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缘出生于藏族牧民家庭，在清泉奔流舞翩跹的大峪和山水林草欣相印的车巴度过了快乐的幼年和少年时光。以“民族成份”这个固有而不可改变的特殊基因本能和家乡的乡音乡情以及雪域高原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给了我以深刻印象和重要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基本人生品格。随着岁月的历练和对世事的不断认识，逐步成为坚定的民族情怀，雪域精神激励我不断前行。
回忆过去，往事历历在目，百感交集。自己虽尽力做事，但有不尽人意之处，有自豪感，也有遗憾。经回顾和思考，以漫笔的形式草就零散的平凡小事以及人生感悟。
曾从事中小学和民族师范教育教学职业；多年在州县政府机关管理教育事业；一度负责过自治州干部理论教育培训；两度供职于州人大机关参与民族立法和法律监督，负责联系协调和起草文稿等方面工作。
自己对文学艺术有一定兴趣，但所写小作品，因“刻板”、“平淡”、“直白”而不成其为真正的“文艺作品”。这是因为自己本来没有文艺天赋，不具备文艺创作的素养，属于“先天不足”；未能接受系统专业教育，虽看过文艺理论书，阅读过多种名作，仍没有什么作为，自己只能以“干部作品（指不合韵律等文艺规范要求）”和“业余作者”聊以自得。
一
一定的学历（接受学校教育的经历和层次），是人们系统学习掌握各种理论、专业知识、相关业务的基本途径，对增进学养、提高水平、增强能力产生重要影响。
本人受所处年代局限和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制约，未能接受正规的高层次系统教育，无法取得相应学历文凭，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自己的发展进步。
1.1965年家乡办学——建起了卓尼县尼巴学校，我才得以上小学。翌年却遇上“文革”这个民族文化浩劫，随之取消了藏语文课，到后来用“语录”和“老三篇”作教材，基本上天天背读“语录”。所有课程均由汉语授课，由于我们不懂汉语，授课的教员都不懂藏语，师生之间的语言隔阂给整个教学带来了很大障碍和困难，实际教学效果很差。学校随意停课，师生经常参加校内外“批斗会”、进村宣传“最高指示”、“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巡回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实际上课时间很少，难以保证正常的教学，使我荒废了学业，更剥夺了我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权利。
遥想当年“文革”期间上学的往事，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去认识和看待当时特殊年代的事物，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教学秩序混乱、课时无保证、教学质量差，那是当时全国的普遍现象。深刻反思“文革”，毕竟对增强自己注重学习的紧迫感，对自己知识的获得以及思想感情和人生基本品格的形成，对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对重视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产生了一定作用，还要感念尼巴学校的培养和奠定的基础。
2.我从卓尼县尼巴学校（当时五年制小学）毕业后，于1971年3月初（当时各级学校一律实行新学年从春季开学，冬季升级、毕业）被保送到甘南师范学校（当时叫“甘南综合专科学校”）学习。学校设“初师班”、“中师班”、“中教班”及“医务班”、“财会班”等班次。我们属于“初师班”（两年制），没有开设藏语文课，各科均以汉语授课。到1972年底接受完初师阶段教育如期毕业，“初师”无法算作中专学历，实为“初中层次”（尽管在甘南师范办学），国家不包分配工作只能回乡待业，但毕竟为后来自己的成长起到了“起点”、“起步”的有益作用。
3.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时任卓尼县文教局副局长）参加了全省成人高考，并顺利考入甘肃省委党校民族部（党政管理专业），经过两年半的全日制学习，修完了大学政治系的几乎所有课程，还学习了历史系、汉语系的一部分课程，于1986年12月毕业，获得了成人大专学历文凭。
通过离岗集中学习，较为系统地学到了一些理论知识；巩固了原来所自学的知识，起到了温故知新的作用；拓宽了知识面，增进了学养，充实了自己，提升了理论思维能力，为后来适应各种岗位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4.自1984年至1985年，我接受“新闻刊授大学”（安徽日报办学）刊授教育，学完了学校规定的新闻专业所有课程，获得了新闻学文凭，这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新闻爱好和业余新闻写作，还担任了有关新闻单位特约通讯员和有关教育等专业报刊杂志特约撰稿人。
二
我从小爱好体育运动，上小学时就开始打篮球。1971年正在甘南师范学校上学的我（当时15周岁）被选为甘南州少年篮球队员参加全省运动会；1972年6月，作为州直代表队队员，参加了在卓尼举办的全州少年篮球运动会；1972年底，作为州直代表队队员，参加了在舟曲县举办的全州中学生篮球运动会。后来如愿担任篮球教练员和中小学体育教员，便勤奋学习体育运动技能和技术，钻研体育理论，努力培养体育人才。执着于篮球的各种“动作要领”、“防守战术”、“进攻战术”和“裁判规则”、“体育保健学”、“体育教学”以及“运动会秩序册”的编制及其组织实施等环节的具体实践。爱好体育运动，使我丰富了人生经历、增强了体魄，这成为支持我适应繁重工作、坚持写作和研究学问的有力条件；同时成为后来自己负责学校工作和州县教育行政工作中重视体育教学、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思想理念基础，体育运动及其相关理念使我终身受益。
三
1.1973年初，我从甘南师范学校接受完初师阶段教育后，担任母校——卓尼县尼巴学校民办教师，这成为我坚持自学、倾情事业、历练意志、成长进步的起点。在这里近四年的不懈努力，使自己得到了进步，1976年底通过业务考试获得转正并调到卓尼中学工作，这是我的人生转折点。
2.随着拨乱反正和实行改革开放，逐步恢复了民族政策，民族教育迎来了久盼的甘霖。1980年初，在卓尼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我被调到尼巴学校工作，不久委任我为学校和全学区负责人。这是我第二次在母校供职，一种时代的良知，促使我奋发有为，增强民族责任感，专心做好本职工作。
