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曲家必须集中精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为国家和民族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让当代艺术得到发展。”

　　时光倒流45年，觉嘎还只是西藏当雄草原上的一名放牛娃，音乐启蒙就是唱传统的牧歌、跳传统的果谐，当时的小学还没有开设专门的音乐课。　　

　　如今，53岁的觉嘎已成为中国首位作曲专业博士后，也是中国第一位藏族音乐学硕士和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迄今入选“全国百篇优博”的唯一一篇作曲学科的论文。现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任教的觉嘎，不仅在西藏开创了“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还通过不断的教学与创作，为交响乐这一音乐体裁增添了浓郁的青藏高原特色。　

　　“学习音乐的人很多，但把音乐作为职业坚持下去的人却不多，天分不是主要原因，关键是坚持，坚守与音乐结下的缘分，才能创就真正的优势。”觉嘎说。　　

        “我肯定在学校里教书”　　

　　1995年觉嘎从四川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他给自己制定的职业规划让身边人大吃了一惊。他没有留在高校，而是到了西藏艺术学校一所中专任教。那一年，他坐着大巴车到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忙了数周，招了6个初中毕业的作曲专业学生，学制6年，作曲、和声、曲式、对位、配器等课程都由他一人教授。　　

　　觉嘎说，作曲专业的学生一般都招得很少，这是由学科规律决定的。因为老师需要一对一教导，而且需要按照培养方案一步步落实。20多年前招生时还做不到理论考试，主要是考查学生对音乐的敏感度、逻辑思维以及分析判断能力，确实有很多困难和挑战。　　

　　就连“作曲”这件事在西藏也是后来才有的。当今五线谱已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音乐教育体制中采用的记谱系统。但此前，西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主要采用一些类似口诀的方式导引音乐实践，如阿吉拉姆戏剧艺术表演中的鼓钹念诀等。到了20世纪初以后，拉萨“囊玛吉度”行会的艺人在表演“堆谐”和“囊玛”歌舞音乐时也有使用工尺谱的经历，但影响不大，而西藏宗教音乐和宫廷音乐，虽然有传统的记谱方式，但都没有五线谱那么完善，不具有超越特定文化范畴的通用性。　　

　　系统学习了音乐创作理论之后，觉嘎觉得西藏的音乐要走向世界，关键还是要加强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毕生投入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要有长远的规划，所以我觉得自己肯定是选择教书。”觉嘎说。　　

　　“如果我到文艺团体，有很多应急的任务需要完成，就很难静下心来搞教学。我有个深刻的感受，一个作曲家必须集中精力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为国家和民族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让传统文化得到传承、让当代艺术得到发展”，他说。　　

　　四川音乐学院教授邹向平坦言，觉嘎的坚持令他非常吃惊。“过去几十年，他锲而不舍坚持学习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曾经当过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后来辞掉了行政职务，专守教学阵地。为了藏族音乐事业所展现出的敬业和诚恳，很令人佩服。”邹向平说。　　

　　记者了解到，觉嘎最早招收的6名学生中，有4名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这座艺校后来也被并入西藏大学。觉嘎先后到上海音乐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到中央音乐学院做博士后，出站后回西藏大学任教。迄今，他已培养了5届本科生和7届硕士生。这些毕业的学生已经成为西藏音乐创作领域的中坚力量，而西藏大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也已形成一支合理的师资队伍，学科发展具备了良好基础。　　

　　“未来发展的关键还在于人才培养质量、创作成果以及老师的学术成果。”觉嘎说。　　

        深耕藏音乐　　

　　201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觉嘎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这是近年来西藏高校系统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始终坚守教学第一线的觉嘎，不仅探索教育创新，不断推出新课程，还指导学生申报“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等实践项目，指导并鼓励学生创业发展。他先后承担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等，荣获“西藏自治区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荣誉称号。　　

　　“我本该一个人在牧区放牧，最后从事音乐教育，这是一个机缘，除了国家的培养以及自己从不放弃外，一路走来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我的个人专场音乐会就是我对社会的回报，希望以此来向世界呈现当代西藏艺术音乐教育的崭新风采。”觉嘎说。　　

　　2016年10月29日，觉嘎的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开藏族作曲家之先河。为这场音乐会执棒的著名指挥家谭利华认为，觉嘎是用交响乐的思维在创作，他的作品很有深度，始终贯穿着藏文化的精髓。　　

　　邹向平把这个音乐会称为一个“文化事件”，“从一名放羊娃成长为获得作曲专业最高学位的学者，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我听了整场音乐会，透过这个音乐会能感受到西藏艺术音乐的学科建设水平。”邹向平说。　　

　　在这场音乐会上，觉嘎有四部作品与观众见面，包括受藏传佛教寺院《奢摩他》壁画启发创作的管弦乐协奏曲《净界》，这部作品采用管弦乐协奏的形式，通过音乐语言，编织了通达心智净界的音响图景；而另一部作品《集廓》则透过管弦鸣集的声响创作出一座“音乐坛城”，在启迪心智的同时也能让听众感受其间的超然意趣。　　

