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林廓东路、八廓商城附近的江东仓大院，是画家次仁多吉祖辈生活的地方，如今这里充满了商业气息，老院子跻身于林立的高楼大厦之中，显得有点另类却又不乏闹中取静的特质。
高楼时常遮挡他家底楼的阳光，好在他位于三楼的画室光线充足。
画室很大，散发着油彩的味道，里面大大小小的作品或悬挂或倚靠或堆叠，静静展现着画家的每一段人生际遇、呈现着时代的变与不变。
画家次仁多吉
对布达拉宫情有独钟
“美术馆能带动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和文化影响力，也标志着这座城市文化规格的提升。过去说每个寺庙都是一座博物馆，因为里面的壁画无比精彩。但没有现代美术馆，许多当代画家的作品都流失了，所以西藏美术馆的成立起到了很大的弥补作用，画家的作品有了展示的场所，这对我们特别有意义。”聊到西藏美术馆的成立时，72岁的次仁多吉激动地说。
《大昭寺金顶》
在次仁多吉的画室里，摆满了画幅不等的油画作品，其中包括美术馆指定收藏的两副作品《大昭寺金顶》、《俯瞰布宫》。
1988年，次仁多吉首次参加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画展，送去的正是《大昭寺金顶》并最终获得“佳作奖”。
《大昭寺金顶》是次仁多吉32岁时的作品。“当时我和爱人才结婚，她帮我一起抬着巨大的画框上寺院屋顶写生，透过大昭寺层层金顶的海洋看到壮丽的布达拉宫，这两个建筑代表着藏族人民的智慧结晶。”
《俯瞰布宫》
另一幅作品《俯瞰布宫》，虽然也是布达拉宫，但风格截然不同。画面中整座山都充满了律动，沿着游动的色彩可以看出瑰丽的寺庙在山中被色彩建造，仿佛风在画中穿行。能清晰感受到印象派对画家的影响。
谈起创作过程，次仁多吉激动地说：“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就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每次经过布宫，看到一座建筑能把整座山利用得这么好，就觉得很伟大。主体色红、黄、白又是如此协调，不仅外观宏伟，里面的无价之宝更是不可计数！”
除了这两幅收藏作品，次仁多吉还画了很多不同角度、不同色调的布达拉宫，看得出他的情有独钟。
油画家胡杰曾这样点评次仁多吉的作品：“那密密实实的笔触，朴实地匍匐在山坡、匍匐在河边、匍匐在寺庙跳动的心脏上。那酣畅的色彩直接抵达次仁多吉的内心，把真诚转换为视觉。”
“他的绘画形成了个人特有的审美，他清醒和自觉地把目光从世界美术史中拉了回来。他的画笔深入到了西藏土地里。毫无疑问，他是西藏艺术家最重要的代表。”
《江孜夕照》
一波三折的绘画之路
西藏和平解放以前，“江东仓”算是拉萨最早经营旅店的家族，专门接待来拉萨进行物资交易的农牧民和朝佛的百姓。彼时的拉萨并没有现代化客栈和酒店这般清晰的盈利模式。所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会采用物品交换临时下榻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次仁多吉这个经营旅店的家里来了一群需要投宿的那曲牧民。其中一位穿戴朴实、眼神桀骜青年牧民让次仁多吉眼前一亮。他整体形象轮廓分明，骨骼结构如刀劈斧凿，气质彪悍。次仁多吉立时被打动，他诚邀青年做写生模特，并和对方商量，可以此换取住宿，青年欣然应允。
研磨颜料，挥毫方寸，时间流转之间空白画布上已有形象跃然。画风颇有伦勃朗或塞尚的影子，厚重的笔触将金色颜料如落日余晖般堆叠于人物受光面，使之庄严肃穆。
次仁多吉将画布向后翻转，询问模特：“画得像吗？”不料青年回答：“只有帽子像。”双方旋即哈哈大笑。而这幅被模特本人认为不够肖似的画作，却成了次仁多吉的最爱之一，一直挂于画室右侧的墙上。
写生作品《远方的牧民朝圣者》
很多人的艺术才能都始于孩提时期，次仁多吉也不例外。
1960年，次仁多吉在刚兴建的拉萨第二小学就读。某日，教美术的宋老师拿来一幅自己的风景写生素描，鼓励班上有绘画兴趣的同学尝试临摹。
“老师说临摹好了就可以发表在西藏日报上，所以我很用心，但碍于当时造型能力的欠缺，最终还是没能入选，可我一位好朋友的临摹作品却登上了报纸。”当同学们相互传看日报、发出赞叹时，次仁多吉体会到可以靠绘画获得大家的尊敬和欣赏是多么开心的事，这让他很想好好学习画画。
初中时，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精神，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画雷锋”就成了常有的事。
“我能在小本上把雷锋画得极度传神，大家都认为我是画雷锋专业户。也经常有人找我求画，于是我在校内逐渐有了些许名气。”正是那一段经历，让内向敏感的次仁多吉对个人价值有了认同。也是在那时期，他接触到了油画。
后来次仁多吉和三名同学被拉中招进美术组，给他人担任美术助理，学校承诺每月给他们17元伙食费，还可以吃到宝贵的白面馒头，这对当时家境困窘的次仁多吉来说无疑是绝处逢生。在这里他看到了来自各单位绘画好手的作品，当时在他眼里那些人就是大师。
在那个临时搭建的美术组里，他只能做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比如设计人员出图，他就负责在墙上同比例放大线稿，此期间他逐渐掌握了很多绘画的基本技能。这些日子，他自诩为“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阿里扎达土林》
