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于道泉是中国现代藏学开拓者，对我国藏语词典编纂、藏学人才培养做出了重大贡献。于道泉的学术道路，与傅斯年有着密切关联。早年于道泉因精通梵文和藏语，得到傅斯年支持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在整理藏语古籍工作中确立了编写汉藏词典的梦想，并为之而持续努力，后远赴海外研修。然因于道泉“违约”滞留海外，加之二大学术理念渐行渐远，嫌隙渐生，恶语相向。本为同道，却走上陌路殊途。二人的合离，彰显了于道泉特立异行的学术个性，更折射了民族危机背景下民国知识分子针对现实政治与学术追求何以协调问题的认知分歧。
关键词：民国时期；政治与学术；于道泉；傅斯年
于道泉是我国现代藏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这位具有传奇色彩和重要影响的藏学家并没留下太多著述，但又被视为淡泊名利、“特立异行”的“天才”“怪人”。季羡林认为对于道泉的研究，“必须更深入更彻底地挖掘”。目前学界对于道泉的研究并不多。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关于道泉的研究，多侧重于介绍或追思。2001年王尧编著的《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一书，实为于道泉著述、传略和师友杂忆的合编。近年来有学者论述于道泉的藏学及翻译学成就。白林海的《于道泉评传》被认为是迄今最为全面系统研究于道泉生平与学术的论著，惟因考察全面，用カ较为平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声名显赫。他曾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0余年，是于道泉多年的“顶头上司”，与于道泉有一段始于同道、终于殊途的学术交集。学界对傅斯年的学术交游，主要聚焦在他与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学大家的来往，探究其史学思想之形成及差异。既存学术史研究成果，对于道泉在史语所及海外留学期间与傅斯年的关系有所涉及，但因为于道泉史料面世极少，大多借由傅斯年视角，故而对于道泉心迹尚乏“了解之同情”。本文拟借助当年于道泉留欧家书，试图探索于道泉早年学术造梦、逐梦之旅及其心影，兼论其与傅斯年这一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之“同道殊途”之过程及原因，以此透视那个特殊时局下不同学术志趣和个性的知识分子的学术选择。
一、造梦：于道泉入史语所始末及其学术理想的形成
1920年，于道泉入读齐鲁大学，主攻社会学和欧美史，1924年毕业后曾应邀担任泰戈尔访华的随行翻译，担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钢和泰的课堂翻译，并随钢和泰学习梵文、藏文。1928年，于道泉被聘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担任助理员，不久后因其翻译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在学界崭露头角。1934年，于道泉被史语所派往法国巴黎大学深造，主攻藏语、土耳其语及民俗学，其间赴德国柏林大学一年，1938年由法赴英，到伦敦大学任教，直到1949年オ回国，先后在北大、中央民族学院从事藏学研究及教学，对我国的藏语词典编纂、藏学人才培养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相对于胡适、傅斯年青年时期即在学界“暴得大名”不同，于道泉的学术成长相对缓慢。在进入史语所前，于道泉还只是北平北海图书馆的一名普通文员，主要从事满文、蒙古文、藏文等书籍的采编工作。观其学术履历，他早年既无出国留学深造或师从学界名人的经历，亦未发表过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何以能进入大名鼎鼎的史语所？对此问题，前人大多强调学界巨擘陈寅恪的极力引荐之功，以及他与所长傅斯年之间的同乡之谊。
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中山大学正式成立。这所研究机构聚集了国内最知名的一批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家，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被誉为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之一。但也有一名那时在学界寂寂无闻的青年学者名列职员表中，他便是于道泉。从根本上来讲，于道泉能够进入史语所エ作，乃因其早年在藏学研究领域所展现出的学术潜力及其对英语、藏语、梵语等语言的精通，恰与傅斯年欲与海外汉学界争胜的学术理念相契合。
