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北京这片“水草”

1999年，“玛吉阿米”的生意如日中天，几乎成为到拉萨旅游必去的一个景点。一位从北京来的朋友对泽郎王清说：“你应该去北京开一个‘玛吉阿米’，北京那么大的市场，全世界的文化都能在那里生根发芽，却没有见到过一家像样的藏族餐厅。”

此前，泽郎王清仅去过北京两次，对北京的了解，限于天安门、长城和故宫。他动心了。1999年冬天，泽郎王清来到北京，为新的“玛吉阿米”选址。

那时他手中仅有的资源是：十几万的存款，刊登分类广告的报纸。他想找一个外国人、白领、文化人聚集的地方，拉萨店中的客人大多就是这种类型。按照报纸上的广告，泽郎王清在使馆区、燕莎、国贸生活区寻觅，却总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地方，要么价格太高，要么房子的大小不合适。

就这么断断续续找了两年的时间，直到2001年的春天，泽郎王清终于看中了秀水南街一家200多平米的店面，这家店紧邻使馆区，众多外国人出入。

泽郎王清刚开始操作时，有个北京朋友非常热情地想与他结盟。但在洽谈具体事宜时，两人的理念发生了矛盾。这个北京生意人坚持要以最小的成本攫取最大的利润，他对泽郎王清想尽可能展现藏族文化原汁原味的想法嗤之以鼻。

但泽郎王清一直谨记高僧最后对他的叮咛，“信仰藏传佛教，并不意味着要待在庙里念经，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若走了商道，就要遵守一个原则：一定要用心创造产品，与别人公平对等地交易。”

北京“玛吉阿米”的所有家具装饰全部从西藏运来，一辆加长大卡车，两个司机日夜兼程走了4天4夜。梁、柱上的壁画请了3位西藏画师一笔笔精心绘制。窗旁的灯笼，墙上的藏历、唐卡，顶棚上的八宝布帘、屋梁上的木制面具，全部在西藏订制。服务员和厨子也从藏区寻找，光装修就花了两年时间。

“我要在北京呈现一个真实的西藏。这既是商业行为，也是文化行为。以藏族餐饮为载体，把藏族文化中诸如建筑、绘画、民居、歌舞，都在这里得到展示。如果用假的东西去模仿，那就没有生命力了。”泽郎王清把原生态文化看得很重，他说，如果北京像个花园，那里面也应有朵格桑花在绽放。

之后北京陆续开了很多家藏式餐厅，也不乏藏人老板，但名气始终都不如“玛吉阿米”。

这十年，他像候鸟一样生活，夏季回到拉萨，冬天来临之时飞到北京。总呆在北京，还是让他有些不习惯。他喜欢拉萨，虽然这里的商业游戏规则已经和内地无异，有时回来也只为了看看蓝天，让心透彻。

据估计，在北京的西藏人近万，大多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工作。藏族人来北京找工作，首先都会想到“玛吉阿米”，这里也成为了他们集体抒发乡愁的地方。

藏人或许是最无法割舍乡情的民族，泽郎王清有一些朋友，即使在北京已经扎根20多年，最终还是失望地离开了这里。理由因人而异，但追其根源，泽郎王清说那应是藏人骨子里的东西，与信仰有关。

“玛吉阿米”的北京传奇

泽郎王清的爱情也因“玛吉阿米”而到来。

在为北京“玛吉阿米”寻找店铺的过程中，康巴汉子泽郎王清与土生土长的北京白领牟向晖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

他们的世界太不相同，一个恣意驰骋在草原，一个在跨国公司的写字楼里得心应手。但他们还是无可救药地相爱了。

牟向晖说，第一次见这个康巴汉子，他讲了很多他的经历，还有他自己对藏文化的理解。“那种感觉是以前没有过的，无法描述。我觉得好像突然有人在我面前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外面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世界。”

泽郎王清邀请牟向晖游成都，很快又去了西藏。泽郎特别喜欢纳木错，他说要带向晖去看日落。他们碰到了一个极为壮观的日落，向晖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夕阳，整个半边天都是红的。

