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世赛仓仁波切德相
编者注：第六世赛仓·罗桑华丹确吉多杰仁波切于2021年9月2日示现圆寂，祈愿仁波切不舍众生，早日乘愿再来！
第六世赛仓·罗桑华丹确吉多杰（善慧圣教法金刚）仁波切于藏历第十六饶迥火牛年即公元1937年阴历腊月初八诞生于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县，两年后根据九世班禅大师留下的授记函被认定为六世赛仓仁波切，4岁在德尔隆益噶曲增林（即德尔隆寺，位于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正式继承法位。
第六世赛仓仁波切是当代藏学研究和民族教育界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取得辉煌成果的著名学者之一。
童年时期的第六世赛仓仁波切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们，以自己个人的经历猜测、推断遥远的北京可能出现的变化，这些变化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和转机呢？
大伙儿总是聚集在一起悄悄议论，声音细小，显得神秘。但是，赛仓.罗藏华丹对于这一切很漠然。他每天依旧早上赶着马、牵着骡子上山，在草坡上看书，累了，就在草地上躺下来休息。晚上，他又赶着牲口回到自己不足10平米的小屋，日子清苦而平静。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觉得能过上这样安宁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他什么书都读，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读。一时间，更多人知道活佛想要读书的消息，想方设法找书给他读。
加洛就像活佛的书童，他将藏在他家的佛学书一本一本带来，再一本一本带回去放好。就这样，赛仓·罗藏华丹读完了藏在加洛家炕洞里的全部佛学论著，一些经典的内容烂熟于心。
佛学论著大多探索人类心灵、生命，既是最深奥的哲学，又是最优秀的文学。赛仓.罗藏华丹每天坐在山坡上，一边放马，一边阅读，一边也在思考。蓝天白云间，他的心灵和生命在佛学的世界里探索、跋涉。
1978年5月，他无意中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听到了与以往不同的声音，他预感到这个世界要变了。
青年时期的第六世赛仓仁波切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审查和解决了历史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从报纸、广播中获悉的这些消息，印证了赛仓.罗藏华丹之前的预感。
从此，他天天听广播，用心观察外界的一切。终于，他发现那些往日飞扬跋扈的人突然变得平和了，那些暗中监视的眼神也似乎少了。
也在此时，劫后余生的父亲、叔叔被释放了，他们猜想赛仓.罗藏华丹的问题也将会有一个公正的说法。
197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早。春节刚过，甘南州政协就派人来邀请赛仓.罗藏华丹重新回到政协去工作。这一回，他拒绝了。
紧接着，党和国家开始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和纠正，比如为刘少奇平反，这些信息强烈地震撼着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随之，全面的平反工作在全国展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寺庙开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逐步落实。很多信徒来到赛仓.罗藏华丹的主处，献供养，求祈祷，请诵经。一时间，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按理说，作为安多藏区的著名活佛，他完全有条件，也与理由去重建寺院，弘扬佛法，培养佛教人才。这样，他本人的生活也将会大大改观。但是，赛仓.罗藏华丹并没有选择这条路。
有一天，他在夏河车站遇见了时任甘南州民族学校书记的班智达。班智达深知赛仓.罗藏华丹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高僧，也对他坎坷的人生经历非常同情，尽管他们并不熟悉，但他还是主动走上前去和赛仓.罗藏华丹打招呼，关切地询问他对未来的打算。
二十多年的动荡人生，赛仓.罗藏华丹对未来的打算就是在下河湾村当一个农民，恬静、安逸地生活。
但是，班智达说：“你的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长期在下河湾村当农民是不可能的，也是政策不允许的。我看你还不如到我们学校来当老师，你考虑考虑？”
去学校当老师，之前他还真没有想过。看到他迟疑的样子，班智达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回去先想一想，如果愿意来的话，就来民校找我。”
班智达的话让他的心绪起了波澜。虽说他原来在寺院讲经说法，但去公办学校当一名教师，其意义是不一样的。
