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民族教育先驱罗让尼玛先生
2024年5月18日，是罗让尼玛先生①逝世34周年祭。为颂扬先生丰功伟绩，缅怀大德之高尚情怀，为中华民族教育蓬勃发展注入精神力量，本文作者先后和先生的两位学生促膝长谈，在回忆中细细品味罗让尼玛先生的智慧和为民族地区教育、藏兽医、文化的发展传承呕心沥血的一生。
生命里的一道光
讲述：甲尕 整理：阿尼吉吉
他是阳光，照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教授我知识，更教授我如何学习和做人。
——甲尕
我叫甲尕，1955年出生在红星乡折勿村，从有记忆以来，就常听大人们说起一个名字——阿科尼玛。
一、从“神”到老师
在我生活的红星地区，大家对阿科尼玛这个名字充满了敬意，可以说远近闻名。那时候我周边的大人，遇到什么事都会去寻求阿科尼玛的帮助，小到家庭的内部纠纷、大到村内的矛盾纠葛，只要是棘手的事情，人们就像寻求一道明亮的光那样，捕捉着他的身影。在当时（文革时期）社会形态还很严酷的时代，人们对他的敬仰就差没有顶礼膜拜。
在大人们的影响下，我把他当成了神一样的存在。我经常会想：阿科尼玛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什么让他那么的与众不同？什么时候我能见到他？什么时候能跟着他学习文字？
1968年的冬天，在我十三岁那年。我一个年龄较长的朋友蘅措（已去世），他当时在从事医生的工作，跟着阿科学医。那个时候每到冬季不需要外出采药时，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在阿科的组织下考试。我带着浓浓得好奇心跟着去学习，主要就是为了见到阿科尼玛。
去之前，我的脑海中浮现的阿科形象，就像神或者活佛一样不同于凡人，当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一件旧皮袄，袖口宽大，里面穿着一件红色料子的衬衣，普通而又平常。他的出现既没有光环、又没有神秘，一瞬间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我想：喔，原来他是这样的！从那时开始我就跟随了罗让尼玛先生学习藏兽医，他从我心中的神变成了我的老师。
当老师对我们这些跟随学习的新人有了认识，就开始引导我们要如何学习、为什么学习。有一天他把我们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新人，初来学医，从现在开始要好好把握机会，努力学习知识、学习藏文化，学习要持之以恒。我们不能一辈子做一个无知的人。”在我去学习的时间，老师一手成立的藏兽医培训班已经有8年。
和老师一起生活、学习是我今生最宝贵的财富。老师言传身教，传授他所知的一切，可惜我才疏学浅，只能领略其中一二。
二、抢救古籍
当时，老师作为少有的知识份子，在文革期间用自己的方式抢救藏文化古籍。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寺庙是革命首当其冲的地方。拆除寺庙、神像、焚烧各类形同经文的书籍都是运动的一部分。
那时我还小，老师就让我们在寺庙周围玩耍，在废墟里收集玩具一样收集可以看到的带有文字的书。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有文化，认为书这个东西不能给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是没有用的。
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老师教育我们：书的外形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外形我们可以改变，就像不同地方的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着装一样。重要的是书的内容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发展有没有用。
于是，我们会写字的学生根据他的指引，用当时老师找来的稀有草纸和钢笔，抄写医学方面的著作。每次抄写的前章是毛主席语录，后面就是藏医学知识，有的著作不全，断章少页。就那样我们抄写完了《四部医典》大部分内容。老师让我们在抄写中学习，又不同程度地挽救了即将被销毁的藏医药古籍。
等我们抄写完后，老师把那本书带到领导面前说：“您看，在这本书上即可以学习毛主席语录，也可以学习藏医药知识，这是一本有用的书。这些内容对国家和民族是有用的，不能只看书的形状，就否定它的价值。本地人很多是文盲不懂文化，上面的领导不了解实际情况，仅仅因为它的外形像经文就烧掉，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民族的损失。依我看，外形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容。”
在老师的呼吁和平时在教育上的身体力行，领导们看到了藏文化不仅只有经文也有科学知识，开始慢慢转变观念。从那以后，我们可以放心地拿着书出门，在这之前书是禁带品。而老师继续带着我们一边学习一边抢救各类古籍。
三、老师的智慧
学习不久，老师带着我们去采药。在采药期间，很多草原上的牧人认为：如果草能治病，牛羊不是一直在吃草吗？那它们还会得病吗?
