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山2》快面世之前，传来了阿来辞去《科幻世界》社长职务、专事写作的消息。从一个中专毕业的乡村教师到作家，到杂志社老总，再回归作家身份，阿来一次次的转变总是出人意料。这一次，阿来放弃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商业机构，和旁人看来巨大的现实利益。他说自己很清楚，“写作才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阿来的《空山》系列作品共分三部，每部两卷，展现1949年后至今50多年的一部“当代中国乡村史”。比起之前给他带来巨大荣誉和财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探讨的问题沉重而严肃，在市场上不如《尘埃落定》那么受欢迎。“大家都逃避现实，这是我们的现状，也是文化产业化的恶果。”阿来说，藏族作家的身份往往招来读者对他的小说猎奇的阅读期待，而事实上“我更关注具有人性普遍性的东西”。

做文化商人只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

南方都市报：十年前你跑去做《科幻世界》，还对媒体说自己不会去做专职作家，因为“文学在于体验”。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阿来：体验也是阶段性的，那时候我30多岁，现在这一行我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因为那是一个经营性质的机构，牵扯精力太多。我自己又有比较大的写作计划，这两个东西实在冲突得很厉害。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你把《科幻世界》办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而且下面又创立了六种刊物，前景正好。现在就这么放弃了会不会感到可惜？

阿来：我没觉得怎么样。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享有成功，其实你没有看到他付出了什么。过去我为了写作放弃过很多东西，这次也一样。当然很多人是不会放弃的，里面可能有很大的现实利益，远远超过写作获得的那一点。但我自己确确实实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像生命一样重要，它是我内在的需要。我一直跟我的同事说，做文化商人、出版商可能是我人生的一段经历，写作才是我的终身事业。

南方都市报：写《尘埃落定》前，你在阿坝草原上不停地游荡，现在恢复到那种自在状态了吧。

阿来：我连车都换成吉普车了。过去在城里坐轿车，现在换了三菱，经常出去，大部分时间都往藏区跑。确确实实觉得太幸福了。每天可以写作，每天写一点，不用计划，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松弛了。我车里永远有一套野外装备，发动汽车到路上现想，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做专业作家最好的就是时间自由，最不好就是工资低。我开玩笑说现在的工资就够汽油钱。

中国公众现在的价值观是回避现实的

南方都市报：作为藏族作家，你怎么去看自己的民族文化呢？

阿来：我一直不愿意成为什么代言人的形象。我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看法是它当然有非常优秀的一面，但和任何文化一样，也有很糟糕的东西。这个不能因为我热爱自己的祖先就回避。现在普遍的观点是美国人批评美国是正当的，汉族人批判汉族是正当的，因为他们足够强大。但是如果是稍微弱势的群体，你检讨自己的文化，好像大家就不能接受。但你为什么落后呢？你肯定要追问这个原因。

南方都市报：在《空山》里，关于藏区文化的笔墨好像很少。

阿来：我希望读者不要把《空山》当作文化的东西。我讲过这是一个“中国的乡村史”，我要考察解放后中国乡村的情况，这时候很多文化的问题是忽略不计的，我更关注的是乡村的普遍性问题。中国乡村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乡村不再主宰自己的命运，它被城市主宰。在1980年代以前，是来自城市的政治旨意在主宰乡村；1980年代以后又是来自城市的经济主宰着乡村。在《空山》里我基本没有讲西藏文化，这个问题在《尘埃落定》和以后的《格萨尔王传》里会探讨，因为题材不一样。

南方都市报：《空山》里反复提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打破。

阿来：这个是《空山》的主要诉求。今天中国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过去藏族和大自然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但是后来外力介入造成的最不好的一点，甚至比阶级划分之类都糟糕的，是带来了一种对自然不尊重的思想。我在第五卷里写道，当地人开始是非常反感破坏自然的，他们甚至和砍伐森林的人发生冲突。但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广泛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当地人为了搞活经济自己砍树。传统价值观破坏了，新成长起来的一代是暴力价值观教育出来的一代。这时候已经没有外力了，外力就是城市经济的需要。

南方都市报：相比起来，《空山》在市场上远没有《尘埃落定》那么热，你怎么看这个状况？

阿来：我自己觉得《空山》是大步前进了，但热不热是公众阅读趣味的问题。《空山》反映的是中国当下最严重的现实问题，一个是农村，第二个是生态。但中国公众不关心没有办法。我想这是超出个人得失的一种悲哀吧，倒不是说我这个书多卖钱或少卖钱。中国的文化过度产业化了，再过十年可能中国人都不会思考了，那时候我们的出版物全是娱乐，全是休闲。我们现在是什么？就是一群羊啊，放在山坡上有草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这两部作品的风格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浪漫传奇，一个现实沉重。