青年于道泉受到傅斯年的赏识，可以追溯到1926年陈寅恪与于道泉的相识。是年，陈寅恪刚回国不久，几乎每周都要和钢和泰进行有关藏学和佛经的学术讨论。此时于道泉一面在北京大学担任钢和泰的课堂翻译，一面同陈寅恪一道参加钢和泰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于道泉正是在钢和泰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和陈寅恪相识，而陈寅恪亦对这位精通英语、藏语、梵文等语言的青年才俊印象深刻。
时至1928年，适逢傅斯年、陈寅恪等人为筹办中研院史语所而四处招揽大オ，然当时史语所人才筹备工作并不顺利，尤其是梵语人オ一时难觅。1928年5月5日，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联名致信蔡元培，陈述史语所筹备现状，其中即重点提到梵文人オ匮乏的问题：“梵文学此事不发达，一切佛故及中国中世史均无从下手，去年钢和泰生活上无以自存于北京，寅恪写信来问中大有办法否？恰当中大停顿，钢去日本矣。如不成，或可约柏林国家图书馆印度部主任Nobel君来。次举耗钱较多，又须在北京，已函寅恪详筹之。”信中“已函寅恪详筹之”表明当时所内的人才招揽工作应该是由傅斯年和陈寅恪共同负责，或因陈寅恪在所内有较高学术声誉，需要征求其意见。傅斯年该信下文提到“若干甚重要之问题……非面陈(陈寅恪)商酌不能解决”，“一切目录学之工作，后来叙陈(陈寅恪)”，均可印证陈寅恪在史语所筹办期间的多项工作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陈寅恪认为于道泉是史语所亟需之オ，致信傅斯年，推荐于道泉“甚精藏语，又兼治蒙文，实不可多得之人才”，“他时历史语言所北平分所中似可以用，此人断不至为公不舞之鹤，请放心用”。笔者未见傅斯年回函或是傅斯年致于道泉信件，但从192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的职员录可见，在学界名声尚浅的于道泉已被聘为这所全国最高历史研究机构的助理员。
傅斯年如此急切寻求梵语、藏语方面的人才，与那时国际学术研究潮流以及傅斯年的学术理念密切相关。20世纪初，历经数百年发展的汉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炙手可热的一门学问，且不论欧美汉学研究发展迅猛，即连自古都在学习中华文化的日本亦不甘示弱，逐渐掌握了汉学研究诸多领域的话语权，导致“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眼见国内与海外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差距逐步扩大，不少国内学者感慨万分，颇为不甘，傅斯年也不例外。早在留欧期间，傅斯年即对此深有体察，回国后更提出“汉学之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他主张中国学术不能与世界脱轨，并希望国内学界能够夺回汉学研究的阵地。
与傅斯年一同筹办史语所的顾颉刚在其日记中有所提及：“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础也。”不难发现，傅斯年强调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发展，而顾颉刚则重视学术的普及及相关人才培养，两人虽然在发展学术的具体方针上有分歧，但就国内学界须与海外汉学家“争胜”这一理念而言，是有共识的。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阐述了与海外汉学争胜的关键，他提到：“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格外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这治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正借重虏学呢!”此语足证傅斯年筹办史语所的旨趣之一便是要招揽并培养人才与海外汉学家争胜。在此基础上，傅斯年还指出了目前国内的“虏学”研究还相当薄弱，而域外汉学的发达恰恰归功于国外学者对“虏学”这一薄弱环节的关注，故中国学者更应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傅斯年所言“虏学”实际上就是边疆民族问题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该研究领域オ逐渐成为显学，而傅斯年早在1928年便能提出此点，可见其先见之明。
