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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先后应邀到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西来大学等参加学术研讨会、讲学或访问。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史，尤其是西藏历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5项（在研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4项（含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项）；先后在《民族研究》《哲学研究》发表论文80篇，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3篇；出版《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专著9部，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一等奖（合著）、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合著）、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独著）等8项。文章围绕王川教授的学术经历，结合他在藏汉民族关系史领域二十余载的研究，对其进行了专访。
关键词：王川；西藏历史；康藏研究；社会史
笔者：王川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向您请教有关藏汉民族关系史、西藏及康藏地区社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个人的主要经历。
王川教授：1969年我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1987年通过高考进入四川南充的西华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本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过程中，有多位授业教师都在做边疆史地研究，如我在1990年学习阮明道教授的《中国古代边疆史研究》课程，阮教授在课上反复讲到中国西南的夜郎国，夜郎自大、金瓶掣签、达赖喇嘛、班禅大师、活佛转世、“虹化”等名词概念，激发了我对包括藏族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兴趣。大学四年，我们班上有多位来自四川阿坝州马尔康、金川、理县，凉山州木里，以及甘孜的藏族同学，其中还有一位藏族同学（他的外婆就是卓克基土司夫人柯玉霞）与我住在同一间宿舍四年，大家相处非常愉快，友谊一直持续至今，也进一步增加了我对藏族历史文化的认识。1991年，我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通过当时同在中山大学读研的藏族同学，如人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的嘎·达瓦次仁、次仁央宗两位同学，得以有机会深入了解藏族历史文化。1994年留校工作后，学校丰富的藏族历史文化藏书，让我获益良多；我还邀请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的嘎·达瓦次仁，在中山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作活佛转世的学术演讲，参加听讲的学生达四百多人，一些学生开玩笑称“王老师请来活佛了”。之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教授介绍我认识了人类学系优秀毕业生格勒博士，我逐渐开始向格勒博士问学。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蔡鸿生教授告诉我，格勒博士是从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藏族博士，蔡教授作为格勒博士学位答辩的评委之一，对格勒博士印象很深。此后，我继续在中山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听陈春声教授、科大卫、程美宝等先生的讲座，学习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开阔了研究的域外视野；并在人类学系选修了人类学、考古学的课程。
1996年，我正式参加了格勒博士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项目《中国藏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格勒博士给我建议了一份藏族历史文化典籍的清单。我认真研读后，于1997年7月随同他到西藏自治区进行藏族社会的田野调查，为期两个月。在昌都地区党委书记李光文同志的高度重视下，我们在昌都地区下属的昌都县、恩达县、察雅县、丁青县等十几个县的调研非常成功，我在1999年完成了多篇论文，于2000年、2001年在《西藏研究》分别发表；我在昌都，从当地学者图嘎先生、藏研中心扎嘎先生、偶遇的民族学者陈立明教授（西藏民族大学）等处学习到了很多，得到的启发甚大，如得知清碑《丹达山神记》，成为我日后完成《清代及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丹达神崇拜》一文的缘起。此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此次调研完成的集体成果，在1999年9月于成都举行的成果鉴定会上，得到来自西藏和全国各地的领导与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认为该成果“结构严谨，系统全面，资料翔实，观点正确，论证有力，学术价值高，可读性强，填补了空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成果以《西藏昌都——历史、传统与现代化》为名，在次年（2000年）由重庆出版社正式出版。与此同时，我以《中国藏族地区现代化起源研究》一文，赴香港浸会大学参加国际研讨会，论文收入该校余振教授主编的论文集并公开出版，还收录在格勒博士主编《西部开发与藏区现代化研究》一书中。
此后，我多次参加格勒博士主持的课题研究，先后于1999年夏季和中山大学坚赞才旦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锦研究员到拉萨地区、山南地区田野调查两个月，与苏发祥博士等向退休后定居拉萨的土旺教授等学者请教。以田野调查的资料为基础，我得以完成论文与个人田野调查日记《拉萨河畔六十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2002年与霍巍教授、王晓松先生等参加川滇藏“茶马古道”联合科学考察，归来后我发表了《“茶马古道”旅游品牌打造的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中国民族报》2003年4月22日第3版“理论动态”对此文予以摘要介绍（约320字）。①
