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从远古时起，西藏人民就开始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劳动生活，繁衍生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在我国，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一门研究藏族形成、发展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问题的综合性学科——中国藏学逐渐发展成熟，跻身于中华民族学术之林，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瞩目。记者近日有幸对著名藏学研究学者
关于藏学的发展之路
杜永彬认为，西藏是藏学的发源地，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但是无论中国的学者还是外国的学者，认识和了解西藏都有一个过程。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近代以来的事。近代之前，历朝正史例如《吐蕃传》以及藏文文集中关于藏族的记载，不属于藏学，而只是一种历史记载。19世纪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西藏的研究叫做民族史研究，属于史学范畴。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属于藏族史研究范畴。1986年在成都举行的藏族学术讨论会上，藏学也是被列入藏族史研究范畴的。1986年后，对西藏的研究渐渐的由藏族史研究转变为西藏学的研究。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后，西藏学逐渐形成完整的藏学。
关于国外藏学研究的格局
杜永彬研究员向记者介绍了国外藏学研究的格局。他说，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藏学家乔玛创立藏学Tibetology一词，标志着国外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形成。
国外最早跟西藏结缘的是欧洲人，《马可波罗行纪》中也有关于西藏的记载。最早研究西藏的也是欧洲人，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传教士希望能把宗教传遍全世界。他们认为西藏是天主教的真空，希望能够填补空白。随着许多的传教士，探险家来到西藏，关于西藏的游记也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了解，研究西藏。
日本对于西藏的了解和研究也很早。与欧洲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来到西藏不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也不是为了探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到西藏取经。日本信仰佛教。佛教的源头虽然在印度，但是印度的很多失传的佛教经典、教义在西藏很好的保存了下来，因此许多日本高僧，和尚来到西藏取经。日本从18、19世纪才开始重视对西藏的研究。所以最主要的国外藏学研究地区是在欧洲。
到了20世纪初，
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几万藏人流亡国外，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是高僧活佛，高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藏族文献。这就形成了第二次藏学研究高潮。
目前，美国藏学也是国外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与欧洲藏学的主要不同点是美国藏学强调经世致用、人文特色。学术藏学和政治藏学并重。推动美国藏学发展的动力是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有很多美国藏学家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流亡藏人中的高僧的参与和协助也是国外藏学发展的重要原因。
关于大众藏学
杜永彬说，中国藏学过去主要是以“精英藏学”的形式体现的。最近一段时间，藏学研究者普遍提倡大众藏学，也就是藏学的普及推广和通俗化。杜永彬介绍说，他本人也是非常支持大众藏学的提法。一方面藏学作为一门“显学”，同其他学科相比，中国民众了解得还很少；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的“西藏热”、“藏学热”的持续升温，也产生了对认识西藏、发展西藏的社会需求。大众藏学更有利于广大热爱西藏的民众了解西藏，认识西藏。
杜永彬认为，推广大众藏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要求所有的人了解西藏、研究藏学也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可能的。同时，他也指出，在藏学大众化、通俗化、趣味化的同时，也要防止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对藏学学术原创性、藏学学者原创性的冲击，因为学术精品才是中国藏学屹立于世界藏学的根本。
关于媒体宣传
杜永彬认为，国外媒体和受众对西藏问题的观点一直是“一边倒”，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国外听不见，还有大量的国外政界、学术界和媒体误导的因素。国内媒体工作者应加大对藏学的了解和认识，加大宣传藏学的力度。在平面媒体方面，他认为要多出有关藏学的精品书、常销书是中国藏学发展的根本。畅销书虽然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但是宣传的时间很短，就像流星转瞬即逝；而常销书、精品书有固定的读者群，能够满足广大民众对藏学的持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