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美成列，青年导演。去年他执导的处女作长片《一个和四个》在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斩获三项大奖：最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和他聊天时，你能够感受到一种平静，他面容安宁，眼神友善，讲话时语速平缓，声调柔和，看上去不具有任何攻击性。可是看他的作品，却又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暴力。这些词汇犹如隐伏于海面之下的礁石，让人不禁好奇，危险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
风之子
采访约在下午两点。久美成列起身出门，开车去往咖啡厅。路上，他有些烦躁。自从《一个和四个》在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下三项大奖后，一个月内已有近30家媒体与他约访。聊天挺有意思，但不是所有聊天都有意思。最怕碰到完成任务式的访问，像和机器人对话。今天出门前，他一度想对记者说——咱们能不能晚一点？最终还是没好意思开口。
他停好车，走进咖啡厅，找到坐在窗边的记者，向对方提议——要不要去阳台？那里聊天更自由一点。
——自由，他喜欢自由。有一年国庆假期，他和妈妈从西宁来到北京看望父亲，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父亲买了一套宫崎骏的光碟送给他，其中有一部电影叫《风之谷》，具体故事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记得自己特别喜欢那部电影。有了微信以后，他用藏文给自己取名为“风之子”，听起来就很自由。
大二那年的夏天，他进入《小雨靴》剧组工作，有一天剧组转场，不知为何，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周围没有一个组员，只剩下自己。那一天阳光猛烈，他一个人穿过陌生的村庄，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恍惚，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另一个国度。他突然感到一种自由，马上掏出手机，拍下自己正在行走中的一双脚。这张照片后来被他用作微信头像。
他喜欢古代，幻想自己可以成为吐蕃时期的战士。听说从前的藏族男人打架，拔了刀就必须真干，打累了停下来吃口东西，吃完再接着打。他觉得这种生活很酷，也想要以这样的方式行走在世间，好像随时都可以死，又好像可以死得不那么随便。
过生日，一个人就好，不需要仪式感，不希望以自己的名义发动聚会，不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交朋友，只想认识有意思的人，至于能不能遇到，随缘。自己在的场合，最好大家都能开心，但如果真的有谁不高兴，随便。离开一个地方之后，很少再和那里的人保持联系，不想回忆过去，也不愿分享现在的自己。
御风而行，何必停留。
小时候
落座后，久美成列的烦躁感渐渐消除，他点了一瓶气泡水，开始讲起小时候。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那是妈妈的故乡，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在那里读完幼儿园小班和中班，四岁时跟随父母从共和县搬到西宁市城东区，在下南关街附近继续读幼儿园，后来又搬到城西区，进入西建中英文学校读小学。十二岁那年，他离开西宁，搬去北京。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班级里只有他一个藏族学生。初中时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待着，有时画画，有时写一点只言片语。
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在共和县读幼儿园时，有天中午表哥来看他，给他买了一支雪糕，他站在紧锁着的大门后面，对表哥说：你带我回家吧。表哥心一软，偷偷把他带回家，因为怕被家里人知道，将他放在一台缝纫机上，用一块白布盖起来，对他说：你不要出声啊，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他点点头，一动不动地躺在缝纫机上，躲在白布下面待了一整个下午。直到晚上听见家里人四处询问：成列去哪里了？他才忍不住从白布里钻出来，说，我在这儿。
小时候，因为父亲很早离开家去北京做电影，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久美成列都是与母亲相依为伴，关系也更亲近一点。但母亲对他的要求极其严格，他躺在床上跟母亲学念藏文，脚缩在被子里紧张得直出汗，生怕自己读错发音。“我念错了，她就急——‘你怎么这么笨，我都教你两三遍了，怎么还不会念！’但是藏语发音不是教一下就能学会的，要从嗓子和鼻腔里找到诀窍，可她没有这个耐心，我英语好也是被她打出来的。”
母亲在家时，他常常忐忑不安。但如果母亲晚上加班没回来，他又十分挂念，想要快点儿见到她，有时还会胡思乱想：她不会出什么事情吧？想着想着就哭了出来。他很怕母亲，很爱母亲，也很心疼母亲——一个从西北民大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一个被医院里所有人都喜欢的主治医师，人生原本有着远大前程，但为了丈夫和儿子选择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北京，在久美成列心里，母亲是一个牺牲太多的人。