事实是，当时牲口有很多疾病，国家也在免费提供青霉素之类的很多药物，这些药对牲口的医治不明显，很多药被浪费，我们小孩还把药拿来玩耍。老师带着我们把采来的药进行熬制，认真研究后给牲口对症下药，牲口的病渐渐好转。当时国家提出草原上要解决的两大难题：一是牧草不够；二是牲口的疾病。老师成功地研制出了药物，并控制住了当时的疫情。在看到成果后，群众逐渐认可和依赖老师的医学技老师的教育教学方式很特殊。我们的学习没有固定场所，夏天草原上的植物长成，我们随着老师翻山越岭、涉河渡水走遍草原各个角落，采摘药材、辨别植物、学习它的药理、药性。冬天我们回到红星乡防疫站几间简陋的平房里，学习制药、巩固夏天所学，并继续学习藏文化，每晚进行考试。考试主要是背诵，相互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藏医知识。刚开始时学生以红星乡的中、青壮年为主，老师还特意把各个村顽皮的青年，家里无法管束的孩子弄来学医。每到考试大家都要面子，同学们即使不懂文字的意思，也要把它记下来。原因很简单，考试是在各个大队进行，乡村领导、大队领导、家人、亲戚、朋友都在老师邀请旁观的行列。每次考试老师则不动声色地坐在人群里，让我们既紧张、又害怕，平时学习就更加用功。而前来观看的群众也得到了一定的感染和教育，学习文化的氛围被带动了起来。
在老师坚持不懈地教育影响下，渐渐的大家觉得文化有用，有文化有知识好，想要学习的群众上门求学，老师对寻求学习的人从不拒之门外。
老师教授我们的采药、制药，既可以治人，也可以治牲畜，这对当时思想封闭、医学落后的牧区，乃至整个社会来说，老师的教育是多么大的善举和慈悲。
后来慢慢的女性、外地学员加入了跟随老师学习的队伍。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壤塘、松潘、红原、阿坝各县，青海、云南、新疆、内蒙、西藏、甘肃、凉山等不同地区的人们莫名而来。老师的文化教育就像长了翅膀，飞到了更多想要获得她的人群中去。
四、老师的栽培
就这样我一直在老师身边采药、制药、学习《四部医典》到23岁，之后老师开始教我配药、开具药方，给人看病、也给牲畜看，当时老师开了一所条件简陋的人畜均可治病的医院，我就在那里行医。
回想，在和老师风风雨雨十多年的学习中，我掌握了500多种草药的药理、药性，和它们的形状，并进入了《四部医典》这本藏医药学旷世奇书的终生学习中。
我们的生活简单、充实，在采药期间，有的时候有十几名学生，有的时候二十几名，最多的时候达到五十人左右。我们所有生活用品靠几匹马驮运。白天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寻找草药，饿了就地升火、熬茶，吃糌粑、喝山泉，下午就地辨识植物的名字、形态、药用，晚上撑起帐篷休息。
1970年，我们的藏兽医培训班在老师的努力下改办为“红星公社五·七学校”。1975年，学校扩办为“若尔盖县‘五·七’藏文学校”，他担任校长和主学科教师。在此期间我一直按照老师的安排从事医务工作。1981年，老师创建若尔盖县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安排我去担任校长，并把我之前承担医务工作的“人畜治病医院”门诊搬到了我所在的学校，让我在担任校长工作的同时，能继续就医。直到老师临终之时，他都不忘嘱咐我坚持传承和发扬藏医学。今年，我已经69岁，从未忘记老师的教诲，一直坚持从事藏医工作，自己开了一间门诊，按照藏医传统药方制药，也给人看病。
五、老师的品德
回忆老师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博学多才、充满智慧的人，更是一位胸怀慈悲、一心为他人的好人，也是一位勤耕不辍的好老师。他对自己很敷衍，对别人却充满仁爱，对物质没有任何奢求和欲望，生活简单、朴素。
记得在一次采草药的时候，我们路遇一位铁布的老妇人，前往朝拜的她在路上奄奄一息。当时说是夏天，但天空下着纷飞的雪，老师毫不犹豫地脱下外套，紧紧裹住老人为她取暖，我们则抬着老人找地方救治。
这样的事很多，在我们采药驻扎的地方，会有路过的乞丐，衣衫褴楼，老师总会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他不会想给了以后自己怎么办，他只担心乞丐会受冻，我们怎么劝说都没用。每次老师穿了一件新衣，上午的时候他还可以控制自己不用劳动过的手碰他，到了下午就没辙了，老师总是把双手放到衣服上擦拭。对乡村里顽皮的孩子，他也特别宽容，别人眼中玩世不恭的逆子，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努力而勤奋，在他面前俯首帖耳。