经过我们努力争取，在省州县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创办了全县第一所寄宿学校，每月给在校生发放生活费、供应商品粮、为部分学生提供住宿条件，随之增强了学校的吸引力，巩固了在校学生，进一步稳定了教学秩序，为逐步走向正规、提高办学水平，提供了良好环境。
我们根据当地纯用藏语的语言环境的实际，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实行“以藏语文为主、单科加授汉语文”的教学模式，不断探索牧区办学路子和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逐步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为高一级学校和社会输送了一大批毕业生，成为社会和民族有用的人才。
几十年来，有多少个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尼巴学校人努力敬业、潜心授业育人；上级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单位先后关怀帮助尼巴学校的建设事业；多少个社会有识之士热情支持尼巴学校的工作；尤其班禅副委员长、杨复兴副主任、嘉木样副主任、黄正清副省长及著名学者赛仓老师、毛兰木嘉措老师、华锐桑杰老师等社会名家和民族精英关怀支持尼巴学校的发展，寄予殷切期望……
这些都成为学校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勃勃生机的精神动力。
尼巴学校以其倾力发展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提高社会学历层次、改善群体知识结构、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累累硕果，为民族和谐发展增添了光彩，曾多次被评为州、县先进学校受到表彰，作为先进单位代表先后在全州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全州教育系统“双先”会、五省区藏族教育研讨会上交流教学成果和办学经验。
大批牧民后代在尼巴学校接受基础教育，并经过高一级学校不同层次的进一步培养教育，得到健康成长，已有几十名学子成为硕士（包括在读和已获得硕士学位人员）和博士（包括在读和已获得博士学位人员），彰显了“故乡地灵雄魂在，滋养学子竞风流”。
我作为曾经的学生，作为校友（曾两度供职于尼巴学校），我感念母校的培育，欣慰母校的发展，我要为母校写一首校歌，祝福母校更美好。
雪山顶
草地头
尼巴学子手挽手
民族兴亡多少事
要靠我们去奋斗
敬师长
爱学友
胸怀大志去追求
德才兼备品格好
表率风范美名留
为雪域
为中华
草原儿女志未酬
故乡自有雄魂在
车巴河水入海流
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卓尼藏中、合作藏中沐浴改革开放重视民族教育的春风而产生、发展，我有缘亲历亲为两所藏族中学的筹建，是我人生的最大快乐。我怎能懈怠？怎能辜负期望？怎能愧对人生？
1.1983年下半年起，我（时任卓尼县文教局副局长）和杨顺程（县文教局局长）、李克昌（县文教局副局长）参与了卓尼藏中的酝酿决策和筹建工作。在时任卓尼县政府县长丹珠、副县长杨正等领导的热情关怀和有力支持下，排除阻力，努力促成县政府于1984年初作出决定创办卓尼藏中。我们参与投入选校址、争取建校资并着手开工修建等工作。经多方面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整个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确保已于1985年如期开学。
建校三十六余年，卓尼藏中人的努力敬业和各方面人士的有益支持，使学校得到健康发展，已成为甘南民族教育百花园中艳丽的花朵，为我州经济文化发展、社会进步增添了光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回忆亲历亲为卓尼藏中创建及后来的发展前景，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这就是：
艰难抉择显情怀，
应天从民逢甘霖。
春风和煦润物华，
无悔当年尽寸心。
育得学子竞生辉，
喜看卅六艳阳明。
宏业接力仰志士，
更待未来共欢欣。
2.1991年，我担任州教育局副局长兼合作藏中筹建组组长。为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筹建组一班人克服困难 、团结协作，投入繁忙的筹建工作。我们在时任州委副书记丹正嘉的带领下，数上首都北京、留驻省府金城、奔波全州各县，积极疏通渠道争取建设资金。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合作藏中教学楼终于在1992年5月1日破土动工，一所崭新的学校渐渐在荒芜之地形成了初步规模，甘南藏区学子的又一处智慧的家园已伸出热情的双臂——1993年9月13日，合作藏中正式宣告成立，来自各县的首批学子纷然踏进藏中大门，理想之树将发芽、梦想之花将灿然盛开。
合作藏中的筹建和发展，得到了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关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听取我们的汇报，欣然题辞寄予厚望；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解决建设资金；我州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资助学。
时任州委副书记丹正嘉经常亲临筹建现场办公，并多次带领我们辗转奔波，为学校建设争取资金，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保证筹建工作顺利进行。著名学者赛仓教授欣然担任学校名誉校长，并带头捐资助学，给予多方面的亲切关怀，关心学校教学，指导学校发展方向，对学校建设和发展平添了前进的动力。赛仓教授的嘉言懿行赢得了师生的赞誉和社会的广泛拥戴。
