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梅


达娃央宗

“咱们就在这里坐吧，办公室里人太多了。”西藏大学校内的小树林里，达娃央宗与记者在石凳上相对而坐，米色外套、黑色长裤，微黑的脸，长发是染过的，流行的深酒红色，颜色已经有些退了，发根也已冒出了一截黑发。
16年前念青唐古拉山下点火的圣女，如今已是一个5岁男孩的母亲，不复当年的精致和完美，而这正是她想要的最自然的生活。
“我没有野心，我从来没有想自己会有多富裕，过跟普通人多么不一样的生活。”

“李宁是干什么的？举重的吧?”
大家总说我的命运是因为1990年点燃亚运圣火而改变的，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改变。
被选去点火也挺简单的，他们在各个学校挑人，也去了我当时上学的西藏艺术学校。大概下午5点多钟吧，那天刚好是星期天。有个人问我叫什么名字，又问我是哪个班的。我就想，哎呀，问这么多干嘛？
然后他叫我跟他去西藏饭店试镜头。我说试镜头干嘛啊。他说，就是看你在镜头里好不好看呀！啊，我说我不去，你去找我们班主任吧，他同意了我才能去。
就去找我们班主任。班主任说，这是一件好事，一定要去！我就跟班主任两个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就在那里试镜头。李宁也在那里。他们问我，你认识他吗？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我不认识嘛！吓得不敢说，后来看他挺结实的，就猜他是举重的。他们笑得不行，说哎呀，这个孩子连李宁都不认识。
后来他们说通过了，让我留下来，当天晚上就住在西藏饭店，第二天一早跟他们去当雄点圣火。点完圣火之后，他们都很兴奋，说很成功，很成功！我就想什么叫成功啊，这有什么可成功的呢？不就是把火炬放在太阳能灶上点着嘛。
回到酒店，他们放录像带给我看。哎呀，真的是挺好看的，把我拍得像仙女一样。我那时候连照片也没有拍过几张，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摄像机里的样子，感觉挺好玩的。
他们走了以后，亚运会组委会就给我们学校打电话，邀请我去看开幕式，然后说，首都的观众都想看我。到了北京以后，我才知道亚运会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动，好多人见到我都叫我的名字，特别喜欢我，都对我挺好的。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小大人一样跟着叔叔阿姨一起参加活动，他们带我去了故宫啊、
长城啊，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我不习惯内地的天气，太热了。在我们这里太阳再大，你站到树荫下面就凉快了，但是在内地，好像树荫下面跟太阳下面一样的热。那个时候好像就感觉自己还是喜欢拉萨多一些。