于道泉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曾考取了山东省赴美留学的官费留学生资格，具有多种外国语能力，并在北京大学跟随梵文教授钢和泰学习梵文、藏文，研究佛经，掌握了钢和泰的治学路径和方法。在陈寅恪的引荐信中，于道泉被称为“与喇嘛往来至繁，于蒙藏音韵之学极有兴趣”的“可造之材”。不论是于道泉的藏语、梵语能力，还是其对藏学领域的关注，都暗合了傅斯年欲发展国内“四裔”之学，以与海外汉学界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学术理念。对青年于道泉而言，进入史语所工作不仅缓解了他当时经济上的困难，还使得他的学术人生迎来了一次重大转折：一方面，他从北平北海图书馆的一名底层文员，一跃而为国家最高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并发表了藏学研究成果，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所内工作孕育了一个具象化的学术理想，使其学术之路有了明确的目标。
在进入史语所之前，于道泉曾经的学术目标是不断变动的。据于道泉自述，在1924年刚投入钢和泰门下之时，其学术兴趣广泛而多维，曾立志于藏语、梵语的学习以及佛教经典的研究，但后来因“种种原因”，又“决意先不学梵文而专致于西藏文”，并“到北京来学习藏文”。于道泉主攻藏语文这一研究方向至此方才明确，接受陈寅恪安排整理《隆多喇嘛全集》中的《噶当巴及格鲁巴喇嘛著作集约略若干种目录》，于道泉过去初具轮廓的学术理想オ得以进一步具象化——在整理目录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佛教名词在英文词典中尚无记录，这不仅对其藏学典籍目录整理工作造成不便，更不利于后人的査阅，于是萌生了“编写汉藏词典”的想法。相比“专致于西藏文”，“编写藏汉词典”这一目标显然更加具体，确为当时学术研究所需，于道泉也由此有了日后努力的方向。不过这一目标似乎并未获得傅斯年认同。此事虽有学术价值，但无疑属于基础工作，短期难以奏效。于道泉不得不“知难而退”，只能下班回家后独自开展相关工作，常常整理藏梵汉佛教名词卡片而工作到深夜。通过此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于道泉学术理想具象化的过程，其超然物外、特立独行的学术个性也得以初步彰显。
在坚持不懈中，于道泉在词典编纂方面有了不少学术积累，但所内布置的工作任务却未见成果。作为领导的傅斯年开始感到“不满”，于道泉便将《仓央嘉措情歌》的译稿作为工作成果提交给史语所。尽管他认为这份旧稿“还仍有很多问题”，但出版后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巨大反响”，为于道泉赢得了不小的学术声誉。此后于道泉继续深入藏学研究，著译方面均有积累。傅斯年对于道泉的学术潜质也表示认同。在1932年10月致杨杏佛信中，傅斯年提道：“目前所中成绩斐然，有专门之知识”的青年人才有“于道泉(专藏文等)、吴金鼎(考古)、王静如(语言)诸人。”吴金鼎和王静如都是当时已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于道泉能与他们并列且靠前，体现了傅斯年对其入职以来研究成果的认可。为使于道泉“学业前进”，傅斯年在信中提出要派遣他去国外留学，并与资源委员会商讨了分摊于道泉留学费用之事。于道泉得知此事后，内心非常纠结。他晚年如是回忆：“当时傅斯年再三催促我去国外进修，而我对出国留学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乃是编写藏文词典，因为它对研究藏族的语言、历史是迫切需要的。我认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自己面前摆着许多自己非常想看的书面自己又无法看懂。”
据陶希圣所述，民国留学生分为“镀金”派(留学西方)、“镀银”派(留学日本)以及“不镀”派，其中“镀金”派掌握了学术界的主导权，其留学经历亦最具“含金量”。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生不仅能获得大量的经济补助，出国“镀金”更是对其学业和事业发展都具有极大促进作用。淡泊名利、醉心学术的于道泉对此却不甚热衷。早在1924年，于道泉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考试第二名，主动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转而去印度学习梵文、研究佛经。此次面对史语所提供的留学机会，于道泉起初也是不为所动，后来意识到：“傅斯年之所以不同意让我编写词典，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主要是陈寅恪的意见”，因为“要编写一部有学术水平的藏汉佛教词典，应该由一位不但对佛学有所造诣，而且对印度的梵文也精通的人担任”，而自己“对梵文刚学会字母，对佛教更是一知半解”。于道泉意识到此前对傅斯年有误解。傅斯年并非就不同意于道泉编纂藏汉词典，相反，对这一学术目标抱有期许。在上述致杨铨的信中，傅斯年所言“于君专门藏语佛典，以后必有供献于本院也”便可作为例证。