2004年，我与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参加格勒博士主持的重大项目《拉萨十年变迁》（1994-2004），在拉萨等地进行田野调查，论文成果后来收录于格勒博士主编的《拉萨十年变迁》一书中，在2008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外，与李涛教授、王金红教授、于长江教授等一起到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萨迦县等地进行调研。
笔者：您在进入学术界后的研究领域为近现代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史，从您的论文及著作中可以发现，您一直深耕于西藏及康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史，为何会选择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呢？
王川教授：随着我最先在属于康藏地区的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地区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我对藏族历史文化，尤其是藏汉民族关系史的了解，在研究中逐渐加深。当时，李绍明研究员、任新建研究员、周伟洲教授、罗润苍研究员等老师辈学者，也多次对我强调，与西藏自治区的“卫藏”研究相比，“康藏”“安多”等边缘涉藏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于是，我逐渐将自己藏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确定在藏汉民族关系史、近现代康藏地区社会史（也就是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史）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我完成了《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近代西康地区社会研究》《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等专著，实际上是我研究这个领域的文集。同时，《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也是我2002年到2004年在四川大学跟从谢放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出站报告，答辩出站后经过修改，在2006年正式出版。前两本书，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了老师辈的李绍明先生的赐序，令我深受鼓舞，加强了我继续求知于藏学的信心。
笔者：作为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学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具体研究情况？
王川教授：我对于西藏及康藏地区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方面为近现代川康地区民族史，“川康”即川康地区，介于四川省腹地与西藏之间，是清代后期起对四川西部藏族地区的称呼，亦是近代以来西南一地的习见语。这一地区因涵盖了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康”的大部分地区，且处于邻近四川省的康区部分，故而被称为“川边”。中国古代的藏族聚居区，因自然人文环境的差异，形成了三个文化地理范畴，即卫藏、安多、康区。从地理分布看，康区是指西藏鲁贡拉山以东、四川大渡河以西、青海巴颜喀拉山以南、云南高黎贡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行政区划看，大约包括现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部分、凉山彝族自治州一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等，即现在简称的“康区三州一地”地方。
康区因紧邻四川、云南，成为历代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交流沟通的主要孔道，对于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康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与现今学术研究的薄弱形成鲜明对比，我于2006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和《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是近现代川康地区民族史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
《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是对昌都地区近代社会的专门性研究。昌都地区地处川青滇藏交会处，是藏民族起源及藏族悠久历史文化产生、形成的重要地区，清代驻藏大臣松筠、入藏公干的姚莹称昌都“乃川、滇、西藏三界之中最为重地”，为“扼要之区”，“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为西藏门户”；驻藏大臣和宁《西藏赋》注昌都“乃西藏之门户”，成为以后治藏极为关键的枢纽地区。近年来，学界对于昌都地区及整个康区的历史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至一提起西藏，就想到前藏、后藏，对于昌都则陌生得多，但实际上昌都近代历史在西藏史和整个藏族史中是不可替代的部分。故而我从对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开始着手，首先勾画了近代昌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其次，研究关于昌都地区的几个重要问题。在梳理的过程中，逐渐由某些重要问题而深入，例如近代昌都地区的外来民族及其组织、近代昌都地区外来宗教信仰等。最后，运用新史料，转换视角和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四个维度进行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
