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雨初，著名文化出版人。1976年大学毕业起在西藏的乡、县、地区、自治区工作，曾任那曲地区文化局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现为西藏牦牛博物馆馆长。）

        近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前去参观了拉萨牦牛博物馆，并高度赞扬了馆长吴雨初先生为藏地文化传播做出的突出贡献。吴雨初先生上世纪70年代从内地大学毕业来到西藏，便把生命融入这片高山厚土，38年后的2014年，那些难忘的往事和大半辈子的生命融进了一本叫做《藏北十二年》的书。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听取牦牛博物馆馆长吴雨初（左）的介绍
       《藏北十二年》讲述了吴雨初先生早年间在藏北生活和工作的段子和趣闻，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不同的层面反映了西藏的日常生活。书中百来个小故事，文字干净清澈，简洁有味，不少篇章，能让人想到《世说新语》。书稿包括汉文、英文、藏文三种文字以及插画，由两个家庭、两个民族、两代人，共同完成。

       下面，我们来听听吴雨初先生自己讲述这本书的创作故事：

       吴雨初

       起初只是想亲自编一本藏语教材

        1985年下乡工作组合影，左起第三人为吴雨初。

       我的这本小书——名副其实的小书——引起了一些朋友的关注，首先我要感谢许多陌生的读者。其实，我压根儿没想写什么类似回忆录之类的书。我在北京出版集团当了近十年的老总，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书。有那么多好书，让人高山仰止，读都读不过来，还写什么书啊？另一方面，也有那么多滥书，把宝贵的社会资源变成了垃圾，我又何必再增加一本呢？这本书正如第一则段子所叙，这是我的藏语文教材。我想学藏语，一时找不着合适的教材，就忽发奇想，自己来编教材吧。

       好友的慧眼赏识促成了一桩美事

       吴雨初（左）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赠送有关牦牛的图书和杂志

       那是2014年。我每一两天写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藏北往事，让我女儿翻译成藏文，然后，我跟着她读一遍，录下音来，再自己去学。写到十几个小段子时，当时正在拉萨协助我筹建西藏牦牛博物馆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龙冬看到了，他说这可以成一本书。我大不以为然，根本没想过要出书。写到四五十个小段子时，来西藏出差的北京的藏文化爱好者英方教授看到了，大为惊喜，甚至说这简直是天才之作，嘱咐我一定要出书，而且要翻译成英文，还要配图。他说，我来给你配图，让我女儿来给你翻译英文。整整一个冬天，他们父女俩的业余时间全部费在这件事上。“其中大部分内容在《人民文学》杂志2015年第3期上发表过。还有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十月文化公司的陈明俊都比我本人更看好这些文字，如果不是这样，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藏文翻译央嘎玛，是我的藏文老师，也是我的养女。她父亲次仁拉达是我在藏北时的好朋友，可惜英年早逝。他临终前，我飞到拉萨，他托孤于我。有关我与她父亲的故事，我曾经写过一篇《悲伤西藏》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网上可以搜索到。

       曾经的那些苦如今看来没有白吃

       我刚进藏时，被分配到西藏海拔最高、条件最为艰苦的藏北。那里的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有的地方达到5000多米。地区行署所在地那曲镇，是一个只有万把人的小镇，中间只有一条马路。全地区9个县处，40万平方公里，只有20多万人。我到过藏北几乎所有的地方，领受过风雪、扬沙、严寒和饥饿，但那时只有二十多岁，并没有觉得特别艰苦。高寒缺氧是客观存在，但人际关系非常好，民族关系非常好，不同民族的同事在一起，根本就不分什么民族，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苦中有乐，乐在其中。我后来多次回到过那曲，去年还回去过，现在已经颇具规模的一座城市了，有超市、宾馆、酒吧、歌厅、自由市场，一应俱全，连进城的牧民也人手一部手机，而当时连一家饭馆都没有。我到那曲镇西山的墓地去拜谒逝去的朋友，看着这座新兴的城市，泪流满面。一位藏族老友对我说，你们那时候多么艰苦啊！现在的条件这么好，你们受的苦也值了！如果没有今天的发展，你们那时的苦不是白吃了吗？这话让我很感动。
笔尖的自然流淌生成美妙的文字

