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班多杰，藏族,1952年7月生,青海省湟中县人。于 1974 年从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教研室主任、藏学系主任、藏学研究院院长、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央统战部涉藏问题咨询专家、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特聘专家、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国际儒联理事会理事、曾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入选北京市首届跨世纪“百人理论工程”,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北京市教学名师、国家四部委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多次应邀赴美国、瑞士、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芬兰等国家参加国际藏学会和讲学。
自 1978 年始师从东嘎·罗桑赤列活佛、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郭元兴居士、方立天先生等研习古藏文、佛学理论、藏传佛教思想。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班班多杰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了多篇关于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 有些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作为重点论文，标题载其封面，有些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摘录。出版的著作有《藏传佛教思想史纲》、《拈花微笑 ———藏传佛教哲学境界》、《宗喀巴评传》等。《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一书获得了1993 年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一书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论文《禅宗在藏传佛教前弘期的传播和对后弘期的影响》（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汉文学术论文类一等奖。《藏传佛教思想史纲》问世后, 李冀诚、黄颢、诺布旺丹等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 评价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班班多杰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致力于藏传佛教研究工作四十年，获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建立藏传佛教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体系发挥了引领作用。班班多杰先生的故乡在汉藏杂居的河湟谷地，塔尔寺地方——青海省湟中县。他自幼受到藏族淳朴民风的陶冶和藏汉文化的培溉，小学、中学接受藏汉双语教育,大学专修政治理论, 侧重哲学, 毕业后从事哲学教学工作。1978 年初春，在青海民族学院温存智教授的荐引下，班班多杰先生师从藏传佛教高僧法尊和观空两位法师学习藏传佛教。通过十数年如一日的求教名师、广读深造、资料积累、理论准备，他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汉藏语言文字的功底遴选、译介、诠释了藏传佛教重要历史人物和诸宗派的思想资料，在此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现代学术的方法，从哲学、宗教学的维度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这些成果探究了藏传佛教重要历史人物和宗派思想的发展轨迹、体系建构、复杂内容、理论来源、不同特点，以及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的关系，藏传佛教义理与汉传佛教义理之异同比较，为世人揭开了藏传佛教思想、文化变迁兴衰的历史轨迹和复杂内容奥秘。此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也。
“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
1958 年上小学的时候，班班多杰并不懂汉语，自上小学后才开始学汉语文，当时的教学是汉藏双语教学。后因三年自然灾害，他辍学在家放羊。1963 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班班多杰先生家乡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于是又得以继续上小学，仍然是藏汉双语教学。当时他遇上了一个好老师，是一位藏民，毕业于民族师范专科学校，精通汉藏语文。他独具慧眼，看到了小班班多杰为了理想和目标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就激励他做人做事既要脚踏实地，又要有高远的追求。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小班班多杰和同学们作为红小兵，只能一边参加运动，一边上课，这种局面持续了两年。1968年4月份，学校保送班班多杰到青海民族中学（即青海民族学院附中）学习。在此校任教的是一批学术造诣精湛的汉族和藏族老师，他们中有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五、六十年代支边来到青海，从事教育工作；有的是青海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学院毕业的藏汉双语教师。班班多杰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学习了四年，此时虽在搞文革，但由于是师范性质的学校，基本课程的学习得以保证，尤其是汉藏语文课，班班多杰学得比较扎实。1970年3月，班班多杰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也属半工半读性质，学习基本上没有中断。
1971年9月，班班多杰毕业了，正要分配到青海牧区做教师的时候，命运再次垂青了他。当时的青海民族学院正在恢复大学本科教育，准备培养一批师资，又赶上中央民族学院招收工农兵学员，于是选拔保送一批学习好的毕业生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班班多杰被选中，来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学习，他学的专业是政治理论，侧重于哲学。当时已至文革后期，他所在的班级又是第一批学员，班里同学的年龄偏大，水平很高，不少都是65、66届的高中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并且有多年的工作经验。班班多杰在这些学员当中岁数偏小，但学习很努力、很谦虚。在这几年的学习中，他特别地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学习、钻研学问，向同学们请教。他的主要兴趣在哲学，所以认真学习了中外哲学史，马、恩、列、毛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1974年9月毕业后，班班多杰留在了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教研室任教，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得到了教研室佟德富教授、徐光斗教授、李延良教授、顾肇基教授等的悉心指导。教学之余，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专修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外哲学史及哲学原理课。