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堆先生。徐驭尧 摄（图片来源：人民网）
摘要：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西藏第二位“国医大师”占堆先生系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前院长，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得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劳动人事部、科技部授予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特殊荣誉”等多项省部级以上奖励。文章围绕占堆先生的人生经历、传统藏医药学和中医药学的渊源，以及先生对藏医药继承、创新、发展方面的贡献进行专访，进而探讨了藏医药产业化发展和藏医药人才培养等热点问题，以期对新时代藏医药学的发展和研究给予启示。
关键词：藏医药；门孜康；传承与创新；产业化；人才培养
笔者：占堆先生，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对您进行专题采访。您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也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早在1983年，您荣获了由国家民委、劳动人事部、科技部授予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特殊荣誉”；1985年，荣获了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巩固边防突出贡献奖”；2010年，被评为首批“西藏名藏医”。前任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强巴赤列先生，于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您是西藏第二个荣获“国医大师”（2014年）称号的藏医专家。首先，想请您作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占堆先生：我出生于藏医世家，爷爷、父亲、叔叔都从事藏医工作。爷爷出生在拉孜县境内一个农户家庭，学习藏医后一直从事本行。在旧西藏，为生计，爷爷后来赶着牦牛做了游医，在西藏各个地区巡回医疗谋生。父亲跟着爷爷学医，后来全家定居在日喀则仁布县帕当乡。1946年5月，我出生在帕当乡。
8岁之前在家，家里天天有人看病，受家庭熏陶，很早就接触了藏医。我真正入行是跟着叔叔学，随后在门孜康学医。叔叔曾受寺庙选派，在门孜康学医两年，后又回到山南贡嘎县境内的德庆曲果寺，开展医疗活动。我8岁开始跟着叔叔在德庆曲果寺生活，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学习藏医理论，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背诵完了《四部医典》第一部、第二部和第四部（第三部是实践篇，主要讲述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因此不要求背诵）。中间有一年回到老家的一个庄园，学习藏文书法。
叔叔后来受门孜康老院长钦绕诺布先生的邀请，去门孜康当老师，我也就跟着一起去学习。到门孜康后，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复习了之前背诵过的《四部医典》内容。叔叔向钦绕诺布院长说明了我的情况，希望我也能来门孜康学医。经院长同意，我成为了门孜康的学生。那是1958年的夏天，记得入学第一天，给老院长敬献哈达，给门孜康所有师生供茶并给每个人献上见面礼（一定数量的藏币），这些费用都是我叔叔帮我支付的。利用一上午的时间，差不多从9点左右到午饭之前，我当着全体师生的面把《四部医典》一、二、四章背诵了一遍。大家都很满意，认为我背诵流利，我自己也非常开心，叔叔更是甭提有多高兴了。第二天收到通知，早上去钦绕诺布老院长住处背诵。当时老院长在里面的房间，外面有一个小房子，一些老师也在场，我用了约两个小时背诵了《四部医典》的指定章节。背完后，我成为了门孜康的一名正式学徒。按规定，只要背诵完了《四部医典》第一、第二、第四章，就算学完了一半的藏医。剩下的一半是要结合《四部医典》的注释进行实践操作，学会了理论和实操后才能毕业。
