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末的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马丽华携其新作《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在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西藏文化讲座，并围绕此书的相关内容接受了专访。

记者：《风化成典》是您的最新作品，被很多媒体定位成“国内外第一部以文学形式涉笔西藏历史的专著”，对于这样的评价您怎么样看？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马丽华：自我感觉最擅长的还是文学，让我写很严谨的历史学的著作不太可能。作为通史类书籍，是西藏社科院恰白先生主持编纂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这本书最先是用藏文出版的，后来翻译成汉文。《风化成典》从中选用了许多材料。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所使用的有些素材我们是没有机会看到的，因为是从藏文史籍里选用的。大众读者喜欢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相关知识，文学化的更易接受。我个人觉得我的作品算是比较严谨的文学形式，加以适当的虚构。我的定位是希望以后可以借助此书进行发挥，并给有心在藏文化方面继续发展的朋友们提供线索。这本书只是梗概，点到为止。
我希望今后剧作家、艺术家甚至制片人、导演对某个篇章或阶段感兴趣，充分挖掘它的潜力，可以借题发挥，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精彩的适合大众欣赏的作品。
拉巴平措先生也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及：以他藏族学者的身份，希望有更多的反映藏族历史、人物的影视，或是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作品。
我还经常想美国的西部片，凭借西部的拓荒产生了西部热。而西藏有那么厚重的历史、那么精彩的过程，应该给我们广大的文学艺术创作者提供非常丰厚的巨大的资源库。
创作初衷就如拉巴平措先生所说的水到渠成吧，必然性。我以前的作品是田野考察式的写作，讲的是所见所闻。而这次是纵向的，更加深入的——是到该写书的时候了。因为有30年的积累和大量的藏学研究成果可以借助，我觉得应该由我来写，虽然也有比我文笔好的，但是他们又未必了解西藏的历史。而我恰好处于这两者之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正面的反映西藏的历史和文化。以前了解的中国历史更多的是以汉文记载的，以中原史为主体的、以王朝史为主线的历史，涉及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经常是战争史、和亲史，而和平方式交往的记载内容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知道的古代中国史不够完整，反映到教科书里是一种缺失。同时，在国际上，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会有误解，误以为中国等同于汉族地区，中国人就是汉族人。所以边疆民族的社会发展史、思想史、文化史应该进入到主流中去，它是中国历史的构成部分。

记者：“风化成典”一词，给人的感觉非常厚重，您是怎么确定用它做书名的标题呢？
马丽华：先有孩子后取名，当时这本书已经写完了，但是只有副标题，没有标题，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有一天看报纸，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词“风化成典”，风化表示时间的流逝，对于以往的、现在的、所有的，包括物质的非物质的。风化这个词是一种沧桑的感觉。但是，风化了的往往成土成尘，不然它还会成什么呢，重新打捞起来就像金子一样？突然就想到成“典”——成为经典！