或因逐渐体会到了傅斯年的良苦用心，意识到出国深造正是吸收海外藏学研究前沿信息、提升藏学研究语言能力的机会，于道泉最终同意了史语所派其出国的计划。在1934年史语所的“第一组薪水表”中，于道泉薪水为200元(注明“留学”，或有生活补贴之考虑)，其费用仅次于傅斯年本人的500元，远高于吴晗的80元，劳干的80元，伯希和的100元。
综上，于道泉被傅斯年招入当时史语所，既有陈寅恪引荐之功，也有于道泉语言学功底和藏学研究方向与史语所旨趣相合之缘。进入史语所后，于道泉迎来了自己学术道路的转折，编纂一部汉藏辞典的学术梦想，也逐步具象化，迈出了实现梦想的关键一步。
二、逐梦：于道泉的留欧心影及其与傅斯年“不见面的冲突”
1934年，于道泉乘法国游轮来到当时世界的藏学研究中心——法国巴黎。远在异国他乡，于道泉首先面临的便是思亲之苦：“我从昨天忽然很想家，很挂念祖父现在怎样了。今天晚饭后我到这里最繁华最热闹的街上散了散步，街上车水马龙五光十色的很好看，可是我走了一会儿，好像这些景致都引不起我的高兴来，只觉得心里有些凄楚，使我不知不觉地又想起祖父来了。”根据于道泉高足王尧的描述，于道泉的祖父原是一位“赤贫农民”，但“稍有积蓄即全力供子女及子孙们读书”。于道泉深受家风所影响，对祖父感情极深。该信写于1935年4月，此时出国已近一年，心怀故国，思念亲人之情仍笃。于道泉自然知道出国之初心所在，每以“在此专心读书，两三年后，或可小有成就，彼时即可归待膝下”相自期，故能潜心读书。
初至海外，语言沟通最为困难。纵使于道泉在语言学习方面天赋极佳，但因长住巴黎，欲学德语，语言环境缺乏。1935年7月17日在英国伦敦参加完国际语音学会后，于道泉便在给妹妹于式玉的家书中倾吐自己的烦恼：一是感觉不懂德文的痛苦，因为在会中宣读的论文约三分之一都是德文的；二是在这样的会中演讲或者宣读论文并不是一件难事，那些演讲“并不是都有多大价值”。他计划“大约十天以内便到德国去”。
早在1935年2月7日致祖父的信中，于道泉已经提到自己要在暑假学习德语。此次国际语言大会的“痛苦”经历则更加坚定了他学习德语的决心。然或许是因学业繁忙而疏于对必要程序步骤的关注，于道泉赴德之后未将自己前往柏林学习德语一事告知史语所。傅斯年得知此事后，对其自作主张的行为予以批评：“研究院的津贴是供你留法，而非留德也，令你学习中亚语言，而非学习德语也，你的官费非不足也，贪图德境便宜大为不可也。”作为所长，傅斯年对所内的公派留学生有管理监督之责，其批评亦有一定根据：一是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公费留学生非有特殊情形经各省市转呈本部许可者不得变更其所研究科目及留学国”。于道泉作为史语所和资源委员会下属留学人员，擅自离开原定留学地而前往他国游学，显然不合规定；二是从委派留学目的来看，资源委员会布置给于道泉的任务为：通习语言学，调査各图书馆西藏文献目录，遍求西人治此学之成绩。在外语学习方面，于道泉舍中亚语言学习任务而不顾，转而学习德语，也不符合派出单位之预期。
面对责问，于道泉亦做了解释。他称自己学习德语乃是“因在参考西籍深感不通德文之痛苦”，而赴德则是为了置身于相应文化环境中以提高学习效率，并非傅斯年所说的“贪图便宜”。从自身学术成长计，于道泉所言不无道理，毕竟想要了解一国学者“治学之成绩”，掌握该国语言可谓首要条件。傅斯年对于道泉的责问，给于道泉造成极大心理压カ。他给陈寅恪信中就讲到傅斯年“谓余之官费留法非不足者，而于巴黎学校开学后犹贪图德国之生活便宜滞留德境，实大为不可。余于捧读之后，万感交集……但自两三年，孟真先生之语几于无日不盘旋脑际，驱之不去，使读书时注意力不能集中，精神感觉极端之痛苦。余近数年来之所以百无一成者，此为唯一之原因”。
于道泉此言或有向前辈诉苦之嫌，辩解之意，用词“万感”“唯一”也略有夸张，但其孤悬海外，面对问责，情绪受到影响则是肯定的。在德期间，于道泉也有成绩，并未虚度。在学习德语期间，于道泉将数百首藏族民歌翻译成德文。导致于道泉心绪不宁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傅斯年。从1935年6月至8月，于道泉所写的每封家书都会提及妻子顾文波数月没有回信，常出现“精神十分不安”此类内容，于是反复写信向自己弟妹询问家中境况。在给于式玉信中如是讲道：“我从这几天精神很是不安，到今天几乎要不能支持了，我从您嫂子到临淄去了以后便没有接到她的来信，家中自祖父去世后若没有别的变故，她不至于在四五个月之中一封信也不给我……式玉妹，我同你嫂子的感情是你所知道的，她若有意外的变故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不过她若有变故，你们不告诉我也不是办法，且是她自己又不是不会写信。若真有我所不敢想的意外事发生，你们瞒我又能瞒得多久！今年我寄了封航空信给你嫂子，把信发了回后越不敢想，脑子却偏要想。因为读不下书去，现在再这封快(信)给你，请你把我们家中的实况告诉我一下。”
