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巴平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长期从事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藏学理论研究，为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也见证了西藏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文章回顾拉巴平措先生从事藏学工作的经历，介绍了他的学习和研究情况，以及他长期对于藏学研究尤其是西藏历史研究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藏学研究；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发展变化；访谈
图为拉巴平措 摄影：王淑（图片来源：中国西藏网）
拉巴平措，1942年11月生，西藏江孜人，我国著名藏学家。长期从事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藏学理论研究，曾先后在西藏民族学院（现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工作，曾任西藏师范学院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西藏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院长。1991年至2000年间，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于2000年5月出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先生一直以来致力于教育文化工作，以深厚的理论修养、出色的管理能力、丰富的工作成就，为西藏的文化事业和藏学研究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35周年，在此背景下，拉巴平措先生作为一名见证西藏社会变迁的学者和藏学研究领域的领航者，接受了笔者的访谈，回顾了他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分享了他对于藏学研究工作的经验与思考。
央宗：拉巴平措老师您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采访您。我们都知道您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无论是教学、文学创作、科研还是在领导管理岗位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想请您谈谈您从事藏学工作的主要经历。这些经历对您从事之后的领导管理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拉巴平措：我是1956年正式参加工作的，在江孜小学担任教师。那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好成立，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酝酿民主改革，但是旧势力坚决反对民主改革，西藏局势出现复杂局面。1957年，中央认为民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决定“六年不改”。西藏各机构开始精简机构，精减人员。部分干部撤回内地，本地干部可以选择去内地学习或留在西藏。邓小平同志作出指示：“藏族学员愿意来内地学习的，人数不限；不愿来的，一个也不强迫。你们西藏自己在内地办学。”根据中央的批示精神西藏公学在陕西咸阳创立。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这是西藏地方的一个历史性转折时期，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在西藏公学学习。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有个重要批示，指出藏族文化非常丰富，需要培养人才来进行研究、继承和发扬，因此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根据周总理指示决定举办藏文研究班。我是1960年的第一届学员，这个班的招生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经过推荐。基本上是西藏每个地区包括西藏公学各两名，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学藏语文的本科生若干名，还有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若干代培生等。
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中央批准西藏积极筹备成立自治区。当时的西藏公学准备改为西藏民族学院，需要大批师资力量。研究班学习期满后，组织决定让我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回咸阳，充实教师队伍。“文化大革命”时，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师范学校同时被撤销，决定“汉族干部就地分配，藏族干部进藏”。我们这些年轻的，要求去条件最艰苦的阿里。可是当时阿里地区工作由新疆代管，我们就要求去那曲地区，在那里我们待了一年。到了1971年，由于落实政策，又决定恢复曾被撤销的咸阳西藏民族学院和在拉萨的西藏师范学校等。西藏师范学校动作快，下调令要求我们去拉萨。1975年，西藏师范学校升级为西藏师范学院，我被任命为西藏师范学院副院长。1979年，我被调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离开了教育战线，后来又兼任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后调任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1991年被任命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2000年调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这就是我从事西藏教育、文化工作的主要经历。
如果说对我从事管理和研究影响最深的阶段，应该少不了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学习经历。在中央民院学习的三年，我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全面的科学理论教育，学习了藏族文化和相关知识。当时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在北京有著名专家学者，如于道泉教授、喜饶嘉措大师、法尊法师，王森、季羡林、任继愈、王尧等先生。为了办好研究班，还从西藏专门请来东噶·洛桑赤列先生和土登格吉先生。在研究班，我不仅掌握了藏族文化和藏学知识，更通过先生们的教导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掌握了做学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段在中央民院学习的经历，为我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对于我之后在领导岗位和藏族文化领域的工作意义重大。直到现在，我常常回想起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印象很深的有喜饶嘉措大师第一次来讲课的情形，陪同大师一起来的有他的堪布。堪布背诵藏文文法，大师为我们讲解，东噶先生负责板书。大师还讲起了来中央民院给我们上课的机缘在于周总理。他说，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告诉他，大师的知识不能烂在肚子里，应该传授给后辈，等等。这些画面至今仍然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带给我一生从事藏学工作的启迪和动力。