建校二十八年来，经过社会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藏中人为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倾情教书育人、严谨负责、努力进取，最终得到了可喜收获，结出了累累硕果，为高一级学校和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藏汉两文兼通的合格学生，为自治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民族文明进步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忆往昔，自己曾负责筹建合作藏中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成为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会产生自豪感和欣慰感，怎能因世事无常而任其消逝无痕？我坚信合作藏中将珍惜和巩固已有办学成果，以更加坚定而稳健的步伐，走向美好的未来，谱写新的篇章，更加辉煌荣耀，更显魅力光彩，更增进吸引力。
五
我少年时代非常羡慕有文化知识的人，也渴望自己成为有文化修养的人，这是我注重自学的思想基础。我有人生追求，也有精神导师，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毅力，加强自学，研究学问，增进学养，不断适应各种工作。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学习和涉猎语言学、教育学、史学、民族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文学等方面的理论和有关知识。
自己长期潜心学习，使得深切地感受到学习使我终生受益。
第一、随着努力学习，提高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自己能够较好地适应了先后所从事的不同业务和各个岗位工作。
第二、持续学习，进一步增进学养，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丰富了人生经历。
第三、看书学习、坚持写作，是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成为人生乐趣。多年先后写就几百篇（首）各类作品、文章，数十篇刊登于有关报刊杂志，有的选入有关丛书；结集出版《作品选》、《文集》，作为自己人生感悟和心灵感受的自由呈现，反映和歌颂生我养我的雪域大地。
第四、理论和学养，使我陶冶情性、德以养正、淡泊处世、择善坚守。
第五、知识和学养，有助于自己体现人生价值，得以滋养精神、健康生活。先后参与了有关政府规范性文件和自治州地方民族法规条例的起草或修订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六、自己多年注重学习有关理论和法律，理性思考现实问题，使之融于自己的文章和处世态度，用以维护民族的合法权益。
六
我在多年学习、研究、从事教育和管理、监督教育的实践中，逐步体会到教育结构布局是教育体制中的重要问题，只有科学设置教育结构、合理布局各级各类学校，才能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自己长期坚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不顾现实可能（师资、校舍、财力等资源条件），出现“村村办学，遍地开花”等不切实际的作法。另一种是不顾教育自身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的广泛要求，盲目决策，乱撤乱并，过多压缩学校，给学生和家庭带来许多不便，造成无学可上、教育结构不健全、影响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施的严重后果。本人长期坚持主张：尽最大努力，积极创造条件，做到合理布局、有学可上、学有所教，满足就近接受义务教育，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实现城乡教育协调均衡发展，提升整体学历层次，改善群体知识结构。
社会上有一种现象，令人不可思议。一谈起“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就有人主张并准备作农牧村“集中”的“文章”。一说起“调整教育结构布局”，就准备并盲目实施农牧村学校大撤大并。这不能不说有人曲解了“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调整教育结构布局”的原意。
依愚拙见，“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不是农牧民放弃原有耕地、草地、牲畜等生产生活资源统一搬到乡镇、县城、州府所在地集中居住，那样会使广大农牧民无法就业、无法生活生存，那只是幻想而已。“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应当是努力改善农牧村现有（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生产生活设施等）条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调整教育结构布局”不是“乱撤”、“乱并”，也不是“撤”和“并”的同义词。而应当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优化结构、完善体系，努力实现城乡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前些年，出现了不顾客观需要、无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大面积盲目撤并学校、实施“集中办学”的倾向。本人力主科学设置、合理布局、防止草率撤并学校，曾多次通过适当方式明确建议有关方面坚持从甘南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复杂和同时使用藏汉两种语言文字的特殊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体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基本精神，尊重城乡人民群众要求办学的意愿。应根据我州实际确定教育结构、教育体系、学校布局，不应盲目照搬其他地方的作法，力戒冒进行为，逐步实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符合实际、合理布局、改善结构、优化模式、完善体系、方便为民、均衡发展、社会和谐、人民满意，促进城乡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提高整体办学水平。
