校中央的八角亭。它青砖绿瓦,木格门窗,地基有几层阶梯那么高,周围有护栏,亭子四周树木茂密,亭子夜间灯火通明,是初中生读书记单词争先恐后抢占的好去处,也是高中生良辰美景谈情说爱的浪漫之地。所以,凡是从青海民院预科毕业的学生,多少都会有一些与八角亭有关的浪漫故事,不然,是会留下些许遗憾的。八角亭,是我们一群人对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时代对一群人的念想。凡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总会有几张黑白照片,或合影或单照,背景都会是亭亭玉立的八角亭。据说许多从青海民院预科出来的学子,毕业后同学建群名皆为:八角亭。

        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怀念我们的岁月。

        以我们自己的情感,记录我们的往事。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和微信,我们只能通过书信还有公共电话和家人联系,也没有像德克士和肯德基这样的快餐文化,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尕面片和刮碗子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当然,那个时候更谈不上飞机、高铁、动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如牛负重的公交车是我们出行的工具。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却留存着我终生美好的记忆。


        “三十年前,我们从青海广阔的农村牧区聚居在青海民族学院预科,开始令人难忘的初中、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那时,我们从三江之源、西海戈壁,从祁连山下、河湟谷地远离父母,告别故土来到了西宁古城、湟水河畔。母校的老师给予我们母爱般的温暖和关怀,同学们彼此更是情同手足。在曹家寨的绿色田埂边,在八一路微弱的路灯下,留下多少难忘的倩影和故事。还有红旗照相馆的影像,东郊电影院的欢笑……

        三十年后,当我们轻轻打开发黄的毕业合影,唤醒封尘三十年的美好记忆,凝视照片中熟悉而稚嫩的面孔,仿佛找回了三十年前学习和嬉戏的踪迹,细细品味珍藏三十年的同窗旧事,激起我们无限的思念和牵挂情怀。然而,三十年风霜雨雪的洗涤和沧桑岁月的磨砺,使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同学的情最浓,同学的意最真,同学的爱最无私……来吧,亲爱的同学们!无论你在雪域高原,还是在戈壁边疆,无论你在繁华都市,还是在异国他乡,带上你成功的喜悦与我们分享,带上你壮志未酬的感叹与我们交流……

        十年一觉古城梦,昔日少年今何在?

        莫道前景似江河,且把人生当酒喝。

        一杯清茶,凝聚着沉淀三十年的那份天真与纯洁;

        一盏美酒,饱蘸着积蓄三十年的那份深情和感恩。

        为了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为了彼此牵挂和思念圆梦,让我们相约在金秋十月,让我们相聚在古城西宁。”


        以上是三十同学聚会时,我代表同学聚会筹备组写的邀请函的部分文字。   

        2016年,同学三十年聚会,我们去看望了母校,也拜访了部分仍健在的老师,他们已是耄耋之年,八角厅早已不复存在。我们走进了一间教室,按上学时的座位坐下,与自己的同桌重温过去的岁月和情景。如今,学校及周边已是高楼林立,全然没有当年的感觉了,留下的是母校快速发展带来的自豪和骄傲。

        当初的我们或许是因为从小离家的原故,同学之间感情深厚、情真意切。期间,有许多十分有趣的故事,至今难以忘怀。一个来自海西州格尔木的哈萨克族同学,有人叫他:努尔兰别克,也有人称他为:岗斯舒里蒙。他年龄小,汉语表达能力不是太好,很少与人说话交流。就这样,一个人两个名字,怎么叫他都应声。至于一个人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大家也不问,以为是哈萨克族的特殊习惯吧。大概过去二、三年了,彼此之间熟悉了,他的汉语也有了长促的进步。一天,他很郑重地声明:他只有一个名字,即:努尔兰别科。至于那个岗斯舒里蒙,是当时有人第一次问他的名字,他说了,别人却没记住,又问了第二次、三次,他不耐烦地说:“刚才说了嘛”。结果是因发音不准,误以为是:岗斯舒里蒙。他也解释不清,只好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一个人的名字误叫二、三年后才得以澄清。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一个难以忘怀的故事,实在是找不出更多的、更好的、更深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然而,却给我留下真实有趣的生活,对于上了年岁的人来说,这个似乎更重要,更值得回忆和记录。


难忘恩师梁淑华夫妇


        梁淑华夫妇都是四川人,是预科的老师。梁淑华老师,瘦小、短发、圆眼,语速快、方言浓、脾气大,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在我的记忆里,梁老师容易着急生气,批评教育我们的时候她的“川普话”比较难懂,但数学课却讲的通俗易懂,连我这个数学逻辑思维混乱的人,数学成绩在班里也是中上等。她的爱人周老师,年龄似乎比她大很多,腿脚还有点毛病,却想不到是个体育老师,而且篮球技术好,当教练更是战术了得。