1969年，在拉中呆了9年的次仁多吉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肄业，要么当农民，他选择了后者。
“当时堆龙德庆县修水电站需要上万人，我得到机会去水电队当小工。”期间，领导发现他文化水平高于其人，就安排他做了文职工作。前期主要是测量和制表，后期分配他描图。
当农民期间，乡里曾需要找得力的人画宣传画，创作一幅知青在农村的作品。根据大家口耳相传的名气，生产队把次仁多吉送到了堆龙德庆县羊达乡宣传组。
“那幅画叫《革命的种子》。”次仁多吉清晰地记得。
对绘画的热爱，让次仁多吉和他另外两位同学渴望有机会去内地精进艺术造诣。他们写信给中央民院，表达了诉求。
数月等待过后，确实有一位北京军宣队的领导来拉萨挑人。他对次仁多吉的作品很满意，但因为各种原因，次仁多吉未能如愿前往。
那时的次仁多吉对未来是迷茫的，但他从未放弃绘画。
《江孜夕照系列之一》
学习机会接踵而至
东边不亮西边亮。时间来到1972年，自治区歌舞团急需美工，而歌舞团看上了年轻、懂绘画的次仁多吉。
在当时，美工在一个剧团中是非常边缘的工种，次仁多吉经常需要画长16米，高8米的布景。
“每次画完之后，我还要帮着张挂起来，拉开画幕的那一刻，是我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976年，单位推荐次仁多吉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因为曾经的求而不得，他特别珍惜这次去上戏学习的机会。
由于西藏时期的缘分，彼时小有名气的陈丹青和次仁多吉关系很好。有次，法国农村画展在上海展出，正在央美读研究生的陈丹青很想来看展览，便和次仁多吉相约同行。
“那会这样的画展算是盛会，远在北京的陈丹青一票难求，我就从学校熟人手里找到了多余的票，然后邀请陈丹青一起来看展览。”而学校得知陈丹青会前来，便希望他可以为上戏的师生示范一下油画步骤。陈丹青提出让自己熟悉的次仁多吉做模特，他觉得画熟悉的人更能表现出人物的特质，最后还把这幅示范作品赠与了他，成了他不愿轻易示人的藏品。
次仁多吉还特别提到了上戏时期的班主任姚振中：“姚老师那时带领我们画画，一言一行对我的人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现在我们都有联系，他时常会关切地问我有没有画画？近况如何？还经常发一些与艺术相关的信息给我看。”想起为西藏学生付出了所有，却不求任何回报的姚老师，次仁顿珠言语哽咽。
《仙足岛之夜》
或许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学习机会便接踵而至。工作多年后，次仁多吉又得到了一次去中央美院进修的机会。
他对当时的两位班主任记忆深刻。一位是钟涵，“他曾在授课时说‘虽然都是名画，但有画家和画匠之分，有无生命力之分’这让我懂得了同样是画画，画者与画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还有一位是罗尔纯，“罗老师人品非常好，对每个学生都能因材施教，完全尊重学生自己的性格和画风。”
让次仁多吉感叹的还有他当年的同学：“很多以前在画册上才能见到的人，那时突然变成了我的同学！比如丁一林、刘晓东等。当时我有工作，每次发了工资，我就时不时邀请大家一起去喝啤酒，而最期待我领工资的就是刘小东……”回忆在央美的往事，次仁多吉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
“进修时，能明显体会到中央美术学院整体艺术风格的厚重深沉与上海戏剧学院奔放热烈画风之间的差别。”为此，次仁多吉除了尽力整合他自身携带的西藏文化基因，还融入了南北艺术优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画风。
1991年，次仁多吉去瑞典办个人画展，整个展览时长横跨三个月。展览之余，他常去当地各大博物馆，并在那时看到了各种顶级艺术家的绘画真迹，他默默地吸收着其中的养分转化成自己的灵感。
时隔一年，文化厅再度委派次仁多吉去西班牙访学展览，伟大的西班牙艺术无时不刻地感动着次仁多吉的内心。
看得出，每一次学习的际遇，都让次仁多吉心怀感恩，也让他收获颇丰。
随着绘画的飞速进步，西藏自治区文联也向他伸出了调动的橄榄枝。他清楚去文联不但能专心作画，更有不少下乡采风的机会，能够让自己更早实现夙愿。
“不能说我完全不动心，但自治区歌舞团为了提升我的业务能力付出了太多，经过自己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选择了留下。”坚定信念之后，他便着力为单位培养年轻人做舞美掌舵人，直至61岁退休。
《鲁朗风光》
几十年过去，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西藏第一代油画家，次仁多吉笔下所凝固的内在精神和一个时代的往事早已穿越光阴，镌刻于画布上，折射出西藏艺术的包容性、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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