从小接受经院教育的赛仓.罗藏华丹，非常了解经院教育的体制和特点。经院教育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寺院教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以前。从吐蕃时期创建的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开始，寺院不仅是弘扬佛法的中心和基地，也是学习知识、传播文化的殿堂。特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大大促进了经院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教育体制。
藏区一些较大的寺院里，有闻思学院、下续部学院、上续部学院、喜金刚学院、时轮学院、医药学院等，而且专业、等级分明，学期、年限有严格的规定。甚至可以说，经院教育在藏族历史上曾经是唯一的文化教育形式和场所。
但是，赛仓.罗藏华丹也深知经院教育的局限性，它对提高藏民族整体文化素质作用不大。因为经院教育主要是针对出家人，出家人在藏族中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普通百姓是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
长期以来，每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不仅是当地的宗教、政治、经济中心，而且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除寺院外无学校，除宗教外无教育，除僧侣外无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藏民族的全民教育，在藏区陆续办起了许多新型学校，培养出了各类人才，使得藏民族整体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地处内陆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许多牧区，因受地域、交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教育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教育方式、教育内容等都相对滞后，藏族孩子们的入学率和升学率都比较低。
藏族孩子大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他们六七岁就帮助父母放牛羊，即便是生活在农区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便跟随大人去种地、干活，少有人把孩子送去读书。因为游牧的习俗，加上没有相应的学校，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藏区的文化教育几近停止，文盲率在藏区是很高的。
此外，藏区人们的处世态度、行为规范、价值标准、思想观念，都与藏传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导致了人们不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而热衷追求来世的幸福。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别急，急什么，这辈子干不万，还有下辈子！”
因此，如何将藏传佛教的教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协调发展起来，一直是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地区亟待探讨和研究的一个课题。确切地说就是怎样利用藏传佛教中积极的文化精华，为藏族地区的现实社会服务，真正让藏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赛仓.罗藏华丹找到了答案：“只有发展现代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教育，让更多孩子有机会学习知识，才会让更多的孩子成为理性的人。可以说接受文化教育，对于藏族学生来说，其意义是不一样的。”
1980年8月，赛仓.罗藏华丹以不在编制内、月薪只有80元的“民办”教师身份，登上了甘南民族学校的讲台，成为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位从法台走上讲台的大活佛。
这一年，学校招收了第一批中专班的学员。16岁的万德卡尔笔试通过后，走进了面试教室。一位身着蓝色布衣、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老师用藏语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并没有多说话。但是年少的卡尔总觉得眼前这位老师与众不同，后来他打听到这位老师姓“罗”。
卡尔回到家中告诉父母：“总觉得今天给我们面试的罗老师，和普通人有些不一样。”
“他叫什么名字？”父亲问。
“罗藏华丹”卡尔回答。
“那可是我们藏族的大学问家，你要好好跟他学，能遇上这样的老师真的是好福气呀！”听到“罗藏华丹”的名字，父亲的语气中充满了喜悦和激动。
第二天上课时，卡尔再度打量这位气度非凡的“罗老师”。同学们也在私下偷偷交换着从大人们那儿知道的有关赛仓.罗藏华丹的故事。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对于万德卡尔这一代年轻学生来说，“活佛”在他们的心中是没有概念的。大家只是感到这位“罗老师“非同一般，但有什么不同，他们也说不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一天天和这位“罗老师”熟悉起来。“罗老师”不仅博才多学，而且和蔼亲切从来不发火，很受学生们尊敬。即便是最淘气的学生，在他面前也是“俯首帖耳”
