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著名学者赤烈曲扎退休前担任西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西藏博物馆馆长。退休后受聘担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撰写出版《藏族翻译史论概要》等重要论著，以其特殊出身和独特贡献被认为是藏汉文化交融孕育的果实。像他们这种兼有藏汉血缘的人被称为“团结族”，繁衍生息已有百年以上历史。赤烈曲扎虽说是汉裔，他的母系辈却一直是藏族。

1954年赤烈曲扎（汉名瞿国钢）在拉萨留影。

       爷爷的名字刻在拉萨拔玛日关帝庙的匾上

       我是1937年底出生在一个汉裔的裁缝家里，我的祖辈都是搞裁缝手艺的，到我这辈大概是第5代了，祖辈可能是清代陆军进藏时期陆陆续续过来的，他们这一批人大都是手艺工匠，有钉鞋的，磨豆腐的，理发的，种菜的，有裁缝、厨师等等。他们随清军进藏到拉萨后就定居下来，跟当地的藏族妇女结合，生下我们这些人。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真正的民族团结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的爷爷汉名叫瞿玉堂，藏名叫伯伯坚参啦。作为川帮成员，瞿玉堂这个名字也刻在拉萨拔玛日关帝庙的匾额上。

       我的父亲汉名叫瞿家珍，藏名是次仁旺堆，我的奶奶名叫格桑，我的父亲后来娶了一个藏族小商贩家的女儿，叫贡觉。父母结婚后，我不到两岁父亲就去世，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当时我母亲还年轻，父亲过世后她要回自己的娘家，按照当地习俗，母亲只能带走我的姐姐，我属于父亲家，只能留在老屋，从此家里就是我和爷爷、奶奶3个人相依为命地生活。

       我的汉名叫瞿国纲，赤烈曲扎是我的藏族名字。

       1943年我在“国立”拉萨小学读汉文

       1943年，大概我7岁不到的时候，拉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楼下有一所“国立”拉萨小学。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把我带到那里请求准许我入学。回家后爷爷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我们的家境不是特别宽裕，就是靠我们老两口做裁缝手艺过活，你父亲也是没有文化，跟我一起苦撑这个家，基本上是累死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文化人，我特别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要再去做裁缝这个苦活。这次我们老俩口商量以后决定把你送到那里去，学校的罗训导主任也同意接收。说实话，送到那里的话不用花什么钱，家境贫困的还给一点生活补助。最主要是人家教你知识。爷爷特别强调要好好学习，千万不要贪玩，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他的这个极其迫切的愿望和恳切的表情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

1956年从拉萨前往内地途中（后排右二为赤烈曲扎）。

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离京前留念(后排右四为赤烈曲扎)。

      后来我顺利上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跟旧社会内地的中小学校差不多，里面分几个年级，一二年级还教藏文，三四年级以后就没有藏文课了。还有一个特别班，接收的是贵族、有钱人的孩子，他们的教学是汉藏文一起上。我们是纯粹的汉文班，当然数学、常识这些不用说了，我们解放以后有政治课，当时叫公民课。直到1948年出现了“驱汉事件”，学校关闭。我在那里上了五年学，这给我打下一个很好的汉语文基础。学校关门后，我没地方可去。爷爷、奶奶又开始发愁这下又该怎么办？他们也没有什么财力，就只有求我的母亲。母亲就伸出了援助之手。