写给妹妹的家书，与写给上司或同僚的书信相比，直抒胸臆显然更可信，从中可见于道泉经历了丧失祖父之痛、妻儿失联之忧，种种情绪交织，内心煎熬可想而知。从《傅斯年遗札》和《傅斯年全集》及笔者手头的于道泉书信来看，接下来数月间傅斯年没给于道泉写信或回应。直到1936年7月，于道泉面临着两年的留学年限结束而失去经济来源的危机，身为领导的傅斯年不得不出面解决，并写信向他强调了三点：一是1936年春季资源委员会本来决定停薪，经过交涉最终同意延长至1937年3月，而史语所薪水最多延长到1937年6月；二是当前世界局势不稳，于道泉应尽早做好回国准备，以防变故，而回国后可有“到拉萨、西康、青海工作”的机会，亦可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三是于道泉近期没有产出任何研究成果，甚至从未递交任何“工作计划”，这直接违反了史语所和资源委员会的规定，使得傅斯年无法向提供留学资金的资源委员会交代，故盼其尽快回信并提交工作计划。傅斯年在信中谈道：“久不接信，非常的闷……然学年之始，应以工作计划送来；学年之终，应以结果报告，此事理之常也，否则就研究所言，颇感不便……至于本暑假后工作计划，乞即日写一信来。”
傅斯年作为所长，亲笔写信，苦ロ婆心，巨细备至，可谓放下身段，极尽爱オ之意。其所言各种工作安排及待遇并非空头支票，为让于道泉回国后能顺利交接工作，他早就做好了相关安排，例如在人员配置上安排书记员李永年暂时接替于道泉从事所内的相关工作，令其待于道泉归来后以助理研究员身份协助其开展藏学研究工作。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数月，傅斯年确信于道泉无意归国，加之所内暂无闲余岗位，オ对李永年另做安排。
傅斯年信中关于未曾提交“工作计划”之事，事出有因。早在1935年5月，于道泉便向其妻顾文波提到，此次受史语所之托赴欧并不只是为了“读书”，还需要“作一点东西出来”，而此次来法之后“已有一年还没一点东西”交给史语所和资源委员会，故催促妻子尽快将研究所需的重要材料寄来，以便开展先前在计划书中所提的“西藏地名之研究”。半年过后，顾文波仍没将相关材料寄给于道泉。于道泉在给其二弟于道源的信中抱怨：“我在半年前写过两三封信给你嫂子，托她将嘉庆重修的《大清一统志》中关于西藏青海川边的部分晒印两份”，“她不但没有晒一份给我寄来，且是索引作来没有作，她来信连提也不提”。加之这个时期于道泉正在潜心研习德语以及翻译藏歌，史语所工作也就难以顾及。由此观之，于道泉迟迟不提交工作计划与成果并非刻意为之。傅斯年行管理监督之责，亦无可指摘。
谈及于道泉的治学特点和学术理念，曾与他一同在中央民族学院共事的季羡林先生如是说道，于道泉“认准了一个问题”，“便会心无旁骛、精神专注，此时此刻，世界万有不存在了，芸芸众生不存在了”，“在茫茫宇宙中，只有他眼前的这一个问题，这一件事物”。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分。于道泉对学术成果质量追求精益求精，对实现学术理想可以废寝忘食，对钱财、职称之类“身外之物”并不甚措意。平心而论，史语所为于道泉提升学术造诣提供了一个更好更大的学术平台。傅斯年身为“顶头上司”的批评和敦促也都是出于人事管理的责任和义务，虽有摩擦，傅斯年往往也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乃至于始终向于道泉许之以优厚待遇，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的不拘小节和宽宏大度，同时也表明他仍对于道泉寄予厚望，两人的关系也由此得以维持。
三、异梦：围绕比利时入藏考察团之冲突及于道泉的学术抉择
在上一封信中，傅斯年亟盼于道泉回复，为其许下了优厚待遇，但两月以后，仍未收到回复。1936年9月，傅斯年再次致信催促。其言曰：“伯原先生：屡次奉讯，迄无一字复书，令人心焦无似!无论如何，请兄见次信后，立即回弟一信，极感极盼!兄回国日期不远，一切当早有所安排也。”对此信，于道泉仍未回复。其因或可从于道泉致陈寅恪信中窥见一斑：“每欲执笔作书，便觉胸中有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只以感情兴奋，结果不能道出只字，对孟真先生来书之所以迟迟未复者以此。”
于道泉返法途中，过境比利时，适逢该国的国家博物馆组织考察团前往西藏。面对考察团一同赴藏的邀请以及来自“神秘之国”的诱惑，于道泉欣然接受，但表示需要征得史语所同意，比利时方随即致信傅斯年以征求其意见。傅斯年得知此事，“为之气坏”，不仅严词拒绝了比方的要求，还分别通知于道泉之妻顾文波、其弟于道源以及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此事。或许是傅斯年接到该消息后过于震惊与愤怒，其言辞颇为情绪化。待情绪稍微平复后，傅斯年再次致信于道泉晓之以理，具体阐述了他坚决不同意此行的理由，兹呈现如下：
研究院之资助，本无条件，但盼兄之专心向学耳。资源会之资助，自是盼兄回国后为边疆服务，然此亦用兄之才学效カ国家之谓。工作何事最适，回国后自可大家商量，决给兄以最大之方便也。今若于此时加入外国人之团体，无异自绝于国家，盖兄之出国，乃国家之资助，不可看做个人或机关之善意(或恶意)也。
兄与外国人以前曾有不少来往矣，结果如何乎?钢先生尚是外国人中之上上乘也。外国人乃用兄以便自己之工作，非有所爱于兄之将来也……
且赴藏之机会，兄回国后正多，此时拉萨驻有中国代表(中央代表)，有电台，班禅到春末即入藏矣(目前争执仅为带兵一事耳)。兄此时与外国人往给人以如何印象乎?