　　邹向平认为，觉嘎30年创作的这四部作品都属于中、大型交响性作品，很有藏文化特质，呈现了藏族文化本身的音乐风韵，同时又有很深的哲理意义，作品体现出西藏文化与现代音乐融合的品质。　　

　　2016年12月份，觉嘎的另一部室内乐作品还在波兰演出。虽然不能到现场聆听，觉嘎却对演出非常自信。　　

　　他说：“虽然艺术音乐起始于欧洲，但假如我在这收到一个从美国寄来的作品，我一点都不会奇怪；同样，波兰的听众听到在青藏高原上创作的交响乐也不会奇怪，因为大家运用的都是艺术音乐创作通用的语言，同时作品又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这就是对艺术多样性的弘扬！”　　

　　迄今为止，觉嘎的作品已先后在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北美、欧洲等地演出。　　

        藏在工作室里的梦　　

　　除了偶尔跟家人团聚，觉嘎把时间都给了音乐，他在西藏大学那间30多平米的工作室见证了他的过往。　　

　　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架钢琴、一对音响、塞满了几个书架的图书和影音资料、旧货摊上淘来的几把藤沙发是他工作室的“标配”。　　

　　这里是一个开放的课堂，除了给研究生上课，学生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到访，与老师围坐喝茶、交流。　　

　　“这几把藤沙发、电脑、音响都比较重要，因为直接跟教学相关，还有那张桌子也很重要，最近创作的几部作品的总谱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觉嘎说。　　

　　3年前，一位毕业生为觉嘎老师送来现在的雅马哈音响，因为他实在看不下去老师手里那个用了十多年、早已破旧不堪的电脑音箱。　　

　　觉嘎自己却不以为然，“小音箱带着方便，再说有时插上耳机听也很方便，还不会干扰别人”。　　

　　1994年，还在四川音乐学院读研究生时，觉嘎的作品《无题》荣获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第三届征曲比赛第二名，他用12000多元的奖金很奢侈地买了一台组装电脑，配备了一个小音箱。“搞研究要查阅资料，发邮件便于沟通，所以就想着要有个电脑多好，虽然那时候钱不好挣，但也一点都没犹豫就买了台电脑。”觉嘎说。　　

　　很多人觉得要搞音乐创作，有个趁手的乐器很重要，觉嘎却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作曲者的内心对音乐的感知力、对管弦乐的把控力。　　

　　“创作大型交响乐作品，不能全部在乐器上验证，关键是要培养敏锐的内心听觉。”多年来，觉嘎所有作品的乐谱都是用手书写。　　

　　40多年的求学和教学经验让觉嘎深深感到，音乐创作不只涉及时间坐标，还有空间坐标。他刻意为工作室的墙上留白，以便随时能在上课时挂上各种地图。他说，如果音乐专业的学生对地理知识没有清晰度，他们对音乐和人文历史的回顾就会变得模糊不清，挂上地图就使学生有了感性认识，便于学生从全球的维度开拓自己的视野。　　

　　觉嘎说，他的梦想就是把西方作曲的技法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通过教学研究和创作，用根植于雪域高原的西藏文化来丰富当代艺术音乐，留下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为后来人的发展打下基础。　　

　　与流行音乐相比，交响乐一场演出往往要调动上百人，演出成本非常高昂，这意味着，艺术音乐创作者是孤独的，可是觉嘎依然愿意为此倾尽毕生之力。　　

　　在他眼里，艺术音乐和哲学是最契合的两个领域。“研究哲学的人，从事的就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没有理论的指引，实践难以达到应有的高度，就像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代表着瑞士和奥地利在哲学领域的软实力，西藏艺术音乐的发展也必定折射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为了让更多人能聆听到西藏特色的交响作品，觉嘎把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的奖金再一次献给了音乐：在北京举办的那场个人交响乐作品专场音乐会耗资巨大，让他的作品从总谱变成音响，更多听众有了接触交响音乐的契机。　　

　　觉嘎交响乐作品在音乐叙事上极具张力，这种创作风格得益于他野外采风的“爱好”：　　

　　带着学生早上7点出发，一路上可能听不到多少歌声，甚至连电话信号都没有，但是挑战荒野，与雪山、湖泊、藏野驴、藏羚羊一起走过的历程会让人打开心胸，让创品更具张力，让气息更加悠长宽广，从而赋予音乐无限的生命力。　　

　　不过，觉嘎最大的爱好还是教书。每当对学生的提问有了新的思索和领悟，他就非常兴奋。“那个时候，就真想立刻冲进课堂，与学生们分享。年轻人的发展需要坐标，需要一个承前启后的链条来激励他们，我只想把自己的所学所知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