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哇才让，是我共事近20年的同事，也是我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翻译骨干研修班、国家民委中青年英才上海复旦大学研修班两期在职培训时的同学。他性格开朗，他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声笑语，他有一种看不见的正能量，他周围的人，向来是和谐的，凝聚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可以说彼此相当了解。但是，这篇访谈下来，我对他又有了更多新的认识……那就是他对汉藏翻译的深度认识和热爱，通过这份热爱散发出来的理性和诗意的光亮……
哈森：您曾打趣自己是个放羊娃，这与您是求学路上的“学霸”，职场上的“英才”身份，给人一种今非昔比的感觉。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成长经历？
达哇才让：您过奖了，“学霸”、“英才”不敢当，但放羊娃不是打趣，是我10岁以前的生活写照。记得我母亲说过：“一百来只羊滚滚而下，不偏不倚走路中，迎面走来的人就奇怪，这群没主儿的羊咋这么听话？等羊群过去了才看到羊群后边身高不及羊身的我在吆喝着。”您知道，放羊最难熬的还是寂寞，经常一天下来除了羊群和鸟儿外，基本见不到什么。但这样的时间久了也就慢慢学会了如何打发时间：跟小羊羔顶头玩，骑种羊奔跑，有时候还跟小鸟玩。直到10岁以前，我的全部生活就两件事，即放羊和跟同村小孩玩耍。10岁那年，我父亲突然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家中所有的羊，然后对我说：“你们兄弟5个除了你都在上学，如果不让你上学，等你长大了你会恨我的。”虽然，当时我还比较小，但多少认识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父亲的语气，还有母亲的眼神。父亲的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农村的儿童一般7岁上学，而我足足晚了三四年，是靠在后来上学过程中不断跳级才追回来的。
我出生在青海省黄南州尖扎县的一个普通小村子，小学在乡里，要步行两个多小时、经过三四个村子才能到学校。天还没亮，带着中午的干粮和小伙伴一起步行到学校。夏天学校不提供饮用水，我们只能到河边喝河沟水就干馍馍。放学天已经黑了，乡间小路两边的树茂密且幽深，成为归途中孩子们的童年梦魇。路过村庄时又要担心被狗咬、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回到家在煤油灯边写作业，眉毛或头发被火燎着是常发生的事儿。当时纸张也很宝贵，做练习都用铁丝在地上做，写断了不少铁丝。直到我上大学时，母亲还保存着那些铁丝，说是以后给我的孩子讲，但后来的几次搬家中不知去向了，母亲还为此耿耿于怀。
关于童年与少年，有三件事情记忆比较深刻：一是因为入学时年龄太大，被一些同学取笑为“孩子爸爸”，这些刺激的话语却成为我激励向上的动力，更加刻苦学习、不停地跳级；二是199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田里干活时，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三是总觉得自己与“2”这个数字特别有缘：小升初考试中取得了全县第二名的成绩；初升高考试中取得了全州民考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州民族高中；高二参加高考时又考取了全省民考民第二名的成绩，被西北民族大学录取（当时西北民族学院）。
成为大学生后，年龄不再是我的问题了，但学习我仍然很刻苦，持续着农村小孩特有的本色。大学四年的付出也有了丰硕的回报，我基本把学校所有的奖项都拿了一遍：连续几年的民大“优秀三好学生”，以及民大“优秀团员标兵”、“才旦夏茸奖学金”、“院长特别奖”和“甘肃省优秀团员”、“甘肃省新长征突击手”等。所有这些荣誉中“院长特别奖”分量最重，“院长特别奖”的参选者要求大学四年全部学科平均成绩必须达到90分以上，才有资格上报参加评选，当时西北民族大学已建校47年，在我之前，还从未有藏族学生荣获过此殊荣。不仅如此，大学四年，我还始终担任着班长，后来还担任了藏语系（现藏学院）学生会主席一职。
1997年6月下旬，随着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我来到了北京，进入了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藏语文翻译室，同时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北京对于我而言，是神圣而遥远的。1997年以前，我从没有想过自己能到北京来工作，这可视为“知识改变命运”吧。
哈森：在职业生涯中，您曾被借调到国家民委人事司、办公厅，甚至被派往武陵山区任过县委常委、副县长，可以说相比其他翻译人员，您有很多机会离开相对清苦的翻译工作，是什么促使您回归民族语文翻译岗位，坚守民族语文翻译岗位？请谈一谈对翻译这个职业的认识和感触。
达哇才让：是的，相比很多翻译人员，除了翻译工作，我有幸经历了不同性质的行政管理工作：先后在翻译局人事处干部科任科长，借调国家民委人事司劳资处工作，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借调国家民委办公厅担任副部长秘书等。回想起来，这些借调和挂职的经历都非常锻炼人，使我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拓宽了视野，提高了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确实令我成长了不少。但是，翻译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一旦我们离开了它，就无法生存。这充分说明了翻译的价值。关于对翻译的认识，我很欣赏著名翻译家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会与碰撞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他还说：“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和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一种语言活动，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的一种创造性语言活动，是沟通各国各民族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重要手段。曾经我写过一篇文章，通过梳理藏族翻译史，简单阐明了翻译在藏族文化继承和传播中所占的地位，可视为我对藏族翻译的认识。
纵观2000多年的藏族翻译史，先后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早期的苯教经典翻译为主线，象雄文与藏文翻译为主的翻译实践阶段；吐蕃时期的佛经翻译为主线，梵文与藏文翻译为主，汉藏翻译为辅的翻译实践阶段；解放后的公文翻译先行，其他学科翻译同时发展的翻译实践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吸收其它民族先进文化，发展、完善本民族文化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一根本目标驱动下，藏族先辈们为苯教、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弘扬，为藏民族独特文化的形成，尤其为藏族翻译事业的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翻译，藏族本土文化就只能在青藏高原这一地域固步自封，因缺乏借鉴、联系、活力、提升而艰难前行。正是通过大规模的翻译和借鉴，藏族文化才有机会使自己扩大精神视野、丰富知识宝库、更新价值观念、增强创造激情、提高文化水平，将藏民族文化铸成一个独特而生机勃勃的实体。