央宗：20世纪80年代是藏族文学非常活跃的一个时代，您的小说《三姊妹的故事》《雨后森林》也都创作于这个时期，不仅获得了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创作奖，而且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影响了很多人。请问您当时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契机是什么？
拉巴平措：不论是在研究班学习，还是之后从事藏族文化工作，我一直对藏族文学比较感兴趣。曾经收集整理发表过一些民间故事，翻译过儿童文学作品。我的文学创作，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三姊妹的故事》和《雨后森林》。
1979年，我在西藏师范学院分管学校业务工作。当时，国家对西藏教育实施对口支援。先是上海援助，选派教师，成立了西藏师范学院。后改由天津和吉林援助，选派教师。当时，学校决定派我去接洽天津援藏事宜并带老师们进藏，顺便在内地做一次体检。结果查出转氨酶高，需要住院治疗康复。住院的日子，虽然条件不错，但是自己一直在想找个方式打发这段时间。天津有许多讲日语的人，本来联系了一位年轻人让他教我学日语，但因为我的身体不好，被同病房的一位老同志劝阻了。于是我决定看小说，借了病友的不少小说看，看着看着就萌生了自己创作小说的想法。
这个时期，西藏文坛非常活跃，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受到这些作品的启发和鼓舞，我创作了第一篇中篇小说《三姊妹的故事》，发表后获得了西藏自治区优秀文学创作奖，之后又创作了《雨后森林》。
当然，创作文学作品的契机离不开对文学本身的兴趣。我从小对家乡广泛流传的《朗萨姑娘的故事》和相关传说，非常感兴趣。在学校时，我还就此专门写过文章，对朗萨姑娘的命运深表同情。我还喜欢看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学作品，比如鲁迅、瞿秋白的作品。也尝试翻译过国外的戏剧剧本，在西藏师范学院的时候还翻译了童话故事《匹诺曹》。
除了自己的文学兴趣之外，创作的背景还在于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当时全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国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时期，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复杂，总体上大家都非常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拥护党的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但也有少数人在经历复杂的时代变迁后发出了“今不如昔”的感慨，全面否定毛主席、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各种思想错综复杂。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也深受触动。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翻身农奴的后代，应该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就西藏本身来说，我们真的能认为“今不如昔”吗？实际上，我的小说立场非常鲜明，其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极具典型性，三姊妹分别遭遇了“三大领主”的迫害，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文学作品了。主要是想表达自己对旧社会的揭露，同样对于当时的错误思想倾向予以批判和反驳。发表后，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高度再现了旧西藏的各种怪相，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雨后森林》也是这样，通过讲各种动物在暴风雨前后的生活和风雨过后的反应，实际上是想反映在全国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应该怎样迎接春天的到来，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党的历史，看待国家领导人。我想，这两部作品都是自己以一种感恩的、朴素的心情来描述和表达我的看法。
央宗：文学创作更多来源于感性思维，而学术研究则需要一种理性思维。请问您为什么从文学创作转向了学术研究，如何在这两种思维模式中切换呢？
拉巴平措：除了兴趣和时间的原因，还有后来我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社会科学院，那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无论是当时的条件还是自己的思路来说，都已经转向了学术研究方面。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但从事学术研究后，需要学习和思考的东西太多，光靠文学创作的灵感是不行的，必须大量地阅读、积累和思考。
央宗：您曾根据西藏地方历史的变化发展轨迹，将西藏地方历史过程概括为“三个高潮、两个低谷”，这也成为现在对西藏地方历史的经典表述和总结。请问您是基于怎样的思考提出了这个观点？
拉巴平措：从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到西藏社科院工作以后，我们在涉藏领域、舆论工作方面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反分裂和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问题，这也是最基本、最紧要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流亡海外的孜本夏格巴撰写出版了《西藏政治史》，这本书在当时造成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书中对一些西藏重大历史事件作了篡改和肆意歪曲。