本人分别以州人大代表和州政协委员身份先后撰写并提交了有关教育体系、结构、学校布局及“双语”教学模式方面的数件建议和提案。
2010年本人带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教科文卫工委和州教育局负责人参加）赴各有关县（市），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于2010年12月23日向州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专题汇报调研情况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本人作专题发言，全面阐述对我州教育结构布局的意见。值得庆幸的是，本次会议肯定了调研报告和本人的建议，会议最后决定向州人民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六条文字建议，明确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防止草率行事，保障少年儿童就近上学接受义务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
七
“繁荣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最有远见的办法，就要从发展民族教育、培养人才做起。你们要送孩子上学接受教育，要继承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加强藏语文教学，首先要学好母语；同时加强汉语文和其他学科教学，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使我们的民族跻身于先进民族行列……”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大师视察卓尼车巴地区时精彩的演讲依旧声声贯耳、余音绕梁，令人为之振奋。班禅大师的亲切关怀和高瞻远瞩的教诲，如久盼的甘霖滋润着卓尼车巴，滋润着甘南，滋润着雪域大地。
通过多年的学习，尤其通过聆听班禅大师的教诲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复兴的多次鼓励并直接受赛仓老师、华锐桑杰（马进武）老师、东秀·多丹赛盖（高登霄）老师、毛兰木嘉措老师、丹真贡布老师以及自治州领导贡卜扎西、丹正嘉、王应国等民族精英深刻教育启发的影响，使我逐步明确了民族语言文字和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重要地位。对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基”、“民族的精神纽带”等深刻内涵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从“初步思考”、“肤浅认识”到“逐步认识”再到“深刻认识”，进而“坚定民族文化自觉”、“增强民族文化追求”等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自己上学时期正逢“文革”，粗暴取消了藏语文和民族文化课教学，不分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环境，一律统一实行单一的普通类教学模式，严重违背了事务发展规律，自己受其影响而未能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这个不堪回首的历史事实深深地教育了自己，要重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在有识之士的影响和鼓励下，于1973年至1976年担任民办教师期间，开始自学藏语文，逐渐学到了一些基础知识，随着增强兴趣和不断自学，逐步得到进步，并从事过一段藏汉双语教学工作。1976年下半年，我得到转正（从民办教师）并调入卓尼第一中学工作，为两个“民族师范班”（当时学校附设两个“民族师范班”，招有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个别高中毕业生参差不齐的两个民族师范班），教藏语文、地理、体育等课程。1977年，随两个“民师班”转入卓尼县红专学校（即后来的县教师进修学校，现更名为县职中）办学，本人先后为两个“民师班”（继续）和“小教进修班”、通过中专考试入学的一个“中师班”上藏语文、史地、体育课。当时，在全州范围实行藏汉双语教学的，竟只有甘南民族学校和卓尼教师进修学校（设“民师班”）等极少数学校和班次，成为培养藏汉双语人才的良好开端。
后来担任学校和州、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期间，自己坚持实施藏汉双语教学，推行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教育。同时利用自己先后两度在州人大机关供职参与自治州地方民族立法和工作法律监督等有利条件，在有关地方民族法规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中，坚持增加有关确保民族语言文字学习使用和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条款规定。自己先后写有二十余篇有关民族文化教育方面的文章或建议、提案，涉及藏汉双语教育、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民族教育体系、尊重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巩固民族教育发展成果、依法保护民族教育健康发展等问题。明确阐述加强藏汉双语教育、广泛学习使用藏语文、繁荣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意义，建议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保障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工作。
八
如果说，自己在平凡的人生道路上有点小进步，能做点有益的小事，都得益于多方面的有力帮助，应当铭记和感念生我养我的雪域热土给予自己以无私的养料；铭记和感念家人亲朋挚友给予自己的有益支持；铭记和感念国家给予自己的培养帮助；铭记和感念民族精英给予自己的亲切关怀、热情鼓励和重要影响。
（草就于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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