       1949年到甲巴康萨私塾学习藏文

       我的母亲有个亲戚在色拉寺藏巴康村，她就求他收我为徒。大概是1948年底，他们给我做了一套袈裟，把我送到寺院剃度受戒。在寺庙里待了一年多后，我有个舅舅在帕帮喀拉章当秘书，他是个知识人，藏文非常好，也很喜欢我，他就跟我奶奶讲我看这个小孩非常聪明，可以把他送到私塾去继续学点藏文。这样，我就保留僧籍，到甲巴康萨私塾开始学习藏文。私塾的老师跟舅舅熟，我母亲在八廓街开铺做日常品零售，稍微宽裕一点，给老师送点礼，就把我收进去了。我在私塾上了两年学，一直到解放军进藏。这一段的主要收获是我在藏文上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51年解放军进藏，当时谣言特别多，说解放军到西藏来，吃人肉。小孩子好奇，他们进城的时候我去看，人家很和气。我们几个小孩子也不知道累，就跟着他们走走走，在现在的八一农场那个地方有个很大的荒地，人家不住在城里头，为了不扰民全部在野地里扎营，纪律非常严明，给我的第一感觉很好。我以一个小孩的判断，觉得他们应该是好人。他们还给了我们一个传单，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一条一条的很入理。跟他们接触久了，我的脑子里就开始打转转，想到藏干校所属的社教班去学习。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我是色拉寺的在籍喇嘛，寺庙控制严格，绝不可能。怎么办呢？大概是1952年7月，雪顿节刚过，我从寺庙逃跑，逃到我那个秘书舅舅家里，在他家躲了几天。舅舅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母亲也赶过来了，我就如实相告不想当僧人，我想到藏干校附设的社教班学习，那里也不收学费，再说那里藏汉文都可以学，我两个都有基础，我很愿意到那里去。他们商量以后觉得寺庙一定会追查，最后疏通关系把僧籍辞掉，才开始准备去藏干校下面的社教班学习。藏干校的社教班是西藏工委和军区为了给社会上想接受一点教育的年轻人办的一个教学班，是在做好事，当时受到藏族青年人极大欢迎。但是怎么联系他们呢？恰巧我当年拉萨小学的几个同学在社会部当通司（翻译），经他们帮助把我介绍给了社会部一个姓王的干部。姓王的同志到我家跟奶奶见面，了解我的情况，把我介绍到藏干校社教班去学习。

1960年赤烈曲扎在拉萨中学授课。

       布达拉宫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赤烈曲扎（前右一）作为中方的答辩人，接待联合国专家。

       到藏干校社教班学习，为进中央民院打下坚实基础

       我在藏干校社教班的学习提高很快，我在那里整整学了一年多。这时有消息说，达赖喇嘛要去北京参加1954年的全国人大会议，要组织一个参观团，参观团附设一个歌舞队，工委宣传部从社教班挑选一些小孩参加歌舞队，我被选为歌舞演员。1953年9月正式吸收我为参观团歌舞队队员，我从此参加工作了，开始发学员工资，我就把这些钱交给奶奶，她非常高兴，她的生活也从此好起来了。1954年6月，我们从拉萨骑马到昌都，从昌都开始有公路到内地。

出访意大利时，与外国学者交流。

       前后算起来，我在“国立拉萨小学”学了五年汉语，在私塾学了两年藏文，在寺庙里待了一年多，虽然寺庙里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学经学了不少，要背呀。背书当时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但现在我翻经书突然想起来小时候背的那些东西到现在都没有忘，还是有印象。总体上觉得社教班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我到中央民院以后一下子可以插到初二班，而且完全能跟得上。

       “国立拉萨小学”对我的启蒙很大

       在我上的几个学校中，“国立拉萨小学”大致跟当时内地的学校差不多，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学校。它刚开始一二年级还有藏文课，我估计不少学生是汉裔的西藏人，听不懂汉语，一开始讲藏语有个对照就好理解，三年级以后以汉语文为主，还有算术、公民教育、常识等课程。公民教育主要讲国父孙中山的故事。星期一有个周会，要给国父遗像敬礼，念诵“国父遗训”；校领导交代这一周学校有什么大的活动安排，每天上课前在院子里升“国旗”、唱“国歌”才能进教室，我们的操场设在“联欢社”，大概位置是现在西藏群艺馆一带，“联欢社”的礼堂就是搞周会的地方，那里也是驻藏办事处搞各种联谊活动的场所，还有一个简易操场可以进行体育锻炼。“联欢社”又是幼教班的所在地，解放军进藏以后第一个部队便民诊所就设在那里。

“国立拉萨小学”还有“国语”课本（虽不是人手一册，我跟一个同学共用一部课本），不管是油印的还是铅印的，总之很重视“国语”教育，课本可能是从内地带过去的，像什么《三字经》，都要背。背完了要默写，四年级开始要写作文。还有普通常识，讲为什么刮风、下雨、下冰雹。但不光讲科学常识，还有一些哲理常识，所以它不叫科学常识。这些给我的印象是对小孩的启蒙有很大的作用。

       再就是音乐课，不见得讲多少乐理，老师用一个脚踏风琴伴奏教大家唱，把歌学会就行。

       讲个把小时，课间让大家休息一下。

       私塾提高了我的阅读和书写能力

       私塾我上了两年，私塾一般就是“根达”（相当于班长）和“遮架”（藏文字面意为“纠正”或“书改”）这两个人（他们都是由老师从学生中指定的），“根达”负责日常管理和纪律，“遮架”专门纠正你的书写字体规范与否，其特点是阅读能力和书写能力抓得很紧，早晚注重念诵，白天用于书写。