《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是这一区域研究由点到面的扩充与深入。西康地区主要包括今四川省甘孜州全部、凉山州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是内地与祖国西部的过渡地带，成为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枢纽，也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要地，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于西康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司及改土归流、乌拉制度、军阀史、经济建设等政治史与经济史领域，对西康基层组织、宗教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研究相对薄弱，我以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互证、中外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全面地对西康地区近代社会进行研究，通过揭示西康以及整个藏区与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展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是我已发表的川康近代史研究论文的结集。从西康省成立的划界、1930年川边与西藏地方产生第三次康藏纠纷的原因、康区的政教关系、康区社会的民族与跨民族交流、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晚清民国时期康区的农业改进及其实际成效、川藏茶马古道及其文化价值等具体研究，阐释了近代以来川康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情况。
第二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国民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的相关探讨。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政策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不断在贯彻中积累成功经验，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回顾百余年近代史，处理好民族关系，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总结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更是学术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而国民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在藏的设立及工作，既反映了国民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加强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学界苦于资料的缺乏而对此重要内容研究不深。我根据中国台湾新发现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选编》以及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编辑室主任戴新三的《拉萨日记》，结合其他相关历史资料，分别于2013年和2017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政局研究（1940—1944）》和《新发现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戴新三〈拉萨日记〉全本的整理与研究》，在完成系列项目的过程中，于《西藏大学学报》《中国藏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了数篇研究过程中的系列成果，挖掘“三交”史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
我先后主持了5个涉及西藏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括目前正在与黄维忠教授、曾国庆教授，以及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几位青年学者一道推进的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驻藏大臣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以及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4项。
上述我主持的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的9个项目，实际上其背后有一个逻辑原因，即大致围绕藏汉民族关系史进行的某一专项研究。例如，我在2004年立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藏地区近现代民间宗教与信仰研究》，做的是西藏地方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其中多数就是在近现代西藏地方的藏、汉、纳西、白等民族共同信仰的民间宗教，如关公崇拜、财神庙、文昌信仰等。我据此发表了《近代拉萨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试论近代昌都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1840～1949年）》《试析近代中国藏区关公崇拜的藏汉交融特征》等多篇论文，引起了一些社会关注，其中《光明日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在《光明日报》的报道以近400字的篇幅，采纳了我的研究结论（见《光明日报》2009年3月1日第3版的报道）；《中国宗教》杂志以《近代中国藏区的关公崇拜与民族交融》为题，在2009年第6期进行了摘录（第70页）；《中国民族报》以《关公信仰与崇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历史见证》（载2022年12月27日第7版）为题予以报导。
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藏地区汉人社会生活研究（1959年前）》，则是关于在西藏地区的近代汉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这受到陈春声教授、柯大卫教授对于中国华南汉人社会宗族等研究的明显影响。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政局研究》，第四个项目为围绕具体的一位驻藏办事处官员戴新三《拉萨日记》的研究。第五个项目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是关于藏汉民族关系的重要历史人物——驻藏大臣相关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此外，我承担了4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其中，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项），如教育部2012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研究项目《西南区域社会与文化》《民国时期的康藏边政：康藏纠纷与西康建省研究》、2010年度专项项目（纪念建党90周年专项）《西藏地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第一支部研究》等。这些科研项目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肯定各有具体的研究内容，但是总结归纳起来，其背后的研究逻辑之一，就是藏汉民族关系史。