度完假，再次回到写字楼，她感到恍恍惚惚、亦幻亦真，原来熟悉的工作突然难以适应了，看着西藏带回的照片，她对那片神圣的土地和这个神奇的男人充满了敬意和迷恋。

他俩的关系，牟向晖家里并没有太多意见，倒是泽郎王清的一些藏族朋友在席间口出不逊：汉族人很狡猾，不诚实，常常说了话不算。向晖有些不快，但她知道那不是针对她个人的。

泽郎王清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每天早晚都要念一段经，到北京后依然如此。“他会忘了洗脚、刷牙，但是不会忘记念经，即使是喝醉了，也不会忘。”牟向晖笑着描述她的丈夫。

他念经的主要目的就是感恩，也为妻子祈福。受丈夫的影响，牟向晖也开始信佛。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谈期间，她不忘时常拨动手中的佛珠，这成为战胜他们之间隔阂的突破口。泽郎形容妻子信佛后，“心里仿佛点燃了一盏明灯”。

结婚之前，泽郎王清有过另一段婚姻。至今，泽郎还与前妻及其父母保持着家人般的关系，前妻及父母到北京来玩时，泽郎恰巧不在，全程都由向晖接待。

泽郎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难道我们夫妻不成，还不能做朋友吗？应该是一种以诚相待的关系，这也是对于缘分的崇敬。

两人的分歧多在工作上，“她更理性，我更感性。我总想着闯荡和冒险，想像牧人一样继续行走，她更希望安于现状的幸福。”很多人问泽郎王清，北京是你的目的地吗？他的答案永远是：这里只是我的一个夏季牧场。

用信仰化解误会

泽郎15岁离开康区后，康巴汉子的印迹就越来越淡，桀骜隐在眉间，流浪的本性流淌在他的骨血里。如今，他已经很少与儿时草原上的玩伴来往，他们中的有的做了公务员，有的依然过着游牧生活。

不穿藏袍的他依然怀念游牧人的生活，提起马背飞扬的日子眼睛就发亮。那是怎样一种潇洒啊：在草原上经常走到天黑就随地住下，脱下藏袍当被子盖，马鞍作枕，羊毛垫子垫铺，草原就是床，满天繁星伴入眠。

生活方式的传统还在，但一些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泽郎王清发现，这几年康巴人开始锁门了，以防偷盗，这在从前是根本没法想象的。路上看到牵着马的康巴汉子，停下来想同他合个影，但他已经懂得了张口要钱甚至敲诈。还有一些年轻的康巴小伙，看多了电影中黑社会的打打杀杀，也搞起了流氓帮派。

这些让泽郎王清既愤怒又痛心，强势商业文化的侵袭不可避免，经济发展给人们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灵魂深处很纯真的那些品格也随之被污染了。

泽郎王清走了很远，他说自己始终没有迷失，他既保留了传统藏人对信仰的执着，又对现代商业文化兼容并收。他说他读懂了藏传佛教的核心，并运用到人生中，“不理解的话只能是迷信，回到现实，信仰就崩塌了”。

生活似乎总是那么一帆风顺，但自去年，他开始遇到了一些小麻烦。头一件事是，拉萨“3·14事件”后，北京的两家店里，顾客突然少了一大半。

店里近百名员工中，九成是藏族人，餐吧因而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常有不速之客到店里来询问，员工们都很紧张。有顾客打电话来订位，在电话里问服务员：“我们是汉族人，来店里吃饭不会挨打吧？”他和妻子哭笑不得。

这是他闯荡北京近十年来，头一次碰到这么棘手的状况——即使是2003年让餐饮业元气大伤的SARS，也没有令“玛吉阿米”如此难熬。

第二件头疼的事发生在2008年5月，老店的一些员工宿舍的租房合同到期，房东不让她们住了。此时离“3·14事件”过去不足两月，奥运会又临近，找房子历经艰难。一听说是集体宿舍，而且是藏族，几乎没有人愿租房子给他们。

妻子牟向晖承认，店里的员工会有点扰民。即使在餐馆里歌舞了一个晚上，夜里下班回宿舍的时候，这群藏族年轻人还经常会手舞足蹈。偶尔，他们还会因为醉酒给邻居们惹点小麻烦。

“3·14”之后，泽郎王清给大家开会：不许喝酒、不许扰民！这群单纯的年轻人也知道了形势紧张。

五六个藏族姑娘搬了好几次家，实在没有去处，最后只好搬到新店的宿舍来，跟其他女孩子们挤在一起。

对于这一切，泽郎说他能做的只是通过“玛吉阿米”来慢慢化解其中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