冬季，每天早上5点左右，当我们到老师那里早读，老师已经穿戴整洁，家里的炉火已经温暖贴心，藏香的味道溢满了小屋，现在想想老师起得比我们早很多。老师的家既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很多人蹭饭的地方，在普遍贫穷的年代，老师倾其所有款待自己的学生。
在我的记忆中，老师总是忙碌着。夏天，上午我们采药，下午老师还要教我们知识。冬天，老师带着我们温故而知新，举办各种比赛，让我们学有所获。一年下来，老师几乎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当老师的医术越来越得到认可，很多牧人总会拿着动物的粪便和尿液请老师诊断，为了解决牧人的困境，老师从不嫌弃，仔细诊断，眉头都不皱一下。
随着声望越来越高，老师的工作日益繁杂、忙碌，时不时还要到各地参加会议，那时他总会带上一两个学生跟随。他总会询问身边的学生认真看、听老师和他人交往时的用词和礼仪没有，要求我们：老师是怎么做的，今后你们就怎么做。对于初出茅庐的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现场教学。因为条件简陋，晚上就寝时我们和老师挤一张床。
老师一直以来被人们尊称为“阿科尼玛”，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老师的博学带给人们福音，更多的是因为他散发的人格魅力和心中无我的无上修为，也是因为他的慈悲之心、博大胸怀带给了人们无数感动。
老师一生中获得的成就，既是身先士卒、甘于奉献的硕果，也是他厚德载物的圆满功德。
生命里的一片海
讲述：供秋银巴 整理：阿尼吉吉
他是大海，而我只是尝到了海的滋味。
——供秋银巴
我叫供秋银巴，1968年出生在红星乡河它村。我的父亲是阿科尼玛的学生，受父亲影响，在我很小的时候心里就滋生了对阿科的尊重和敬仰。也是因为父亲的安排，后来我也有幸成为了阿科的学生。
一．规划我的未来
父亲在单亲家庭长大，从小好斗，是个很好强、也很傲慢的人。父亲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阿科②时的情景。当时阿科请父亲帮忙带一封信到别处，父亲骑着牦牛很不客气地告诉他自己没空。多年后阿科告诉父亲：遇见你时，你很傲慢，我以为你是哪个土司家的后人。此事发生不久，父亲作为社会上难以管教的青年被大队安排到阿科那里学习，阿科用他自己的人格魅力教化了父亲和父亲一样的青年，使他们走上了有文化有意义的人生道路。
也正是因为这样，原本打算把我培养成干部的父亲，把在红星中心校学习到四年级上学期的我召回了家里，并把我带到阿科身边，那时我十岁左右。
第一次见阿科的时候，阿科在藏中后面的山沟里搭了一顶帐篷过野餐，父亲和他聊了很久，他们一直很聊得来。第二次见阿科，他在藏中对面的河边搭帐篷与兽防站的同事们过雅顿节，那天父亲宰了一只羊带过去。那个时候，阿科已经在着手建立藏文中学，也是那次，阿科和父亲安排了我的学习。阿科叫我父亲把我安排到藏文扫盲班，然后考藏文中学，就这样我开始进入新的学习和生活。
1981年7月藏文中学建立，我考进学校，并在1983年毕业，那时学校学制两年。1983年年底本巳考上四川藏校的我在阿科的建议下通过父母同意后准备出家，并在阿科那里开始学习和背诵经文，1984年初我在郞木格尔底寺出家为僧。
二、对文革后的宗教文化恢复做准备
阿科有三位同学，阿科银巴、阿科降参、阿科罗让旦真。阿科银巴思维敏捷、善于辩论、思想活跃；阿科降参性格固执、守旧、忠厚；阿科罗让旦真虔诚、单纯、严厉，是阿科尼玛最亲近的人。他们每个人学识渊博，在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几位都先后回到寺庙开始承担起重建寺庙的责任。
当时阿科也在积极准备，他仔细挑选着合适的人学习、继承宗教文化。阿科对很多人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对于我的安排，阿科把我托付给了他的学生桑东活佛。原因有三：1.桑东活佛是阿科的弟子，是我父亲的同学。2.桑东活佛家里条件好，而我的家庭条件相对拮据。3.桑东活佛是个严厉的人。桑东活佛是我的生活老师。继而阿科又把我托付给阿科罗让旦真，学习经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我的心理阿科代替了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桑东活佛在生活上关心我，阿科罗让旦真在学习上管教我，每次我学习不认真或是做了什么错事，老师们都会吓唬我：再不听话就告诉阿科。这就好比，一个孩子不听话，旁人说再不听话就要告诉你父亲一样。