信中的班禅入藏指的是1937年初班禅九世曲吉尼玛回藏一事，单从信件内容来看，傅斯年反对此行的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于道泉违反了先前与资源委员会的约定，留学期限满后本应接受该委员会安排“前往西藏”从事边疆研究和服务，但于道泉非但没有如期回国，反而准备随国外考察团赴藏考察，以致傅斯年向钱昌照致歉：“此事变化，深感对贵会不起。”ニ是比方赴藏考察的计划牵涉内地对外开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问题。西藏作为中国西南之屏障，外国人出入一直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尽管清政府曾于1871年被迫签订《烟台条约》，允许英人入藏游历，但此后十几年外国人入藏仍受中央和地方的严厉管制，至1886年《中英会议缅甸条款》规定“入藏一事，现因中国査看情形，诸多窒息，英国允即停止”，外国人入藏再次被明令禁止。如今正处于班禅回藏这一特殊时期，比方的计划显然不为中国时势所允许。
此前傅斯年面对于道泉的种种事宜，尚能态度平和，为何此次大动肝火？何况于道泉仅是提出申请，并未越过傅斯年而自作主张。前文已述，傅斯年早年目睹国内汉学研究滞后的现状，于是志在与海外汉学家争夺学术话语权。就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来讲，傅斯年曾主张“学术应当和政治保持距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与边疆问题更加深重，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身为当时学界领袖人物以及国家最高科研机构所长的傅斯年痛感亡国灭种危机，因时而变，不仅参与诸多社会和政治事务，还发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追问，要求学术研究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并贡献实际用途，其学术也就开始有了一层经世致用的色彩。傅斯年编写的《东北史纲》一书便是这一学术理念的最好注脚。该书写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傅斯年在论著中主张东北自古以来便属于中国，主要论证了三点：其一，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其二，东北地区始终归属于中国王朝的统辖；其三，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东北地区与朝鲜和日本仅保持最低限度的往来。
基于此，傅斯年便很自然地将于道泉这类边疆研究人才纳入自己“学术报国”的理想之中。在1932年推荐于道泉出国留学并为他申请经费时，傅斯年便反复强调于道泉是国家“最难得之边事人才”，“走此一路又与国家关系至大”，并许诺其归来后必为蒙藏院(蒙藏委员会)所用。尽管于道泉没有按时完成史语所的工作任务，傅斯年亦并没过分责难，反而许以优厚待遇，催促他尽快回国参加边疆工作，并反复提醒他此次出国“本为开开眼界，非为学成也”，要多多“留意边疆问题”。傅斯年责备于道泉擅自去德国学习德语，扣留于道泉所买与工作无关的书籍，其目的是让他别浪费“有限”的“留学之期”，以免耽误回国服务的日程。凡此种种，皆可证明傅斯年始终希冀于道泉能在抗战时期参加国内组织的边疆考察与研究，但是于道泉出国数年并无回国意愿，还将资源委员会和史语所提供的西藏考察机会置于一旁，反而准备随比利时考察团赴藏考察。须知在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学术界，外国学者调查西藏一事相当敏感，地理学家杨曾威如是写道：“关于西藏可信的材料，几乎全是外国人替我们做的。而中国人自己的材料，大都为政治风俗方面的记载，少有山川地形实地上的考察。至于地质气象人类学这方面的系统工作，更未闻道及”，“可见外国人对于我们的领土，是如何的努力，如何的热心研究”，“补救之法，还是要由近及远，继续不断的努力亲身去考察，回来好好地研究，好好地整理，作成有价值的报告、精确的记录、详细的图籍，然后才能由此种报告记录图籍，去应用到政治经济方面，以解决边疆问题”。西藏作为我国的领土，海外学者对西藏的探险、调查与研究却皆领先于国内，国人问及西藏、青海、西康等处的情形，却要“问英国人オ清楚”。面对这种“越俎代谋”的行径，有学人视其为一种“软性的国耻”。更何况从研究目的来看，西方学者的研究往往带有殖民主义意图，有损于中国领土完整和资源开发。西方学者查尔斯•贝尔(Bell Sir Charles Alfred)所主张的西藏是一个“多种族团结所成”的拥有独立地位的“神治国”，提出要“从内部用温和之手段”侵吞西藏资源，就是鲜活的例子。在此种情势下，参加外国考察团来考察我国边疆地带无异于与虎谋皮，也就难怪傅斯年怒不可遏了。