当时门孜康的学习状况是：每天5点钟左右会用小石头敲铃，大家必须在5分钟之内起床进教室，5分钟过后教室就会关门，那就进不去了。进教室后，用1小时左右的时间各自背诵《四部医典》的内容，然后吃早饭。晨读起不来的学生要罚款，每次罚5钱藏币。每天上课之前会念未出席当天早读的名单，然后马上交罚款，如果拖到第二天要多交一倍的罚金。上午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授课，下午则学习藏文文法、书法等。晚上8点钟到11点左右，学医的学员都到钦绕诺布老院长住处外的一个大阳台集合，由老师领着背诵《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大家一起背诵，已经背熟了的没有问题，没背诵好的跟着听。每晚差不多11点，钦绕诺布老院长通知下课。这是当时门孜康一天的学习情况。
藏历每月十五、三十号都会放一天的假，虽说放假，但晚饭后的7点钟左右，大家都要集合。门孜康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各大寺庙的僧人。当时噶厦地方政府安排各个寺庙派人到门孜康学习，根据寺庙规模大小，选派的人数也不同，大寺庙派3人，小寺庙派1人。寺庙必须完成派遣任务，未完成的要追究其责任。1916年，门孜康成立，建院后第一次招了大概20个学生，后面陆陆续续招了6批学员，人数达到了80多人。1945年前后，允许藏兵选派年轻人来门孜康学习藏医和天文历算。在这之前，学生生活基本上靠选派寺庙发放的布施，享受着与寺庙里的僧人同等的福利与待遇。除此之外，门孜康本身没有经费，没法解决学生的生活费用。如果学生有经济困难，只能找家里解决。藏兵进来学习之后，所有门孜康的学生都享受着与藏兵一样的待遇，即每个月有2克青稞（1克约等于28斤，两克56斤）。遇到藏历新年等重大节日或庆典活动时，门孜康集体烧茶、煮粥。这是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门孜康学生及僧人们的生活情景。
记得当时只要有病人来，藏医老专家贡嘎平措先生就每天坚持出诊看病，钦绕诺布老院长偶尔也到门诊看病。我们轮流到诊室见习时，两人一组，由背完《四部医典》的学生和没背完的学生结伴成一组。记得当时我们实习了大概两个月，每天早晨打扫诊室，收拾东西，接待病人。待老先生看完病，我们轮流包药、验尿，在实践中学习藏医理论知识。
笔者：谢谢您详细介绍了门孜康的学习、生活情况！跟着您的叙述，我们彷佛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门孜康，对这个藏医传承机构有了更加深入形象的认识。您可否再谈谈门孜康还有什么人与事，让您至今记忆犹新？
占堆先生：门孜康的学生除了寺庙派去的僧人、藏兵，还有像我这样少数自愿去学习藏医的学生。当时学习藏医的全部是男生，没有女生，但在门孜康却有一位女医生，名叫康珠央嘎，也叫央金拉姆，她是当时唯一的女医生。这是为什么？我当时也在琢磨，门孜康只招寺庙的僧人，可西藏有这么多的尼姑庙，为什么不招女学员？我觉得和重男轻女的思想有关。
康珠央嘎是昌都地区类乌齐县人，她的故事很具传奇色彩。类乌齐阳衮寺是康区藏传佛教达隆噶举派的著名寺院，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活佛名叫杰仲·强巴迥奈。他精通大、小五明，留下的著作达6卷之多，涉及声明学、天文历算、藏医药学等内容，强巴迥奈在藏医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对藏医方剂学颇有研究。这位活佛还俗后，便有了女儿康珠央嘎。康珠央嘎从小跟着父亲学医。强巴迥奈活佛后来受人陷害，被当时的噶厦政府流放到了藏北那曲达仁寺。拉萨林周县北边恰拉山附近的达隆寺活佛知道后，向当时的地方政府申请，把强巴迥奈活佛请到了达隆寺。门孜康老院长钦绕诺布得知消息后，也向地方政府申请，选派两名医生去达隆寺向强巴迥奈活佛学习藏医方剂的知识。这两名医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要回门孜康，强巴迥奈活佛请他们带信，请求院长收其女儿为徒，学习治疗白内障的开眼技术，两位医生回来后也如实汇报了情况。当时门孜康生产七八十种药供给各地的医生。没过多久，康珠央嘎来门孜康买药，大家从没见过女医生，都很好奇，一下子成为了议论的焦点，有人将此事禀报给了院长。知道这件事后，老院长和康珠央嘎见了面，发现是强巴迥奈活佛的女儿，于是留她学习白内障手术治疗技术。据我所知，当时掌握这个技术的人少之又少，康珠央嘎在门孜康学成后，在拉萨和郊区以及老家昌都、不丹等地都做了不少白内障手术。于是1958年，康珠央嘎成为了当时西藏第一位女医生，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门孜康也只有这一位女医生。
笔者：1963年，藏医院招收了一批新学员，其中有不少女性，从此结束了藏医史上女性医生极少的局面。如今，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门诊部、住院部、妇幼科等科室有很多女医生和女护士，藏族、珞巴族、门巴族、回族女性医护人员占全院员工的42%，可以说藏医院的妇女也顶了半边天。接着刚才的话题，想再问一个问题：1959年新建的藏医院和之前的门孜康这两个机构有什么区别？
