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一代代的中国人听着她的歌声长大，被她的歌声感动着，激励着。从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的少数民族歌手成为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成长离不开她的第一位老师———王品素的栽培。至今，才旦卓玛都不能忘怀当年恩师对她的帮助。

　　北京音乐厅。《我的祖国》——新中国优秀歌曲音乐会接近尾声，才旦卓玛一上台，就引起海潮般的掌声。刚开口：“北京的金山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在这场音乐会上，只有两个人唱了一句就被观众的掌声接住，另一位是于淑珍。

　　坐在我右边的丁建华和乔榛感叹到：“歌声还是少女般的鲜艳，可她已经60多岁了，这种歌唱状态是怎么保持的呢？”

　　这天晚上名家荟萃，有近30位老歌唱家规定每人只唱一首。才旦卓玛唱完了规定曲目，走向后台，又被观众的掌声拔河般拔出来。她说：“谢谢大家，但我和钢琴师只准备了一首。”底下有人喊：“清唱！”才旦卓玛说：“那我就清唱一首西藏民歌。”歌声自由辽阔，灌满了音乐厅，观众的心乘着这歌声，飘向了青藏高原。

　　(一)

　　“才旦卓玛老师，三四十年前，您‘火’遍中华。当时有人断言，您这种唱法只能是吃青春饭，岁数稍大，嗓子就会唱坏。可昨天您的嗓音还是那么清澈，感情还是那么饱满，您有什么秘诀吗？”第二天我面对才旦卓玛问了第一个问题。

　　才旦卓玛说：“我们这个民族有唱歌跳舞的传统，很多民间歌手从小就跟老艺人学，经上一代口传心授，自然能掌握这种唱法的特点。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到一定岁数，嗓音就失去了光泽。我之所以能唱到现在，完全是因为我的老师教给了我一套科学的发声方法和对歌曲的艺术处理能力。”

　　这个老师就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品素，那天音乐会上演唱的于淑珍、何纪光也是她的学生。

　　我问：“1958年文化部委托上海音乐学院办民族班，有那么多学生，王老师怎么就挑上了你呢？”

　　才旦卓玛说：“我记得刚到上海音乐学院时，学院的师生既为庆祝元旦，又为欢迎我们，搞了一个大会餐。有些老师早就听说我山歌唱得好，便让我唱。我那时刚从高原上下来，没什么顾忌，张嘴就唱开了。歌声刚响，同学们一高兴，把我抬上了饭桌，我就更来情绪，一气唱了好几首藏族山歌、牧歌。我清楚地记得底下马上有人在钢琴上找音，问：这是什么调？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那时系主任周小燕和书记王品素都在场。她们特高兴，说我嗓音条件好！”

　　我说：“顺理成章王老师就收你了。”才旦卓玛说：“没有。王老师是系书记，她不能把好学生都挑去。当时魏老师要了我。由于我是少数民族学生，汉话还不太会说，他那个班就我一个藏族学生，我感到孤单。记得上第一堂课，老师坐在钢琴前，老师让我站在靠墙的地方。他突然在钢琴上弹了一个音，让我唱。我‘呵’了一声，老师说不对。又弹了一个音，我又‘呵’，老师还说不对。这么几下，我就害怕了，浑身紧张，没一个音能唱对。”

　　“下课，回到宿舍，我哭了，吵着要回去。我的藏族同学问我为什么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才上了一节课就要回去？我说我笨学不会。我的同学把这事报告给系主任周小燕了。周老师找我，我说我那两个藏族同学都跟王老师，如让我跟他们在一块，我就不回去了。周老师和系上商量后，同意了我的要求，这样我才到了王老师班上。”

　　我问：“您还记得王老师怎么给你上的第一节课吗？”

　　才旦卓玛说：“我还像上魏老师课那样，靠墙站着，王老师坐在钢琴前，王老师招呼我：‘过来，过来，别靠墙站着，坐我身边。’我和王老师坐在一条琴凳上。我一下觉得她很亲切，就像妈妈一样。王老师先没让我唱，而是跟我聊天，虽说我汉语说不好，但她都能懂我的意思。然后她让我唱我最熟悉的山歌，唱完，她在琴上把旋律弹出来，让我用‘啦啦啦’唱，这我会，因为是我们的山歌。然后，她又让我一个音一个音跟着钢琴唱，并解释每一个音的叫法，我就都唱准了。王老师夸我耳朵很好。我一下又自信了，跟钢琴唱也没什么难的。”

　　(二)