于道泉在留欧期间并没有参与到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对国内情势虽有关注，但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学术生活，心无旁骛钻研学问。或许在他眼中，学术交流本来就不应该有国界之别，更不应该与国家政治挂钩，且此次考察仅是一次不含政治因素的学术性活动，亦是一次能与国外汉学家交流的绝佳机会。受到傅斯年所谓“自绝于国家”“为外国服务”的严厉批评，于道泉自难接受，必然为自己辩护，但也考虑到事件性质及可能的影响，并没参加比利时考察团。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两人信件往来锐减。接下来的数年里，于道泉往来旅居法英两国。据当时客居伦敦的萧乾所言，于道泉在全面抗战时期凭借着勤工俭学以及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执教而自力更生，摆脱了史语所和资源委员会的束缚。而傅斯年虽与于道泉之间产生齟齬，长期未能解决，却仍然借他人赴英之便邀请于道泉回国参加工作，怎奈始终遭拒。
1944年8月，傅斯年致信于道泉，对于道泉“坐以新罪名”予以应答：
一为李永年君事。七七后，北平沦陷，其年十一月奉命解散人员，故留北平之余君、周君等，亦均解散，事关法令，无他法也……彼要旧卡片，弟已不记忆，即如尊说，亦必以为彼系未成熟之人，此非已成就之稿，留兄返国编辑，研究所岂秘此哉?……第二，兄之编藏文字典，此应为后来之事，兄当时要做之事多矣，若——应命，即兄亦无办法也。当时本为兄速往法国，二、三年即返，一切长久之大计尽当待返后为之耳。来书又以资本家比拟，所恶于资本家者，为其取工人之剩余价值，以自肥也。……荒谬绝伦之谈……吾生但求助人，尽力为人谋成学之便，而自己白费时间，一逢兄等，更无端招不白之冤，若资本家，肯为此乎?……如阁下所言，中国竟不可居，必苏联然后可……夫苏联之可贵者，以其抗战也。中国抗战ノゝ年矣。凡在抗战期中，不在国内，不与其苦，无所尽力，即无批评祖国之资格。吾今日所入，约当战前之二十元，然后无怨言，以国家在抗战中也。比之兄领五百镑，而说风凉话者，大不同矣。凡此哓哓，皆愿兄镇服感情，忆念祖国耳……当再设法，至于回来就何处事，均听自便也。言尽于此矣。
同日，傅斯年也给于道泉的妹夫李安宅寄信一封，再陈前情，希望李安宅能劝返之，言及派于道泉赴法，约定工作为“精通语言学”“调査各图书馆西藏文集目录”“遍求西人治此学之成绩”等三种，但次年于道泉转赴德国，“此与原参谋部约截然不同，故电其返法，于是而大恼，无论如何解释，迄不肯听，延长一年，又付其返国之路费，彼均收下，却不回信。辗转托人探询，遂来数信，加以无穷之罪名，以后仍各法请其归来，均不见睬”。傅斯年不由抱怨于道泉“此等妄人”。
这两封信进一步还原两人在因比利时赴藏考察一事上因意见不合而生齟齬的诸多细节。首先，信中所谓“旧卡片”即前文所提于道泉编纂藏汉词典时整理的藏梵汉词条卡片，据史语所的年度工作报告，于道泉留欧之后藏汉词条卡片的整理工作便交由书记李永年负责推进，至1935年已收集“藏梵汉名义各一万四千余条”，已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于道泉不忘向傅斯年索要卡片，可见其不改其志，致カ于编纂一部汉藏辞典。于道泉先前同意留学深造，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藏文水平不足以编纂完一部汉藏词典，而史语所方面亦与自己有约在先，此次深造目的之一便是在海外积累有关藏汉词典的相关知识，以尽快将其编纂出来。站在于道泉角度，如今尚未学成，编纂汉藏辞典计划也没有完成，却被频频催促回国工作，加之留学期间赴德学习德语、购置佛教相关书籍、准备随比利时考察团赴藏考察等行为也屡遭问责与阻拦。史语所和傅斯年已然成为限制自己学术自由、阻碍自己实现学术目标的障碍。
于道泉批判傅斯年为只知榨取“工人之剩余价值”的“资本家”，甚至指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不可居”，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能为他提供自由开展学术活动的社会环境。至此，于道泉将两人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政治立场的层面，是有失偏颇的。傅斯年是维护研究所工作纪律，有关观点及建议，是基于关切国家危亡、期望民族复兴的“学术民族主义”，并非出于一己之私，先前的种种矛盾乃根源于对国家政治和学术追求何以协调这一问题的认知分歧，即便政治立场并不相左，两人之间的冲突亦在所难免。当然，傅斯年指责于道泉不顾家国安危，列举其留学期间的种种违规行为，斥责他为“妄人”“神经病”，显然有失理智。