在安多地区拜访当地学者。

       寺庙的教学又是另一回事，你剃头受戒，穿了袈裟，他会给你一本厚书叫“曲觉布迪”，意思是平时要念诵的所有经书之汇集，要三五个月内背完，大经堂法会上念的就是这个经，如果师傅好有时候还会纠正一下，但很少。寺庙教育有个特点是到一定时候入寺僧人会很快分化为“拜恰瓦”即学经僧和一般僧，一般僧又包括艺僧、杂役僧等不同的分工层次。一部分人专心攻读佛经、考格西；一部分人慢慢会成为有着一技之长的一般僧众，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会成为唐卡画匠、木匠、雕塑匠、裁缝（缝制袈裟）等。那么如果是学经僧这第二步就要学习“堆扎”了，这是法相理论的必修读本，是因明学的基础部分，“堆扎”学完了要开始辩经。再往后开始学显宗、密宗等，由浅到深，一步一步地再往上走。

       社教班讲爱国主义，注重学习藏汉语言

       社教班的特色是第一条件相对俭朴。大部分人在房子里上课。我们这个班因为基础比较好，人数也比较少，是在林卡里头搭个帐篷，帐篷杆子上靠个黑板，大家席地而坐上课。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大家的学习态度非常好，积极性很高，这里头最大的收获是开始讲爱国主义，非常注重学习藏汉语言。所以我到中央民院一下子自觉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因为对党和国家已经有了认识基础。贵族的少爷小姐后来到社教班的也不少，大家都是小孩哪儿热闹哪儿去。我为什么坚持进社教班呢？人对社会的感觉很多时候是要靠自己领悟，我刚讲解放军进藏我天天跟着看，给我的感觉很好。譬如给我看的《十七条协议》虽然是后来才完全明白，但是讲的很入理入耳，这里面有个比较，旧地方政府也经常在那里挂那个布告，那种命令式的东西很生硬的，人家没有这样，是一种协商的口气。第二是姓王的那位干部来家访，我奶奶非常满意，我自己也愿意去。再就是我的那些同学在社会部工作，他们的劝说对我起了些作用；第三，去那儿不用花钱，想给老师送个东西人家都不收，入私塾、进寺庙还得送点礼。这个社教班就像一个转运站一样，把愿意学习的社会青少年培养起来，一个个送到内地接受更好的教育，一旦去内地一切费用是公家包的，送往内地学习的也有不少贵族子弟，总体目标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结果是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包括不少贵族子弟。我经过在“国立拉萨小学”、私塾、寺庙的学校，懂得了一点知识，最后进入社教班学习，感觉更有味道，很容易接受他们阐述的道理。后来我们结束在内地的演出，问我们是回去还是留下来继续学习，我说我坚决要留下来学习。

       我中央民院毕业后，到拉中教藏文当翻译

       在中央民院，我被留在预科一部学习。当时周总理有个指示，大意是少数民族没有文字的要创造文字，有文字的该规范的要好好规范。根据这个指示，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中央民院三家联合，要搞一个很大规模的语言调查，语言调查队成立之前要培训。1956年初，从预科一部调一部分人到语文系，专门学习语音学和语言学，为下一步到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打好基础，大概学了一个学期半，除了学习理论，注重学习和训练用国际音标记录语音。1956年底我们开始出发了，分了安多队、康巴队、西藏队，搞分区语言调查。

　　   结束在语调队的工作后，我到工委组织部报到，被分到自治区筹委会文教处，处长是多杰才旦，我给多杰才旦请求还是把我分到拉萨中学，我还是想学点东西。因为当时的拉中有几位西藏最有名的藏族学者，有些人的学问非常高，等于他们是我们这些小老师的大老师，这对我有吸引力，后来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布顿所著的关于解释量理的论述《量句义明显著》和希瓦拉所著的《入行论》等。

       在拉中，开始我有两项任务，一是校领导上政治课时当翻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第二，我教藏文。当时我是年纪最轻的教研组长，底下都是一些资格老的地方政府官员，我属于工委干部。当时全国第一次搞教学改革，我带领一批年轻教师觉得藏文课光讲经书也不太合适，我想讲一点文章，对此学校很支持，于是我自己动手翻译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自己刻写、油印，没想到学生很欢迎，就一直贯彻下去了，要知道1959年以前是没有人敢这样做的，这个我觉得是不容易的。这个对拉中的教学是起到一定示范作用的，因为它是文化学习，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宗教教育。

