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对于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生态学研究所所长杜国祯教授来说无疑就是这样的年份。7月，在他一手创建的生态学野外观测点——甘南州玛曲县观测点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扩建升级为“兰州大学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农林实践基地——高寒退化草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推广基地”。 8月，由他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农业部行业专项——“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获得批准，项目总经费达2380万元，研究范围涵盖云南、西藏、四川和甘肃等整个藏区。9月，“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作为亚洲地区唯一进入营养物研究网络(Nutrient Network，简称NutNet)的野外工作台站，参与观测的国际合作研究成果在全球知名科学杂志《Science》上发表。10月，甘肃省科技厅对杜国祯教授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玛曲)生态修复及保护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进行了中期总结。与会专家认为，项目已经为国家在当地实施的以提升黄河水源补给能力为目标的重大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春华而秋实。当不熟悉杜国祯的人对上述成果投去羡慕的目光时，了解他的人却说这个秋天的收获是他三十多年来持之以恒在甘南草原上辛勤耕种的结果。
和甘南草原的永恒约定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杜国祯就出生在美丽的甘南草原上，他的档案里有个追随一生的地名——卓尼。由于多年的交通不便和长时间封建思想的禁锢，这片藏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富民政策使得广大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变，也使得杜国祯能够从小受到正规的教育。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虽然家乡的美丽风景给杜国祯的童年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欣喜，但走出草原一直是父辈们对杜国祯的希望。然而，1979年，他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草原——甘南州草原工作站。1992年，杜国祯又在兰州大学顺利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藏族理学博士。
由于其多年的草原科技推广和教育工作，很多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都希望他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许诺调动其当时尚在甘南的爱人。但是杜国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我的家在草原，我的根在草原。他毅然留在了大西北，留在了兰州大学，留在了他深爱的甘南草原。
谈及当初做出的这个决定，至今有人替杜国祯惋惜。然而，杜国祯却有他自己的考虑：“从植物生态学来讲，甘南玛曲单位面积的物种数非常丰富，我把它形容成‘北方草地中的热带雨林’。因为植物群种物种最丰富的是热带雨林，但北方草地一般是一平方米只有十几个种，而玛曲一平方米却可以达到60个种;再就是国家目标生态安全问题和当地牧民的生计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认为这一生我的方向是选对了，我的研究区域也选对了，所以我继续还要深入下去，不但我要深入下去，我要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继续做下去。”
这是一位草原儿女矢志不渝的心愿，也是一名大学教授坚定不移的信念。不善言谈的杜国祯内心其实非常清楚，没有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像他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是绝不可能成为乡亲们眼里的大教授的。作为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博士，他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藏区的发展更需要他，家乡和人民需要他。“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杜国祯用心灵和眼睛守望这片草原，用行动和忠诚护佑这片草原，大写了一位学者的辉煌人生，践行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无悔誓言。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从1974年1月在卓尼县完冒学校担任民办教师，到甘南州畜牧学校担任专业教师，一直到现在的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可以说杜国祯的教书生涯经历了我国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经历小学、中学、中专、大学，一直到硕士、博士的教育阶段。三十多年里，杜国祯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全部奉献给了教育事业。
在这三十年中，杜国祯很少有过真正的节假日，每一个节假日和周末他都是在办公室或野外工作站度过的。在学校，备课、阅读文献、修改学生们的论文、和学生讨论学术等占据了他几乎全部的工作时间。时常翻阅文献，认真做好课前的准备工作，把本学科前沿的讨论热点融合到教学之中，使学生既能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又能全面地了解学科的发展动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热情。
