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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美成列,青年导演。去年他执导的处女作长片《一个和四个》在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斩获三项大奖:最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和他聊天时,你能够感受到一种平静,他面容安宁,眼神友善,讲话时语速平缓,声调柔和,看上去不具有任何攻击性。可是看他的作品,却又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暴力。这些词汇犹如隐伏于海面之下的礁石,让人不禁好奇,危险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

久美成列 在风中飘荡2.jpg风之子

采访约在下午两点。久美成列起身出门,开车去往咖啡厅。路上,他有些烦躁。自从《一个和四个》在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拿下三项大奖后,一个月内已有近30家媒体与他约访。聊天挺有意思,但不是所有聊天都有意思。最怕碰到完成任务式的访问,像和机器人对话。今天出门前,他一度想对记者说——咱们能不能晚一点?最终还是没好意思开口。

他停好车,走进咖啡厅,找到坐在窗边的记者,向对方提议——要不要去阳台?那里聊天更自由一点。

——自由,他喜欢自由。有一年国庆假期,他和妈妈从西宁来到北京看望父亲,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父亲买了一套宫崎骏的光碟送给他,其中有一部电影叫《风之谷》,具体故事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记得自己特别喜欢那部电影。有了微信以后,他用藏文给自己取名为“风之子”,听起来就很自由。

大二那年的夏天,他进入《小雨靴》剧组工作,有一天剧组转场,不知为何,走着走着他突然发现周围没有一个组员,只剩下自己。那一天阳光猛烈,他一个人穿过陌生的村庄,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恍惚,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另一个国度。他突然感到一种自由,马上掏出手机,拍下自己正在行走中的一双脚。这张照片后来被他用作微信头像。

他喜欢古代,幻想自己可以成为吐蕃时期的战士。听说从前的藏族男人打架,拔了刀就必须真干,打累了停下来吃口东西,吃完再接着打。他觉得这种生活很酷,也想要以这样的方式行走在世间,好像随时都可以死,又好像可以死得不那么随便。

过生日,一个人就好,不需要仪式感,不希望以自己的名义发动聚会,不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交朋友,只想认识有意思的人,至于能不能遇到,随缘。自己在的场合,最好大家都能开心,但如果真的有谁不高兴,随便。离开一个地方之后,很少再和那里的人保持联系,不想回忆过去,也不愿分享现在的自己。

御风而行,何必停留。

久美成列 在风中飘荡3.jpg小时候

落座后,久美成列的烦躁感渐渐消除,他点了一瓶气泡水,开始讲起小时候。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那是妈妈的故乡,也是他出生的地方。他在那里读完幼儿园小班和中班,四岁时跟随父母从共和县搬到西宁市城东区,在下南关街附近继续读幼儿园,后来又搬到城西区,进入西建中英文学校读小学。十二岁那年,他离开西宁,搬去北京。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班级里只有他一个藏族学生。初中时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待着,有时画画,有时写一点只言片语。

从小到大,他都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在共和县读幼儿园时,有天中午表哥来看他,给他买了一支雪糕,他站在紧锁着的大门后面,对表哥说:你带我回家吧。表哥心一软,偷偷把他带回家,因为怕被家里人知道,将他放在一台缝纫机上,用一块白布盖起来,对他说:你不要出声啊,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他点点头,一动不动地躺在缝纫机上,躲在白布下面待了一整个下午。直到晚上听见家里人四处询问:成列去哪里了?他才忍不住从白布里钻出来,说,我在这儿。

小时候,因为父亲很早离开家去北京做电影,所以大部分时间里,久美成列都是与母亲相依为伴,关系也更亲近一点。但母亲对他的要求极其严格,他躺在床上跟母亲学念藏文,脚缩在被子里紧张得直出汗,生怕自己读错发音。“我念错了,她就急——‘你怎么这么笨,我都教你两三遍了,怎么还不会念!’但是藏语发音不是教一下就能学会的,要从嗓子和鼻腔里找到诀窍,可她没有这个耐心,我英语好也是被她打出来的。”