记者：《风化成典》一书共设置15讲，包括十几个历史上的精彩片段和几十个历史人物，您在构思、酝酿之时，采取了怎样的标准进行取舍的？
马丽华：我的总体指导思想，就是要好看。好看的标准首先是我看中的，我认为好看的，打动了我的，当然也同样能够打动读者的。同时也考虑了历史的脉络，也许有些东西不是很好看，但是它很重要。这里要感谢中国藏研中心的多位专家，在这本书的初稿写好之后，藏史研究的陈庆英老师、张云老师和沈卫荣老师等，提出一些意见，一个问题是书的总体比例的问题，也就是哪个时代内容多了，而哪个时代又太少了，我就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删改增补，在结构上进行调整。
再有一个意见是，专家讲哪些哪些人物很重要，你应该写上，而且是必须要写，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本书不光是为了好看，虽然好看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总体上还要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有些人物必须要写，在这里我就不说我不太喜欢哪些人物了，但是我还是写上了。写的也不是很好看，后来的责任编辑看出这个问题，我就说，喜欢的才会反复修改。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长久的打动我的人物，像米拉热巴，一个苦行僧。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当年的那种修行，是真正的修行，真正的虔诚，完全不是为了一己的利益、权势和人世间的享受，他专心修行。米拉热巴在修行过程中，只吃荨麻叶，由于长时间食用，全身都变绿了，而且人很瘦。记得米拉热巴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也用上了。当时是在一个晚上，米拉热巴一无所有且在山洞里修行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偷，想来偷一些东西。小偷在洞里东翻西找，然后冷不丁地在身后传来一声“我白天找不到的东西，你夜晚能找到吗”，后来的结局是米拉热巴把这个小偷给超度了，成了佛教徒。像这样的精彩故事我怎能不写。
然后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失踪人被找回来了，就是南宋少帝赵显。这一段篇章，我纯粹是借助藏学研究成果——王尧先生在60年代就查找到赵显在西藏几十年的经历，这篇文章是在80年代的藏学刊物上发表的，它的读者面还是比较窄，很多读者都不知道，但是经过这样一本书的发行，看的人多了，就有好几个人反映这个失踪的人，原来是这样的结局。
还有像王玄策，这样一个人物也要写。像王玄策这个人物，日本的大作家关注了他几十年，写了一本小说。我们反而没有去关注，可能是和中国的历史人物太多了有关。王玄策出使天竺并在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口处留下了碑文，而这块石碑是在90年代才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但史学界还是有一些争论，例如王玄策出使过几次等都没有定论，但至少这一次的出使时间、任务等都记载得很清楚。这块碑始终存在，藏族老百姓对文物是很恭敬很崇拜的，因为崇拜，就在石碑上抹了很多酥油。在以前，70年代，进藏的同学就说过那里有块碑。当地人都传说是清末赵尔丰立的碑。后来，四川大学的考古学者决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结果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现在看，有意思的题材占了多数，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包括三大法王等精彩片段都是一个一个去描述。很多历史和人物都无法写进去，因为我自己限定了每讲是四个小标题，原则上只能写四个故事，其实有很多都没有写进去，我只好把这些内容变成注释一样的文字，后来又改成类似“绣片”一样的装饰，在每一个绣片里的内容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希望读者认真地看。
　　
记者：《风化成典》和您以往的作品有着不同的结构和风格，像《西行阿里》、《藏北游历》，是通过在田野考察来展示藏地的风貌，而本书则有所不同，它是一个时间跨度漫长的史实记录。我个人感觉，这是一次风格的转变，同时也是一种对创作难度的挑战，您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马丽华：这本书的写作确实跟我以往大部分的作品风格不一样，尤其是与《走过西藏》那四本书不同。以前都是田野考察，所见所闻、到处访谈，这本书的方式就改变很多，书斋、案头，看书、查资料是主要的工作，在众多的题材里选取，然后转换成我自己的东西。
不能说是一种挑战，因为我有兴趣，所以才会很有热情地去写它。有些篇目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心里一直放不下，希望越改越好。这次的文笔相对的比较庄重一些，因为面对一个厚重、伟大的历史，我们的态度很重要。最初本书是想给西藏青少年写一本课外读物，所以不能写得太随意，故事本身和文笔都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而汉文的规范是首先要遵循的，在规范的基础上要写成美文。
有件事印象很深刻，二十多年前我写的一些小散文，有内地的老师写信说，我的散文好，他在课堂上讲解了我的一篇文章，后来发现好多学生的作文模仿了我的语气风格。我希望对年轻的一代在文字方面要有所影响。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可能会改得更好，工作太忙了。