万德卡尔说：“随着我们年龄和知识的增长，‘罗老师’精进勤奋的修行成就豁然明亮，同学们都敬仰无比。”
现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的万德卡尔已是一位小有成就的藏族学者。1989年，他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藏区社会发展的研究领域，参加了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立项的“西藏社会发展研究”课题。他把藏学社会学确立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方向，他的研究从“藏北牧民的亲属结构”、“甘青藏区社区组织的演变”、“农牧区的基层组织结构”到“国家的基层政权与传统制度的互动”等等，一直沿着这条主线。
近二十年牢狱、下放农村劳动等苦难的生活，并没有让赛仓.罗藏华丹沉沦，相反却练就了他的坚韧和淡定，更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荒唐、愚昧的行动都源于人们的无知和没有文化。所以，他要履行佛祖教诲：“帮助他人觉悟，让众生获得智慧。”他说：“从那时起，我就立下誓言，要将毕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工作再苦再累再重，我也不怕。”
一次，尕藏才旦教授问他：“你这样执着地热爱民族教育，与佛道又有什么渊源关系？”
“佛是干什么的？”他反问道。“佛是帮助众生摆脱愚昧，净化灵魂的。你知道，我蹲过监狱，戴过帽子，挨过批斗，那个时代人们比野兽还野蛮，还愚昧。为什么？就是没有文化的缘故。难道我们还能让那个时代重返吗？”
后来，尕藏才旦在自己的文章《正果》中解读赛仓.罗藏华丹活佛一心从事教育的原因：“他选择的教育事业是一条最佳最辉煌的道路。原来，赛仓活佛的力量、智慧、韧性来源于这一理想。”
1985年，尕藏才旦担任甘南州文联主席。当时，州财力非常紧张，仅拨出4万元给文联修建办公地点，但4万元连买地皮都不够，更不可能修房子。无奈之下，他找到了赛仓活佛，活佛没有半点推辞，并安慰他说：“这不只是几间房子的问题，而是培养文化人才的大事，是普及科学文化、提高民族素质的大事，这个忙我一定帮的。”正是在赛仓活佛的帮助下，以最快的速度、最便宜的价钱买了7亩地，办公楼、家属宿舍都很顺利修建了起来。就这样，甘南州文联才有了自己的窝。甘南州文联所办的藏文文学刊物《达赛尔》和汉文文学刊物《格桑花》，以独特的风姿传播雪域文明，培养藏族文学人才，成为甘肃文坛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奇葩异卉。
赛仓.罗藏华丹在讲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着台下那些如饥似渴前来求知的学生，他感动了。他知道，不仅仅是他和他的学生们，而是全中国人民都想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每天晚上，他的宿舍里都挤满了学生。学生们的水平参差不齐，接受能力和出现的问题不一，他一个个叫到宿舍，及时发现问题，一对一当面讲授。
渐渐地，学生和他越来越熟悉，敬重他、爱戴他，在他面前也不再拘谨，他的那间小屋成了学生们的第二课堂。
学生们三三两两来到他的宿舍，谈字、谈诗、谈天文、谈地理……因为他是活佛，有的学生在闲谈中恳请为其卜算未来。这时他就会笑着说：“我已给你们算过了，只要努力，结果总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学生们每天聚集在他的身旁，听他讲述：“米拉日巴的故事”“格萨尔王的传说”、甘南“合作”的来历等许多美妙的文学故事。他的出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在他的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不仅滋养着他的学生们，而且也内化成了他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态度。
尽管饱尝了二十多年的艰辛和苦难，但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平常的闲聊之中，他只字不提。没有抱怨、没有愤怒、没有悲伤，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一次吃饭的时候，他残疾的左手不听使唤，碗掉在了地上。旁边的同学们看到此情此景，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老师的脸上却没有一丝的忧伤。而恰恰是他的那种淡定、释然让他的学生们有点忐忑，有些学生也会问：“老师，你难道就不恨那些把你打残废的人吗？”
“原谅他们吧，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内心的伤残比我的这只手更严重，内心的痛苦比肢体的痛苦更让人难以承受。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遭受这种苦难的也不是我一个人。”
