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雍和宫牌匾 来源：雍和宫官网
1981年农历四月十五，一批青年从塞北来到首都的雍和宫皈依佛门，开始学修蒙藏佛教。同时北京市民委宗教事务局和雍和宫原住持高全寿法师，从内蒙古各大寺院请来了嘉木扬・图布丹法师等佛教界的高僧大德给学僧们讲授佛典，又从中国佛学院聘请了藏汉兼通的胡继欧老师讲授佛教史。
图为嘉木扬・图布丹法师讲法图片 由嘉木扬•凯朝提供
当时作为学僧的嘉木扬•凯朝，还是个蒙古族青年，他对能来到雍和宫学习感到“真可谓善缘殊胜啊！”他回忆说：“我们在十几年间学习藏传佛教读经诵典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适合于蒙古族僧俗信众学习佛法的教科书。鉴于此，编译较适合这些学僧的教科书，成为当务之急。所以，这批学僧除应具有一定的母语和汉语文水平外，还要学好藏文。我们在初学藏文时就发愿 ，尽全力把老师每次教给我们的佛法知识，都用藏汉蒙三种文字记录下来，又在课余时间积极请教各位老师。”
图为经书 来源：雍和宫官网
后来，嘉木扬•凯朝在雍和宫完成了蒙藏佛教经论和各种仪轨的修学，后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毕业，又赴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发表过多篇蒙藏佛教和汉传佛教净土以及日本佛教净土方面的学术论文。如今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已故北京大学佛学大家季羡林教授曾说:“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促使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回顾历史，特别是清朝以来，雍和宫一直为地方佛教寺院起着模范表率作用， 也为地方佛教寺院培养了诸多德才兼备、学识渊博、续佛慧命的优秀僧才。雍和宫与内蒙古、河北，甚至蒙古国诸多寺庙都有着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交流。
图为嘉木扬•凯朝在第四届黄寺论坛发言 摄影：王茜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雍和宫承担着蒙古地区（包括蒙古国）、北京、东北三省、承德、五台山等地区佛教教育、学术交流、以及各大法会仪轨的继承与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积极引领的重要作用。”嘉木扬•凯朝告诉记者，“这40年间，雍和宫续佛慧命培养僧才，对蒙古地区佛教文化的继承发展培养了后继人才。先后培养了500余名僧众，他们不仅成为寺内佛事活动和庙务管理的骨干力量，也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佛学人才，在北京、内蒙古、辽宁、青海等地区的宗教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图为第四届黄寺论坛专家学者一行入雍和宫参观 来源：中国网
嘉木扬•凯朝在发言中说，雍和宫大力培养“三种僧才”——学问型僧才（能讲经说法、著书立说）、修行型僧才（品德高尚、戒律清净）、管理型僧才（慈悲用人、智慧办事），“能干、能说、能写”积极上进，以便更好地弘传佛法、服务社会。不仅抓好佛学院的课堂教学和僧人的自我管理与修习工作，同时要继续开展实践教学，组织僧众外出考察学习。几十年来，雍和宫的学僧中从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毕业的6人，从甘肃拉卜楞寺佛学院毕业的8人，也有从其他高等院校毕业或进修而来的，同时也向蒙古地区各大小寺院输送僧才，在地方寺庙担当住持或教职10人左右，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雍和宫培养和输送佛教后继人才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