占堆先生：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门孜康由原来以教学为主、医疗为辅，转变成以医疗为主、教学为辅的机构。同时扩大了门诊，建立了今天的西藏藏医院，钦绕罗布担任首任院长，康珠央嘎担任妇儿科主任，原来的门孜康成为一个综合性医疗机构。从那时起，藏医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了科室门诊。我记得分了内科、外科、妇儿科、药房、针灸科等，外科当时是大科室。
藏医针灸疗法对高原常见的地方病、多发症，如心血管病、骨关节炎、痛风等有很好的疗效，但却鲜为人知。藏医为什么也会有针灸呢？我记得民主改革之前，拉萨有一个针灸医学院，据针灸科的同志讲，是一家针灸培训机构，当时药王山的一些老医生还被派去短期学习。后面这个针灸医院撤销了，学生一半分给拉萨市医院，一半分到藏医院。从此以后，藏医院也开设了针灸科。
笔者：您刚才提到叔叔对您学医从医生涯影响特别大，请谈一谈您的叔叔。
占堆先生：叔叔叫米玛益西，和我父亲一起跟着爷爷学医，后来主要在门孜康学习，民主改革后成为藏医院的一名内科医生。叔叔对我的学习要求特别严格，每天都要安排《四部医典》背诵任务，必须背诵3—5行的内容。刚开始特别难，背完就忘，必须得反复背诵才能记牢。这点让我记忆犹新：当时跟着叔叔在寺庙学习，每天晚上叔叔都会把我赶到屋顶，让我一个人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背诵。有了如此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便能很快就背完，而且记得特别清楚。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了，藏医院派叔叔和另一名医生到前线开展医疗活动，自卫反击战平息后才回来。之后，叔叔在尼木县巡回医疗组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叔叔曾承担过门孜康副院长，后来调到藏医学校当过校长。藏医学校与西藏大学藏医系合并后，叔叔在新成立的西藏藏医学院（现改名西藏藏医药大学）担任教务处处长。同时，也在藏医院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
民主改革后，我在藏医院工作，当时还没有成年，不过叔叔对我的要求也没之前那么严格了。起初藏医院有藏医药研究组和天文历算研究组，后面发展成研究所、研究院。叔叔在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主要做医学文献和方剂研究，当时叔叔与洛桑英列共同研制了一种治疗咳嗽的方剂，叫“十味龙胆花”，这是一种丸剂，当时是传统制剂，后面改成颗粒剂。可以说，叔叔对我学医、执业以及医学研究等各个方面都影响深远。
笔者：藏药在治疗一些疑难杂症方面屡有奇效。在您的带领下，藏医放血疗法这种几近消失的绝活失而复得，利用颈部静脉放血治疗哮喘病、食道癌疗效显著，以放血疗法著称的西藏藏医院外治科也入选国家级重点专科。此外，您还带领团队研制出紫草油擦剂治疗外科烫伤。我们想问的是传统藏医药学和中医药学到底有什么渊源与联系呢？
占堆先生：藏医有约3000年的历史，是世居高原的藏族同胞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医疗经验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人们渐渐认识到某些植物对身体有益，再比如用青稞酒糟或酥油融化后治疗外伤，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在此基础上，藏医还吸收了其他医学经验如国内的中医、临近国家的医学成果，逐步发展起来形成藏医理论体系。
藏医和中医都属于传统医学范畴。藏医巨著《四部医典》在胚胎学方面的论述十分详尽，与现代医学非常接近，对胚胎的认识和理解比达尔文的进化论要早1000多年。该书对精子和卵子相遇后，每周的发育情况等都做了十分形象的描述，17世纪前后一些医学教学挂图还把人体胚胎发育变化的过程绘制了出来。1000多年前没有现代仪器设备，藏族先民是如何知道胚胎每一周具体的发育情况的呢？这至今仍是个谜。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是吐蕃极盛时期，在大力弘扬佛教的同时，藏医药学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九大著名医学家，其中藏医创始人宇妥·云丹贡布最为有名。他在总结民间医药经验，吸收优秀医学文化的基础上，用10年时间撰写了《四部医典》。经过长年累月的坚持不懈撰写完成了这部传世藏医学鸿篇巨著，标志着藏医药独特理论体系的形成。