母亲在家时,他常常忐忑不安。但如果母亲晚上加班没回来,他又十分挂念,想要快点儿见到她,有时还会胡思乱想:她不会出什么事情吧?想着想着就哭了出来。他很怕母亲,很爱母亲,也很心疼母亲——一个从西北民大医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一个被医院里所有人都喜欢的主治医师,人生原本有着远大前程,但为了丈夫和儿子选择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来到北京,在久美成列心里,母亲是一个牺牲太多的人。

久美成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他回到家,发现自己一直在冒充另一个家庭的孩子。母亲拿出一件粉色运动衫给他穿,他接过来,心里竟然有些喜欢——放在以前,穿粉色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告诉母亲,自己会穿这件衣服。母亲笑着说,这才是她的乖儿子。他在记录这个梦时写道:“她的笑让我感到欣慰。我不知道她真正的儿子去了哪里,也许永远都回不来,那就让我为她带来快乐吧。”

梦里还有另外一个场景:他在一个热气腾腾的小屋里被两个人左右挟持,施以酷刑。他们将那些烧红的刻满污言秽语的铁块烙进他的身体里。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胆敢文身就把你的腿打断。但此刻,他身上满是烙印,知道自己将与这些粗俗不堪的字眼共度一生,即便洗掉它们,也会留下痕迹。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身体,流下眼泪。他想起父亲,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和梦里一样,久美成列很怕让父亲失望。对于父亲提出的要求,他总是照办。小时候搬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后,父亲要求他每天用英文写日记,写完还要念给他听。他知道父亲不太懂英文,经常瞎念,父亲每次听到后都是“行,OK”,就这样混了好久。和父亲一起出门时要坐地铁,从家走到地铁站需要十几分钟,父亲要求他在路上将前一天看过的电影或小说阐述出来,他即便内心感到疲惫,也依然会一路讲到上地铁。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电影资料馆看老片,从卓别林到巴斯特·基顿,从拉斯·冯·提尔到伯格曼。不管什么片子,他发现自己总能感同身受。艺考期间,一个老师问他:你喜欢什么片子?他说:我喜欢《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老师很吃惊,让他分析分析。他开始表述自己对于这部电影的理解,看到老师的反应,他感觉自己应该分析得挺准确。对于很多抽象事物,他总是能立马捕捉到其中的情绪和表达。

第一次让他感觉到电影和自己的生活真正有所关联,是看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高傲强势的钢琴家母亲,从未在意过女儿的情感需求,女儿为了取悦母亲,不断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表现得乖巧又顺从。但当表面的和平被撕破以后,母女关系开始暴露出另一面——指责、埋怨、争吵、失控。

片中那对母女,让久美成列想到了自己和父亲,但与她们不同,那时候他很少会与父亲做深入交流。有一年父亲节,他给父亲画了一张肖像,在朋友圈写道:“两个最不善于表达的人,阿爸,父亲节快乐啊!”

久美成列 在风中飘荡4.jpg一棵树

一阵风吹来,在记忆深处发出回响。此刻,25岁的久美成列,正与记者平静地谈论着童年往事。他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面容安宁,眼神友善,讲话时语速平缓,声调柔和,看上去不具有任何攻击性。

可是看他的作品,却又能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矛盾与冲突,甚至暴力。这些词汇犹如隐伏于海面之下的礁石,让人不禁好奇,危险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

他想起自己年幼时所经历的一些争吵画面,想起自己在面对争吵时曾有过的惊恐和无助。他厌恶争吵。他甚至尝试过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制止纷争。他感觉自己时刻处在夹缝中,试图调解那些冲突,却发现一点儿用也没有。那些亲密关系里的冲突好似一把尖刀,划破他的内部世界,将一些带有危险气味的种子洒入他的裂缝之中,长出茂密的枝叶,形成一片阴影。