三、融入心灵的亲情
在寺庙里学习、生活的时候，我最向往的就是到阿科家去，在那里没有约束和严厉的管教，就像孩子放假回到家一样。那时，阿科家有一台小彩电和录像机，每次我们（我和寺庙里的同学）去他家，阿科会特意安排我们看当时刚出来的电视剧《西游记》，上午两集、下午两集，这在寺院是不允许的，当时听收音机都不允许。
1983年到1987年，阿科当时在写《郎木寺誌》等一些他的著作，每次到了寺庙，他就叫我们以给他当秘书为借口，到寺庙去请假，多数时间我们在他那里休息，不用去寺里上早晚课。
阿科的这些行为表现了他教育方式的与众不同，也体现了他大智大悲的修为。回想那些年，我们年纪还小，要说学到了什么，我也具体说不上来，但阿科给我们的亲情和那份关怀备至，是我这一生的温暖，使我有了一个非常快乐的少年时代，这也是在他身边的每一个学生的切身体会。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一，寺庙放假一个多月，那时我们最想到阿科那里学习，阿科也会专门安排时间亲自教授我们，从1983年到1987年从未间断。阿科从来不会说哪个孩子的缺点，他曾经对我说：“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哪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优秀，在父母面前夸孩子，父母会高兴，父母高兴了孩子会受到宠爱。父母的爱和关心会转化孩子的一切缺点。”
那个时候，阿科因为操劳需要按摩脚底，放松身体，我也去给他按摩，本来是想好好表现一番，就像小孩讨好父亲那样殷勤。但我耐不住好动的性子，过不了多久我就不想按摩了，恶作剧的用力掐他的脚板心，阿科会向父亲那样训斥我说：“好好好，不想捏了就不要捏了。”我会高兴地跑开，与其他同学玩耍去了。
四、精心栽培让我昂首挺胸
1987年，寺庙把我和几位僧人作为培养对象安排到阿科那里深造一年。当时有我、桑木单、旦真，那一年进一步增进了我们师生感情，整整一年阿科都亲自教授我们藏文化知识。
阿科走到那儿就把我们带到那儿，即使出门采药也会带上我们，这一年我们没有落下一节课，阿科没有停过一天的课。这一年当中阿科除了他医学方面的知识，其它掌握的文化知识全都传给了我们，结业时还给我们发了藏文中学的高中毕业证书。我们也很勤奋，除了旦真以外，我们其他人都住在一起，有一次我们的糌粑吃完了，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取，按理说我的家离乡上很近，可以去取，但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跑到旁边一间，以前塔拉活佛的宿舍，看有没有留下什么吃的东西。我们找到一袋糌粑，糌粑已经坏掉了，我们就把它炒了吃。
如果说我有什么文化知识，都归攻于这一年阿科的精心栽培。也是因为阿科的不断耕耘，给予了我丰厚的文华知识。1992年，北京高佛学院招生，我考了全国第一，考了满分。这不是说我怎么样，这就是阿科为我打下的基础，这就是他为我们每个人量身定做的教育方式获得的结果。他的教育总是给我们自信，哪怕是在我去了北京高佛院与来自全国其他寺院里的佼佼者们为同学，我也能昂首挺胸，学习成绩总会排在前一两名。
五．静悄悄的爱
阿科的教育就是这样神圣而奥妙。而他给予我的何止这些，他无声无息地传递着自己对学生的爱。
在1987年的学习当中，为了让我们有生活补给，阿科在寺庙给我们争取了每人15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解决我们的零花钱，阿科又别出心裁。当时兽防站在打围墙，雇了小工来做，本来是不需要增加人手，但是阿科安排我们几个去打土墙，打一个小时的土墙，开一天的工资。阿科对我们的关心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而且他的方式方法又是那么的巧妙和别具一格。既让我们在一天的学习当中得到了适当的锻炼，也让我们通过劳动换取所需，他的爱无微不至。
1987年开始，阿科在写著作的时候，有时叫我和另一名同学担任他的秘书。我去的时间较多，那段时间我的速记和记录时的用词得到了飞速进步，做的记录快且准。