笔者：如您所说，您自2006年以来先后出版了《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和《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三部有关近代西藏及康藏地区社会史的著作。能否详细谈一谈这三本书的具体缘起、脉络与关系？
王川教授：《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出版于2006年，以我在四川大学的博士后报告《近代西藏昌都社会研究》（2004年11月出站）为基础修订完成。1997年7-9月，我参加了格勒博士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中国藏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与课题组在西藏昌都地区考察。考察期间,我不仅得以在昌都地区档案馆查阅资料,多次详细考察昌都强巴林寺、察雅县香堆寺
等地,而且能够有时机拜访多位昔日的头人(དོན་།)、土司(རྒྱལོ་།)、藏军团长(མདོའ་དོན།)和医生(སྨོན་པོ།)等，这增进了我对藏文化尤其是康巴藏区历史文化的兴趣。2000年7月,西藏昌都地区文化局局长、《昌都地区志》主编图嘎（土呷）先生邀我主编《清实录西藏昌都地区史料选》，以推动《昌都地区志》的编纂。在完成这本20万字的资料集后,我对昌都历史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2002年6月,马丽华女士、格勒博士邀我参加了川、藏、滇三省区“茶马古道”联合科学考察,沿川藏线入藏,途径四川雅安、甘孜、德格,西藏昌都、林芝、山南等地区抵达拉萨。对昌都地区的两次实地考察及对其他藏区的社会调查,不断强化了我对包括昌都在内的康巴藏区历史文化的兴趣,加深了我对该区域文化的了解。
昌都地区历来是川藏之间的交通孔道，怒江和澜沧江在这里交汇、地势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藏汉史籍中对昌都的重要性已有很多论述，但对于近现代昌都历史的学术研究在当时较为薄弱。所以，根据我在昌都地区的两次社会调查，结合昌都地区档案馆所藏档案、口碑史料的进一步研究，《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一书以昌都地区为研究的地域范围，确定1840—1949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以综述为引，从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三个方面来研究昌都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
而《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成书于2009年，可以说是《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姊妹篇。经历了1997—2002年间数次前往昌都地区及其他藏区的考察，我感觉到西康的历史脉搏仍在跳动。在参与任新建（泽旺夺吉）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近代康藏民族关系史》等研究的过程中，我随侍先生到甘孜州各地考察；先生并邀我参与《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三编的编撰。这些在康区的实地考察与学术交流，开阔了我的眼界，提高了我对康区的认识，激发着我向康区研究的更多未知领域进发。西康地区主要包括今四川省甘孜州全部、凉山州部分以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这一地带，从藏族内的民系而言，处于“藏地三区”(ལོ་ཁོ་གེསུམ།)的一部分；从民族成分而言，处于藏族与其他民族如汉藏、藏彝等各族文化接触交融与经贸频繁往来的中介位置，天然是近年来学界大力呼吁进行研究的“藏彝走廊”的核心地带。所以，自古以来就是“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麝香之路”的必经之地，以及种种“道”“路”在此的交汇。这也使得西康地区成为英国学者哈·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所谓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一特殊地理区位，令连接了西藏与内地的西康地区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直接碰撞和交汇的角色。
这本书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基于对该地区的多次社会调查，从政治的角度论述并重新解读了晚清德格土司兄弟争袭事件、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西康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了民国川康实力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刘文辉与西康地区藏传佛教界关系，研究了《义敦风土志》稿本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考述了近代昌都地区的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从经济的角度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及其实际成效；从人物的角度论述了格桑泽仁、邦达多吉等近代西康地区僧俗两界的代表性人物，着重研究了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我希望通过剖析影响近代西康社会关系的各种因素，揭示西康以及整个藏区与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论证西藏地区、西康地区与祖国在民族、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紧密联系。
《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一书于去年刚刚出版，实际上是对我近年来川康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小结。根据论文内容，我将本书分为政治联系、社会文化交流、经济交往等3篇，合计11章组成。在“政治联系篇”中，我尝试将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相印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以川康间的政治纷争、西康建省、川康地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近代川康地区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例为纲，梳理近代川康政治的演变态势；“社会文化篇”汇聚了我近年的田野调查成果，以及收集到的档案史料，对这一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概括，分析民间信仰对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传统、丰富精神生活、参与社会教化等方面产生的作用；在“经济交往篇”，由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与成效、川藏茶马古道的产生及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川藏茶马古道的文化价值等内容构成，着重论述川康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以及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历史意义。