藏医理论有三因之说：རླུང音译成汉语“隆”（也有译成“龙”，相当于中医的“气”）、མཁྲིས་པ音译成汉语“赤巴”（相当于中医的“火”，引起体内生长发热的物质）、བད་ཀན音译成汉语“培根”（相当于中医的水、土），如若这三种因素在人体内保持平衡，人就健康，否则就会生病。藏医药与天文历算联系密切，比如如果“隆”失去平衡，主要会导致神经系统精神方面的疾病，如打哈欠、打瞌睡、失眠等，这些是常见的症状。隆的发病时间多在早晨和晚上，需用安神类药品治疗，服药时间一般在早、晚；赤巴失衡，引起发热症状，如肺炎等其他炎症，发病多在中午，服药时间最好在中午；培根病发病时间不定，症状多表现在关节部位，多用热性药治疗，服药时间多在早上和中午。
藏医认为人体由七种物质组成：饮食、血、肉、脂、骨、髓、精。人体与自然界有着密切关系，各种生理功能都因自然界的变化而受影响。藏医治疗方法有：饮食疗法、起居疗法、药物疗法、外治疗法（有手术、药浴两种）。藏医外治疗法最有特色的是放血疗法，不同疾病放血的位置也不同。人体总共有77个放血部位，有的部位只需放几滴血，比如说颈部以上的颅脑五官类疾病，有些静脉血管则要放几十至一百毫升不等，这是各地藏医最常用的放血疗法。藏医药把病分为寒症与热症两种，遵循寒症热治，热症寒治。在治胃病保健方面，藏医药认为：饮食不能过饱过饥，过饱对身体不益，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藏药以纯天然植物、动物及矿物为原料制成，疗效好，副作用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青藏高原有藏药植物2896种、动物类药159种，矿物类药70余种。藏药在治疗精神疾病、肠胃疾病、高血压、骨病等方面疗效独特，如治疗脑溢血、脑血栓的七十味珍珠丸。
藏医与中医在初诊诊疗手段上大致相同，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医“四诊”望、闻、问、切，藏医诊疗手段“三诊”：望、问、触（或切），望诊包括闻和尿诊。藏医最独具特色的诊断方法是尿诊，它在西藏的产生有其现实土壤，雪域高原地域辽阔，有时病人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亲自到医生跟前看病，尿疹比触诊能提供更准确的诊疗信息。尿疹是藏医用肉眼观察病人的尿液。一看尿液颜色：是黄色还是其他颜色？二看尿液里的泡沫：是大还是小？是多还是少？三是闻气味：是浓还是淡？四是看沉淀物的情况；最后看尿液上面的漂白物。通过上述五个方面较为准确地综合诊断病人疾病。藏医尿诊对尿液的选取十分严格，必须是病人下半夜的尿液，因为前半夜的尿液含有很多的食物成分。
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时都带来大量药方、医疗器械、诊断方法、中医医学理论书籍如《月王药诊》等，也有中医名医一起入藏。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前，西藏邀请过临近地区的名医入藏行医，带来的一些医学著作也译成了藏文。藏医药并不是简单地将古印度医学、中医等简单吸收，而是兼收并蓄了很多先进医学成果，再结合西藏特殊的环境，创造出藏医药学。比如藏医脉诊ཚོན།ཀན།ཆག།，汉语分别译成“存、根、恰”，这很可能从中医的脉诊音译过来，对脉象的一些叙述也与中医有很多相似之处。另外，藏医中的尿诊很可能也来自国外医学。《四部医典》中到底哪些部分源自中医，哪些源自其他地区，现在很难区分清楚，因为藏药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
《四部医典》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是一本医疗专著，更是一本医学百科全书，不仅介绍了各种疾病的生理、病理、治疗和药物配方等内容，还有一章专门介绍医德医风，对医生道德品质职业修养做了明确的阐述，明确规定了如何处理师徒关系、医生与医生的关系、医患关系等，也对医生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做了相应要求和具体规范。国内有专家研究发现：1000多年前写成的《四部医典·医者》章节对医德医风作了非常详尽的叙述与规范，基本包括了世界各国医德医风所论及的所有内容，可谓是首屈一指。
笔者：如您所言，《四部医典》对医德医风的规约系统完善全面，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西藏很少看到有关医患纠纷的报道？
占堆先生：当然跟这个有关系。过去藏医是以师带徒的形式一代代传承下来，医生给病人看病时，一般不讲价钱，不谈条件。在我印象中，父亲在家给人看病时，患者很少空着手过来，一般都会拿出自己所能拿出的一些东西，比如青稞、羊腿、羊肉等。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多带些东西，经济条件差的家庭会少带点东西。如果患者家庭特别困难，实在拿不出东西时，医生也会照样给他（她）们看病并配药。医生这个职业，从经济利益上看，不会吃亏也赔不了，有些给一点东西，有些患者给不起东西，这样平均算下来大概能保持基本平衡吧。当然，也有个别医生觉得自己的药非常贵重，值很多钱，必须收费。但普遍来说，医生基本上是看病不讲价钱的，也不在乎价钱。比如，过去懂白内障手术针拨术的人很少，治好了眼病有送头牛的，也有穷得拿不出一分钱的，但无论患者家境如何，医生都会给人看病治病。这是藏医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的医德医风传统。