赛仓.罗藏华丹一边上课，一边整理自己的教案，其著名的《诗学修辞明鉴》就是他在教案的基础上成形的，一些针对学生的疑难问题和重点、难点问题，都汇编在这本书中。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道周教授评价这部《诗学修辞明鉴》时说：“这本书撷百家文艺诗学理论之精华，融会贯通，形成了赛仓大师自己的诗学思想理论体系，是集藏族传统文艺审美理论和修辞学为一体的文学理论巨著。大师在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古印度《诗镜论》原典、准确理解原典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重构理论，进而引出写作例句，所引示例在写作训练上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历代藏族学者对《诗镜论》争相注疏，著述层出不穷。赛仓大师做写的《诗学修辞明鉴》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创新点，且自成体系，将藏族传统文化引入其中，从而使学习者在阅读研究该著作的同时，了解和掌握了藏传佛教、藏族历史、天文、地理、神话传说等知识。《诗学修辞明鉴》丰富的文化信息含量，具有百科全书的功能。
在道周看来，“赛仓大师首先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作为诗学创作的内容，把个人的生活体验、周围的人和事以及日月山川等自然景象作为写作对象，为传统的写作形式赋予了新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
1980年，这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诗学修辞明鉴》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6年和1987年，《诗学修辞明鉴》先后获得第四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优秀图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甘肃高校优秀教材奖，并被选为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的藏语文专业教材。
有人问他：“这么多年，你不是坐牢，就是放马、劳动，刚刚回到学校，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这样一部理论专著？”他笑笑说：“我是在蓝天白云中吸纳的真经啊！”
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民族地区的教育几近瘫痪，有文化的青年民族干部更是奇缺。1983年，甘南州政府决定在全州选举一批民族干部到学校进行短期强化培训。最终，从200多名来自不同单位的年轻人中选出了30名，他们最大的35岁，最小的22岁，这批学生成了甘南民族学校第一个专科班的学生。赛仓.罗藏华丹为他们教授藏语言文学课。
虽说这些学生是通过考试的，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接受过正规、系统的学校教育，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第一天上课，他就遇到了难题。有一半的学生连文字关都过不了，文句不通，错别字满篇，有的甚至连30个藏文字母都识不全。他万万没有想到，有些学生，只会说藏话，却不懂藏文。
按照教学要求，赛仓.罗藏华丹要给这个班上修辞学课，学生们连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学习修辞呢？有人说，赛仓大师是给“小学生”上大学课程。
面对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程度的学生，他编写了两套教案，把学生分成两拨，分层次进行教学。基础相对差的一拨，先帮助他们过文字关。时间不够，就利用晚上，他就在自己那间小小的寝室里给文化比较低的学生补课。
2007年9月，已经58岁的仁青加回忆起当年的学习经历仍感动不已：“那时候，赛仓教授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精力，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可从来都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倦意！”
仁青加回忆：“对于特别差的学生，他都要预约时间，利用晚上的时间补课。就这样，这批学生到毕业时，文化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都要了长足的进步。”
此外，赛仓.罗藏华丹还在教学中发现，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左”倾教育路线的影响，有些学校已多年不教藏语，改为全部用汉语授课。更为极端的是，在藏区有些地方，他们不仅要求学生说汉话，还要求起汉名。为了向党表忠诚，竟将一个班的学生全部改姓“党”。有的班级，班主任老师姓什么，这个班的学生就姓什么。所以，有的学生虽然是藏族，会说藏语，但不懂藏文，有的甚至连藏语都不会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甘南藏族自治州“双语”人才青黄不接，宣传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系统缺少藏汉双语的专业人才，统战、宗教、民族、政法等党政部门缺乏既精通汉语文又熟练藏语文的高素质公务员。
为此，他向学校和教育部门建议：“必须在小学、中学开设藏、汉双语教学！”也就是从那时起，甘南州的中、小学逐渐开展了藏、汉两种语言的双语教学。