从《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到《川康近代社会略论稿》，三册书的研究对象由点到面，是我在川康地区近代史研究的不同阶段的呈现。其研究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即以区域史研究为出发点，从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研究的宏观视角出发，在多年来对中国藏族地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以历史学、民族学（含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将档案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相印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以该区域的重大历史事例为纲，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探讨近代西藏社会关系的演变。我深知尚有诸多不足，但期待能够以文字为媒介，增进学术交流，为川康经济社会发展史、西南边疆民族史等领域的研究，产生一点积极的推动作用。
笔者：从您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您的西藏及康藏地区研究重视跨学科思维方法的应用，能否谈一谈跨学科思维在藏学（藏族史学）研究中的实践与意义？
王川教授：其一，注重历史活动中“人”的因素及其作用，注重社会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见物”与“见人”相结合，“见物”更要“见人”，是我二十余年的研究中一直坚持、奉行的理念。
社会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集合了两个学科之所长，要求在研究中不仅要分析“事件”、阐释“物”，而更要见“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注重“人”，包括历史人物、社团、群体、一般民众，是我研究西藏历史文化的重要出发点。
其二，注重“多重证据法”。即历史记录的原始文献与实地考察的互证、文献与文物的互证、文字材料与口述史料的互证、多种文献史料互证等，是我在研究之中一直努力履行的方法。
我从本科到博士后，一直在历史学领域，服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以及徐中舒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在具体的治史路径上，我一直赞同并遵循韦庆远先生《明清史辨析》中提到的对待史料的态度：“用书不如用档，用档不忘用书，尽信档不如无档，尽信书不如无书，书档配合又相攻，史事脉络渐分明……一切官私档案，一切律令政典、谱牒、方志、个人文集、札记、碑记、文物，甚至后代的调查和口头传说，都应该放在自己研究的视野之内，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再精选而慎用之。”所以，在完成《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过程中，不仅广泛地搜集了包括正史、方志、札记、档案、碑刻、家谱等在内的大量史料，如四川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在四川档案馆抄录了近代时期西康地区的农业改进所等史料、在南京市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抄录了民国时期的稿本《义敦风土志》等，而且多次亲赴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搜集大量口述史料，如对曾进出西康地区的“国立拉萨小学”教员常希武先生、当时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政协图嘎先生等进行口述史访谈及研究，然后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相互印证，以辨明史实。又如对戴新三《拉萨日记》的研究，作为历史当事人，日记以其独有的视角进行的记录，包含了作者的大量观感和心路历程，极为难得。日记记录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性、史实偏差等局限，但并不影响其史料价值，且正因为这些不足，同样也是史学研究碎片信息，有助于认识历史进程的主要方向，并还原历史的丰富细节。当我将这个研究在牛津大学中国中心汉语论坛的线上讲座作题为《民国政府驻藏办事处戴新三〈拉萨日记〉整理与研究》的演讲之后，主持人牛津大学中国中心聂洪萍教授评论为听得十分“过瘾”，有利于世人更好地了解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西藏地区鲜为人知的政治生活。
其三，我也受到了“历史人类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的影响，看重田野调研，综合采用这一学科，以及社会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
我在藏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西藏和川康地区，具有特殊、复杂和深刻的历史背景。所以，在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力争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结合民族学（含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方法进行综合研究，从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多方位、更好地探讨近代西藏及川康社会关系的演变。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川这一巴蜀文化之地，也是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宝地，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在此世居、繁衍生息，尤其是四川藏族的民系多，不仅有康巴、安多等大的民系，还有嘉绒、木雅、西番、白马、蟹螺等小的民系，文化面貌丰富多彩。我的诸多成果都是基于实地考察而完成的。从1997年至今在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社会调研与实践，不仅让我查阅、搜集到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更强化了对这些地区历史文化的体会与把握，这对于史料的分析驾驭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也更加深了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我于2001年完成的学术随笔《拉萨河畔60日——拉萨河流域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便是这些田野感悟的一次呈现。类似的表达，还有我写的《从断壁残垣荒坟石碑中追寻藏地的民间神灵》（2022）等多篇随笔文章。