到西藏社科院以后，我在藏文研究班的同学杜泰找到我，他当时是西藏广播电视厅的厅长，正好想做史学类的节目，以正面传播西藏历史知识，正本清源，肃清《西藏政治史》的流毒。他建议我们一起组织一个电视讲座——《西藏历史讲座》，专门讲西藏历史。西藏社科院负责组织专家学者，撰写讲稿；西藏广电厅负责讲座的录制和播出。我们按西藏历史顺序组织专家学者写出讲稿，主讲人是西藏社科院的一位老先生，讲了很长一段时间，反映不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请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诺章·吴坚先生等进一步修改、补充、完善，编写成了《西藏简明通史·松石宝串》。这是一本完整的、全面的，并具有权威性的关于西藏历史的著作，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批驳了《西藏政治史》的种种谬论。可以说，这是我在西藏社科院期间主持的众多项目中最主要的一项。后来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时，我又组织和主持了时间跨度更长、内容更丰富的《西藏通史》这部巨著。
实际上，在藏学研究领域，关于西藏历史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活跃的一个方面，成果非常丰富。一直以来，许多藏学家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很大贡献。《西藏通史》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不仅吸收了历史上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动员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学术精华吸收进来。这样的研究成果面世后，我们可以发现，研究历史、看待历史既离不开非常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也需要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大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轨迹。
一般来说，西藏内部比较和睦、团结、统一、齐心协力时，西藏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较安定，对外交流较活跃。如吐蕃时期、元明清时期，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而分裂割据时期，清末民国时期，要么内部纷争不断，要么遭受外敌入侵，社会发展处于“低谷”。再进一步来看，吐蕃时期同祖国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比较频繁、活跃、广泛、深入，比如吐蕃时期前后两位公主出嫁到西藏，这是前所未有的。自元代以来，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治下，中央政府元明清改朝换代，西藏地方政权萨迦、帕竹、甘丹颇章也随之更替变换。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加强对历史的学习，确实是因为从历史中可以掌握发展大势，既能搞清楚过去的轨迹，又能了解现在的来龙去脉，还能把握未来的趋势。
当然，学历史光知道大的方面还不行，还要懂得一些具体历史知识，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下面举的例子，看似很简单，但有人认为是“施主与喇嘛”的最好说明。一个是忽必烈请八思巴讲经说法，并封为“帝师”，他俩是“施主与上师关系”。但是，《萨迦世系史》非常清楚地记载：忽必烈要八思巴给他讲经说法，授予灌顶。八思巴说：不可。原因是：灌顶后上师坐上座，接受灌顶者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所以，不能授予灌顶。这时王妃察必提出折中方案说：在小范围讲经说法时，上师坐上座；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上师不干预汗王处理政务，在处理宗教等方面事务时，汗王可以征求意见等。王妃的斡旋处理好了他们的师徒关系，明确了“政”和“教”的关系，也把八思巴的上师权力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有些人把“供施关系”片面地解释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以此试图对历史“定性”，但是我认为绝对不能以偏概全地理解甚至是曲解这种关系，不然就变成了篡改历史。
再如，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皇帝，顺治帝在南苑亲迎，并在皇宫正式会见。在这里有人篡改说他们俩“平起平坐”，“说明施主与上师的关系”。事实是怎样的呢？在五世达赖喇嘛传记中详细记载了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第一次见面时，达赖喇嘛的队伍隐约可见皇帝坐朝处时，众人都下马行走；一段距离后，达赖喇嘛也下马，继续朝前步行；约有十步远的时候，顺治皇帝下御座，前来握住达赖喇嘛的手，通过翻译问候。在高约人腰的台子上设皇帝御座，达赖喇嘛的座位略低于皇帝御座。落座后，皇帝赐茶，命达赖喇嘛先饮茶，达赖喇嘛说不敢，皇上又命同时举杯饮用……那么夏格巴是怎么写的呢？《西藏政治史》中没有如此详细的描述，而且说成达赖喇嘛与顺治皇帝见面时互献哈达、与皇帝“平起平坐”，这就是篡改历史。这些关键性的细节正好说明了西藏和祖国的关系，说明了“君臣关系”。而反过来把历史改成这样那样，只能说明自己心里有鬼，这不是历史。
观察历史，掌握它的规律、大的发展趋势，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可以以史为鉴。但是，也要掌握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特别是关键性的问题。它会教你识别真伪，分清是非。
央宗：作为学者型领导，您2000年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任上，调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担任总干事十多年时间。在此期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无论是基本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还是在学术成就的取得、社会影响的扩大等方面，都有许多亮点和特点。请您谈谈藏研中心在这个阶段发展建设的情况以及您的体会、经验。
拉巴平措：中国的现代藏学可以说是经历了起步、发展、繁荣等几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藏学事业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很幸运地在这个藏学繁荣发展的阶段来到藏研中心工作。在我调任藏研中心总干事不久，胡锦涛同志曾在中央党校当面指示我“中央很关心你们，仅依靠你们一百多人搞藏学是不够的，要把全国各有关院校和科研机构的藏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共同开展藏学研究”。这番话很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我国藏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藏研中心的工作乃至新世纪全国的藏学研究工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藏研中心新一届领导班子在2001年经过认真研究，确立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3年至5年的时间，明确职责，苦练内功，夯实基础，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建成国内一流的藏学研究机构；第二步，建立、完善和加强组织协调全国藏学机构的工作机制，构建集聚全国藏学工作者的平台；第三步，进一步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使研究机构、研究人才、研究成果在国际藏学界达到一流的水平。在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同时，我们又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服务，三个一流，五大战略”的指导思想，也就是以科研业务工作为中心；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及其他涉藏工作重点省服务；建设一流的藏学研究机构，培养一流的研究人才，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实施精品战略、名家战略、国家队战略和开放战略、联合战略等。