“它可能已经塑造了一个内在的我,很挣扎,很煎熬,有时候会动一些非常极端可怕的念头,也会喜欢比较残暴血腥的东西,比如说金基德、昆汀的那些片子,会让我看得特别爽,它能勾起我心里面的‘种子’——可能也不算种子,都已经长成‘大树’了。但它不会冲出来,那只是一个瞬间的念头,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放进电影里面拍出来,所以可能我的作品算是比较能够贴近我内心相对阴暗的一面。”久美成列靠在椅背上,声音穿过风,遥远又孤零。

“你有跟父母聊过这些话题吗?”记者问。

“没有,从来没有过,我觉得聊这个事情很尴尬,所以有些话题不太会跟他们深聊。”他有一两个固定的聊天对象,是在大学期间和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可即便面对朋友,他也极少袒露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片阴影。更多时刻,如他所讲,那棵树,那片阴影,那些带有危险气味的念头,都被移植到他的作品中。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叫《蜘蛛肚子》:一个内地高中男孩去牧区体验生活,住进当地一户人家,家里面只有一位藏族老奶奶和她的儿子。男人是一个从小被诅咒的人,身边人好像总会因他而死。在他出生那一天,家里人除了妈妈之外全部死于非命。但藏族男人说他不相信诅咒,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对抗一切厄运。一天晚上,一群狼闯入他家的院子里吃羊,男人血性大发,拿起刀冲出去,几乎杀光了所有狼。他提着一只狼头回到屋里,想要证明自己战胜了厄运,结果回来之后发现,妈妈已经被另一只狼吃掉了。高中男孩目睹了藏族男人崩溃的过程,他的假期也随之结束。

在这个故事里,久美成列为男孩写下一个梦。梦里一群羊在念经,男孩被羊群拖到悬崖边,所有羊都跳下去,他也跟着跳下去,但在跳下去的一瞬间,他和那些羊都变成了雨滴,轻轻地落在地上。

这一刻,男孩醒了。

找自己

如果没有开车,他今天其实更想喝点儿酒。

喝酒会让他感到放松。他想起自己六岁那年第一次喝酒时的感觉——莫名其妙干了两小杯白酒,有点辣,有点晕。长大以后,喝酒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是情绪,也是情感。

去年,他和几个伙伴一起去西藏勘景,进入日喀则中部拉孜县时,大家觉得到了“藏区粮仓”,怎么也得尝一尝最好的青稞酒。那天晚上,他们抱着一箱酒回到酒店,久美成列即兴拍了一个短片:几个人喝着酒闲聊天——聊过去,聊现在,聊故乡,聊已经消散的人和时光。短片最后,他扮成酒店服务员给大家送酒,站在门外一直敲门却无人响应。故事里的人已经喝醉了,睡着了,他把酒放到门口,走了。

藏族人天生爱酒,大家只要聚会,就必须好好喝上一回。他们喝酒像是金铃子在诗里描述的那般——“我们若不喝光最后一瓶,不喝下汪家大坝那块冬水田,不喝下最后一段江山。我们今晚就不会罢休,就不会说山高有好水,处处消魂。”

醉酒的滋味,也是乡愁的滋味。

这种滋味,其实已经围绕久美成列多年。

他虽然是藏族人,但因为很小来到北京,一直接受汉语教育,导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家里人希望他能够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他高一那年为他办理休学,将他送到青海一所寺院学校里学习藏语言文化。那所学校建在果洛州玛沁县的黄河边上,旁边是青海著名格鲁派寺院拉加寺。学校招收对象面对适龄儿童和成年人,身份、民族、年龄、地域不限。能不能被录取不看分数,而是看报名顺序——报晚了就进不去。

