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次仁央吉在文学讲座上发言。
（一）
清晨的古城洒满了吉祥的阳光，按照事先的约定，我和央金拜访了西藏著名作家次仁央吉。
“我一天都没有出门。”一见面，一身运动打扮的她热情地把我们带进客厅。与周围的房子比起来，她的房子装修极其普通，与我们的想象相距甚远，但阳光灿烂。院子一角，老人手转转经筒在晒太阳，旁边是一只白狗。今天是藏族传统的“白拉日追”，人们俗称为“仙女节”，她接过我们带来的一束鲜花，说她非常喜欢花。按照习俗，她的好友们今天都去聚会了，可她走不开，家里的两个老人（一位八十多岁，一位九十岁）时时需要她照顾。“现在该轮到我们像照看小孩一样服侍他们的晚年。”她温和的笑意中，始终带着藏族女性特有的羞涩与安静，一句朴素的话，便能深刻地道出爱赋予生命的轮回。我想正是怀着这样悲悯的心，她笔下的文字才能真切地触及到普通人的幽微人性。
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疼痛、沉浮和爱恨纠葛，像炽热的阳光，能刺痛她深邃的目光。从处女作《宠儿的结局》，到后来的《岩石上的小草》《褪色的青苗》《山峰云朵》《花与梦》等小说，都将目光投向并始终深刻地反映着普通人的命运。
图为次仁央吉近照。
(二)
次仁央吉出生在日喀则大竹卡渡口，一家六口人。父母是船夫，他们凌晨披着星辰出门，晚上顶着月亮回家，没有更多的时间照料四个孩子，于是，她从小被寄养在农村的外婆家。童年的她，夏天跟着伙伴去田间拔草喂牲畜，冬天去拾捡牛粪、砍柴。外婆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能讲出很多民间故事。那些散落在山间和田埂上的故事，点亮了次仁央吉小小的心灵之窗，也滋养着她的成长之路。
和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次仁央吉到了十四岁才上学读书。课堂远远不能满足她对知识的渴求，热爱读书的她渴望读到更多的书籍，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能读到的书籍十分有限。这时，她的父母已经是道班工人。有一次，她从父亲所在的道班会议室里拿到了《嘎玛同志》和《铁人王进喜》两本书。《铁人王进喜》故事精短，书页间还有插图，她和弟弟争着要看，结果被弟弟抢了先。想到自己不能第一时间读到这本书，她一气之下随手拿起一块石头砸向弟弟，把弟弟的眼睛打成了熊猫眼。母亲平时虽然疼爱她，但这次她没能躲过母亲的一顿惩罚，屁股被打得生疼的感觉至今难忘。那时候获取信息最多的窗口是《西藏日报》。说是日报，其实是“月报”。因为交通十分不便，报纸总是隔上很多天才能拿到手。在书籍匮乏的年代，对于喜爱阅读的她来说，家中四壁贴满的旧报纸是个不错的消遣。没事的时候，她就反反复复地看啊看，即使认的字不多，但上面的铅字总吸引着她。二十多年以后，她把这种遗憾弥补在了自己的孩子身上，养育的一对儿女也用阅读点亮着他们自己的成长之路，正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研究生的女儿，现在已能用藏汉双语写作。在沟通手段日益简便的今天，她和儿女们仍坚持着每月互通信件，他们用心书写每一封家书。作为母亲，她希望孩子们的路走得更宽一些更远一些。
图为次仁央吉在工作中。
(三)
初中毕业后，次仁央吉直接被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录取。大学里，充裕的闲暇时光，让她有机会饱读中外小说、散文和杂记等各类书籍。特别是当她接触到《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世界名著后，精彩丰富的文学世界不仅打开了她的眼界，更激发了她对文学的热爱。她认为，每个人不管自己的生活经历多么丰富，也只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而间接的经历和体验还得从书本里寻来。
大学时光给了她最充盈的青春。她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写作，并试着把自己的作品向各类报刊和杂志投稿。虽然经历了很多次退稿，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写作。1983年，终于等到了心中渴望已久的春天。那年，她的第一篇小说《宠儿的结局》在《西藏日报》上发表，第一次拿到了十六元钱的稿费。她欣喜万分，给自己买了一双鞋，又带着同寝室的同学去看了一场电影。更让她开心的是，当她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墨香浓浓的铅字时，仰望星辰的梦像一粒种子在她的心田里生根发芽。后来，她又在《邦锦梅朵》上发表了几篇民间文学。那年，她收到了该杂志主编德庆卓嘎的一封信，德庆卓嘎在信中鼓励她继续坚持写作，从此，次仁央吉暗下决心，一定要坐定文学这把椅子。
大学毕业后，次仁央吉被分配到日喀则拉孜县中学，成为了一名教师。当老师不是她的梦想，但是在基层执教的生涯，却丰富了她的创作源泉。基层单调的生活，也给了她更加充沛的时间，阅读书籍，沉淀自己。身为一名教师，每天面对着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和青春的世界，她的创作领域也自然而然地伸向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这期间，她完成了一部反映青少年成长的作品——《褪色的青苗》，并获得了第三届《章恰尔》文学创作奖。
时间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1986年，次仁央吉在《西藏文艺》上发表了小说《岩石上的小草》，引发了读者的好评。她说，任何一部作品都源于生活。她的父母都是道班工人，自己也曾在道班上生活过，所以在小说中鲜活地写出了他们的经历。2008年，她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另一个春天。凭借着小说集《山峰云朵》，登上了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领奖台。