“你应该主动去找导演”
17岁从西藏舞蹈学校毕业后，达娃央宗留校任教。“妈妈是小学老师，她觉得当老师是女孩子最好的职业，所以就坚持，你可以去外面拍电影啊什么的，但是绝对不能辞掉这个工作。”
达央得到去北京舞蹈学院进修两年的机会，“圣火少女”的光环仍然闪亮，剧组、导演、社会活动，各色人等、诸般场合，她都有了见识，回拉萨的主意也越来越坚定。“他们都对我挺好的，但是感觉在西藏人与人之间更单纯。另外内地的生活节奏比我们快得多，总是很不适应。”
一起学习的同学劝她珍惜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好的一个起点，你应该利用自己的名气，主动去找一些大导演，争取更多的机会。”
她做不来，“挺累的。如果人家觉得你适合，人家肯定会来找你的，好像没必要刻意去找什么机会吧。”
同学朋友给她“上课”，让她想清楚，“留北京和回拉萨可是完全不同的选择啊，你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她最后还是回来了。“人家说的那些东西，我都是笑笑就过了，心里没有那种欲望。”拉萨令她感觉更舒服自在，“我们藏族人不是特别看重名气啊，地位啊什么的，走在街上也没有什么人认得我，就是认出来了，也最多是点个头，笑一下。”
有的时候她跟朋友一起在朗玛厅，就是藏式的PUB里玩，偶尔会有喝高了的藏族兄弟端杯酒过来，自言自语一样，哇啦哇啦说一通，“什么你是我们藏族的骄傲啊，为我们藏族争了光啊什么的，说完他咕咚把酒喝了，就走了。我们也就笑一下算了。”
2000年她结婚了，丈夫叫普布丹增，是西藏民航局一名普通的机务维修人员。为什么偏偏嫁了他呢？应该有很多人追才是啊？达央笑起来，“没有，没有，哪儿有那么多人追啊！”
又是妈妈给拿的主意。那个时候达央不少跳舞的朋友嫁了生意人，但是结局都不是很好。妈妈就说了，“第一个你不能找做生意的，第二个不能找外地的。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最重要要看人怎么样，只要人好，有个稳定的工作，就行了。”
认识普丹也是偶然，她要坐飞机去内地，丢了身份证，临时找了同学的男朋友，同学的男朋友又找到在机场工作的普丹，就这样认识了，然后交往，谈了两年多的恋爱，决定结婚。
一点都不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几乎是按部就班的俗世生活，达央没有遗憾吗？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啊，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她们会说，哎呀，再倒退10年，我要怎么怎么样选择，怎么怎么样生活。我说，我不想退了，再退10年，我仍然会这样选择。”
她很知足，自己在西藏大学团委工作，一个月收入两千多一点，丈夫在机场，一个月能拿七千多，在拉萨这样的收入可以过得非常安逸。哥哥嫂子单独立户之后，她和丈夫搬回家跟父母一起住，丈夫每月给岳母3000块钱生活费，其余的存起来，达央自己的钱“没人管，自己花”。
父母的房子很大，他们不需要再买房，结婚第二年就买了一辆赛欧，12万，开出去朋友都挺羡慕，达央也得意，“人家有的我都有，并且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真实实属于我的，没有跟亲戚朋友或者银行借什么钱。”她笑起来，说这样的生活，让自己晚上睡得踏实。
当年她点火的地方，如今已经变成了西藏旅游的一个景点，还立起了一座她的塑像，按照西藏人的说法，为生人立像并不合适，达央倒也想得开，“就当是那些名人蜡像一样吧，不要多想就是了。”
亲戚朋友有的特地去跟那尊塑像合影，回来给她看，她都是笑笑，“有的说像我，有的说一点不像，呵呵，怎么说的都有。我自己嘛，总是觉得怪怪的。”
夏天，西藏旅游季节到来的时候，达央的平静生活就会起一点波澜，进藏采访的媒体啊、援藏的干部啊，乃至一些刚刚入校的学生，都会找她，采访呀、合影呀，常有人激动地对她说，“你是我对西藏的第一印象，来拉萨就是想见到你啊！”
达央淡淡地说起这些，好像那些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她掌握着自己的生命密码，不容旁人左右，也不那么害怕被打扰，她就那么淡淡地说着、笑着，温和、自然，却并不是那么容易亲近。那样的感觉好像是一场话剧散场，观者心犹未平，而后台里演员已经在商量一会儿去哪里吃宵夜。不肯醒的往往都是看戏的人。

儿子长大后不论在哪里不能丢了自己的传统
人物周刊：害怕慢慢变老吗？你少女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美了，会担心人家说，哎呀，圣女也会老吗？
达央：不是特别害怕，自然规律嘛，不老就奇怪了。但是如果人家跑过来一看，说你没什么变化，那我听着也很高兴的。只要不是疾病造成的衰老，自然地变老，很正常，这个没什么。没有白头发的外婆也是可怕的啊。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呢？
达央：挺好的。幸福就是平淡嘛。但是最基本的生活追求要有，不能因为没有钱、没有生活计划而辛苦。我现在过得很好，但是我还要想，我不能浪费，我要为我的小孩着想。消费上，不是我今天买了一个车子，明天看到更好的，马上就要借钱再买一个，有了房子，非要贷款再买一个，这些想法我觉得会让人不幸福。
人物周刊：等到你儿子长大成人，西藏社会的变化应该会更大，也许他将来在国外生活都说不定，你希望他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达央：当然希望他能走得更远，活得自由。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现在的孩子藏文读写很多都不行，一句话用藏语都表达不完整，说到一半就要转成汉语，这个挺可怕的。我妈妈现在每天在家教我小孩学藏文，在家里我们说话也都用藏语。这个是必须的，不能等他长大之后，只能在嘴巴上说一句“我是藏族”，其他的什么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