久美成列当时就读于初中部,班上共有78名学生,年纪最小的9岁,最大的53岁。他每天大约6:00起床,6:30去教室里面念经,念完经后来到教室外背早课,所有同学穿着藏袍在地上坐成一排,背书时要像古人那样摇头晃脑。背完早课去吃早饭,早饭过后回到宿舍收拾内务,8:00多开始上课,上午有四节课,第四节课结束后要去操场辩经半小时,辩完经之后去吃午饭,吃完午饭要被检查内务,房子不干净会被记上名字。

下午也有四节课,第四节课结束后也要辩经半小时,全校学生聚在一起,挑几个辩经厉害的,大家围观学习。颜色有多少种,无常和不无常,有形的和无形的,看得到和看不到,要对很多东西下定义,要从定义里面找漏洞。辩经让他看待事物不再单一,让他学会用更多的视角去看世界。

来到这里之后,他发现同学们都特别爱学习,大家会在周末成立学习小组,一起念诗或讨论某个话题,周四下午还会有“知识比拼”。每到英语辩论或是画画环节,久美成列永远都是第一个被拉上台的,他还曾代表学校去参加州上英语比赛,拿了第一名。

周五放学后,老师和学生一起开表彰批评大会——谁上周末去了镇上网吧,谁骑摩托车外出,谁偷偷喝酒,都要被拉到台上一顿暴揍。久美成列常常因为内务不整被叫上台,惩罚措施是和其他内务不整的同学组成小分队,一起去修厕所、修路、捡垃圾。

他在拉加学习一年,2014年回到北京。离开前,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离开这里,我就离开了真正的藏族教育。”他喜欢那里,那所学校教会他如何成人,教会他如何看待世界。在那个地方,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正变成一个男人。“以前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男孩,挺矫情的,好像自己的世界很重要,觉得大家都不理解你。在那儿就不会,一帮大老爷们儿每天在一起,干的那些事在外人看来可能很无聊,比如修厕所,但是你能找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干一件事就是一件事。”

临行那一天,他回宿舍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突然看见窗外同学们站成一排,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小礼物和一条哈达,挨个进来跟他道别。当班上年纪最小的9岁男孩也来给他献哈达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整个人哭得不行。“特别舍不得他们,舍不得离开那个地方,那是最真的感情上的东西,是我从小到大在其他地方没有体验过的。”

风越来越大,夕阳渐渐下沉,久美成列停在黄昏里,回忆那一年。他觉得这段经历让他的心变得更加开阔,能够接纳更多事情,梳理各种情绪,也让他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自我之间的内外冲突已得到化解,整个人更加平和。

在那里,他好像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以前在北京学画画时,一个姑娘问他:西藏是什么样?他说,西藏有个节日叫燃灯节,那一天人们会把酥油灯放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墙面上,摆成一排,很漂亮。其实说这些话时,他根本没有见过燃灯节,那些场景只是他的想象。

在拉加上学那一年,有一回刚好赶上燃灯节,拉加寺的墙面上摆满酥油灯,大殿空空,寂静无声。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燃灯节的场景,原来和自己想象中的几乎一样。

久美成列 在风中飘荡5.jpg一个人

2016年七月底的盛夏,张杨导演《皮绳上的魂》在第10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做露天放映,久美成列和朋友一起去看。放映场地位于青海湖东南部一片露营区内,工作人员在海拔3000多米的草原上支起一块幕布,橄榄色草坪上铺着一排排紫色瑜伽垫供人落座观影。等天色暗去,云朵隐入湖底,经幡在夜风里飘荡,营地里的帐篷被陆续点亮,电影开始正式放映。一些影迷、媒体工作者、当地居民以及几个红衣喇嘛,相继来到这儿,静静坐在银河底下看电影。

那是久美成列第一次去FIRST青年电影展,他被那儿的氛围感染了。彼时,他刚刚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开学典礼,那条通向电影的路仿佛离他越来越近。当初他决定考电影学院,家里人都不同意,因为父亲就是干电影的,知道做这行有多难,但久美成列很坚持。