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在这个指导思想指引下，藏研中心确实也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果，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比如说科研项目方面，承担了对勘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的任务，牵头承担、组织了《中华大典·藏文卷》项目、《西藏通史》等国家级的文化工程，同时也在农牧民生产生活、西藏反贫困研究、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扎实的研究，为西藏及其他涉藏工作重点省的长治久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智力支持。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方面，我们加强与各地藏学机构、政府、高校的合作关系；重视科研队伍特别是领军人才和青年人才的培养，与西南民大、西藏大学等共建博士点，中心的专家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担任博导；积极吸收国内专家学者参与中心重点课题，与国内相关机构共同申报合作课题；合作举办学术会议，打造牵头协调平台，包括全国藏学工作协调会、全国藏学期刊协调会，藏学研究珠峰奖、藏学珠峰论坛、《中国藏学年鉴》等都是藏研中心精心打造的学术品牌。加强对外交流方面，我们坚持“走出去，请进来”，以学术促外宣，寓政治于学术，积极与海外学术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与奥地利科学院、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日本龙谷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堡大学等国际知名藏学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等等。总的来说，藏研中心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坚持爱国主义立场，顺应时代发展和历史潮流，注重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传统文化研究中体现时代精神，在现实问题研究中尊重历史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在各项事业上获得长足发展。
央宗：您作为享誉国内外的藏学专家和藏学事业的领军人物，发表、出版了许多经典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您总主编的《西藏通史》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和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特别奖。您怎么看这部《西藏通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意义？请谈谈您在进行藏学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分享的经验？
拉巴平措：《西藏通史》是继《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之后藏研中心承担的一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西藏地方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系统全面地回顾西藏历史的进程，鉴古知今。其实现在无论是做涉藏工作还是进行藏学研究，历史问题和对历史的研究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教育、学习、研究，搞明白、搞清楚藏族本身的形成、发展、生存的过程，对于现在和今后做好有关涉藏各方面工作都很重要。另一方面，在藏族的发展和生存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实际上都可以从历史中看到，有许多丰富的材料需要我们挖掘和整理。西藏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文化传统，西藏发生的伟大社会变革、取得的发展成就，这些都能够通过历史呈现，都应该通过《西藏通史》来全面反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下文简称“七次会”）上指出：“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个讲话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西藏历史研究在国内外都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一方面它始终强调了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现了丰富而有特色的西藏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对歪曲西藏历史的一种反驳，是反分裂斗争的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当中，在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同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过程当中，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想，《西藏通史》作为一部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客观真实反映西藏发展历史的重要著作，能够鼓舞西藏和全国人民建设西藏的巨大热情，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巨大工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发挥重要而深远的作用。作为藏学工作者，我们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深入研究西藏历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央宗：您进行的大慈法王研究，也是一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例子，您是否一直关注此方面的问题？
