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从历史中走来,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感,它们是衡量社会经济运行水平的重要标志、承载历史经济信息的厚重载体。
作为货币的青海银锭是悠悠河湟馈赠给我们的一份珍稀礼物。一件件历经沧桑的老青海银子,展现着河湟前人的市井烟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河湟历史的窗户。
与钱有关的词汇
“贯穿”“大满贯”“银行”“钞票”,以及钱的单位“块”“元”……你知道,这些词汇都是怎么来的吗?它们与货币的发展历史有什么关联?
历史上老青海的钱,多指方孔铜钱或银钱。铜钱又称“铜制钱”,青海人称其为“麻钱”。麻钱单位称“吊”或“贯”。“贯”即穿钱的绳索,钱上的方孔称“穿”。把一千枚一文的方孔小铜钱“贯穿”,组合起来就是一“贯”,称“满贯”,又称“一串”或“一吊”,重量大约在3公斤多。当年人们出远门,带上5吊铜钱,有15公斤多,如果将五吊钱兑换成等值的3两多银子,轻便了不少,路途上就方便多了。
滚滚红尘,芸芸众生,千百年来,银子是财富的象征。在民间年画中,童子捧元宝或天官送元宝、招财进宝类的图画比比皆是。
将白银浇铸成锭,锭面上每每有如水波状的细丝纹路,因此银子也称“纹银”。在清代,铸成五十两重的纹银称“大银锭”,又称“大元宝”,大多铸成马蹄形。十两以下小锭或小元宝造型多样。锭面铸有铭文——地名代表银锭的铸造地,人名往往是银号掌柜或铸造者姓名,方便社会对银锭质量(含银量)的监督。单枚一两重的称“碎银子”,又称“银稞子”或“福珠”。
清中后期到民国前期是我国用银的高峰时期。州、府、街、市设有银号、银楼、银庄、官银炉、官银钱局等。人们习惯上把专门经营银钱的行业统称为“银行”。
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严重财政危机,清政府国库银子即将告罄。于是大批量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大清宝钞”,宝钞(铜钱)单位为百文、千文。另一种为“户部官票”,官票(银钱)单位为两。从此,人们便把“宝钞”和“官票”合称为“钞票”。
清末新型白银货币银元开始陆续在国内市面上大量流通。从漂洋过海而来的大洋、银洋、鹰洋到国内机制的龙洋。再到后来民国年间发行的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袁大头”等。一时间,白银货币呈现出五彩缤纷的世界。银元虽然式样图案繁多,但重量一律为七钱二分(老秤0.72两,约26至27克)。含银量(>90%)一致,于是诞生了一个新的货币单位“元”,人们把一块银元的钱称为一块钱、一元钱。后来居上的银元,逐渐成为白银货币中的新宠,更受当时青海人的喜爱。
“从清末到民国十五年,西宁商业市场流行的主要货币是铜制钱、铜元和银子。1916年(民国5年)西宁市面开始流通银元。但所占比例不大。到1928年,商业结算逐渐开始使用银元,而商品销售仍以白银记价。”(韩应选,《西宁商业史略》)。1929年1月1日青海建省后,银元逐渐取代了银锭在白银货币中的主导地位。1933年民国政府“废两改元”(禁止以“两”为单位的元宝、银锭流通,改用银元和纸币),但在青海民间,银锭实际流通到1949年。
本文所谓老青海的银子,主要指清代至民国初年铸有青海地名的银元宝,以及民国年间在青海流通的银元和藏银币。经一件件老青海的银子牵线搭桥,我们可以穿越时空,与河湟的先人们来一场邂逅。
绝无仅有的“西宁通宝”银币
“西宁通宝”以地名加“通宝”的形式可谓绝无仅有。吴国庆供图
“西宁通宝”以地名加“通宝”的形式可谓绝无仅有。吴国庆供图
据《中国钱币》2014年第1期刊文介绍,2007年9月甘肃省陇西县建筑工地发现一破损的窖藏陶罐,内有大量银币和少量金银器。其中有两枚正面有蒙哥可汗徽记、回鹘蒙文,背面有“西宁通宝”四字的打制银币。币重2.55克,直径21mm。近期民间也发现一枚“西宁通宝”银币。以上3枚“西宁通宝”都有流通磨损痕迹。《中国钱币》刊文作者认为,“虽然此币正背面似乎风格迥异,币文中的‘西宁’并非国号或年号,但两者所指实为同一地名西宁州。”据宋史、元史记载,北宋崇宁三年即1104年5月,宋军攻占鄯州,将鄯州更名为西宁州。1227年蒙古人占领西宁,仍设西宁州,并隶属甘肃行中书省。该币“一面反映的是蒙古游牧社会的传统,另一面则是中华高度发达的定居文明”。该文作者还认为,此银币“更大可能是由西宁州铸造发行。币文可解读为西宁州法定通用货币。这在中国古钱史上未见先例。”
中国从唐初废五铢钱,铸“通宝”钱,以皇帝的年号加“通宝”命名的钱延续到清末。“西宁通宝”以地名加“通宝”形式,在中国通宝钱的流通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泱泱华夏,唯有西宁曾经享受过如此殊荣。西宁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和唐番古道的重要节点城市,“西宁通宝”银钱见证了这座古城在悠悠岁月中曾经的辉煌,是这座古老城市留给我们的最早标有西宁字样的珍稀文物。
