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的获得者之一阿来，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关注的热门作家。
当代文学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记者：您曾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现在又获得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您对获奖是怎么看的？
阿来：今天的获奖，是意外的惊喜。得到承认我当然高兴，这些年我得了一些奖，挣了一些钱，但作家的本分在于专注创作过程，对结果的期望不要太大。正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一本书也有它的命运。作家的创作过程是属于个体的，别人说读者是上帝，而我说我是上帝。我创作时不考虑读者，不考虑奖项，否则连文学的根本理由都放弃了。
记者：对于本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您怎么看？
阿来：女性更注重感情，对浪漫气质和审美本身更关注，而男性作品的思想意义、介入程度更高。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女作家是男批评家、男评委发现的，希望今后女评委们能发现更多的女作家。
记者：在阅读上，《空山》给人的感觉与《尘埃落定》不同，变化很多，从第一卷的唯美轻灵，到第二卷有着寓言般风格，到后来又非常写实，这样的写法是有意识的吗？
阿来：一个是因为小说随着时代的递进，新的东西加进来，也有着新变化。另外，我不认为作家要采用一种写法，笔调，而是根据题材需要，有时要唯美抒情，有的力量则来自于粗糙，不要那么精致。
记者：有评论说，您的作品关注灵魂、自然，是离文学最近的人。
阿来：中国当代文学中有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一个主题。哪怕是在乡土文学中，缺乏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在描写人与人的关系。我读官场小说会毛骨悚然。在处理现实题材时，我们究竟要真实到什么程度，如果是照相式的还原，则过于现实和残酷。虽然放在大的历史规律中，我们不能逃避现实，但在描绘具体人性时，我不赞成写得过于真实。作家的书写，其字、词、句、行应该是感性的，但整体建构上，是理性的。
“西藏”只是外来者的形容词
记者：您说过“藏族人用汉语写作，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中流浪”，但是看您的《空山》，语言非常干净、轻灵，富有美感。
阿来：这和我是藏族人有关系。我正是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走出来的，我的母语是藏语，上学后才开始学习汉语，这样便有一个参照系。我对汉语操作熟练，但也有疏离感，对于我，《红楼梦》和苏东坡都是外来的，蒲松龄和海明威对我是等值的。我从开始写作时，就背弃了我的传统。从小使用汉语的作家，在运用汉语言上很熟练，但是不敏感。汉语中的象征意味，含蓄的特点，都是汉语比较独特的地方，就像林语堂说，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审美方式。所以，我对汉语的敏感性，比一些汉语作家要强。我还有一个看法，即南方的作家比北方的作家语言要“舒服”，因为南方人有自己的方言。北方的语言说顺了，溜了，则像相声，太油。
记者：今年同时入围“女评委”文学奖的还有一位藏族作家龙仁青，近些年来，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被认为有独特的美感，也很被推崇，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阿来：我想一个是在于他们能维持与自然界良好的关系，另外就是有宗教的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一直在延续着。
记者：您的小说一直在描写藏地的文化和历史风貌，作为近些年来的热点，您认为人们对藏地、藏文化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阿来：我认为，全是误读。西藏对中国人、外国人来说，都被看成是当下生活的一个反面。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是喧嚣的，西藏就是宁静的；我们是文明的，西藏就是相对野蛮的；我们是犬儒主义的，那么西藏就是铁血英雄主义的；我们是不纯粹的，西藏就是圣洁的。但是，人们对西藏的生活是不关心的，只是寻找生活的反义词而已。对我们藏族人来说，西藏是一个名词，而对外来者来说，只是一个形容词，或反义词。
记者：那您的小说是着力想表现藏地真正的历史和故事吗？
阿来：其实对于我，文学只有一种，就是写人，写历史，不管文化背景是否不同，那都只是外在的折射，我要写的还是爱恨情仇、生老病死，表现人和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