历史上，历代赞普都把医生的社会地位放在较高的位置。有专门的法令明文规定：要招待好医生，比如牵着马去请医生，骑马送医生回家；医生开的药，哪怕是一些看起来廉价的草药，病人也要付费；如果没有治好病，病人死亡，家属不能责怪医生，找医生麻烦。
这些从古至今形成的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良好的医患关系，但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藏医永远不出现医疗纠纷是不可能的。医生没有治好病人，出现医患纠纷、打官司，也存在这样的个别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其他省医院的副院长交流，他表示很羡慕我们医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医疗纠纷，一年最多一、两例纠纷，内地却要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处理医疗纠纷这样的麻烦事。
笔者：占堆先生，刚好我（此处为采访者边珍）女儿小学五年级时得过过敏性紫癜，辗转两次，最后在藏医院服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一个月就治愈了。现在孩子上初二了，再也没复发过。从那以后，女儿特别信赖藏医，只要生病首选来藏医院。您结合藏医理论和西医提出了“小儿过敏性紫癜”的诊断与治疗方法，专门研制的藏药Ⅰ号、Ⅱ号目前已成为治疗紫癜的首选和专门药物，也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儿科此类病的专药之一。接下来想请您谈谈首创小儿过敏性紫癜诊断治疗法的情况。
占堆先生：我也得过过敏性紫癜。当时，我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进修。有一天夜里，我突然发病吐血，便去一楼看病、观察，打了止痛针，安排住院治疗，当时诊断为胃溃疡。后面皮肤科医生检查后诊断为过敏性紫癜，当时治疗方法是注射葡萄糖酸钙，要一直躺在床上，如果下床走上三四十步都会复发，很难根治。出院后我要回口腔科进修，在口腔科上班都是站着，一站一上午，满腿全是紫癜，一时很难好起来。最后，只能申请提前结束进修，回原单位门孜康上班。回去后我选了几种药试着自己治疗，发现有一种药只服用了3—5次，紫癜就全部消下去了，用它治好了我的紫癜。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老医生益西央宗聊到这一段经历，她告诉我过敏性紫癜会有胃出血，但肯定不是胃溃疡出血。刚好藏医院大巴桑医生当时也在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进修学习，于是我们开始联合做过敏性紫癜研究工作。过敏性紫癜的症状除了皮肤表皮变化外，还伴有内脏出血，肾脏也会出现问题。除了用我之前治愈过敏性紫癜的药外，还得配合其他药物进行治疗。我向藏医院研究所所长、方剂学专家嘎玛群培请教，治疗过敏性紫癜并发症的肾脏症状需要用什么药，按照建议我选了三味药，请大巴桑进一步配置研发。
一年后取得了初步成果，发表了相关学术论文。为保险起见，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对儿科病人进行临床实验时藏药、西药同时使用，再做对比研究，最后证实了藏药、西药同时服用治疗过敏性紫癜，比单独使用西药不仅疗效快、疗程短，且基本能治愈；只用西药不仅不能根治，还易复发。此后，我们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截止目前，这个药在治疗过敏性紫癜方面十分有效，临床上也一直在使用。研发治疗过敏性紫癜药，我主要是给大巴桑出主意，帮助解决一些配药上的问题，做一些协调工作。我退休之前也给团队交代了任务，继续做好紫癜治疗临床基础实验和进一步深入研发工作。
笔者：感谢您多年来一直在做的过敏性紫癜研发和临床工作，给众多紫癜患者带来了福音，造福四方。您觉得这个药可否通过申请专利，更好地保护您和团队的知识产权和研发成果？