拉巴平措：我在研究西藏历史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个问题。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来说，有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这些人物不仅在他们所在的时代，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而且在整个西藏历史、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的功绩。为什么这样说呢？
谈到西藏加入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就会说到萨迦派。萨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中有萨迦班智达，后来是八思巴。他们在西藏建立了萨迦政权，与元朝中央政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到了明代，西藏的地方政权属于噶举派，噶举派也有大宝法王等一系列的宗教领袖。到清朝，西藏地方由格鲁派掌权。
我为什么要讲大慈法王，因为他正好是宗喀巴的弟子。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大师到南京，宗喀巴大师因有拉萨祈愿大法会、修建甘丹寺等要事不能脱身而婉言谢绝。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又遣使团入藏邀请宗喀巴大师，这次宗喀巴大师仍没能成行，只好派弟子释迦也失进京。宗喀巴婉拒去内地，这可以理解，因为此时格鲁派正在形成，甘丹寺也正在建立，这个时候离开西藏必定会影响到格鲁派之后的发展，所以他派了弟子去。因此，大慈法王是格鲁派前往内地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宗喀巴的代表，也是同“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并列的“大慈法王”。所以我专门写了他，把他突出出来。这又引出一个问题，通过这种形式，即教派掌权者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有人直接把这种关系视为“施主”与“喇嘛”的关系，但在这里他们作为教派的掌权者和内地、中央政府的关系绝非“传教”关系。西藏政教合一的形成过程当中，各个时期、各个教派都在掌握政权。而这个掌握地方政权的“靠山”是谁？是中央政府。如果没有元朝中央政府对萨迦派的支持、没有明朝中央政府对噶举派的支持、没有清朝中央政府对格鲁派的扶持，这些教派能够在西藏掌权吗？所以这里绝非所谓的“施主”与“喇嘛”的关系，而是一种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之下形成的政治关系和隶属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就显示得更加清楚了。同样，如果我们思考达赖喇嘛、大宝法王、萨迦帝师，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哪里？谁赋予他们权力？就在于他们身后有强有力的扶持、支撑者，这就是中央政府。这对认识西藏历史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但很多人包括西方学者或是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都没有认识到这层隶属关系。教派掌权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总的权力是来自中央的，这也有利于地方稳定，权力的运行要讲究效果。
央宗：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时，《中国藏学》曾刊登过您撰写的一篇纪念《十七条协议》签订50周年的文章，而今年又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您亲历西藏70年翻天覆地的变化，见证了西藏社会的历史性进步。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亲历者，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拉巴平措：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我们所走过的历史，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经过共产党人100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如今飞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走过了从贫穷到富裕，从落后到进步的过程。同样，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新西藏。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国家的统一、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就西藏来说，这70年来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最重要的就是来源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这是西藏最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过去的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成为新西藏的主人。在这个基础之上，西藏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了飞越的发展和进步。
央宗：您一直以来都致力于西藏科教文化事业的发展，您认为70年来这方面最大的发展变化有哪些？
拉巴平措：从我分管的工作领域来看，其中变化非常大的就有西藏的教育事业。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兴旺的基础性工程，科教兴国，科教兴藏，没有教育就没有未来，就不可能改变过去落后贫穷封闭的状况，所以教育对西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过去西藏的教育是以传统的寺院教育为主，还有一些私塾教育，也有个别的地方政府培养官员的教育，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可以说几乎没有。而现在西藏的教育规模和体系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从正规的义务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学前教育一直到大学、研究生等高级人才的培养教育，还有干部与专业技术等各方面的教育，样样齐全。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培养、输送了大批的人才。西藏的教育事业发展显著、教育质量稳步提升、教育理念变化巨大。另外，我分管的文化工作也是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过去的农奴哪有什么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但是现在西藏各族群众不仅可以享受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丰富的文化生活，还可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继承、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藏族的许多文化种类、形态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等等。这些方面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有目共睹的。