记者：《风化成典》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否遇到了诸如藏语文与汉语文这样既有关联又有冲突的地方？
马丽华：冲突谈不上，互补倒是真的。其实藏文对我来说真是很遗憾，因为当年我曾经学过藏文，但只学会了拼读。我语言能力比较差，我曾经想当学者，就请教格勒博士，我问格勒博士“如果学好古藏文需要多少年”，他就告诉我要很专心的学也要十年，当时我一听就觉得时间太漫长了，跟文学写作就会冲突，于是我就放弃当学者，同时藏文学习也就没有继续下去。我所有借助的资料显然都是藏文翻译成汉文的，但是它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而且实际上还反映了一种思想方法在里面。我在西藏很多年受到熏陶，也学会了不少藏式表达。实际上这本书我也有意识的用了一些藏式的表述，就感觉非常好。
藏族人思维方式、想问题的角度让人想象不到，一般汉文表述或处理方式大致我们都能想象得到，所以他们给我一种惊奇的状态。像15世纪的《汉藏史集》这本书，这位作者就让我很敬佩，他的心地不知道有多么的宽厚，像我借助的桑哥的故事，还有南宋赵显被杀的过程，那种同情与感慨很动人，像“皇帝的金面”那一段，你想象不到吐蕃人能够编出那样一段很传奇的故事，表彰吐蕃人多么勇敢与机智，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对藏文典籍的这种借助，使我的学习从来没有停止。从他们藏式的理念一直到他们的表达方式、思想方法，使我受益匪浅。所以不仅没有冲突，反而从另一面来补充丰厚一些。因为我从小到大的学习全部是汉文化，最初的教育、最初的训练全部是汉文的，再加上后天藏语文的熏陶，我觉得还是有别于他人的。
　　
记者：外界评价您是一位学者，一位作家，一位探险家，您是怎样看待的？如果请您排序，您愿意把哪个放在第一位？
马丽华：对我来说这些评价都应当大打折扣。当然我要放第一位的是作家，但实际上我是一名业余作家，我正式的职业是编辑，跟人家专业的作家是不一样的。至于学者，我真的是不能承认的，按照学者的规范来衡量我是远远不够的。人家说我是学者型的，这还是靠一点边。我最早是从八十年代就认识了格勒博士，对我的影响还是较大的。他是我们国家中山大学人类学毕业的，而且是第一个很权威的藏族博士。认识他有很多的益处，他给我推荐了很多人类学的著作，有些是教材有些是专著，我都认真地读了，而且学习思想方法也很重要。人类学讲究很多的关系、结构，强调的是田野考查方式，有好多东西是潜移默化的。我在下乡采访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关注起别人在田野考察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我也就去问比较接近人类学的问题，所以格勒博士曾说我在人类学与文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然后有些人干脆说我搞的是文学人类学，就是那些田野考察《走过西藏》系列，但我确实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全是自我领悟的学习。
至于探险家，是夸大其辞，哪里还有“险”可探？如果说有惊无险还差不多，不过所谓“惊”，也是惊奇和惊喜。
　　
记者：您在西藏生活27年，怎样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把西藏文化融进自己的生活？
马丽华：其实在西藏这么多年，包括在北京继续从事西藏的研究工作，实际上西藏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好多读者都认为我拥有很深厚的汉文化的背景然后去关注西藏的人生、反映西藏的文化，说到这我很惭愧，在之前文章中也提到过连“诗经”“ 山海经”都没系统研读过的人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汉文化的拥有者。我就希望什么时候能摆脱繁重的工作，静心地把汉文经典书都通读一遍，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读，这是我深埋心底的愿望。

记者：马老师，如果您是一位读者，会如何评价《风化成典》？
马丽华：其实我作为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在读，在书出来后，我也看了好多天，但我并不是从头到尾地看，我只看我感兴趣的内容。那个桑哥的故事我不知道读了几十遍，每次读都是会心的微笑，因为那一篇是转述的，是从《汉藏史集》里来的。我觉得那种惊叹都是想象不到的，它的一波三折真的太精彩了。有时我会常常忘了我是作者，到处跟人家说我写了本好看的书，但怕人家觉得我不谦虚，就说不是我写的好，而是故事本身太精彩了。

记者：马老师，未来您还有什么创作打算？
马丽华：通过写《风化成典》发现了一个资源库，很多东西由于篇幅有限没展开写，还有一些是我打了埋伏，想以后好好再发挥一下。像敦煌藏汉互译的那些部分我很感兴趣。王尧先生看到这本书后，打来电话，连说“谢谢”。王尧先生是以藏族文化代表的身份向我表示感谢的，虽然他是汉族。于是我就借此机会，向王老提出今后就藏汉互译的历史故事展开合作与创作。我非常期待这项工作可以尽快启动——唐蕃时代的敦煌。
今后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我会一本一本这样写。历来的文化交流传播，可能就是这样，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就这样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