久美成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他回到家，发现自己一直在冒充另一个家庭的孩子。母亲拿出一件粉色运动衫给他穿，他接过来，心里竟然有些喜欢——放在以前，穿粉色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告诉母亲，自己会穿这件衣服。母亲笑着说，这才是她的乖儿子。他在记录这个梦时写道：“她的笑让我感到欣慰。我不知道她真正的儿子去了哪里，也许永远都回不来，那就让我为她带来快乐吧。”
梦里还有另外一个场景：他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小屋里被两个人左右挟持，施以酷刑。他们将那些烧红的刻满污言秽语的铁块烙进他的身体里。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胆敢文身就把你的腿打断。但此刻，他身上满是烙印，知道自己将与这些粗俗不堪的字眼共度一生，即便洗掉它们，也会留下痕迹。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身体，流下眼泪。他想起父亲，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和梦里一样，久美成列很怕让父亲失望。对于父亲提出的要求，他总是照办。小时候搬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后，父亲要求他每天用英文写日记，写完还要念给他听。他知道父亲不太懂英文，经常瞎念，父亲每次听到后都是“行，OK”，就这样混了好久。和父亲一起出门时要坐地铁，从家走到地铁站需要十几分钟，父亲要求他在路上将前一天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阐述出来，他即便内心感到疲惫，也依然会一路讲到上地铁。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电影资料馆看老片，从卓别林到巴斯特·基顿，从拉斯·冯·提尔到伯格曼。不管什么片子，他发现自己总能感同身受。艺考期间，一个老师问他：你喜欢什么片子？他说：我喜欢《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老师很吃惊，让他分析分析。他开始表述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理解，看到老师的反应，他感觉自己应该分析得挺准确。对于很多抽象事物，他总是能立马捕捉到其中的情绪和表达。
第一次让他感觉到电影和自己的生活真正有所关联，是看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高傲强势的钢琴家母亲，从未在意过女儿的情感需求，女儿为了取悦母亲，不断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表现得乖巧又顺从。但当表面的和平被撕破以后，母女关系开始暴露出另一面——指责、埋怨、争吵、失控。
片中那对母女，让久美成列想到了自己和父亲，但与她们不同，那时候他很少会与父亲做深入交流。有一年父亲节，他给父亲画了一张肖像，在朋友圈写道：“两个最不善于表达的人，阿爸，父亲节快乐啊！”
一棵树
一阵风吹来，在记忆深处发出回响。此刻，25岁的久美成列，正与记者平静地谈论着童年往事。他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面容安宁，眼神友善，讲话时语速平缓，声调柔和，看上去不具有任何攻击性。
可是看他的作品，却又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暴力。这些词汇犹如隐伏于海面之下的礁石，让人不禁好奇，危险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
他想起自己年幼时所经历的一些争吵画面，想起自己在面对争吵时曾有过的惊恐和无助。他厌恶争吵。他甚至尝试过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制止纷争。他感觉自己时刻处在夹缝中，试图调解那些冲突，却发现一点儿用也没有。那些亲密关系里的冲突好似一把尖刀，划破他的内部世界，将一些带有危险气味的种子洒入他的裂缝之中，长出茂密的枝叶，形成一片阴影。
“它可能已经塑造了一个内在的我，很挣扎，很煎熬，有时候会动一些非常极端可怕的念头，也会喜欢比较残暴血腥的东西，比如说金基德、昆汀的那些片子，会让我看得特别爽，它能勾起我心里面的‘种子’——可能也不算种子，都已经长成‘大树’了。但它不会冲出来，那只是一个瞬间的念头，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放进电影里面拍出来，所以可能我的作品算是比较能够贴近我内心相对阴暗的一面。”久美成列靠在椅背上，声音穿过风，遥远又孤零。
“你有跟父母聊过这些话题吗？”记者问。
“没有，从来没有过，我觉得聊这个事情很尴尬，所以有些话题不太会跟他们深聊。”他有一两个固定的聊天对象，是在大学期间和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可即便面对朋友，他也极少袒露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片阴影。更多时刻，如他所讲，那棵树，那片阴影，那些带有危险气味的念头，都被移植到他的作品中。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叫《蜘蛛肚子》：一个内地高中男孩去牧区体验生活，住进当地一户人家，家里面只有一位藏族老奶奶和她的儿子。男人是一个从小被诅咒的人，身边人好像总会因他而死。在他出生那一天，家里人除了妈妈之外全部死于非命。但藏族男人说他不相信诅咒，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一切厄运。一天晚上，一群狼闯入他家的院子里吃羊，男人血性大发，拿起刀冲出去，几乎杀光了所有狼。他提着一只狼头回到屋里，想要证明自己战胜了厄运，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妈妈已经被另一只狼吃掉了。高中男孩目睹了藏族男人崩溃的过程，他的假期也随之结束。
