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平措汪杰同志

       “平生风义兼师友”，葛然朗巴·平措汪杰（以下简称平汪）是中共巴塘地下党的创始人（书记）、著名的革命家、哲学家、民族问题理论家、全国人大民委顾问、全国人大民委原副主任委员。平汪于藏历十七绕迥木马年正月三十日（公元2014年3月30日）上午七时，在首都北京逝世，享年93岁。哀乐低回，盖棺论定，党和人大给了他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藏族人民的好儿子”的评价。

       一

       平汪于藏历十五绕迥金鸡年十月，公元1921年12月出生在四川甘孜州巴塘县。13岁时，他随舅舅去南京就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9年，平汪与同学根秋扎西、昂旺格桑、西绕、马甲邓珠等人，在蒙藏学校秘密建立“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平汪等人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叶剑英同志，汇报“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活动，表示想去革命圣地延安。叶剑英同志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边区，延安难以到达，还是应当回藏区开展革命工作。最后一次会见时，叶给平汪等人发了活动经费；平汪自重庆返回后先赴拉萨建立“高原共产主义运动小组”，宣传革命理论和民族政策。1946年他同恭布次仁（海正涛）等多名藏族青年，在今云南德钦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此举被暴露而失败。恭布次仁牺牲，平汪脱险后再到拉萨以教师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平汪涉嫌“共产党秘密人员”，被西藏噶厦政府驱逐，从拉萨经印度回云南，与滇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重新入党。

       1949年平汪回到故乡巴塘，建立中共康藏边地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巴塘地下党），担任书记。平汪在巴塘先后培养发展中共党员46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还建立“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简称“东藏民青”），由他担任总书记。地下党和“东藏民青”在平汪的领导下，着手建立与滇西北背靠背的康区革命根据地。1949年11月，巴塘地下党由地下转为公开，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发动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为迎接解放开展一系列活动。我是1949年9月在平汪同志处参加“东藏民青”的，并于11月宣誓入党。平汪还在巴塘创办“新文化之家”，从内地运来一大批进步书刊，有些图书是40年代初从重庆秘密运来的，一直就埋藏在他们家的菜园子里。

        平汪也是第一位将革命歌曲翻译成藏语的人。早在1939年，在重庆读书时，他就将《国际歌》翻译成藏语，在青年学生中传唱。40年代初，在拉萨他又将歌词作了进一步修改，又把《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黄河颂》《黄水谣》《在太行山上》《青年颂》，以及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风之曲》和《假如明天战争》等翻译成藏语。一些藏族青年，就是唱着这些歌曲，走上革命道路，迎接新中国诞生的。

       二

       1950年1月，平汪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电召平汪赴重庆与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等见面，汇报中共巴塘地下党工作，商讨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平汪遂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昌都分工委副书记、18军民运部部长等职。

       1950年10月，平汪成为康定军管会16个委员之一。中央指定李维汉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代表，平汪为列席代表。平汪自始至终参与谈判的全过程。那期间，他白天要一起参加谈判，晚上既要同中央代表和有关领导一起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又要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交谈、协商，进行说服教育和解释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代表团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很深的误会和隔阂，平汪作为列席代表兼政治翻译，为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作出了重要贡献。1951年5月23日，中央和西藏地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当天晚上，为庆祝和谈成功而举行的酒会上，李维汉举杯祝酒，说：“今天第一杯酒要敬给平措汪杰同志，他为和谈成功立了大功。”平汪随后来到北京，毛主席送给他一本《实践论》，在扉页签上“平措汪杰同志 毛泽东”的字迹。这份最珍贵的纪念品，随平汪历经磨难珍藏了一生。

       1953年，中央调平汪到北京工作。1954年秋，达赖和班禅来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同达赖喇嘛谈话时，几乎全由平汪翻译。

       1956年上半年，中央决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派陈毅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平汪被调去参加中央代表团的工作，跟随陈毅到拉萨，不久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式调回西藏，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副秘书长，同年当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平汪在新中国成立前培养和发展的中共党员和盟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藏区的新生力量。和我一道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担任了县、州、省（自治区）部级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

       平汪同志作为当年西藏工委11名成员中的唯一藏族干部，在西藏工委与达赖喇嘛、噶厦政府、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为党在藏区建立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

       1960年，平汪以“反革命嫌疑”和“民族主义”罪名被捕入狱，单独囚禁18年。在北京秦城监狱，平汪排除一切干扰，将所能借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全集，黑格尔、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通读了几遍。一本《矛盾论》，至少看了50遍以上，并同马恩的有关论述、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的著作对照起来学习、思考。平汪同志在监狱中受尽了牢狱之苦。他以博大的胸怀和坚韧顽强的意志，在无纸笔情况下，把学习心得打成腹稿。

        1978年，他获得平反昭雪，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后，除了日常公务，则一心从事哲学研究，撰写了8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研究专著《辩证法新探》。1990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平措汪杰《辩证法新探》座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彭冲、阿沛·阿旺晋美、胡绳等出席座谈会。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在座谈会上说：“平措汪杰同志是我国藏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藏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西藏的解放和建设，为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会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平汪的《辩证法新探》给予肯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编纂的《思辨之花》前言中，称赞此书“在我国理论界和各族人民中引起重大反响”。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习仲勋等曾多次接见平汪，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肯定，对他蒙受的不公正遭遇表示关怀和慰问。

       除《辩证法新探》外，平汪还著有《月球存有液态》《自作的反思》和尚未出版的自传《回忆与新探》等，另有与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合作出版的英文《一位藏族革命家——平措汪杰的政治生涯》一书。

       平汪自青年时期起就追随和信仰共产主义，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央领导称他是藏族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继前辈藏族红军长征革命家之后杰出的早期共产党人，是中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创建地下党组织的老一辈藏族革命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解放西藏，在藏区建立政权，确立执政领导地位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平汪同志的一生是忠诚自己的政党，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忠诚自己的民族的一生。他代表了藏区的一个时代。他心中想的是藏族人民的前途命运，他思考研究的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藏区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发展。平汪是西藏民族的优秀儿子，更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

       平汪同志是我的师长，也是知心朋友，参加革命的领路人。他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他那种对革命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党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解放思想、终身刻苦学习、善于思考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以及他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特别是他一生中虽遭受到极大的折磨和一些人的诽谤、中伤，却始终能以博大的胸怀应对自如，甚至以创新的思维著书立说，为我国理论宝库增加新的成果，种种的大气磅礴，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平汪的人格魅力是多方面的，逝者如斯，哲人其萎，他的精神和智慧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平汪同志的去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藏民族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魄力惊天、德高望重、两袖清风的杰出领导人。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建设新中国美好家园而不懈努力！

       平汪同志把中国梦的未竟事业留给了后人。雪域高原的夜空上，嵌入了一颗永不殒灭的星辰！

       （作者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原常务书记、政协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原主席、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原副主席、四川省藏学研究会会长）

       （转载于《光明日报》 2015年03月20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