笔者：《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政局研究（1940—1944）》是您在2013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此项目为引，您相继发表了数篇关于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相关论文；近期又开始对戴新三《拉萨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您的一系列研究体现了一贯性——即以边疆民族史和重要人物史为切入点来研究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研究情况？
王川教授：学界既有针对国民政府驻藏机构与官员的研究成果，但整体的研究成果尚少，存在个案研究不足、基础研究较缺乏等情况。我于2013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西藏政局研究（1940—1944）》，是对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在1940年至1944年的整体性研究。该时段西藏政局不稳，外部势力渗透，而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设立，宣示了国民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但由于设立初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此时段的整体研究可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揭示民族交融与民族团结的历史史实。在此期间，我于《上海大学学报》发表了《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迅即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我在《西藏大学学报》发表了《民国中期孔庆宗负责时代驻藏办事处内部人事设置及其影响（1940—1944）》，迅即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表了《“藏警案”及其对国民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影响》，也为他引多次。而后，为继续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我开始对新发现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戴新三（1907——1997）《拉萨日记》进行整理、研究与著书，历经十年而完成，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中层干部”科长个案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属整体视角下的个案研究。
《拉萨日记》为戴新三驻藏期间所撰，是近年发现的关于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珍贵文献。戴新三驻藏工作期间，就个人之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坚持逐日记载，形成了兼杂公私事务的个人日记。现存《日记》的记载，从1942年10月到1944年12月，跨越两年两个月，合计774日。原稿首页分别有戴氏手书《拉萨日记》（二）、《拉萨日记》（三）字样，暂未发现《拉萨日记》（一）。
通过对《拉萨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可挖掘许多重要历史史实。首先，《拉萨日记》有关国家权力在场的记载，是驻藏办事处代表中央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强化治权有力宣示的历史见证，行政机构的设立和官员任命派遣，是国家主权物化的体现；其次，《拉萨日记》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的记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基础，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从历史文献中挖掘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的内容，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之一，戴新三日记就是发掘民族团结与“三交”内涵的新见文献。日记所载各种公私宴请颇多，此种宴请，是彼此对对象文化、习俗、饮食、娱乐等的吸收，是当时文化交融的体现。文化交融的结果是文化共有，背后的逻辑是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之一。日记所载汉僧到拉萨学习佛法与藏地活佛喇嘛赴内地传法，也是文化交融的体现，记载了甘丹赤巴“向极倾慕中央”，“颇有赴内地传法之志愿”，是藏地宗教势力认同中央之有力证据。此外，日记所载北京、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商人在拉萨设立商号，往返各地经营商业；西藏僧俗官民于重大事件时为中央政府诵经庆祝、祈福；汉藏通婚，办事处秘书华寄天、驻藏人员颜俊、罗坚、萧崇清等，汉商张克昌等，均在拉萨娶藏族女子为妻。此类体现民族交融和民族团结的记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生动、鲜活而坚实的历史依据；再次，《拉萨日记》有关驻藏办事处、驻藏人员的记载，是戴新三驻藏时期驻藏办事处这一机构组织与运作的最细微表述。日记还原了驻藏办事处的机构安排、人事设置、组织运作、工作机制，与其藏务开展情形等丰富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认识戴新三时期驻藏办事处的组织与运作，进而研究蒙藏委员会以及其驻藏办事处、该时段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取向以及相应的幕后原因等；最后，《拉萨日记》关于驻藏人员日常公私生活的记载，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参考。日记有戴新三、办事处职员和中央政府其他驻藏人员之日常生活、相互交往、个人情感等大量琐碎记载。处长孔庆宗在处内拉帮结派，引起了处内职员的反弹，亦招致噶厦政府、其他驻藏中央机构和人员的不满。如孔庆宗与拉萨电台台长谭兴沛，因噶厦政府邀请电台参加新年坐殿典礼，而发生矛盾争执，发展到彼此电呈上司解决。戴新三曾与华寄天、吴三立联名致电蒙藏委员会，称孔庆宗“贪鄙庸懦，违法失职，且无政治才干”。此类记载，看似杂乱无章，却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有利于探讨驻藏官员藏事成效之原因。这类事实提醒后人关注官员的个人素质与能力，为新时代选派援藏干部等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基于以上研究，我在《中国藏学》发表了《民国时期戴新三著<拉萨日记>选注》，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戴新三1943年<拉萨日记>选注整理与初步研究》，去年在《中国藏学》发表了《19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职员的日常生活——以戴新三<拉萨日记>为中心》。