占堆先生：应该这样做。我看过一些报道，现在中医界一些成果在国外申请专利。虽然大家都知道专利的重要性，可申请程序繁琐复杂，藏医界目前运用知识产权这个武器保护的意识不强，重视不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不申请专利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目前研究还没有完全成熟。如果申请专利，申请过程中所有的技术资料必须完全公开，以后人家可以仿照研究，采用我们的主要药物，进一步研究时可以不完全按照我们的方法治疗，而是采取其他办法优化治疗过程。因此，专利申请要从两方面看：所有的东西都保密不公开，不是个办法；公开的话，公开到什么程度？实际上专利保密是一个过程，要做到永远保密是不可能的。国家机密也有保密期限，只能在一定期限内保密，所以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笔者：占堆先生，您在藏医药文献整理方面也成绩卓著，编著出版了《中华本草·藏药卷》（2002年，上海科学出版社）、《西藏藏医药》（2003年，西藏人民出版社）等书，其中《中华本草·藏药卷》获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学术著作二等奖。在疑难杂症病的临床研究、藏药新药开发方面，您中西合璧，推陈出新，成绩卓著，主持开展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藏汉英对照藏医药文献目录研究”（2001-2004年）、“藏药七味铁屑丸治疗肝硬化临床研究”（2001-2004年）、“藏医外治专科建设”（2002-2004年）和国家“十五”攻关项目“藏皮康新药开发研究”（2003-2007年）等重大项目的申报与建设工作。您在藏医药传承与创新方面用力甚勤，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占堆先生：藏医药是传统科学，传统科学首先要注重传承，在此基础上再谈创新。没有传承谈不上创新，但光传承不创新又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不管文献研究还是药物开发研究，都涉及到传承、创新问题，尤其是藏药开发。目前，国内出现了一股藏药热，这有大环境的影响，如中医界屠呦呦在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她也获得了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研究的是传统中医中药。
藏药有上万个方剂，开发潜力巨大，研究范围非常广。目前西藏等地区流行的藏药是按几千年习惯制作的传统制剂，拿到国内外其他地区去销售，患者不习惯也不一定能接受。嘎玛群培老先生曾经去拉萨饭店给外宾看病，外宾反映不知道怎么服用丸剂，说整个吞下去太硬，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碎比较易于服用。存在类似这样方剂适应性问题。要改良藏药制剂，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按原药方做成现代制剂，如大众喜闻乐见的颗粒状冲剂、口服液等。改变剂型让更广泛的患者接受，这是藏药发展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社会上对藏药有一些误解：说藏药含有重金属，副作用大，到底藏药所用的重金属对人体有没有损害？在《藏医成方制剂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一书中，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将含水银的藏药仁青常觉丸和仁青芒觉丸加大几十倍的量投喂给实验动物，会出现毒性反应，但不致命。一旦停药，重金属就自然从体内消失，充分说明藏药的副作用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大。当然，我们还要通过进一步的临床实践来论证这个结果。
笔者：藏医药与藏族天文历算联系十分紧密，“门孜康”是藏文སྨན་རྩིས་ཁང་།音译，སྨན意思是“药”，རྩིས意思是“天文历算”，ཁང是“房子、处所”的意思。藏医实践中，一些藏药服药时间有严格的要求，如名贵类藏药最好在晚上11时或早上5时服用，治疗肠胃病的仁青常觉要在黎明空腹服用，还有一些需要饭前或饭后服用等常规性规定。藏药服药时间、制药时间都与天文历算紧密相连，这是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藏医药的独特之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占堆先生：天文历算和传统藏医药密不可分，这是因为藏医诊疗关注疾病的脉象变化、放血疗法时间的选择、服药时辰以及药材的采集加工制作等环节，都需要天文历算的辅助。