       1959年初形势日趋紧张。看到情况紧急，工委叫我们停课，给学生放假，我们搬到藏干校。平叛之前的拉中生活就这样告一段落。

       1961年，工委要求所有学校都要恢复教学，我就重回教育岗位。

       系统学习藏文知识，推广藏语讲座效果好

       我可以说在学习上从来是不惜血本的。这时候我就有条件用国家发给自己的工资收入到社会上请一些专家学者向他们讨教藏学知识。我到门孜康拜西藏著名的星相大师益西群培为师，从他那里系统地学习了藏文《诗镜》上中下；向原社教班的老师钦绕维色老师系统地请教了藏语的《三十颂》和《音势论》等文法概要；向甘丹寺色宫活佛比较完整地学了因明学概论《量理宝藏》十一章等，这些对提高我的藏文水平帮助很大。

       此后，我又到文教厅教材编译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扫盲教材编写，承担了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广播讲座，当时的区党委很重视在汉族干部中推广使用学习藏语文，藏语讲座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我到出版社以后从一般编辑到编辑室主任、社长、总编辑，重点图书我都在看，特别是关于祖国与西藏不可分割的历史书籍，我也写过论文，包括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历史功绩以及汉藏友情渊远流长的历史事实等。编写《汉藏对照词典》，我是牵头人之一，自己也承担了一部分词条，担任词典的审校工作。我们还出过一套小开本十册藏文扫盲读本，在当时的农村正在进行的扫盲活动中起到作用，受到没有文化的农牧民朋友们的衷心欢迎，这些都是非常温馨的回忆。

       后来，慢慢的自己也写东西。我写《西藏风土志》，西藏日报社的蔡贤盛同志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们两个是作为中方编辑参加了中国和前南斯拉夫两国合作的第一个大型画册《西藏》，他写了一本《西藏游记》，我非常支持。我也零星发表了一些东西，文字可能差些，材料是真实的，他帮我理顺了文字以后很顺口很通俗，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不会像现在这么好，大家都喜欢这本书，再三重印。参加大型画册《西藏》编辑对我的帮助非常大，除了墨脱几乎把全西藏跑遍了，虽然曾经累得吐血，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

       撰写《藏族翻译史论概要》等论著获得全国翻译奖

       我最近几年搞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写作出版《藏族翻译史论概要》，这个反响不错。过去连“藏汉翻译学”这个概念都是没有的，但是我写“藏汉翻译学”也得从“藏族翻译史论”开始，一个“史”，一个“论”。这里面要牵扯很多很多资料，刚开始有些担心，而且我要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估计会有争论。这个我在整个学术领域里头翻了个儿，包括写苯教的内容，把苯教和象雄文化里有用的涉及语言文化的东西吸纳过来，有一个专章就是象雄和象雄文化，象雄是怎么来的，象雄文化是怎么回事。要全面了解西藏文化你不懂象雄文化是不行的，象雄文化是藏族文化的源头。象雄文化的主要特点在哪里？我举了几个例子，把要害的东西说出来，以理服人。

       因为翻译的事我还是有点发言权的。我做译审时间早了，我是藏文版《水浒》的主审之一，《水浒》我们在北京前后弄了两年，得了全国翻译一等奖，也是第一个完整翻译成藏文的四大名著之一，是带有历史意义的。我把其中的很多例句就写在书中了。翻译《水浒》当时大家争论很大，后来才慢慢取得共识，藏区非常知名的大学者都评论《水浒》的翻译水平，肯定其翻译成果，这就有说服力了。

       说到藏汉文化结合的好处，我体会第一这是我由我的出身决定的，第二，我一辈子搞藏汉文化交流工作，双语工作对藏汉文化的交流起到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从历史上讲藏汉两族历来就是兄弟民族，具体实现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文化交流，通过语言交流；再就是通过藏汉学者的共同努力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错误观点。藏族有个谚语“你到过翁堆形卡（上部农田）吗？翁堆形卡现在是一片麦浪滚滚”，翁堆形卡其实是拉萨一个街区的名字，不是农田，不能出这样的笑话，是吧？

       所以，藏汉族藏学工作者和公务人员都应该把藏文和汉文都好好学起来，而且要互相多交流多沟通，为增进民族团结做点儿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