这一系列的研究，首先揭示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运作的详细情况。通过梳理办事处主持之西藏事务，能够进一步研究国民政府的藏务处理，归纳其在维护国家主权、强化治权，联络感情等方面作为的历史作用，评论其治藏政策的得失，总结其在促进西藏地方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构建上的历史经验；通过职员在藏务工作上的言行举止，展示了驻藏办事处官员个体在维护国家在藏主权、强化治权历史进程之中的人物心路之论与变化原因，为办事处官员的个案研究，确立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系列，改变民国涉藏关键政治人物专题研究的薄弱现象，推进中国近代史、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研究。
其次，清晰地展示出当时西藏藏族与汉族回族等兄弟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西藏地方政府从未明确宣布独立，英国政府等外国政府也从未明确表示支持西藏地方的独立活动，或承认“西藏独立”。这些基本史实，是驳斥国际上“西藏独立”论调，并揭示其荒谬性的有力证据。故这一研究有利于从历史史实的角度，向国际社会展示西藏地方的历史地位及中央政府行使对藏主权与治权的合理合法性。
最后，对于国民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的研究，将积极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不仅为揭示当时所谓“西藏问题”真相、审视中央政府驻藏机构提供了新的史料，还是抗战期间中央政府在西藏推动民族团结、西藏地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其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民族团结的详实记载，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历史依据。
笔者：《清代驻藏大臣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是由您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并在今年1月顺利召开了开题论证会。请您简要介绍该项目的选题意义及申报过程。
王川教授：一直以来，我研究藏族文化历史，并担任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国家民委课题“稳藏必先安康的历史新启示”子课题负责人，发表《40年来近现代康藏汉文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等论文，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西南区域典籍选目提要》（中国社科出版社2015年）等论著。在驻藏大臣研究方面，我以论文《驻藏大臣瑞元史事考》（载《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参加了海峡两岸清代驻藏大臣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所报道；指导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3篇——《驻藏大臣孟保研究》《驻藏大臣联豫及其历史作用》《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新政研究》；主审清末驻藏大臣赵尔丰《川滇边务大臣档案》100卷的点校本（即将出版）并撰写《序言》、终审驻藏大臣所著《西藏奏疏·驻藏须知·番僧源流考》三书（2015）；组织完成了多种近代史料整理与研究，如主编《川康边政资料辑要》（160万字）、《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的《少数民族卷》（2020）、《清实录西藏昌都地区史料选编》（西藏昌都地区方志办2001年），主编《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1-5期（2018年至今每年一期）、独著《<李安宅自传>的整理与研究》（2018）。这些都为开展驻藏大臣汉文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就驻藏大臣汉文文献的整理而言，以吴丰培先生的成果居多，表明学界对驻藏大臣文献整理的关注尚待深入。吴先生的成果主要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距今年代较为久远，且部分文献的整理，是在民国“边疆问题”的语境之下进行的，其动机与方法存在明显的时代痕迹。此外，吴先生整理的驻藏大臣文献也以官方档案典籍为主，时有重复之处，系统性有待提升。
驻藏大臣研究呈现了以下特点：一是学术论文为主，系统论著不足。由于驻藏大臣的角色地位，是解开清代统治西藏方式、过程乃至效果的锁钥所在，这吸引了众多藏学研究者致力于“驻藏大臣”相关问题的探讨，但迄至目前，对驻藏大臣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入性研究不够；二是话题相对集中。无论在驻藏大臣制度抑或人物层面，相关探讨集中在传统领域，随着相关概念界定已趋于共识，探讨空间日益缩小；三是缺乏与外界对话，据“全国藏学研究论文资料要目索引”和《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等相关数据，由于中外学者在清朝藏史研究中有明显的“为我所用”的价值取向，国内外学者在相关研究中缺少交流与对话。
在这一背景下，兼之我长期关注驻藏大臣制度的发展与流变，于是申报了这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目前，与黄维忠教授、曾国庆教授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等校的学者，正在共同积极推进这一研究。
笔者：众所周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自古以来便是多元文化互动的重要区域，您的研究频繁关注了地理格局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和与之带来的文化交融的呈现。能否就此谈一谈您的理解与思考？