阿来：《尘埃落定》是出世的，暗合现在中国公众的心理需求。整个中国公众现在的价值观其实是逃离现实、回避现实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文化畅销品都有这个趋向。而《空山》是转过头来、入世的作品。我不可能说中国几亿农民生活成这样，我还把乡村写成假模假样的诗情画意的地方。

走到人群之中就像走到岩石之中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空山”的意思就是热闹繁华过去，除了青山还在，一切空空如也。这是表达了你对现实的一种失望？

阿来：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不信仰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我觉得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糟。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阿来：人越来越折腾呗。从MP3到MP4，又出来了蓝牙，火箭也上天了。但这是生活越来越好吗？你看到大街上的人流，彼此漠然、敌视，人与人之间不怀好意，每个人都在焦虑，我不知道哪个更好。你走到人群当中，就像走到一堆岩石当中，在岩石当中你还很放心，只是有些寂寥而已。但在人群中你感觉不到自己是在同类中间。我们并没有让人性变得更善良、更安定，让人感到更幸福。

南方都市报：你就想在这部小说里探究农村现状是怎么来的。这个念头从什么时候开始？

阿来：一直都有，因为我自己是农民出身。中国的很多农民很奇怪，当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城里人，变换身份后，他们就对农民没有了同情，对农村没有了关注。我相信今天制定很多对农民不利政策的那些城里人，很多都是农民出身的。在城市里歧视农民的，很多我想也都是农民出身。

去年九月、十月，我在法国西部的小乡村小城镇走了一趟。让我非常感慨的是，我看到的就是我们传统所期望的那种乡村，就是城里小资们描绘的那种，宁静、纯朴、干净，符合我们所有关于乡村的想像。他们为什么能做到？突然就想起我的那些乡亲们。确实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南方都市报：《空山2》里达瑟这个形象似乎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

阿来：达瑟根本不是大智若愚，而是一个半通不通，学文化没有学通的农村青年。现在关于乡村的文学作品里面还没有这样的典型形象。其实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在生活里面最不如意、最苦闷的也是这些农村青年。农村并没有给这些学得半通不通、回到农村的年轻人提供一条道路。他们接受过教育，他们跟没受教育的人在思想情感上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他们又得按祖辈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在农村当中问题最大的人就是这群人。他可能对现实不满，他可能不好好劳动，可能游荡到城市里犯罪。我对这些人抱有巨大的同情，如果我不走出农村我兴许也是这样的，甚至在我青年时期的某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

没有独特性的人才去追求独特性

南方都市报：藏族这个身份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阿来：一个人不管怎样应该对自己的血统有个确认，我觉得仅此而已。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往往有个误解，就是说你是少数民族，你是不是能力就比我们低下，智商也不高？甚至你得到的东西都是要打折扣的。我这辈子就没享受过少数民族的优待，第一没有做官，第二没有考过大学，没享受到好处，但有些偏见我倒是遇见了。

南方都市报：读者对你作品的期待可能也会有猎奇心理。

阿来：对，你在做很正经的思考时他也不这么想，他在里面要找的就是那些猎奇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可能听说过有一个汉族作家叫范稳，写了一部藏地文化的小说《悲悯大地》。他是汉族，然后去挖掘藏族文化的东西。而你本身是藏族，但你思考的反而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怎么看这个反差？

阿来：中国有些文学观念是不正确的。比如说我们永远在文学中寻找独特性。但文学的独特性是因为作家个人的思考、观念中有独特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作家在观念和思想上没有任何新的想法，就只好去找那种题材上的特殊性。其实真正的独特性是靠作家的思想，而不是靠题材。

看《傲慢与偏见》，城堡、束腰裙和乡村舞会在开始会吸引你，到中途你早把这些忘记了，最后打动我们的是人的情感。让我们心灵震颤、让我们流泪、让我们欢笑的，是跟我们相通的人的基本诉求。比如简爱，就是欲爱不能，这种情感没有民族的差异。它的城堡能让你流泪吗？但我们现在有些作品就在这些东西上下功夫，集大成者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

南方都市报：所以你看重的就是普遍性的这一面？

阿来：对，因为我的独特性不需要特别去追求，它天然就有。不管是我的思想、我占有的题材，还是我的经历，天然就有。没有独特性的人才去追求独特性。所以我们才有那些谬论“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是谬论？但这句话现在好像是公论了？

阿来：越是公众的话语越有很多错得要命的话，因为就是些愚蠢的不动脑子的人不断在那里重复，就听起来很正确。就像中国组团到国外演出，变变脸、吐吐火，西方观众看得高兴给点掌声，跟看马戏团表演没有太大差异。难道他们在这里头领略出了非常高妙的情感？就像贝多芬交响曲一样在全世界流行了？看一看和作为一种方式接受下来是两回事情。它怎么可能是世界的呢？“黄金甲”就是这种思想发展到最变态最极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