先说“门孜康”名称的由来和建院历史。1916年之前，一些年轻人从国外留学后回到西藏，提出在拉萨建立一所学校，主要教授英语。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不同意，担心外来文化太多会毁灭宗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叫斋康·强巴土旺，是一名大学者。他曾在山南洛扎县当过宗本，相当于现在的宗本，任职期间得了重病，被当地一位藏医治愈。因此，他对藏医产生了兴趣，并且拜这名藏医为师。到拉萨后，又跟着很多名医学习，成为大学者斋康吉坚仁波切，成为达赖喇嘛的保健医生。十三世达赖喇嘛后来要求所有保健医生（总共有2—3名）每人带2—3名来自药王山利众院的优秀学生做徒弟，其中一人就是后来门孜康的老院长钦绕诺布。老先生在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保健医生的徒弟之前，已经精通藏医和天文历算，本身也是药王山的一名学者。
英语学校一事受阻，斋康吉坚仁波切·强巴土旺提议筹建藏医药天文历算学校，具体工作由他最得力的弟子钦绕诺布负责。申请批复后成立了门孜康，旧址选在大昭寺旁一所老院子。当时没有专门拨款，把一间24个柱子的房屋划归门孜康，随后给各个寺庙下发通知，派僧人来门孜康学习。藏医药天文历算学校具体事务由钦绕诺布负责，主要负责招生教学工作，钦绕诺布还要管理药王山医学利众院（这两个机构在1959年民主改革后合并成一个机构）。学制最初规定藏医三年，天文历算两年，单独学藏医要三年毕业，单独学天文历算两年毕业，两者都学要五年毕业，后来学制又延长了。
当时，在门孜康这三类学生都有。两者都学精通后拿到的毕业证藏文叫དང་པོ་དང་པོ།相当于现在“一级甲等”；精通藏医拿的毕业证书叫དང་པོ།意思是“一级证书”；只学天文历算拿的证书叫གཉིས་པ།意思是“二级证书”。过去门孜康毕业生有上述三种类型，单纯学天文历算、不学藏医的学员不一定懂藏医，只有两门兼修的才会精通藏医与天文历算。当时的课程安排是先学藏医，背诵《四部医典》，再开设天文历算课程，并不像现代教育多个课程同时交叉并行不悖。
门孜康建立后，不仅培养了藏医，还培养了天文历算人才。僧人在门孜康学完后，按要求回到派出的寺庙，留一部分最优秀的学生做藏医、天文历算教师，同时每年编纂天文历算书。据说当时学习天文历算的学生，两人一组，编一本一年的天文历算书，即达到毕业要求，做好的样本要请斋康吉坚仁波切审阅。
门孜康这个名称从1916年一直沿用到现在，其主要工作是教授藏医、天文历算以及编写天文历算书。它最早是一个教学机构，后来成了医院，这个老字号也成为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门孜康旧址也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笔者：2018年11月28日，“中国藏医药浴法”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再一次掀起了藏医热。藏医热让我们进一步关心西藏藏医药产业化发展这个问题，您是资深藏医专家，您怎么看待藏医药产业化发展问题？
占堆先生：关于藏医药产业化，我更关心的是藏药材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藏药厂了，有说18家，有说20家。目前西藏七地市和各个县藏医院都有藏药制剂室，但制剂室只能满足本院的藏药需求，藏药厂生产的藏药才可以进入流通领域，满足所有社会机构和个人的用药需求。现在的问题是：藏药材不能满足需求，濒危药材数量不断增多，很多药材短缺，这个问题很严重。政府十分注重产业化发展，但西藏作为藏医药发源地，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藏药市值都不如其他地区，例如青海2018年藏药产值达到25亿元，约占全国藏药总产值的40%，成为全国藏医药行业领军者。2019年西藏藏药产值预计不到20亿元，产值、产量远不及青海。
没有药材拿什么生产药品？因此，我认为：一要对现有野生藏药材进行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二是对于濒危药材必须采取人工栽培和种植，满足藏药产业化快速发展的需求，这两个工作要同时启动。我与业内专家沟通交流后，建议组织开展全区范围内的藏药实地调查研究。据我所知，有不少藏药企业申报了国家项目，规划建设药材种植基地，但效果如何目前不得而知。我的观点是藏药材可持续发展问题光靠企业解决未必可行，相关政府部门要牵头，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大规模藏药材种植基地。国家现在也在倡导“农户+公司”的经营形式，实现药材种植与收购相结合的现代藏药材生产经营方式。总之，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好藏药材可持续发展、可持续供应的问题。
笔者：在查阅文献时，我们也发现一些藏医药术语翻译成汉语后术语译名并不统一，而在现代管理经营体制下产业化发展是一种标准化生产与经营，因此亟需藏医药藏汉英三语术语标准化，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占堆先生：我们曾申报过一个藏汉英三语文献目录研究课题，是国家中药管理局的项目。实际上目录也只是一部分，并不完备。目前标准化是趋势，国家也在强调，西藏已经成立了藏医药标准化机构。藏医术语标准化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分，这项工作由藏医药大学尼玛次仁校长牵头在做，机构设在西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藏医药管理局，这为今后藏医药产业标准化生产与经营奠定了基础。