王川教授：青藏高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汇、接触的区域，除藏族之外，还生活着汉族、蒙古族、普米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羌族、彝族、白族等众多世居民族，丰富的民族构成导致了该区域文化互动的异常活跃，我在2004年立项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西藏地区近现代民间宗教与信仰研究》，做的是西藏地方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如关公崇拜、财神庙、文昌信仰等。明清之际，藏族地区陆续建起了关帝庙，尤其是在关公信仰的鼎盛时期——清代，关帝被纳入藏传佛教护法神之中，并且在西藏及其他藏族地区留下不少关帝庙及关帝显灵的传说故事。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藏族聚居区仍存有关帝庙十余座，现在仍残存七八座。藏族聚居区的关帝庙，无论是被称为“关帝庙”，或是当地藏族群众俗称为“加拉公寺”（“汉人寺”“汉神殿”“汉神庙”），还是被称为“格萨尔拉康”（关帝庙），称谓虽有不同，却都体现了藏汉文化交流。这从供奉神灵、神灵塑像造型、建筑布局、祭拜仪式及节日、信众等方面得以表现。例如，藏族地区关帝庙除了主供关帝，往往还供有当地藏族群众信仰的其他神灵。一般是正殿供关公，后殿供格萨尔王；有的是关公、格萨尔王一并被供奉在大殿。西藏山南泽当镇关帝庙除关帝外还供有土地神，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关帝财神庙还供有阿尼念钦神（山神）等。
清代，关帝崇拜通过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蒙古族地区建有多处关帝庙。新疆各地的蒙古族所在地域，关帝庙也十分普遍。雍和宫阿嘉活佛受蒙古贝子之托，著有《统辖中国地域战神之主大帝关老爷献神饮法·召引所欲之铁钩》。而早在元朝时期便开始接受藏传佛教的锡伯族，到清代也接受了关公崇拜。在近代的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的每一牛录（乡村）均修建有关帝庙，庙内立有关公塑像及其他武士像，墙壁上有“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等典故绘图。
关公信仰与崇拜推动了汉、藏、满、蒙古、锡伯等民族的文化交流，巩固了彼此的认同感和共同的国家观念。藏族聚居区及其他民族聚居区的关公崇拜及关帝庙，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有力历史见证。
著名前辈学者任乃强先生，研究康藏及藏彝走廊多年，他曾说：“探讨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不能不研究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因为地理因素乃是影响民族形成、发展的重要因素，起着制约或促进该民族发展的作用。”四川作为我国西北、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宝地，既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商道“茶马古道”，也是“藏羌彝走廊”的关键组成部分。
“茶马古道”是中国历史上内地农业地区和西部边疆游牧业地区之间进行以茶、马为代表性商品的贸易而形成的商道。更为关键的是，这是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学术话语，我视为建立中国民族关系阐释理论与体系的一种重要尝试。在现今的“茶马古道”研究中，主要侧重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地段。2002年，我与霍巍教授、王晓松先生等参加川滇藏“茶马古道”联合科学考察，在为期半月多的实地考察与学术讨论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沿途川、滇、藏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认识到了这条古道的重要意义——“茶马古道”是沿线区域连接祖国内地，并外延至南亚、西南亚的纽带；是中国西南各民族自古以来相互交往、融合的走廊；是中国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古文明传播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国际通道之一。与此同时，“茶马古道”沿线是中国民族文化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其多样性的文化面貌是藏、汉、纳西、回、怒、普米、彝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共同结晶，是中国西南各民族和睦相处、同生共存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极富说服力的阐释。
“藏羌彝走廊”是基于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概念的进一步扩展与阐释，涵盖了西部历史上以藏羌彝系统的众多民族（族群）先民为主体、纵贯大西北和大西南的民族迁徙通道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了走廊沿线各民族的文化；在文化濡染之下的藏羌彝等各族人民，又在文化的指引下，局部改造并影响了当地的地理环境，进而创造出了多元的民族文化。而多元的民族文化反过来进一步促
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以文化为纽带将各民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在去年11月参加了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主办，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承办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藏羌彝走廊研究”学术研讨会，并作《文化交流与共同进步——近代川藏毗邻地区的三交史观察》主题发言，便是对地理格局与文化交融的互动关系的一次探索。
笔者：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访谈的最后，您能否在此寄语青年学者？
王川教授：青年学者更是中国未来学术的希望。未来的学术，一定是中西交融、文明互鉴、科技与人文融通的学术。希望年轻学者，打好基础，深思潜研，如太史公所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对于立志研究民族史、藏学的年轻学者而言，还应尽可能攻克一门甚至更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利用多种史料加深对于文献的解读，理解“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对于史实的求真，对于跨文明的对话与相互理解，对于读史阅世，一定是大有促进，极有益处的。
笔者：好的，我们今天的专访至此已圆满结束了。再次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愿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扎西德勒！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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