央宗：2020年召开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西藏地方发展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您对这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认识和体会是什么？您认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西藏工作中还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拉巴平措：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就整个涉藏工作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次会议。会议内容非常丰富，我也反复不断地学习了。“七次会”在总结过去西藏工作的经验和各方面成就的基础上，根据现在西藏和其他涉藏工作重点省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下一步发展的目标规划，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治藏方略，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是我们今后整个涉藏工作和藏学研究的努力方向和行动指南。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中的“十个必须”，特别强调指出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此外又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党的政治建设、“老西藏精神”等各方面的要求和思路。既是十分具体的，也是非常全面的，是对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成功经验的总结，对西藏过去的治藏方略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以及全面的阐述和升华。
我们做藏学研究应该怎么看呢？学习了相关文件后，我认为我们的责任重大，也感到非常光荣。藏学工作者对于整个“七次会”精神的宣传负有非常重的责任，尤其从事舆论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同志，更需要学习，要有贯彻落实“七次会”方针政策的一种职业精神和素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的初心就是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我们坚持藏学研究工作的正确方向，就是为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西藏及其他涉藏工作重点省的发展稳定服务，这是非常明确和直接的任务，也是“七次会”重点突出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在“七次会”的背景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要继续坚持现实研究和基础研究相结合。以历史文化研究为例，我们整理出版的《中华大典·藏文卷》就是挖掘、整理、宣传西藏与周边各民族各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的具体体现。我们也要充分发挥涉藏智库的作用，打开思路，要深入地调查研究，提出建议、进行论证，等等。在这里，我也衷心希望各位藏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七次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用这些精神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研究和行动。为实现“七次会”提出的整个目标和各项任务，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央宗：《中国藏学》已经创刊近33年了，您在杂志创刊20周年时对杂志提出的规划也是《中国藏学》近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请谈谈您对《中国藏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拉巴平措：在《中国藏学》创刊20周年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对《中国藏学》提出了几点寄语：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为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努力；进一步增强学术意识，为促进中国藏学的更加繁荣而努力；加大自身建设，为促进《中国藏学》的良性循环而努力。《中国藏学》杂志一路的成长我都在关注，并有着深刻的体会。它不仅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门面，更是整个中国藏学界的门面。这些年来，它在整个藏学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是传播藏学知识，宣传党和国家有关涉藏工作方针政策，加强内部合作和外部交流等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在“七次会”精神的指引和刊物原有的基础上，我希望《中国藏学》未来办得更好，成为国内藏学家展示研究成果的温暖的平台，成为年轻藏学工作者茁壮成长的园地，做学界的良师益友。
今后怎么把《中国藏学》办得更好呢？我认为，首先要把“七次会”精神吃透，这是最重要的。其次，不断开拓我们的杂志栏目，在政治方向坚定不移的情况下，更加灵活创新，要突破“学术刊物不受欢迎”的现状，结合普及性的文章和高层次的研究成果，积极引导、面向群众，吸引更多对西藏文化有兴趣的人，做国内藏学界的领头羊。
央宗：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分享您珍贵的经历和思考。作为藏学界还在“乘风破浪”的后辈，更加需要您这样高瞻远瞩、博识睿智的老一辈学者的指引！祝您身体健康，扎西德勒！（原标题 见证时代变迁 领航藏学研究——访著名藏学家拉巴平措研究员）
作者简介
央宗，女，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中国藏学》编辑。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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