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加，四川乡城籍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从四川省藏文学校到青海师范大学藏、汉、英三语专业，再到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郎加的“学历”都和多语种文字有关，丰富扎实的“学历”，为他日后的语言文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多年的多语种创作过程中，郞加先后完成《泰戈尔诗集》藏译，《永别了，武器》藏译，《雪山赤子毕世祥》藏译，《邓小平的民族情》藏译，藏文小说《游子笔记》、《嘉纳嘛呢》等创作；编写了汉语版《藏戏故事》和藏语版《藏族当代民间故事集》。同时，他还在《民族文学》、《四川文学》、《白唇鹿》、《青海法制报》等刊物上发表藏、汉小说、散文、诗歌等若干。
立志做一名语言交流使者
无论是在懵懂的孩童时期，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少年时期，直到而立之年，郎加对语言的痴迷更加浓烈。
郎加因为语言环境的缘故，自小不会说汉语，闹过不少笑话，这些笑话反而激发了他对汉语的好奇，于是他经常通过翻译藏语去学汉语；上初中时，他经常在藏文书籍里看到几句标写梵文读音的咒语，紧跟着的是这句话的藏文译文，这简单的几句藏梵对照文字让他开始了对翻译的思考。于是，他经常向老师请教关于梵藏翻译知识；当时很多老乡到县城办事都会带能说藏汉双语的翻译，而郎加经常随同前往当翻译。“这并不是一个美差事，因为你要准确把双方的意思表达清楚，而不是适得其反，这就需要译者要精通藏汉双语。”多年以后，郞加回忆当年的经历，对藏汉双语翻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98年，郎加在四川省藏文学校学习期间，他学习翻译基本理论。“我对照看了很多次藏汉文版《佛子行》，也学习了咒文拼读梵文的书，虽然当时的理论学习停留在直译、音译、意译或者信、达、雅等的基本理解上，但对我的翻译实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郎加告诉记者。
2002年，郎加考入青海师范大学藏汉英专业，他读了很多翻译理论书，深入学习翻译中的功能对等转换并做了具体实践，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泰戈尔诗集》翻译手稿交给老师。老师不仅鼓励他，还把手稿念给自己的孩子听，并指出了不足。“这是我的第一部习作，因为是国外名著，要翻译成藏文，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老师鼓励我、激励我，因为在藏汉、英藏等文字翻译工作中，人才还比较稀缺，对于传播人类优秀文化，文字翻译工作者功不可没。”
大学毕业后，郎加顺利考入公安部门，在出入境窗口工作，这是一个涉外部门，让他有不少机会进行藏汉英三语的实践，这些实践让他进一步体会到了不同语言交流的魅力，为让自己的文字功底更加扎实，在公安部门工作期间，郎加还报考了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研究生，并在2017年硕士研究生毕业。
用藏文再现世界名著经典
《永别了，武器》是美国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描述青年弗瑞德里克·亨利与护士凯瑟琳的爱情，揭示了战争的荒唐和残酷，反映了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战争对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毁灭。2006年，郎加开始用藏文翻译《永别了，武器》，2016年9月，《永别了，武器》藏译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17年作品获得“甘孜州第二届文学艺术奖”。
谈到翻译《永别了，武器》的初衷，郎加滔滔不绝：“刚接触小说，我就彻底爱上了它，读完小说后，里面的故事情节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些情节每出现一次，我内心的感动，震撼就会愈加强烈；突然有天，我觉得应该把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分享给本民族的读者，并且是用自己的母语去‘再创作这部作品，当时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母语文学中虽然很多，但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对较少；藏语读者如果能用母语欣赏这部作品，有助于他们更深入的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收获，对我来说也是件很有趣的事，于是我决定用藏文来翻译这部作品。”
2006年，郎加着手作品翻译，然而创作的道路却非一帆风顺。不同语言理解与表达的矛盾是郎加遇到的首要难题，“我用英语去读作品时，能够充分体会到里面每个故事，每句话要表达的情感，那时经常把自己感动得忘了时间，但当我用藏语翻译的时候，却始终不能将那种感动之情完整的表述出来。”回想起当初翻译的坎坷，郎加记忆犹新。
翻译工作者是不同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一旦“桥梁”出问题，沟通必将有瑕疵，郎加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不仅反复品读《永别了，武器》英文原著，还找来多个版本的汉译对照读，每读一句用藏语翻译一句，稍有模糊的地方，他就把原文的句子、词性拆开，理解他们的功能作用，然后重组，再用“三语”反复读，终于经过无数个日夜、无数次的修改后，他用藏语译文能完整表达出所理解的情感。
《永别了，武器》原著所用语句多为短句，而当时大部分藏语读者偏爱拥有生动丰富语句的作品，这让郎加非常纠结。“如果不按原著语句进行翻译，就失去了真实性，更辜负了我对原著的热爱，那样也没必要进行这项工作；但我又害怕用简短精确语句翻译出来的作品，没有母语读者去欣赏。”郎加说，虽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但与他对作品的热爱相比，他仍义无反顾的选择按原文最真实的内容进行翻译。
《永别了，武器》藏译出版后，郎加立马收获了一大批粉丝。“作品本身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经藏语翻译后，用本民族语言去欣赏作品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关键作者既尊重了原著，并且具有极高的翻译水平，成功实现了不同语言、相同主题的再现。”高校教师吞智这样评价道。去年年底，吞智推荐他的侄女品读这部译作，看完小说后，吞智侄女感叹道：“用母语读《永别了，武器》，感觉更亲切，虽然描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但读完后，仿佛故事就发生在我眼前，翻译者充分尊重了原著简洁易懂的用词标准，这很了不起，我能用母语读到这优秀的作品，全靠翻译者的辛勤努力，非常感谢他。”
让读者感知文化的魅力
“用不同语言去创作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将尽心尽力，创作出藏民族喜闻乐见的作品。”郎加说，在他看来，将原本词语结构打碎，将其分类，再用另一种语言重组再现的过程就是一种艺术，自己能参与这个过程，就是享受艺术，体验艺术的宝贵机会；同时，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思想的理解与交流，从而达到不同文化的认同、理解等都是翻译本身的魅力，在这种魅力下，付出自己的辛勤换来的满足感就是最大的幸福。
“翻译工作对脑力体力的要求较高，总体工作强度较大，还会影响正常的生活，例如，工作中对词语的选用太讲究、准确度追求过于精确，平时与别人聊天时也要求自己语言表达完美、精确，于是产生了很多尴尬；但所有的难题都不能阻碍我对翻译工作的热爱与坚持。”郎加说。
“《永别了，武器》藏译，能够获得‘第二届甘孜州文学奖’，这不仅是对我翻译工作的鼓励，更是对广大翻译工作者的认可和支持。如果将翻译工作比作果树，社会对它的理解与支持就是肥料，肥料的贫瘠或肥沃直接决定了结出果实的好坏。我将继续努力，竭尽全力当好母语文学和他语文学的纽带。”郎加说。
目前，郎加正在写一部关于普通藏族老百姓如何迎接新时代，以及新时代下他们如何生活及其相应变化的汉语短篇小说集，截至目前，他已完成了十多篇创作。关于下一步打算，郎加向记者介绍：“写完这部短篇小说集后，我想写一部汉语长篇小说，之后，我将继续进行藏汉双语的创作，小说与诗歌将是我创作的主攻方向，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更多读者体会到语言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