在野外，他和学生们一起制定实验方案，一起进行野外实验和测试工作。手把手地培养学生，并鼓励他们独立开展工作，不断用自己的日常言行影响学生，争取使他们尽早成才。同时，他十分注重学生的思想和素质教育，时常教育学生怎样学会做人、如何开展科研工作，告诫他们学习、科研和做人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踏踏实实地工作，才能不断完善自己。
“我们生态专业有个老前辈叫张鹏云教授，他在90年代给我们博士生们上课的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作为一个生态学家，一定要写好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写在纸上的文章，另一篇文章是写在大地上的文章。他说我不担心你们写不好纸上的文章，我就担心你们写不好大地上的文章。从此以后，我一直也是把他这个名言记住，我也是这样去教育学生的。”杜国祯说。
在杜国祯担任原兰州大学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分管研究生工作期间，他带领一班人马，从研究生的报名、入学考试、面试、培养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方案。他的目的很明确，“对研究生的培养不能‘注水’，培养一个就是一个”。
多年的付出终有回报。杜国祯在兰大先后系统讲授过8门课程，累计3500多学时，其中《生态学》被兰州大学选为重点建设课程。共培养硕士研究生80多名，博士生40名，现在他们大都分布在国内外著名的科研院所，有的成了教授，有的当了院长，在各自的岗位上贡献着力量。相对于急需穿上“绿色盛装”的大西北干旱土地，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杜国祯正源源不断地把生态学的顶尖人才送进大自然。
学科建设也是杜国祯工作的重点。当初来兰大时，草业科学在兰州大学还是一个空白。为了丰富学校的学科体系，他克服了种种困难，一个人从无到有，硬是闯出了一块新的天地，申请到草业科学硕士点，它不但作为兰州大学农学类一级学科硕士点，填补了兰州大学在这方面的空白，而且已经成为全校独特的、有代表性的学科，得到了学校以及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支持。
高寒草甸生态学的研究从当时一个人到现在成立了生态学研究所，50多人的科研团队共同努力，开创了高寒草甸研究的新局面。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子专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项、省重大及重点项目2项、教育部“中青骨干教师”重点项目2项，国际合作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科研项目5项，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项，农业部公益性行业项目1项，现已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SCI文章50多篇，为研讨世界上独特的大面积高寒草甸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由杜国祯教授于1992年起开始创建的兰州大学生态学野外观测台站建设也获得了长足发展。1997年，甘南州玛曲县观测点扩建为“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先后共申请到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甘肃省科技厅及国际合作项目共30多项，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30余篇在《Science 》、《Ecology Letters》、,《Ecology》、《 Journal of Ecology》、《Functional Ecology》等一批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杂志上发表。2011年7月，“兰州大学高寒草甸与湿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升格为“兰州大学中央级普通高等学校农林实践基地——高寒退化草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推广基地”，出席揭牌仪式的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在留言薄上题词：“艰苦的条件，坚韧的精神，你们是兰大精神的优秀实践者”。
真正为农牧民办事的科学家
甘南草原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理想的旅游景点，那里天高云淡，绿草如茵，小溪潺潺，牛羊成群，但长期在那里工作就会感受到很多困难：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缺氧、紫外线强烈、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饮食极不方便等等，这些都给科学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
1997年6月，杜国祯带领学生到甘南州玛曲县实习，进牧区时准备了干粮等生活必需品，但当实习工作快要结束时他们却弹尽粮绝，三十多个学生饥寒交迫困在了草原深处。在那里，他们天天喝雪水、烧牛粪、吃菜叶，坚持了整整半个月才脱离困境。
1994年夏天，杜国祯租用了一辆拖拉机作为交通工具，从玛曲县城赶往他们设在野外的观测点，由于草甸基本无路可走，拖拉机不慎翻车，杜国祯和司机都受了重伤昏迷过去，雇用的一位工友却在此次事故中不幸身亡，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杜国祯闻讯黯然泪下。
除了客观环境的压力，还时常遇到科研经费紧张的问题。为此，杜国祯曾多次把自己的工资贴到科研中间，2006年还贷款10万元，全力保障甘南草地科研工作的持续进行。
然而，不管条件如何艰苦，杜国祯和学生一样，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甘南草原上度过，几十年如一日，把改良草地和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结合在一起。虽然家住在兰州，但工作长期在甘南，甘南就是他的家。语言上的相通，使得他有机会和农牧民作更多的交流，和他们探讨甘南草地的恢复问题，也和他们交流民族团结问题，请年长者利用自身的经历教育好年轻人。