小时候他沉迷于画画,经常把家里各种雕像摆到自己面前画一遍,看小人书翻到有趣的画面也要临摹一下。上初中以后,他有段时间天天画自己的手,把每一条纹路画得清清楚楚,那时他一心只想当画家。后来考美院,被查出色弱,画家梦碎,他才开始决定做电影,因为那是除绘画之外,他所能找到的离自己最近的艺术形式。

大学期间,他一共拍摄过六部短片,有讲述母子观念冲突的,有关于外地农民工的,有吸毒犯罪题材的,还有记录藏族电影工作者的……毕业时他原本打算再拍一部短片,但家里人劝他拍个长片试试,说既然要搞,就搞一个大的。起初他还有些犹豫,甚至常常感到焦虑,觉得自己搞不定,但最终还是决定做下去。对于完成一件事情,他总是抱有很大决心。

他的毕业作品《一个和四个》,改编自作家江洋才让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90年代末发生在青藏高原的一个故事:森林里即将迎来暴风雪,那一天,护林员的世界里闯入几个不速之客,他们都与一起盗猎案有关,但每个人的身份真假难辨。怀疑、猜忌、冲突、博弈不断充斥着护林员的世界,直到暴风雪降临,真相也没有水落实出。

电影在2019年冬天开始拍摄,因为疫情停拍过一段时间,于2021年冬天制作完成。影片同年入围第34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后来别人问他:国内最想去哪个电影节?他想起在青海湖看电影的那些时刻,随即回应道:去FIRST。

2022年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久美成列导演处女作长片《一个和四个》斩获三项大奖:最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听到自己得奖时,他的内心极其平静。颁奖典礼结束后,剧组举办庆功宴,他其实心里有些抗拒——“你又要见到那种局面,有些人过来可能不是真的要为你庆祝,他们可能只是想认识你,或是其他什么目的,但你不需要那种东西。”

时间过去许久,他已经喝光了瓶子里的气泡水,但记者好像并没有打算停止提问。话题焦点再次落回他的父亲身上。翻阅与久美成列相关的一系列报道会发现,“万玛才旦”是多数提问者都无法绕开的名字。这位藏地新浪潮领军人物,这位旁人眼中低调寡言的导演、编剧和小说家,已在久美成列的世界里闪耀多年。父亲的存在,让他收获到一枚镶了金边的身份前缀,使得人们在看到“久美成列”之前,往往会更先看到“万玛才旦的儿子”。这种身份前缀确实为他的电影之路带来一些便利,但他更希望有一天,别人可以把他当作“久美成列”来看待。

以前每次回青海过年,他都是和父母一起。父亲很会照顾家里人,回老家时总是要带上一大堆礼物,有时还会把家里装修一番,请亲戚朋友来做客。这种时刻总会让久美成列感到不太自在,“我觉得自己在那边没有太多话语权,我不想要被忽略的感觉。”他长叹一口气,继续说道:“有一种忽略是不管我爸走到哪儿,家里也好,外面任何会议或者饭局也好,大家都会很尊重他,也很尊重我,但这种尊重可能并不是针对于我自身,而是因为我是万玛才旦的儿子。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算我这次拿了奖,也会有这种情况存在。”

久美成列想要以自己的身份去和别人打交道——一个人回青海,一个人去拜年,一个人和亲戚朋友们喝酒聊天,听他们诉说生活感想。他想要去见一些人,为他们办很多事,他希望自己可以走进那片故土,触摸到那儿的生活。只有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真正属于那里。

去年春节,他终于有机会自己一个人挨家挨户去拜年,坐下来和大家喝酒聊天。以前,他们从来不会跟他聊很多事情,只会跟他的父亲聊,这也让他一直有种“飘着”的感觉。但那一天,这种感觉发生了改变。

他很开心,喝醉了。

风之子,好像终于找到了可以落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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