       的确，像很多人一样，在青年时代都有过文学梦，我也写过一些关于藏北题材的诗歌、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涌动的文学新潮，也波及到藏北草原。记得当时，在一间土坯屋子里，烧着牛粪火，就着蜡烛光，读到最新的文学作品，感受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到来。因为自己文学天赋不够，也因为命运的阴差阳错，后来离文学越走越远了。这本小书，本不是为创作而创作的，也不是虚构类文学作品，出书完全是一个意外。

　　在藏北那十二年，我从乡到县、再到地区，故事太多了，写一千个小段子也写不完。因为我不是为了写回忆录，而是为了语言学习，所以，只能用最简短的文字，写那些最日常的事。如果写长了，写多了，写复杂了，翻译成藏文就比较难，学习起来就更困难了。这样，我根本没想写什么高大上的东西，想起一则就写一则，那些以往的人和事涌上心头，但我只能挑最简单的写。

　   写一则，就交给女儿翻译一则，第二天早上就到拉萨河边去朗读背诵藏文。尽管我这么努力，藏语文还是没有学好，最多也就是初小程度。学习语言是要天赋的，我没这天赋，只能靠最笨的办法。我再努力也达不到用藏文写作的水平。相反，藏族同胞学习汉语能力很强，掌握汉文水平很高。我认识的一些藏族朋友、特别是藏族诗人和作家，他们用汉语写作，思维方式和语言使用方式很奇怪，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虽然用的是汉文，可我们汉族人却怎么也写不出那种味儿来。
其实那些往事仍在传递并未远去

       不为创作的创作是愉快的。我有幸遇到了那么多善良的人们，至今忘不了那些给我关心、帮助和恩惠的人们。曾经去找过那个把我的双脚暖在怀里的老阿妈，她已经去世。那个骂我其实很喜欢我的书记已经退休多年，还总抱歉地说自己脾气不好。那个教我做酸奶的大姐，前不久还请我到她家做客。我去年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专程到我工作过的嘉黎县麦地卡去看望那里的牧民乡亲……有的往事，自己想起来都好笑，我理发时总想起让我理发的云登啦；我失眠时吃安眠药也会想起那位错把安眠药当感冒药吃的老人。我每写一则小故事交给我女儿翻译时，她总觉得这些故事离她那么遥远而又亲近、那么陌生而又温暖，有时候，她翻译时也不禁笑出声来。那些故事发生时，她父亲也就她现在这么大年龄。

　 我在北京工作时，每年都会回到西藏，来看看这里的朋友，也会在北京接待来自西藏的朋友。有一年，女儿到北京过春节，我们在北京出版集团的春节联欢会上一同用藏语演唱《思念》，让同事们感动不已。可能因为我在西藏工作过的缘故，同事们对西藏题材的书稿也格外关照。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的出版就有这样的背景。这部书出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是藏族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可惜加央西热没有能够亲自拿到获奖证书就与世长辞了。加央写的，的确是西藏最后的驮队，因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汽车进入牧民家庭之后，用牦牛驮运这种古老的劳作方式就消失了，我们为社会的发展而欢欣鼓舞，但我们需要保存这种文化记忆。加央的这本书，现在作为西藏牦牛博物馆的藏品展出。

       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西藏旅游、经商、工作、飘泊和生活，对于西藏的认识也更为多元。撇开那些故意“神秘化”和“妖魔化”不说，我们每个人对于西藏，都有自己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审美角度。我的《藏北十二年》也只是其中一个角度。我没有选择宏大叙事，也没有选择离奇虚构，我只是为了语言学习，写了一串小故事，如果说还有一些价值的话，那就是它是真实的，是我亲力亲为亲闻亲见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