1999年到2002年，杜国祯和境外某机构合作，成功改良草地12万亩，扶持贫困户100多户，草地产量比以前提高了50%，牲畜死亡率下降到零，使受益牧户收入大幅度增加。这份功德无量的业绩和贡献，使杜国祯成为甘南草原最受欢迎的人，牧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真正为我们办事的科学家”、“草原上最美丽的格桑梅朵”。
面对当地群众发自内心的称赞，杜国祯却高兴不起来。由于受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影响，甘南这块拥有包括“亚洲第一大湿地”玛曲湿地在内的4048万亩天然草场的美丽草原，却日益受到草场退化、沙化的威胁。
一组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甘南藏族自治州重度退化的草场有1700万亩，轻度退化的草场有500万亩，遭受鼠害的草场面积达487万亩。其中玛曲县90%以上的草场呈现退化趋势，荒漠化面积已达80万亩。甘南州内的水土流失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河流含沙量在成倍增长。
近年来，杜国祯一直在关注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在不同场合高声疾呼：“按照近20年的退化速度，不用10年，甘南州草地乃至青藏高原东部将成为中国第四大沙尘源。”为此，杜国祯直截了当提出了一个概念：甘南就是保护黄河中下游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如果这个“屏障”被破坏了，刘家峡水库每十年就得清淤一次，否则，整个兰州将变成“海滩”。
2009年，杜国祯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针对草地退化、湿地面积萎缩、黄河水源补给量减少等严重的生态问题，成功申请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玛曲)生态修复及保护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经过2年多的持续深入研究，目前该项目已经在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关键技术、退化草地植被修复关键技术、次生裸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转型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并在牧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2011年8月，杜国祯作为首席科学家又成功申请到总经费达2380万元的“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农业部行业专项。这一项目的实施将为深入系统开展青藏高原地区畜牧业研究，发现和解决制约藏区畜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促进藏区畜牧业经济持续增长和农牧民持续增收，为藏区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
踏遍草甸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一位朴实的藏族汉子，一名执着的大学教授，一个永远在行走和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杜国祯把自己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化为种子，撒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甘南草原;杜国祯把自己对草原和家乡的责任化为阳光，照进青稞美酒飘醇香的牧民帐篷。守望草原志更坚，回报桑梓情堪怜。杜国祯的脚下是比草原更辽阔的道路，杜国祯的眼前是比蓝天更高远的追求，他和他的团队还将继续向前，向前。
和甘南草原的永恒约定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杜国祯就出生在美丽的甘南草原上，他的档案里有个追随一生的地名——卓尼。由于多年的交通不便和长时间封建思想的禁锢，这片藏民族聚居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富民政策使得广大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变，也使得杜国祯能够从小受到正规的教育。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虽然家乡的美丽风景给杜国祯的童年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欣喜，但走出草原一直是父辈们对杜国祯的希望。然而，1979年，他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草原——甘南州草原工作站。1992年，杜国祯又在兰州大学顺利取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藏族理学博士。
由于其多年的草原科技推广和教育工作，很多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都希望他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许诺调动其当时尚在甘南的爱人。但是杜国祯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定：我的家在草原，我的根在草原。他毅然留在了大西北，留在了兰州大学，留在了他深爱的甘南草原。
谈及当初做出的这个决定，至今有人替杜国祯惋惜。然而，杜国祯却有他自己的考虑：“从植物生态学来讲，甘南玛曲单位面积的物种数非常丰富，我把它形容成‘北方草地中的热带雨林’。因为植物群种物种最丰富的是热带雨林，但北方草地一般是一平方米只有十几个种，而玛曲一平方米却可以达到60个种;再就是国家目标生态安全问题和当地牧民的生计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认为这一生我的方向是选对了，我的研究区域也选对了，所以我继续还要深入下去，不但我要深入下去，我要我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继续做下去。”