就这样，他在哲学史和哲学原理方面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回想起这段历史，班班多杰先生说：“研究藏传佛教需要具备的条件很多，一个人经历和生命有限，要达到这诸多的条件很难，但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要有的，否则一切研究工作都无从谈起。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虽然我接受基础教育遇到了非常多、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我很幸运，同时我也很坚持，终于能够一路走下来，没有间断。这为我以后能够从事研究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板凳甘坐十年冷，不问收获只耕耘”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普天同庆，教育科技界即刻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当时班班多杰先生周围的中青年老师们也不甘等闲视之，都在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专业和主攻方向，以便奋力拼搏。当时班班多杰也是踌躇满志，想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但不知道自己应该确定什么样的专业主攻方向。正在迷惑不解、举棋不定的时候，教研室两位老师指点迷津：现在你的专业是哲学，具有比较深厚的哲学基础，你又是藏族，通晓汉藏语言文字，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藏传佛教哲学思想，学术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今后你在学术上会有很大的成就。他由此便豁然开显、一锤定音，确定了研究藏传佛教思想史的方向。
1977年，班班多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了一年，并同时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专业专修古藏文及藏传佛教。当时的主讲老师是国际著名藏学家，曾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的东嘎·洛桑赤列教授。1978年3月，青海民族学院著名藏学家温存智教授到中央测绘局作藏族地区的地名研究，恰好到班班多杰处。温存智教授亲自带领班班多杰到广济寺，介绍给著名藏传佛教专家法尊法师。获得如此机缘，班班多杰高兴极了，于是十分珍惜这一时光和机缘，向法尊法师请教了许多问题。法尊法师给班班多杰指定了教科书，是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让他把此书的藏文原本与他自己翻译的汉译本对照起来学习格鲁派的佛教思想。这样的学习不仅使班班多杰理解了原著的内容，而且还掌握了汉藏佛教对应的名词术语以及翻译方法，由此，他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1980年12月，法尊法师圆寂后，班班多杰又在广济寺相继认识了著名藏传佛教专家观空法师、郭元兴居士，亦用同样的办法解读藏传佛教经典。后来，两位大师说：“你光对照、解读还不行，还要自己亲自翻译实践，只有这样你才能直接翻译藏传佛教思想史的资料。”在观空法师的指导下，班班多杰试译了宗喀巴大师讲、其徒弟达玛仁钦记录的《关于中观宗八难题备忘记录》一文。译完后，观空法师修改了部分译稿。著名唯识学专家韩镜清先生又做了全文修改后，发表于1983年第4期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之后，他又在郭元兴居士的指导下翻译了二世嘉样·晋美汪波的《宗派建立宝鬘论》，译讫后，经郭元兴居士全文修改，此译文后来收入1992 年出版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一书中，作为附录。通过这三位大师的指导，经过用比较、对照的方式研读藏传佛教经典，又经过自己的亲自翻译实践后，班班多杰基本上了解了藏传佛教的汉藏名词术语，并初步掌握了汉藏佛经翻译的技能。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班班多杰又认识了时任西藏自治区社科院副院长钦饶威色先生、四川藏文学校校长土登尼玛活佛、王森先生、韩镜清先生、方立天先生、吕大吉先生、牟钟鉴先生、格桑居冕先生、王尧先生等，从他们处不仅学到了关于藏传佛教史、汉地佛教史、中国哲学、宗教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而且使自己的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写作能力等方面获得了提升、优化与扩展。
厚积薄发，以优秀的学术成果惠及学林，以飨读者，1992年班班多杰先生完成了他的开山之作——《藏传佛教思想史纲》，一经出版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获得了1993 年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李冀诚、黄颢、诺布旺丹等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撰文, 评介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后出版的《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一书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班班多杰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杂志发表了多篇关于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方面的论文, 有些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摘录。这些论著在藏学界第一次以藏文原始资料为依据, 以哲学、 宗教学的深邃视野, 运用现代学术的方法, 译介、诠释、探究了藏传佛教重要人物人物和诸宗派思想的发展轨迹、体系建构、复杂内容、理论来源、不同特点等, 从而试图揭示藏传佛教思想变迁之历史脉络与复杂内容。以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名著 《七宝藏论》 和苯教的系列名著《大圆满家雄耳传》为资料依据, 班班多杰先生通过对苯教与佛教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爬梳、辨识后, 提出佛教化了的苯教实际上就是 “阳苯阴佛”, 它的根本旨趣是与佛教相融相契的观点。长期以来, 藏传佛教界的很多学者认为, 藏传佛教觉囊派的特殊教义“他空见”是外道邪见。班班多杰通过对觉囊派的根本经典《山法了义海论》的缜密解读, 特别是对其中用来论证“他空见”的印度佛教经、论的藏文译文用相应的汉文译文校勘研究的方法,追寻“他空见”的渊源, 在藏、汉译文《大般若经》和《央掘魔罗经》等中得到了“他空见”之内涵与名称的经典依据。以翔实的藏文、汉文“十明”资料为根据,运用文化学、宗教学方法分析了藏族文化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提出“藏传佛教思想是本体，藏族文化是形式” 的观点；对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进行了纵横两方面的比较和会通。并从其中寻觅外来文化本土化、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联系与规律性。这些学术成果对现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极具借鉴意义。