笔者：人才是传承的关键，您如何看待现代教育背景下传统学科藏医药人才培养？
占堆先生：传统经院式人才培养以师徒相传的形式传承，短时间里很难完成人才培养工作。以前，藏医药人才都是跟着师傅学理论，又在实践中学习，这种方法耗时长，但成绩也很明显，精打细磨出高水平人才，很多著名藏医都是传统寺庙教育培养出来的藏医大师。目前，由于师徒世代相传的局限性，一些几近失传的藏医药技艺和传统工艺需要抢救性保护。此外，传统经院式教育方式也没有现代教育方式这么丰富多彩，某种程度上说，不能提高学生学习探索的兴趣。当然，传统经院教育也有其优势，现代教育体系也可以适当吸收借鉴其优点，如注重背诵经典，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两者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现代教育在传统学科藏医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
笔者：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人们一直在关注和寻找预防药物。藏医药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钟南山院士曾连线甘肃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视频会议，充分肯定了藏医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积极作用，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占堆先生：《四部医典》记载疫病原因：“病邪散于空气如浓云，致使引发散播众疫病，四季变化环境失衡致，加之饮食起居不当等，多种因素引发瘟疫病。”历史上，藏医药一直在抗击瘟疫等流行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2003年的SARS和2020年的新冠病毒。
藏医药传统抗疫产品有“九味防疫散”。藏药熏香历史悠久，是藏族人民在预防传染病中普遍使用的一种方法，具体的形式有熏藏香、煨桑、佩戴香囊等，这也是呼吸道疾病的辅助外疗法之一。藏医理论认为，要预防瘟疫病，首先要切断疫气传播途径、防护人体门户（鼻、口、皮肤等）。温热传染病大多侵袭呼吸系统，鼻为肺之门户，所以应首先设防，而佩戴藏药香囊则是有效的预防措施之一。藏香、香囊等中富含一些抗疫的藏药成分，散发出独特的味道，起到驱邪宁神安神的效果，同时也能从心理上获得一些安慰，帮助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从而起到预防的保健作用。
藏医认为COVID-19是传统藏医文献记载的གློ་ཚད་།（即肺病），由一种特殊的病原体导致肺部疾病。疫情发生后，西藏自治区藏医药管理局制定公布《西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藏医药防治方案（试行第一版）》藏汉文版，指出可从起居、饮食、药物三方面进行预防。药物预防方面，遵医嘱，口服催汤丸、七味珍宝汤（散）、四味木香汤（散）等成为有效的方法。
2020年6月，西藏卫生健康委员会邀请甘肃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医疗专家来拉萨，与藏医院、藏医药大学、藏医药公司等分享藏药在武汉抗疫中的独特作用。当时医生们推荐在新冠肺炎预防阶段，使用催汤颗粒；在治疗阶段，普通型患者使用催汤颗粒和流感丸；在康复阶段，使用仁青芒觉胶囊。因此，可以说民族医药、藏医药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宝贵的资源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发和应用，它的前景广阔。
笔者：感谢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打扰了您这么长时间，今天的采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祝您退休生活愉快，全家幸福！扎西德勒！（谭益兰 边珍 采访 南木加 译）
致谢：本文从采访提纲到文稿修改均得到罗爱军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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