从于道泉的家书以及海外活动可以看到，他即便身在海外，也依旧心系祖国。早在1936年致妻子顾文波的家书中，于道泉直言当前国际局势风起云涌，而自己绝不愿意回国后“在友邦保护下吃饭”。同年在西班牙内战之中，他坚定地支持人民阵线，反对德、意法西斯势カ。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加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中，与当时的海外华侨一道宣传反法西斯思想，声援中国抗日活动。但傅斯年信中一句“言尽于此”，大抵也是“恩断义绝”的同义词了，意味着两人话不投机，分道扬镳已成定局。“十年一觉留欧梦，赢得师友执拗名”，这诗句既是于道泉对留学生涯的自嘲，大体也是符合那时部分学人对于道泉的判断。
四、结语
于道泉之所以没有按照傅斯年所规划的学术道路前行，归根结底在于两人学术理念不同所导致的不同选择。傅斯年的学术理念有着浓厚的学术民族主义色彩，早期主要表现为力求与海外汉学展开学术竞争，但之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剧，心系家国而又身兼国家科研机构所长之职的他便主张学术追求要让道于时势所需，这是典型的“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无论是其《东北史纲》，还是为于道泉所安排的边疆考察工作，抑或是强烈反对于道泉随比利时人赴藏考察等都印证了这一点。相比之下，虽然于道泉也是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但是他却没有直接涉足国内政坛，且他本人学术兴趣的养成与泰戈尔、钢和泰等外国学者有着密切联系，在海外留学期间的学术成长亦离不开石泰安、西门・华德(Walter Simon)、拉鲁、巴考等汉学家的点拨与扶持，故在他眼中，学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与爱国情怀，但学术交流不应过分强调国家之别，而且应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因此，于道泉オ会选择接受比利时人的邀约，参加他们组织的赴藏考察团，并出于自己的学术追求选择继续在海外磨砺学术能力。1949年学成归国后，于道泉立刻投身于国内的藏学学科建设以及藏汉佛教词典的编写中，并在后续的工作中对国内的藏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自己在全面抗战时期乃至于解放战争时期始终没有回国，于道泉在晚年亦心怀愧疚，曾言：“30年代就到海外去了，一去十五六年，在整个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那样残酷的流血斗争中，自己漂泊海外，未能做出任何贡献……这时，自己再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再做一名老龄党员，不过是享受党的荣誉，不过是想做官而已，真是惭愧，所以，再也不愿去申请了。”可见于道泉当年也曾为继续追求学术理想还是回国直接支持抗战的两种选择而纠结过。对傅斯年当年的斥责，不知于道泉晚年到底如何作想，目前囿于史料，也就不得而知了。
在20世纪上半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民族情感和学术信仰之间的界限，国家政治与学术追求之间的取舍，是当时知识分子常需面对的问题，而想要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更是难上加难。平心论之，无论是傅斯年还是于道泉，都是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但两人学术理念和报国方式上的抵牾，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乃至于彼此恶语相向，同道殊途，令人扼腕。总之，考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游与互动，既需要观照部分微观原因和具体事件，也应该从更加宏大视野出发对其予以考量，尤其是国家时局对学人学术理念的影响。
作者简介：汪洪亮，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四川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主任；蒋昊谕，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李安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近代边疆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12003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边疆学学科建构与边疆研究”(项目编号：22AZS017)。
原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52卷(总第278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