藏传佛教，经典浩瀚如烟海、思想深幽似迷宫，是一门最难治的学问。到今天班班多杰先生研究藏传佛教整整经历了40年，他常以“板凳甘坐十年冷，不问收获只耕耘”自勉，他说：“在这40年中，尽管机缘很好，也碰到了很多好心的人鼎力相助，但因本人天生不才，甚至蠢鲁，故所花的时间、所投入的精力与所获得的成果不成比例。但不管怎么说，这40年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包括一些诱惑，我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兴趣也没转移，可以说专心致志、孜孜以求、津津乐道、全力投入，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40年的岁月沧桑，40载的寒窗耕耘，班班多杰真正发扬了言有物而行有恒的精神。
“通而不同，既异又一”
班班多杰先生自幼掌握了汉藏两种语言文字，其中两者之间就有一种参照的功效，大学学习、讲授哲学，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中西哲学比较的惯性。后来又学习、研究、讲授藏传佛教哲学，便时常将佛教的中观、唯识思想，儒道思想，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西方现代诠释学结合起来作比较研究，带来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班班多杰先生认为，“歌德说：‘只知其一，便一无所知。’我深知研习藏传佛教不能死守以藏传佛教解藏传佛教的单一模式，而须专攻一、旁涉多，也就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我。这是学术研究的一条途径，也是文化反思的一般方法。若无差异的他者作为参照，便难以认识自我的 ‘庐山真面目’。这就正如伽达默尔所讲，‘在异己的东西里认识自身，在异己的东西里感到是在自己的家，这就是精神的基本运动，这种精神的存在只是从他物出发向自己本身的返回。’这说明没有差异，就难以理解自我。这就是汉文‘揽镜自鉴’与藏文‘晶镜史’之意吧。”
因此，班班多杰先生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 十分必要。自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以来，班班多杰先生对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异、同，从文化交流史和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对照研究。代表作是2004 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 期上的学术论文《论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本土化之历史考察》，2012年第12期上的学术论文《佛教在藏地与汉地与本土化之历史再考察》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班班多杰先生提出，在汉、藏两地，本土的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通过互动后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完全是由两地不同的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决定的。在汉地，佛教传入以前，已经具有了思想深厚、体系庞大、内容深邃的哲学体系和宗教思想，并且有记载这些思想的话语系统和经典文本，它完全可以和印度佛教的思想教义、经典文本、话语系统旗鼓相当、平分秋色。而西藏，在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经典文本的记载来看，尚未发现与儒、道两家相当的哲学思想、宗教体系以及记载它的话语系统和经典文本。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作为藏族传统宗教及文化系统的苯波教，虽然与原始宗教不一样，具备了哲学思辨的理性色彩，但从整体上讲尚未摆脱原始宗教的巫术躯壳。因为两地这样一个不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和背景，使传入两地的大乘佛教在与本地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中西藏出现“由苯入佛，融苯归佛，反客为主”的 结果。此所谓“苯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但是这个佛教不是印度佛教，而是藏传佛教，佛教改变了西藏，西藏也依据自己的状况发展了佛教，西藏佛教化了，佛教也西藏化了。而在汉地出现了“由儒入佛，融佛归儒，客随主便”的结果，这便是“出入释老而归本孔孟”的思想历程和结果。藏传佛教强调佛教的出世关切，经历了从苯教安乐地界、苦难地界、天神境界到佛教密宗的既身成佛再到显宗的三士道的转换过程，可概括为朴素的神秘境域与精巧的超验形上学。汉地佛教则注重佛教的现实关怀，经历了从禅宗到宋明道学再到人间佛教以至居士化佛教的演变轨迹，可称为祛魅化过程和脂化现象。深刻反思和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对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教研结合，立德树人”
以科研滋养教学，做到教学之树常青，这是班班多杰先生遵循的教学原则。自1995年开始，班班多杰教授开设藏传佛教思想史课程，经过15年建设积累，于2009年入选“北京市精品课程”。
在长期实践中，班班多杰教授总结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性、实践型教学方法。例如，在给高年级讲授藏传佛教史选修课时，他以学术前沿为背景，以讲授专题为主干、以研究问题为导向、以写好论文为目标，将高年级本科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学生获得很大收益。
2010年，班班多杰的博士生加央平措学位论文《关帝信仰在藏传佛教文化圈演化成格萨尔崇拜的文化现象解析》经他指导推荐，约3万字的核心内容最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不仅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后又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班班多杰教授曾先后被评为“第四届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北京高校育人标兵”。而更值得骄傲的是，一批优秀毕业生活跃在国内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国家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各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由于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学养深厚、成就卓著，受中央统战部的委托，班班多杰教授从 2008年初开始担任藏传佛教大活佛的“汉藏佛教经典”课程指导教师。还应中央统战部的邀请，长期以来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北京等地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活佛、堪布、经师及寺管会主任讲授藏传佛教教义与社会进步、藏传佛教积极因素与和谐社会等内容的课，受到了上级领导和高僧大德的欣赏和褒奖。
近期，班班多杰先生正在主持国家重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藏传佛教思想史资料选编暨藏传佛教思想史论》。说到这个项目时他说，此项目从资料的选择到史论的内容，要贯穿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主旨，这就需要在方法论上谋求新的突破，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试图运用西方现代诠释学与中国传统诠释学双轨结合的方法观照、考察藏传佛教思想发展史，找到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从而在藏传佛教史实个案与中西诠释学之间实现视域融合，最佳契合。由此得出佛教中国化自然而然必然性，合情合理合法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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