这是一位草原儿女矢志不渝的心愿，也是一名大学教授坚定不移的信念。不善言谈的杜国祯内心其实非常清楚，没有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像他这样穷苦人家的孩子是绝不可能成为乡亲们眼里的大教授的。作为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博士，他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藏区的发展更需要他，家乡和人民需要他。“士虽有学，而行为本”，杜国祯用心灵和眼睛守望这片草原，用行动和忠诚护佑这片草原，大写了一位学者的辉煌人生，践行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无悔誓言。
真正为农牧民办事的科学家
甘南草原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理想的旅游景点，那里天高云淡，绿草如茵，小溪潺潺，牛羊成群，但长期在那里工作就会感受到很多困难：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缺氧、紫外线强烈、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饮食极不方便等等，这些都给科学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
1997年6月，杜国祯带领学生到甘南州玛曲县实习，进牧区时准备了干粮等生活必需品，但当实习工作快要结束时他们却弹尽粮绝，三十多个学生饥寒交迫困在了草原深处。在那里，他们天天喝雪水、烧牛粪、吃菜叶，坚持了整整半个月才脱离困境。
1994年夏天，杜国祯租用了一辆拖拉机作为交通工具，从玛曲县城赶往他们设在野外的观测点，由于草甸基本无路可走，拖拉机不慎翻车，杜国祯和司机都受了重伤昏迷过去，雇用的一位工友却在此次事故中不幸身亡，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杜国祯闻讯黯然泪下。
除了客观环境的压力，还时常遇到科研经费紧张的问题。为此，杜国祯曾多次把自己的工资贴到科研中间，2006年还贷款10万元，全力保障甘南草地科研工作的持续进行。
然而，不管条件如何艰苦，杜国祯和学生一样，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甘南草原上度过，几十年如一日，把改良草地和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结合在一起。虽然家住在兰州，但工作长期在甘南，甘南就是他的家。语言上的相通，使得他有机会和农牧民作更多的交流，和他们探讨甘南草地的恢复问题，也和他们交流民族团结问题，请年长者利用自身的经历教育好年轻人。
1999年到2002年，杜国祯和境外某机构合作，成功改良草地12万亩，扶持贫困户100多户，草地产量比以前提高了50%，牲畜死亡率下降到零，使受益牧户收入大幅度增加。这份功德无量的业绩和贡献，使杜国祯成为甘南草原最受欢迎的人，牧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真正为我们办事的科学家”、“草原上最美丽的格桑梅朵”。
面对当地群众发自内心的称赞，杜国祯却高兴不起来。由于受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双重影响，甘南这块拥有包括“亚洲第一大湿地”玛曲湿地在内的4048万亩天然草场的美丽草原，却日益受到草场退化、沙化的威胁。
一组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甘南藏族自治州重度退化的草场有1700万亩，轻度退化的草场有500万亩，遭受鼠害的草场面积达487万亩。其中玛曲县90%以上的草场呈现退化趋势，荒漠化面积已达80万亩。甘南州内的水土流失面积达1.15万平方公里，河流含沙量在成倍增长。
近年来，杜国祯一直在关注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在不同场合高声疾呼：“按照近20年的退化速度，不用10年，甘南州草地乃至青藏高原东部将成为中国第四大沙尘源。”为此，杜国祯直截了当提出了一个概念：甘南就是保护黄河中下游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如果这个“屏障”被破坏了，刘家峡水库每十年就得清淤一次，否则，整个兰州将变成“海滩”。
2009年，杜国祯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针对草地退化、湿地面积萎缩、黄河水源补给量减少等严重的生态问题，成功申请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玛曲)生态修复及保护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经过2年多的持续深入研究，目前该项目已经在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关键技术、退化草地植被修复关键技术、次生裸地生态治理关键技术、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转型模式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并在牧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推广作用。
2011年8月，杜国祯作为首席科学家又成功申请到总经费达2380万元的“青藏高原社区畜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农业部行业专项。这一项目的实施将为深入系统开展青藏高原地区畜牧业研究，发现和解决制约藏区畜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促进藏区畜牧业经济持续增长和农牧民持续增收，为藏区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示范。
踏遍草甸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一位朴实的藏族汉子，一名执着的大学教授，一个永远在行走和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杜国祯把自己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化为种子，撒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甘南草原;杜国祯把自己对草原和家乡的责任化为阳光，照进青稞美酒飘醇香的牧民帐篷。守望草原志更坚，回报桑梓情堪怜。杜国祯的脚下是比草原更辽阔的道路，杜国祯的眼前是比蓝天更高远的追求，他和他的团队还将继续向前，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