有一次，作为阿科的秘书，他要我写崇尔乡卡茸寺大殿庆典仪式的致辞，我没能理解到阿科的意思写了一个错字，阿科看完后这样说：你这么好的学识，怎么把这个都写错了。阿科的训斥让我觉得怎么可以写错这么简单的词呢！现在想想这是阿科的耐心和教育方法，他从来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1989年，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僧舍。阿科当时已经病重，他把我叫去，要我去热尔寺找他弟弟阿科俄热。当时他弟弟在建热尔寺的大殿，他们需要会刻梵文咒语的人，阿科叫我去完成，我写了3、4天，走的时候阿科俄热给了我一些劳务费，我就拿着钱回到阿科家。
阿科问我：“他们怎么说？”
我说：“他们问了您的病情。”
阿科：“你怎么说的？”
我：“阿科的病情还可以。”
阿科：“你觉得可以吗？”（这是有生以来阿科对我说的最严厉的话）
阿科又为问我：“你写那么多东西，他们是怎么安排的？”
我：“他们给了几百块钱”
阿科听后，立马脸色就变了。
他说：“你拿别人的钱干嘛，钱有用吗？你在寺庙里还没有房子啊！我本来打算在俄热那里为你要房料，看，被你搞砸了！”
阿科处处关心我，不只是我，只要是在他身边学习、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自己和阿科之间刻骨铭心的故事。
六、生命到达终点 爱还在继续
在阿科病重期间，有天晚上，阿科坐在家里的炕上，向他的学生格德甲、供秋仁青交代他的遗愿，我在一旁聆听。
他对着格德甲老师说：“万一我走了，我的后事就由你来操办。”我们听了都很伤心，流着泪。
他继续说：“我的遗体必须在汽车拐入郎木寺左手边山坡上的那个平台上，面向寺里火化，决不能把我遗体抬上天葬台火化，切记在天葬台火化是对我最大不敬。”
接着他又对格德甲老师说到：“你负责处理我的遗体。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翼翼，不要折断骨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没有疼痛感了，但是你作为我的学生心里会无法接受，所以一定要小心翼翼”。
阿科病重期间，在他弟弟俄热的再三固执下，阿科无奈搬到了郎木寺的僧舍，那时我和另一名同学去看望阿科，并把之前准备好的一个万象诗送给他祈求驻世。
阿科接过我们的诗，认真读完后就说：“写得好，可我已经到了生命的终极，无法再延长。有生就有死这是规律，不想死就要做到不生，前段时间我在藏文中学时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掌控了死亡过程的修行，可他们没让我如愿，又是喊叫又是打针地把我硬拉到这里。我不知道能再次掌控与否，身边的人不了解死亡的奥妙，那真是很可怕，孩子们，你们的诗写得很好，也是我们来世相遇的吉兆，我就收下。”
“把握死亡的过程，修行光明母子结合”这是直接通往佛国的最高修行。现在回想起阿科临终前说的这些话，我才明白，我眼中所见阿科渊博的文化知识，只是他修为的极小部分，是他闻思修中的冰山一角。
可惜阿科走得太早，我们又太年轻，我只尝到了“大海”的一滴恩赐！
注释：
①罗让尼玛先生生平简介：
罗让尼玛，1926年7月26日出生于若尔盖县阿米塘村。1990年5月18日，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64岁。生前为阿坝州畜牧兽医学校名誉校长、阿坝州若尔盖藏文中学校党支部书记、兼任若尔盖县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校长。
罗让尼玛先生自幼在四川纳摩格尔底寺学僧，继而先后到甘孜德格卓青寺、西藏哲蚌寺、扎什伦布寺攻读藏族十明学，获得格西学位。
1958年民主改革后，在若尔盖县红星乡兽防站任站长。
1960年，根据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罗让尼玛先生在兽防站创办藏兽医培训班。1970年改为“红星公社五·七学校”。
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5年，县委、县革委将红星公社“五·七”学校扩办为“若尔盖县‘五·七’藏文学校”，担任校长和主学科教师。
1981年7月10日，根据州政府文件，在红星创办“阿坝州若尔盖藏文中学”，遂后将原红星“五·七”藏文学校改办为“若尔盖县农牧民文化技术学校”，担任两校校长，兼任文化技术课教师。