在这个故事里，久美成列为男孩写下一个梦。梦里一群羊在念经，男孩被羊群拖到悬崖边，所有羊都跳下去，他也跟着跳下去，但在跳下去的一瞬间，他和那些羊都变成了雨滴，轻轻地落在地上。
这一刻，男孩醒了。
找自己
如果没有开车，他今天其实更想喝点儿酒。
喝酒会让他感到放松。他想起自己六岁那年第一次喝酒时的感觉——莫名其妙干了两小杯白酒，有点辣，有点晕。长大以后，喝酒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是情绪，也是情感。
去年，他和几个伙伴一起去西藏勘景，进入日喀则中部拉孜县时，大家觉得到了“藏区粮仓”，怎么也得尝一尝最好的青稞酒。那天晚上，他们抱着一箱酒回到酒店，久美成列即兴拍了一个短片：几个人喝着酒闲聊天——聊过去，聊现在，聊故乡，聊已经消散的人和时光。短片最后，他扮成酒店服务员给大家送酒，站在门外一直敲门却无人响应。故事里的人已经喝醉了，睡着了，他把酒放到门口，走了。
藏族人天生爱酒，大家只要聚会，就必须好好喝上一回。他们喝酒像是金铃子在诗里描述的那般——“我们若不喝光最后一瓶，不喝下汪家大坝那块冬水田，不喝下最后一段江山。我们今晚就不会罢休，就不会说山高有好水，处处消魂。”
醉酒的滋味，也是乡愁的滋味。
这种滋味，其实已经围绕久美成列多年。
他虽然是藏族人，但因为很小来到北京，一直接受汉语教育，导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家里人希望他能够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他高一那年为他办理休学，将他送到青海一所寺院学校里学习藏语言文化。那所学校建在果洛州玛沁县的黄河边上，旁边是青海著名格鲁派寺院拉加寺。学校招收对象面对适龄儿童和成年人，身份、民族、年龄、地域不限。能不能被录取不看分数，而是看报名顺序——报晚了就进不去。
久美成列当时就读于初中部，班上共有78名学生，年纪最小的9岁，最大的53岁。他每天大约6:00起床，6:30去教室里面念经，念完经后来到教室外背早课，所有同学穿着藏袍在地上坐成一排，背书时要像古人那样摇头晃脑。背完早课去吃早饭，早饭过后回到宿舍收拾内务，8:00多开始上课，上午有四节课，第四节课结束后要去操场辩经半小时，辩完经之后去吃午饭，吃完午饭要被检查内务，房子不干净会被记上名字。
下午也有四节课，第四节课结束后也要辩经半小时，全校学生聚在一起，挑几个辩经厉害的，大家围观学习。颜色有多少种，无常和不无常，有形的和无形的，看得到和看不到，要对很多东西下定义，要从定义里面找漏洞。辩经让他看待事物不再单一，让他学会用更多的视角去看世界。
来到这里之后，他发现同学们都特别爱学习，大家会在周末成立学习小组，一起念诗或讨论某个话题，周四下午还会有“知识比拼”。每到英语辩论或是画画环节，久美成列永远都是第一个被拉上台的，他还曾代表学校去参加州上英语比赛，拿了第一名。
周五放学后，老师和学生一起开表彰批评大会——谁上周末去了镇上网吧，谁骑摩托车外出，谁偷偷喝酒，都要被拉到台上一顿暴揍。久美成列常常因为内务不整被叫上台，惩罚措施是和其他内务不整的同学组成小分队，一起去修厕所、修路、捡垃圾。
他在拉加学习一年，2014年回到北京。离开前，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离开这里，我就离开了真正的藏族教育。”他喜欢那里，那所学校教会他如何成人，教会他如何看待世界。在那个地方，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正变成一个男人。“以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挺矫情的，好像自己的世界很重要，觉得大家都不理解你。在那儿就不会，一帮大老爷们儿每天在一起，干的那些事在外人看来可能很无聊，比如修厕所，但是你能找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干一件事就是一件事。”
临行那一天，他回宿舍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突然看见窗外同学们站成一排，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小礼物和一条哈达，挨个进来跟他道别。当班上年纪最小的9岁男孩也来给他献哈达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整个人哭得不行。“特别舍不得他们，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那是最真的感情上的东西，是我从小到大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
风越来越大，夕阳渐渐下沉，久美成列停在黄昏里，回忆那一年。他觉得这段经历让他的心变得更加开阔，能够接纳更多事情，梳理各种情绪，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自我之间的内外冲突已得到化解，整个人更加平和。