        我们这个班果洛、玉树的学生占多数,海东和其它州县的学生相对较少,但学习基础好,成绩占优者居多。梁老师针对我们班同学来自农村牧区、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接受能力不同等实际情况,因材施教,耐心授课,使我们来自牧区的学生数学成绩进步明显。同学们若生病了,梁老师更是会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呵护。多年以后,许多当时生病的同学还念念不忘梁老师亲自下厨做的“病号饭”,也是若干年后才知道这叫“鸡蛋醪糟汤”。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尚在恢复阶段。学校住宿及伙食条件都比较紧张,食堂饭菜以土豆、白菜居多,偶尔见些肉,早餐是苞谷粥和窝窝头。小时候在牧区,我只知道苞谷粒是乡上干部喂马的马料,熬成粥还可以喝,而且还不怎么难喝。当然,现如今已是高质量生活的营养餐。但是我敢肯定,当初,我们喝玉米粥决不是因为考虑营养综合平衡的问题。    

        上初二时,有次放寒假回校,听到一个噩耗,对我们视如已出、关怀备至的梁老师在四川因病医治无效,抛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人到中年的周老师,永远的离开了她所热爱的从教二十年的讲台,和她朝夕相处的视为儿女的莘莘学子。梁老师的不辛离世,使很多同学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也使许多同学的数学成绩,乃至人生前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一个中途被迫劝退的同学,三十年后饮酒后曾对我认真的无不遗憾的说:“如果不是梁老师走的早,我也不可能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更相信一个好老师对一个学生一生的影响。因为,原本数学还可以的我,高考时的数学成绩简直难以启齿。


两位老校长的故事


        预科的前身是青海省解放初期的青海公学院。“十年文革”结束后,成为西宁市第十七中学,是初中至高中六年制中学。记得第一任校长是从西北民族学院调任的叶旦老师,也许就是缘分,1953年叶旦是西北民族学院预科班的班主任,我父亲就是他的学生。按现在的观点看:叶旦老师是一个很传统的校长,工作一丝不苟、任老任怨。几个学生在学校打闹,折损了几根树枝。他就把树枝捆绑后挂在树上,并附一张纸条:同学们,请看损失!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都认为这种“认真”近似于迂腐。但是历史证明: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恰恰就是这样“认真”。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始终如一地认真,这恰恰是共产党人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在我的记忆里,这位校长永远身着藏蓝色中山装,帽子也是蓝色的,戴幅眼镜,背着双手,每天早晚在固定的时间内视察校园一圈,这似乎成了不变的规律。调皮捣蛋的同学只要避开这个时间段总会安然无恙。

        上高一时,第二任校长叫徐富龙,他个头很高,穿一件米黄色的风衣,据说是个复员军人,可能是因为口才好,喜欢在大会上讲话。现在想来,听校长口音应该是个南方人,因为,他偶尔说的几句青海土话听起来很蹩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的社会治安不太好,西宁也不例外,在街上打架斗殴,校园霸凌之事时有发生,每次发现学校都会严肃处理,所以当时,劝退、开除学籍的公告时常可见。当然,如果与社会青年发生矛盾,徐校长也是出了名的护犊子。我们是寄宿制管理,学校的请销假制度很严格,班主任老师又是宿管阿姨,当我们需要请事假时,假条要经班主任、教务主任签字后,最终呈请校长批准。记得上初三时,有个姓马的女同学,家在西宁,是个穿着时髦、性格外向的女孩,在师生眼中比较另类。据说,她认识很多所谓的“社会青年”,一般人根本惹不起。有一次,她把给男朋友的“情书”当成“假条”误给了老师,而那个时候,学生是不准谈恋爱的。校长得知这个情况后,干脆来了个杀一儆百,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点名批评这位女同学。校长在大会上声情并茂的公开了“情书”的部分内容,引起全校学生的哄堂大笑,有些女同学甚至有点辛灾乐祸,在背后指指点点,从来没有一个人考虑她的感受,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因隐私被侵犯,内心受尽了委屈和羞辱。但在那个年代,全校师生一致认为,校长的这个做法无可非议,我们跟着起哄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后来,这位同学退学了,不知道她现在哪里,过的好不好,其实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时代,那位校长,还有我们大家,欠她一个深深的歉意!


荣誉至上的初一(1)班


        我们这个班刚到学校是初一(1)班,以此类推,毕业时是高三(1)班,一直是大名鼎鼎的体育强班,因为全班同学视集体荣誉至高无上。而能体现集体荣誉感的莫过于体育比赛。从州县上来的学生体质普遍较好,再加上州县牧区的篮球普及率高,所以我们班男女生球技都是可以的。根据梁老师安排,在体育教研组周老师的亲自训练和技术指导下,短短1个月,初一(1)班篮球队横扫整个初中年级,甚至可以直接和高年级预科班叫板。班里年龄较大的学生杨洛、杨春林、仁钦、俄保,还有我本人都是班级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总共蝉联了几届冠军已不记得了。足球本是民族班的弱项,但短短一年后进步很快,上初二时候已是进入决赛级的球队了,我们班的后起之秀如阵正海、梅松、白明等不仅是班级顶梁柱,而且还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女队则已当周吉、韩文英、赵玉清、谢梅莲等组成的篮球、排球队基本上横扫全校无对手。那时,中国女排第一次拿世界冠军,全国学校排球热风靡一时,我们的对手也只是高一个年级的民族班。所以,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类,无论男队女飞都是冠军争夺的强队之一。每年“六一”举办的全校运动会,最是激动人心的时刻。田径赛场的运动健将,亦属我们班最多。如杨洛同学不仅打破学校20年的手榴弹投掷记录,他还是100米短跑冠军。杨洛、董才让、扎白等组成了4x100米接力的冠军,努日加是全校标枪冠军等等。除了体育运动,还有每年元旦的歌舞比赛,排练节目班级间相互是保密的,在正式亮相前,必须要防止泄露。娜孜古丽、白花吉、卡样等美女舞跳的很好,可谓阿娜多姿、翩翩起舞。男同学当属江玉建和阵正海的藏族舞姿潇洒豪情,当然,我也凑合。班级后墙基本上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挂满象征各种荣誉的锦旗。