1988年，先生在藏文中学按照“三加一点”的方式，开办职业技术初中班。
1989年，在藏文中学为州畜牧兽医学校代办藏兽医中专班。
罗让尼玛先生艰辛创业几十年，为若尔盖民族教育和藏兽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先后受到国家、省级、州级和县级表彰、奖励32次。
1978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1979年，国家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并赴北京出席表彰大会。
1980年，出席全国科协代表大会。
1983年，出席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座谈会。
曾任全国科学技术协会会员、“五省区”藏戏研究会理事、四川省第五届人大代表、四川省科协常委、省委科普创作协会会员、省畜牧学会理事、省经济研究会会员、省农技协会会员、省动物研究所特邀研究员、省中兽医特邀研究员。
罗让尼玛先生先后出席中国共产党阿坝州第二次、第三次代表大会、政协阿坝州第六、七、八届委员会。曾担任政协阿坝州委员会常委、州科学技术协会常委、州兽医学会理事、若尔盖县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县藏医学会理事长、县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常委、县中小学教师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通过长期教学与实践，罗让尼玛先生发掘、整理藏兽医学不少资料。他编辑的《藏族民间常用兽医药物》、《藏兽医药物理论研究》、《藏族民间常见畜病诊治》等由中央民族出版社出版；《藏兽医验方选》、与他人合著的《高原中草药治疗手册》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中草药治疗牲畜疫病的几个验方》、《藏兽医验方选编》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他还整理出版古典藏医《医方四续》一部，编写乡土教材82册，整理编写藏戏剧本27册。
罗让尼玛先生的一些研究成果和著作分别获得“全国科技大会科技成果奖”、“省科技重大成果奖”、“省科学技术三等奖”、“省优秀成果二等奖”。
1983年7月，先生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中国科技协会授予的“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荣誉证书。
1986年5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文化部、国家民委授予“在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发掘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奖。
1989年9月，被西北民族学院聘请为“大专藏语文函授辅导教师”。同时，再次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去北京参见表彰大会，获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并晋升两级工资。
直至逝世，三十多年来罗让尼玛先生始终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谨的求实精神，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品德，为若尔盖的民族教育事业和藏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敬爱他的人们誉为川西北草原上的“圣人”、“草原上的孔夫子”、“草原上的太阳”。
②受访者供秋银巴对老师的敬语。
作者简介：
阿尼吉吉，四川若尔盖人，籍贯青海化隆。出版小说合集《措姆》，部分随笔、散文刊登于藏人文化网、阿坝文艺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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