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在这样宽松、和谐的大环境下，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四省藏区陆续制定了藏语言文字政策，为藏语文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使我国广大藏区的藏语文翻译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新时期的翻译，在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藏语文工作中的重要位置越来越凸显，无论是在向藏区广大干部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还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扩大对外交流，繁荣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促进藏区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将来，藏语文翻译工作为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我深信不疑。
哈森：您所提议并执行的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和寺院山川名搜集整理项目于2015年结项，出版了《甘青川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汉藏对照》、《甘青川滇四省藏区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填补了汉藏翻译领域的“空白”。是什么触动您做此项工作？实施过程遇到哪些困难，您又是怎样组织完成的？这两本辞书问世后的社会反响如何？
达哇才让：产生这个想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兼同事在一起闲聊，不经意中聊起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比较全面、规范的地名词典，每次遇到地名问题时，需要到处去电求证，这实属一个无奈的现实。于是，我牵头把最初的想法逐渐形成文字，经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领导报批后，2010年至2015年间组织实施完成。
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地域广阔、地名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是中华民族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有些省、自治区专门成立了地名办公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搜集、整理本辖区的行政自然村名及其他地理实体、场所的名称，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由于缺乏顶层设计、认识不到位、统一规范工作不力、基础工作薄弱、机构队伍建设乏力等诸多原因，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果与实际工作需要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就是我们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原因。
这个项目是项目组所有成员和地方相关部门以及专家们经过4年多的努力，才顺利完成。首先，针对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的行政自然村名及寺院山川名称规范化现状及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查阅州县志及其它各类地方志、咨询当地编译部门、实地调查等方法，搜集整理了四省藏区10个自治州、2个市、70多个县的行政自然村名近2万条、寺院山川名7千余条，继而完成了录入、编序、校对、审定等工作。其次，广泛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增强汉藏地名翻译文本的规范性、可行性和权威性。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召开专家会、书面征询等形式，先后听取了约150名专家的意见。其中，2012年在北京召开了《青川甘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汉藏对照》和《青川甘滇四省藏区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征求意见稿）专家会；2013年开始，又把征求意见稿分发到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涉及到藏语文翻译的有关部门，进一步征求了修改意见。经过一年多的时间，顺利收回了绝大多数征求意见稿，并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认真加以修改。2014年，最终形成了《青川甘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汉藏对照》、《青川甘滇四省藏区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两个文本，于同年年底正式出版发行。
这两本书的出版，对提高藏语地名翻译的准确性和统一规范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关专家指出，这项工作，基础扎实、科学严谨、社会意义重大，填补了汉藏翻译领域的一项“空白”。国家民委领导对此专门作了批示说：“规范地名翻译，既是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建设之必须，也是文化建设之大事。青、川、甘、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两书的出版，给国内外学者和有关急需领域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存，有利于推进相关领域事业发展、内外交流，树立了中国学界、翻译界的形象。值得祝贺。”充分肯定了这两本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新华网和国家民委官方网站、公共微信平台、中国民族报等国家民委系统媒体以及藏区所有有影响的媒体均进行了报道，社会反响非常好。目前，这两本书已脱销，市场上基本买不到。
另外，这两本书问世后，相关部门和专家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期望，建议由我们项目组继续搜集整理西藏自治区的行政自然村名和寺院山川名。大家认为，如果在《青川甘滇四省藏区行政自然村名汉藏对照》和《青川甘滇四省藏区寺院山川名汉藏对照》试用完善的基础上，连同西藏自治区的行政自然村名和寺院山川名一起出版，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将对汉藏地名整理规范工作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根据这个建议形成的报告，已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领导批准，项目组现已完成了西藏自治区行政自然村和寺院山川名的搜集整理工作，争取2017年年初与广大读者见面。
哈森：作为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藏语文翻译室主任，您多次组织或参加全国性少数民族翻译学术会议，了解和掌握我国少数民族翻译现状的机遇比较多，您如何评价新时期的汉藏翻译形势？
达哇才让：这个题目有点大，我从个人的认识和感受来回答吧。新时期的汉藏翻译形势我个人有个不太成熟的判断，即现在是我国历史以来汉藏翻译事业最好、最辉煌的时期。这个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认识：