在那里，他好像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以前在北京学画画时，一个姑娘问他：西藏是什么样？他说，西藏有个节日叫燃灯节，那一天人们会把酥油灯放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墙面上，摆成一排，很漂亮。其实说这些话时，他根本没有见过燃灯节，那些场景只是他的想象。
在拉加上学那一年，有一回刚好赶上燃灯节，拉加寺的墙面上摆满酥油灯，大殿空空，寂静无声。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燃灯节的场景，原来和自己想象中的几乎一样。
一个人
2016年七月底的盛夏，张杨导演《皮绳上的魂》在第10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做露天放映，久美成列和朋友一起去看。放映场地位于青海湖东南部一片露营区内，工作人员在海拔3000多米的草原上支起一块幕布，橄榄色草坪上铺着一排排紫色瑜伽垫供人落座观影。等天色暗去，云朵隐入湖底，经幡在夜风里飘荡，营地里的帐篷被陆续点亮，电影开始正式放映。一些影迷、媒体工作者、当地居民以及几个红衣喇嘛，相继来到这儿，静静坐在银河底下看电影。
那是久美成列第一次去FIRST青年电影展，他被那儿的氛围感染了。彼时，他刚刚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开学典礼，那条通向电影的路仿佛离他越来越近。当初他决定考电影学院，家里人都不同意，因为父亲就是干电影的，知道做这行有多难，但久美成列很坚持。
小时候他沉迷于画画，经常把家里各种雕像摆到自己面前画一遍，看小人书翻到有趣的画面也要临摹一下。上初中以后，他有段时间天天画自己的手，把每一条纹路画得清清楚楚，那时他一心只想当画家。后来考美院，被查出色弱，画家梦碎，他才开始决定做电影，因为那是除绘画之外，他所能找到的离自己最近的艺术形式。
大学期间，他一共拍摄过六部短片，有讲述母子观念冲突的，有关于外地农民工的，有吸毒犯罪题材的，还有记录藏族电影工作者的……毕业时他原本打算再拍一部短片，但家里人劝他拍个长片试试，说既然要搞，就搞一个大的。起初他还有些犹豫，甚至常常感到焦虑，觉得自己搞不定，但最终还是决定做下去。对于完成一件事情，他总是抱有很大决心。
他的毕业作品《一个和四个》，改编自作家江洋才让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90年代末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一个故事：森林里即将迎来暴风雪，那一天，护林员的世界里闯入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与一起盗猎案有关，但每个人的身份真假难辨。怀疑、猜忌、冲突、博弈不断充斥着护林员的世界，直到暴风雪降临，真相也没有水落实出。
电影在2019年冬天开始拍摄，因为疫情停拍过一段时间，于2021年冬天制作完成。影片同年入围第3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后来别人问他：国内最想去哪个电影节？他想起在青海湖看电影的那些时刻，随即回应道：去FIRST。
2022年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久美成列导演处女作长片《一个和四个》斩获三项大奖：最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听到自己得奖时，他的内心极其平静。颁奖典礼结束后，剧组举办庆功宴，他其实心里有些抗拒——“你又要见到那种局面，有些人过来可能不是真的要为你庆祝，他们可能只是想认识你，或是其他什么目的，但你不需要那种东西。”
时间过去许久，他已经喝光了瓶子里的气泡水，但记者好像并没有打算停止提问。话题焦点再次落回他的父亲身上。翻阅与久美成列相关的一系列报道会发现，“万玛才旦”是多数提问者都无法绕开的名字。这位藏地新浪潮领军人物，这位旁人眼中低调寡言的导演、编剧和小说家，已在久美成列的世界里闪耀多年。父亲的存在，让他收获到一枚镶了金边的身份前缀，使得人们在看到“久美成列”之前，往往会更先看到“万玛才旦的儿子”。这种身份前缀确实为他的电影之路带来一些便利，但他更希望有一天，别人可以把他当作“久美成列”来看待。
以前每次回青海过年，他都是和父母一起。父亲很会照顾家里人，回老家时总是要带上一大堆礼物，有时还会把家里装修一番，请亲戚朋友来做客。这种时刻总会让久美成列感到不太自在，“我觉得自己在那边没有太多话语权，我不想要被忽略的感觉。”他长叹一口气，继续说道：“有一种忽略是不管我爸走到哪儿，家里也好，外面任何会议或者饭局也好，大家都会很尊重他，也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可能并不是针对于我自身，而是因为我是万玛才旦的儿子。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算我这次拿了奖，也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久美成列想要以自己的身份去和别人打交道——一个人回青海，一个人去拜年，一个人和亲戚朋友们喝酒聊天，听他们诉说生活感想。他想要去见一些人，为他们办很多事，他希望自己可以走进那片故土，触摸到那儿的生活。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真正属于那里。
去年春节，他终于有机会自己一个人挨家挨户去拜年，坐下来和大家喝酒聊天。以前，他们从来不会跟他聊很多事情，只会跟他的父亲聊，这也让他一直有种“飘着”的感觉。但那一天，这种感觉发生了改变。
他很开心，喝醉了。
风之子，好像终于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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