　　我问：“您是王老师带的第一拨少数民族学生吗？”才旦卓玛说：“在我之前也带过别的。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原来唱得挺好，后来到这来改学花腔，学回去不受当地欢迎了。学校知道后，要求老师对我们这批学生，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特色。我们缺什么，补什么，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提高。我们西藏山歌里有花腔，当时有老师希望我往花腔那方面发展。王老师经过反复研究后，决定让我继续保持自己原来的演唱风格，慢慢地将西洋科学发声方法传授给我。”

　　我问：“那这两种唱法不打架吗？”才旦卓玛说：“我老师认为，不管什么民族特点，唱法应该是科学的。在此基础上，为了保持民族的个性，可以在咬字、发声、共鸣上作适当的调整。王老师为了解决我喉头紧张问题，让我坐凳子上唱，采用腹式呼吸。为了打开我的头腔，她让我唱歌时想象，听你唱歌人在山那边，你不光要让我听到，要让山后的人也听到。中秋节，她让我唱，想象在月亮上的人也能听到。现在看来，王老师都是用我能理解的具体形象语言，把科学的发声方法一点一滴输进我的歌唱当中。等我声音顺了，汉话也过关了，王老师又教我唱一些汉族歌曲。比如像《三十里铺》。”才旦卓玛说着，就唱了起来：“提起家来家有名，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气息深长，味道酸楚，咬字清晰，就像是陕北人唱的。

　　才旦卓玛接着说：“王老师不光教我汉族歌曲，还让我听大量的外国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她说：让你听这些，不是让你学她们，而是让你听，她们是怎么唱的，她们的花腔多么灵活，你们藏族民歌，有些也要拐弯，但有时你拐得太硬。我听了以后，觉得人家唱得真轻松，听起来真舒服。于是我也去掉了各种框框，不管是谁唱的，只要好，在我的歌唱中能用，我都学”。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在歌唱的呼吸方法上和共鸣器官的运用上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的喉头稳定，脖子肌肉松弛，声音流畅通顺，控制自如，能唱出圆润透亮的音色，避免了由于喉头肌肉使用不当而引起的声带疲劳、音色干炸，造成声带过早衰退以至于失声的严重后果。”

　　我说：“《唱支山歌给党听》是您首唱的吗？”

　　才旦卓玛说：“不是。1963年是任桂珍首唱的。我当时听了以后，特别感动。那歌词说的就是我的身世。我找到王老师：老师我想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王老师说：‘咦，行呀，小才旦也要唱创作歌曲了。现在你已经会动脑子了’。王老师后来一句句地指点我。‘上海之春’，我唱了这首歌，引起轰动。周小燕老师听到我成功地唱这首歌，特别高兴：才旦卓玛不但能唱好藏族歌曲，还能把创作歌曲唱得这么有味，真不简单。以后王老师又让我唱各种创作歌曲。像歌剧《湖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歌剧《红霞》的唱段。还有其它地域的和少数民族的歌曲，像《小河淌水》、《延边人民歌唱毛主席》以及新疆民歌、蒙古族民歌等等。”

　　(三)

　　我问：“您老师有没有对您不满意批评你的时候？”

　　才旦卓玛说：“有哇。那时我名声大了，到处都是鲜花掌声。老师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觉我现在唱得不错呀！王老师说：你唱得好，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你们藏族人民滋养你的结果。你有了成绩，不能忘记藏族同胞对你的培养。‘成绩不是我一个人’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记到今天。记得那年在北京中南海，王老师和我在周总理家作客。吃饭时，总理特地赶回来，告诉我，学成了一定要回西藏，为家乡服务。王老师也反复告诫说：不要贪恋大城市，要回西藏，这样你的作用会更大。改革开放之初，流行歌曲很热，我给老师写了封信，说我也想唱流行歌曲，王老师马上给我打电话：才旦，你要唱通俗歌曲，不唱本民族的歌，你就不是才旦卓玛了。我们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东西，你不要动摇，要永远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你出访那么多国家，听众那么欢迎你，因为你唱的是藏族歌曲，你要改唱通俗，谁会听你呢？老师的话让我很脸红。从此我有什么问题，都要征求她的意见。她不仅教我唱歌，使我的嗓音能保持到现在这样年轻，她更教我作人，作一个有理想，有品德的人。可惜，现在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她去年去世了。”

　　才旦卓玛眼眶盈满了泪水，强忍着没让泪落下来，她说：“我老师病那么重了，还住不上华东医院，说是她的行政级别不够。我急了，给上海市领导黄菊写了封信，说王老师教出的学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大多都是领导，他们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起着重大作用，而她本身也是老革命，曾在红岩村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可她病了却住不上医院……。后来黄菊专门批示，王老师住进了华东医院，她就是在那里，走完了她人生最后旅程。王老师从不让学生帮她，只是这次，我心里实在难受，才破例给领导写了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