1、法律、政策的保障方面。我国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发展方面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二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是我国对民族语文方面的基本主张，有了根本法和基本的保障，标志着民族语文和民族语文翻译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阶段。面对我国基本民族国情，建国后，在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概括起来，主要在3个方面：1.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和改革文字。从50年代开始，在大规模调研的基础上，为少数民族创制15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改进和改革近10种文字。2.保障民族语文使用和发展权利方面出台行政政策、进行法制建设。为了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的自由，中央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行政、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的使用上都作了明确的规定。3.培养民族语文人才及鼓励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方面制定了许多规定。国家从法律和政策的高度有力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的自由，各民族自治地区积极制定相应的自治条例为民族语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文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当然，对汉藏翻译事业亦如此。
2、翻译机构和队伍方面。从中央层面来讲，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先后成立了中央民族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前身）和中央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民族语文翻译出版局（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前身），前者的主要职责是编译出版政治理论书刊；后者的主要职责为翻译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央重要文献、进行全国党代会及“两会”等重要会议的文件翻译和同声传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是我国唯一的中央层面建立的民族语文翻译机构，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机构的国家。从地方层面来讲（以西藏和青海为例），目前，西藏自治区及区直属各地（市）成立了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县级机构成立了领导小组。西藏自治区有自治区编译局、西藏电视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西藏日报社、自治区教材编译局等；自治区四大班子办公厅、各地（市）设立了县级编译局（室）；各县设立了编译科（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西藏从事各类翻译工作人员近1000名，其中高级翻译人员50多名，中级翻译人员148名，助理翻译人员113名。青海省一级比较大的翻译机构有省政府翻译室、青海民族出版社、青海藏文报社、青海电视台藏语部、青海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频率、青海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青海民族教材编译处等。六个自治州均设有藏语翻译处室，其所属县除个别以外都设有翻译科室。目前，青海省翻译专业人员约有400多名。这样真正形成中央、省区、州、县四级民族语文机构，有力保障了汉藏翻译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社会各领域的使用和发展。此外，还有一个教材规范协会和三个术语规范委员会：即藏文“五协”，全国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新词术语藏语文工作规范委员会，青海省藏语术语规范委员会。
3、翻译内容和成果方面。藏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有着悠久的翻译史。无论是早期的苯教经典翻译时期，还是吐蕃时的佛经翻译时期，均视为藏族翻译发达时期。但与新时期相比，早期的藏族翻译局限于某个领域的翻译，而不是各个领域的学科间的翻译。建国以后，法律翻译作为汉藏翻译的开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由国家机构、民间组织、个人等三股力量同时推动藏族翻译事业。国家机构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为首，翻译出版了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领袖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刘少奇选集》、《周恩来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选集》等；历届党代会文件及汇编本，历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文件及汇编本，《中华共和国法律汇编》等全国性法律法规和各种重要文件。地方翻译机构也为地方公文、新闻、农牧、法规等方面的翻译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这个时期，藏族其他学科的翻译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文学翻译为例，藏族文学翻译开始着眼于中外近、现代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了包括《水浒传》全套，《红楼梦》（前30回），《三国演义》（前30回）等古典文学和毛泽东诗词集、天安门诗抄等当代诗作。80年代后，《西藏文艺》发表了不少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作品；青海《章恰尔》刊物曾设专栏发表诗歌翻译作品；《山南文艺》等其它刊物也可以看到国内外优秀文学翻译作品。各地民族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大量文学翻译作品，对藏族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现如今的翻译内容更是涉猎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西藏自治区一年的汉藏翻译量达到5000万字，青海的汉藏翻译量达到2000多万字，我们单位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一年的汉藏翻译量也达到了300万字左右。这样全方位、各领域的汉藏翻译事业同步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基于以上三点，我大胆地说，现在是汉藏翻译事业最好、最辉煌的时期，不知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哈森：您是一名职业翻译，也是一名编外高校教授，您在业余时间翻译了不少工作任务之外的书籍。前不久您的一译作《新时期民族文化的思考》出版发行，作为丹珠昂奔副主任的前任秘书兼该书译者，能否给我们解读该文本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达哇才让：从事翻译工作近20年了，说我是一名职业翻译，应该没有问题。但称我是一名高校教授，还真不敢当。由于职业特殊，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和文传学院聘请我为本科生讲了两年的汉藏翻译理论与实践是真的。