现在，甘南合作的藏族年轻人几乎都懂得藏汉两种语言，这不能不说是双语教育的成果。但是，即便是在今天，也有人认为“双语”教育会给学生增加负担，要求将藏语文不再纳入考试范围。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双语教育作为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方略，纳入了战略部署。而在30年前，赛仓.罗藏华丹就提出了要在藏区大力推广藏、汉双语教育，没有人不钦佩他的远见卓识。
道周教授感叹道：“如果没有赛仓.罗藏华丹大师他们那一代人的重视和坚持，恐怕现在不仅懂藏文的人会越来越少，甚至说藏话的人也会越来越少。”
在将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赛仓.罗藏华丹也将对教育工作的热忱和爱的种子种到了学生们的心中。仁青加毕业后，先后在当地科才中心小学、甘加乡小学、阿子何乡小学任教。
仁青加是教学的“多面手”，他一个人教着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科目，既要教藏文，也要教数学。一摞摞获奖证书并没有让这位乡村教师感到满足：“我当时答应了我的老师赛仓教授，要扎根农村当一名乡村教师，我要说话算话！”
因为一个承诺，仁青加在草原深处的乡村小学整整干了32年。按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教龄30年就可以退休了，但他坚持在教学一线。几十年中，他先后多次被州、县教育局评为“优秀教师”、荣获“园丁奖”，他的学生每年在全县小升初的考试中都名列前茅。
近两年，仁青加因患耳疾，听力越来越不行了。赛仓.罗藏华丹得知后，十分关心，叫他回来：“你的任务已完成了，回来好好休息吧！”
2008年，仁青加退休了，但他仍然没有回家。他来到德尔隆寺，来到他的恩师赛仓.罗藏华丹教授身边，为收养在寺里的小阿喀教授藏文。
合作市原来没有中学，学生们小学毕业后，就要去夏河上中学。1991年，在赛仓.罗藏华丹的建议下，甘南州合作藏族中学成立了。
现任甘南藏族教育基金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的杨春景说：“我当时任甘南州教育局副局长兼甘南州合作藏族中学筹建组组长，我登门拜访赛仓教授，请他担任甘南州合作藏族中学名誉校长。他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而且还为学习捐款。在他的带动下，社会各界人士踊跃为学校捐资，学校的筹建工作顺利进行。1993年9月，甘南州合作藏族中学如期招生开学了。”
孜孜以求的第六世赛仓仁波切
学校建成后，赛仓教授时时关注学校的教学，指导学校的发展方向。杨春景说：“我们只要有事找赛仓教授，他从来都不推辞。他还帮助协调学校与周围村庄的关系，帮助学校解决实际困难。甘南州合作藏族中学先后荣获三十多项全国、省、州荣誉称号和奖励，被录入《600家名校录》。这些成绩的取得，赛仓教授功不可没。”
1996年7月，杨春景又一次拜访赛仓教授，请他担任家乡卓尼县尼巴九年制寄宿学校的名誉校长。杨春景说：“赛仓教授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如愿以偿，我家乡的人民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1998年夏天，赛仓教授不辞劳顿，亲赴卓尼县尼巴学校，受到了县、乡领导和学校师生及当地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老师们要以发展民族教育为己任，大力培养兼通藏汉两文和德才兼备的优秀学生。
在尼巴学校视察期间，赛仓教授同师生和附近农牧民群众亲切交谈，动员农牧民送子女到学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家乡发展做贡献。杨春景回忆：“赛仓教授还为尼巴学校捐资捐物，我家乡群众深受鼓舞。他当年提出的许多发展民族教育方面的建议，至今大家还念念不忘。”
每年，赛仓.罗藏华丹都会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校举办的重要活动，他也总是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一定会去。他还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到各县为当地教育部门组织的教师培训班做教育学、修辞学和藏族传统文化的讲座。他说：“每次去学校，和年轻的教师、学生们在一起，我都十分高兴。”
现在除了临潭县外，甘南藏族自治州所辖其他各县都有了藏族中学，而赛仓.罗藏华丹仍然担任着洒索麻小学、麻当孤儿小学、尼巴九年制寄宿学校、卓尼县中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等几十所院校的名誉校长。
2008年以后，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赛仓.罗藏华丹到各地去讲学的机会少了，但是他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仍然十分关心，他为民族教育事业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自《一株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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