        记得有一次,学校举办拔河比赛,我们比赛输了后“恼羞成怒”,迁怒对手不守规矩,全班女男总动员、齐动手,把人家高年级同学打的抱头鼠窜。学校本来要对挑头者严肃处理,好在全班同学众口一词,学校法不责众,只好软处理。记得初二时,班里挑选品学兼优的同学,作为奖励到乐家湾机场看飞机。其实是乘座飞机,那架飞机很小,军绿色的,只能乘六、七个人。那次,与我一块乘座飞机的同学是:后来成为高僧大德的久美坚参、现任海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梅松、同仁县法院副院长晓明、玛沁县政法委副书记杨洛等人,飞机在西宁上空盘旋一圈落地了。也许是因为紧张,那天,飞上天空的感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可在回去路上有关飞机机型及用途的争论,至今难以忘怀。有人说是喷洒农药的飞机,也有人说是教练机。我是第一次见飞机,自然没有发言权。事隔近40多年了,对我而言,至今没有搞清楚,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飞机,但40年前我乘座过飞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各个领域的业务骨干


        高二时,全校共有4个班参加高考,学校在为第二年的高考筹备召开动员大会。坦率地说,很多老师不看好我们班,也曾有老师评价:四肢发达者,头脑必简单。大家都心知肚明,说的是哪个班。但我们的任课老师们却不这么看,我们班的特点是课堂气氛活跃,发言积极。幸运的是,当时,西宁市第十七中学是远离市中心,交通偏僻的乡村中学,自然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从四川、上海等地下放来的、需要改造的优秀中学老师的集中点。记得临近高考时,任课老师通过私人关系,从上海、四川等地找来各种复习资料,给我们人手复印一份。对民族班学生的格外照顾和偏心,也曾引起“普通班”学生的不满和嫉妒。通过预科四、五年的学习、生活,来自果洛、玉树的同学学习成绩都有明显的进步。但是,那个年代文理科界线明确,偏科现象比较突出。唯一的遗憾,当时参加高考,少数民族学生可在英语和藏语间任考一门,我们班很多藏族同学选择了藏语文。但是,原来的州县学校藏语文教学水平不一,部分学生没有基础,只好从小学开始学起,所以,六年预科藏文知识,也就是小学水平,高考成绩可想而知了。  

        那个年代,预科毕业同学很受所在地机关单位的欢迎。在牧区州县上,高中毕业即可安排工作,很多同学因家庭等原因,高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就回去参加工作了,后来都成了金融、税务、公安等部门的业务骨干。参加高考的同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令人骄傲的是:那年我们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远远高于其他班级。其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扎洛,已是闻名中外的藏学专家,果洛久美坚参私立学校校长久美坚参,是著名的藏区教育专家,曾荣获“中华慈善奖”等众多奖项。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因历史原因迁徙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哈萨克族同学娜孜古丽、库立坚、努尔兰别克等。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后来在各行各业都是当仁不让的业务骨干,但在仕途上有成就者并不多,远比不上我们的师弟师妹们。

        从预科毕业的学生中,确实不乏仕途风流的优秀人才,后来在州县上担任独挡一面的主要领导者为数不少。对此,我们虽在表面上深不以为然,但在暗地里还是认真地总结了一下,最后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和当年初一(1)班的班风和个性有关!有了这结论,足以慰平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关于母校,曾经写过一首题目为“忆八角亭”的小诗,曾发表在《青海日报》江河源文艺副刊上,现抄录其中一段以示纪念。


                忆八角亭


                八角亭

                每当打开发黄的影集

                在黑白照片的人群中

                 在莘莘学子毕业典礼

                的合影里

                我最先寻觅的不是自己

                而是你的双眸

                处女之作

                是初恋的日记 

                尘封已久的秘密

                此生永不解密

                因为 密码的另一半

                永远攥在你手里

                曾经朗读“荷塘月色”

                青春年少的你

                现如今可还在思念

                八角亭的往事?

沙日才.png

        沙日才,藏族,笔名居沙,青海玛沁人。20世纪80年代先后就读于青海民族学院预科、青海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届、八届委员会委员、八届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青海省作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成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少数民族培训班学员,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封存:瑞雪之印》。果洛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白唇鹿》(藏汉文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