相比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正如您所说，近几年做了一些事：出版了个人专著1本、译著5本，与他人合作翻译的译著5本，与他人合著汉藏翻译教材1本，主编出版2本，责任翻译出版近10本；国家核心期刊及其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9篇（含汉藏双语），并先后在相关期刊发表了近300篇翻译作品。您提到的《新时期民族文化的思考》是于2015年6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3年5月，丹珠昂奔老师在中国民族报头版发表了题为《确立“三个自信”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文章。这篇文章是中央提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三个自信”为依据，紧扣马恩的民族理论和我国的民族国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自信，党创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党和国家民族政策自信的“三个自信”。这篇理论性文章的社会反响非常好，于是我把它译成藏文刊登在《中国藏学》。不久，很多藏族同胞尤其地方藏族领导直接或间接地表示，这个译文有利于在藏区传播马恩的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并希望我把丹珠昂奔老师对民族文化及政策方面的论述整理后翻译成藏文，这样更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原本就有这样的想法，再加上大家的这种期望，这件事很快就尘埃落定了。
至于该书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我想我们一起欣赏书中丹珠昂奔老师对民族、民族语文、民族语文政策方面的一些基本判断和观点，大家自然会有自己的评价。丹珠昂奔老师认为，我们国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发展的基本观点，民族产生存在的基础是私有制，私有制不消灭，民族就会长期存在；公有制是民族融合的基础，民族融合是民族消亡的必然途径；民族消亡是自行完成的，而不是人为的。马、恩所说的民族的消亡并不是讲民族是同时消亡的，这种消亡应该是沿着由多而少的轨迹在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以事物发展终极的结论来总结当今存在并发展着的事物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当然也行不通。他还认为，准确判断我国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非常重要。经济的发展阶段与民族的发展阶段大体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不能在谈到经济和社会问题时，承认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谈到民族问题时，却不敢谈生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方位问题。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贯的理论品格，即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系统性、一致性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新时期的民族语言文字方面，丹珠昂奔老师认为五个层面需要我们引起重视和着手解决：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关于语言问题的基本观点，以明确理论指导思想；二是把握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明确语言发展的基本趋势；三是准确判断语言现状，增强现实针对性，以协调社会关系；四是提高认识，以正确使用和发展民族语言；五是解决途径和方法，以明确使用、发展的关键环节和理念。在语言的发展方向方面，他提出了两个认识和一个策略。即：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民族发展的规律、语言发展的规律等语言三规律；对自身语言发展方位的认识，民族的历史方位决定着民族语言的历史方位；采取合乎实际的工作策略。
民族语文政策是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具体体现，它直接影响着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民族语文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语文政策法规保障少数民族法定的语言文字权力，进而推动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丹珠昂奔老师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文字平等原则，尊重和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是我国民族语文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他把民族语文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1.民族语文对维护边疆稳定和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2.民族语文对协调民族关系具有特殊的润滑作用；3.民族语文对发展民族教育具有重要作用；4.民族语文对传承民族文化具有直接的基础作用；5.民族语文对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具有有效的指导作用；6.民族语文对夺取人权斗争具有突出的作用。
丹珠昂奔老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观，结合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解读，根据我国民族国情，在民族、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文政策领域提出的有些观点，具有创造性和开创性。对现阶段的民族文化、民族语文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我翻译这本书的目所在。
另外，2015年年底，丹珠昂奔老师又出版了《民族工作方法论》一本，我把它作为《新时期民族文化的思考》的姊妹篇，经作者同意，书名改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思考》已翻译完成，近期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望届时广大同仁批评指正。
最后，对您的采访再次表示感谢！
哈森：译者是文本的深度阅读者，这话真是没错。感谢您对《新时期民族文化的思考》做了如此详尽的解读，也期待它的姊妹篇《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思考》藏文版本尽早与读者见面，相信通过你的翻译，向雪域高原送去更多真理的光芒。
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期待您更多佳讯。扎西德勒！
2016年5月9日 北京海淀
作者简介
哈森、蒙古族、女、70后、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应邀诗人。
译著有《巴•拉哈巴苏荣诗选》、《满巴扎仓》、《蒙古国文学经典•诗歌卷》、《多兰诗选》，著作有《通往巴别塔的路上》、《风的印记》等。《人民文学》、《世界文学》、《诗刊》、《民族文学》、《花的原野》等大型期刊上发表文学翻译作品、汉蒙原创诗歌与文艺评论300余万字。
曾获两次“朵日纳”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
（本文转载自《通往巴别塔的路上 — 中国少数民族翻译家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