秋天小河（油画）徐淑荣 作
(四)
一个心怀悲悯的作家，她的目光总会投向普通人，投向那些在现实中遇到挫折与不幸的人。说到这里，我们自然谈起了她近年出版的小说《花与梦》。这是西藏第一部女性作家创作的藏文长篇小说，小说一面世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普布昌居对其作品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飞速发展，交通与通讯的便利拉近了城乡的距离，更多的来自乡村的人走进了城市，近距离感受城市的现代与繁华。但城市光鲜亮丽的景观与丰裕的物质背后也有更多的竞争与压力，有更加异化的心灵与冷漠的人际。在这里商业主义的利益追逐，让传统价值伦理观念面临更多考验，甚至溃败。没有根基和实力的农民要付出百倍的努力，经历更多的挫败。《花与梦》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讲述了四个进城务工的农村女孩的人生故事，描写了她们从心怀梦想到痛苦的挣扎，从溃败到恍然醒悟的命运沉浮。小说如同一面镜子生动反映了几个女性经历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磨砺，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群体命运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
次仁央吉说，在拉萨生活了三十多年。从家里骑行二十多分钟到拉萨中学上班，要经过拉鲁和雪新村等人群密集又十分热闹的居民区。每次都能看到拉鲁桥上等待差事的民工、傍晚一身妖艳消失在黑夜中的女孩。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她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在宗角禄康和八廓街上摆摊的小商贩，甜茶馆里的服务员，还有家庭保姆。自此，她的目光处处关切着来城里务工女孩的言行装扮，时时聆听着她们坎坷苦涩的故事，对于她们的生存处境给予深切的同情。久而久之，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四个进城务工、渴望改变命运的女孩的故事。
2009年5月，去成都一座小镇上集中出藏语高考试卷的机会促成了这部小说的雏形。老师们集中十几天时间完成出题任务后，就是吃饭、睡觉和闲玩。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身上没有纸张和笔，闲不住的次仁央吉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从茶园和餐馆里要到圆珠笔和餐巾纸，开始为四个女孩写故事。同事们得知情况后，也想尽办法帮她弄来一摞摞餐巾纸，西藏第一位女性作家创作的藏文长篇小说《花与梦》就这样诞生了。
次仁央吉通过《花与梦》，表达了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也批评了物欲贪婪对女性精神的腐蚀，肯定了正值、勤奋的品格，提醒现代女性唯有自立、自强和自尊才是幸福的征途。
看得出来，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使次仁央吉的身上始终有着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良心。在她的文学创作中，也始终凝聚着这样的悲悯情怀。年轻人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要靠自己的付出才能实现，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还是身处闹市的城镇青年，这也是她的《花与梦》给人的启示。
萧风雁鸣（油画）徐淑荣 作
(五)
有人说，走上文学之路是一条铺给自己的窄路。在此间跋涉的人，是孤独的也是幸福的。长篇小说《花与梦》出版发行的光鲜背后，是作者长达七年来的反复修改和精益求精的结果。三十多年来，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里，她从未想过停下手中的笔，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说到创作时候的痴迷状态，她跟我们讲述了一段有趣的小故事。那是九十年代的一天，清晨爱人和父母出门，临走时叮嘱她把午饭做好。大家走了，整栋房子属于她一个人了，她迫不及待地钻进小房间里写作，墨水用完了转身拿孩子的铅笔接着写，“刷刷”一页又一页。因为身心完全沉浸在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中，根本没有听见隔壁房间里的座机响了多少次，更没有听见院子外的爱人敲了多久的门。无奈之下，她的爱人只好爬墙进入家里。当他看见妻子在一门心思的写作，深深地松了一口气后又笑起来说：“我们以为你死了呢。”可想而知，他们想要的午饭更是没有半点影子。
西藏大学文学院教授普布昌居认为，次仁央吉是一位认真的作家，她的写作不回避现实的矛盾，没有做作和夸张。在次仁央吉自己看来，她这辈子能与写作相伴是最幸运的事情，写作就像陪你一起开心和悲伤的爱人，值得她紧紧地牵着，永不放弃。她觉得如果此生没能遇到写作，今日之她非她也，如果不是阅读和写作给她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滋养，今日之她非她也。现在，她已退休在家，照料着年迈的父母，但在琐碎生活之余，仍会抽出时间坚持读书和写作，对于她而言，写作是宁静的港湾，是心灵栖息之地。我们期待她有更多作品呈现给读者。
临别时，冬日午后的阳光刚好洒在了鲜花上，洒在那朴素又温馨的客厅里，弥漫着被康乃馨环抱的百合清香。这样的遇见，是从容的，是温暖的，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本文图片均由 次仁央吉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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