青海银锭的多种样貌
在全国遗存的众多银锭中,青海银子无疑是极为稀少的。本文将介绍近三十多年来在媒体上刊载和青海钱币学会收藏的二十余件有青海地名的银子。
8件西宁府小银锭。1724年清朝政府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西宁、碾伯(乐都)二县。据靳育德《老西宁》介绍,西宁府衙在今文化街。本文共介绍八件西宁府小银锭:1件“乾隆五十年三月西宁府匠董自孝”五两方宝,和2件西宁府王振镛四两圆锭,还有5件西宁府王振镛、董鹏九、董义正花生锭。其中“乾隆五十年”方形锭,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海银锭,是乾隆年间西宁府的银匠董自孝铸造的。8件银锭是清代西宁府在一百八十多年间留存的货币,对研究清代西宁及海东地区货币金融史具有较高的价值。
“光绪十年湟源县方平”大元宝。该元宝在2008年中国嘉德秋拍中闪亮登场,重1674克,由于锭面文字不够清晰,成交价仅33600元。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青海湟源商贾辐辏,钱庄林立。年贸易额达三四百万两白银,并有“环海商都”之称。遥想当年丹噶尔古城必定铸造了许多大银锭,但相距一个多世纪后的我们,仅见到这一件湟源银锭,可谓不幸中的万幸。
民和“塔城民国乙丑光华银炉”大元宝。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8》。作者认为“塔城”是现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塔城乡,该乡东南与甘肃永靖县相连,因有塔和城等古迹而得名。自汉唐以来,从内地经甘肃进入唐番古道青海段和丝绸南路,多经位于塔城乡东南的黄河炳灵渡(风林渡)、塔城乡西的官亭渡(临津渡),再经古鄯镇进入河湟腹地。塔城大元宝见证了黄河古津渡、千年丝路之繁华。
“碾伯董义正”二两花生锭。碾伯在青海建省后更名为乐都县,位于甘青之间的主要通道上,是我省政治经济文化底蕴十分丰厚的地区。据《乐都县志》记载,清末以来,乐都碾伯城关、高庙镇都建有成片的商业铺面。碾伯银锭的出现证明当地银号的存在及商业的繁荣。
扑朔迷离的“宁郡”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三件“宁郡”地名的大元宝。1993年,汤国彦的《中国历史银锭》一书中首次记录了“甘肃宣统年月 宁郡三义”字样的五十两元宝。2013年,文四立著《中国银锭图录》记录了第二件“宣统年月 宁郡三义”元宝,2016年,张光华的《陇泉集粹》记录了第三件“宣统年月 宁郡三义”元宝。三件宁郡大元宝最大的区别是重量不同,铭文位置不同。宁郡元宝虽然陆续出现,但书中均未搞清楚“宁郡”是如今什么地方。《中国历史银锭》中的清代银子是按省出示图录,虽设有青海省一栏,“宁郡”银锭却放在甘肃省,显然该书并不清楚“宁郡”代表哪里。张光华先生在《陇泉集粹》中说“宁郡即甘肃省宁县”。直到2023年,于廷明的《中国甘宁青金银锭》出版,收集了七件宁郡银锭,包括之前三件大元宝和另外四件小元宝。据于廷明先生考证,“明弘治初年,专设抚治西宁兵备道官员一名驻西宁,为宁郡大员。宁郡应为西宁郡。这件银锭应是清代宣统年间西宁三义银号或商号铸造的用于筹措军饷的官方银锭。”我们在《西宁府续志》中看到“郡之有志,所以记事也。”“宁郡新志,系前西宁道杨应琚所撰。”书中多处把西宁简称为“郡”或“宁郡”“湟郡”等。由此可见,“宁郡”无疑就是当时西宁府的简称。从1993年“宁郡”银锭出现,到2023年搞清“宁郡”身份,学者们用了三十年方真相大白,实属不易。
宁郡——西宁别称,从明清至民国初期沿用数百年,它和西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其它名称一起彰显着西宁历史文化的厚重。
花生锭与“连锁店”
花生锭是甘青独有的品种,因造型似花生,被戏称为“花生锭”。重量老秤大多在2两左右(60克至80克),含银量纯度高达98%,深受藏家喜爱。在有青海地名的花生锭中,目前已知“西宁府 董鹏九”存世约5至7件外,像“西宁府 王振镛”“西宁府 董义正”“碾伯 董义正”“西宁县 路宗义”花生锭均为仅见的孤品。现普通品相花生锭市场价一枚在4万元到6万元之间,比3两到5两重的甘陕圆锭高出10倍以上。2021年杭州宜和拍卖公司秋拍的一件“凉州府 王翔凤”二两花生锭,成交价更高达17万元人民币。
有“西宁府”字样的青海“花生锭”。王朝安、于廷明供图
笔者在众多的甘青银锭图录资料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西宁府 王振镛”外,还有“凉州(武威)府 王振镛”“庄浪 王振镛”“伏羌(甘谷)县 王振镛”等;除“西宁府 董义正”外,还有“碾伯 董义正”“清水 董义正”“阶州(陇南) 董义正”等。以上银锭地名各异,人名相同。这是甘青银锭独有的现象。不得不让人猜想,这是银号的大掌柜王振镛、董义正各自开了多个银号的连锁店。如今时髦的连锁店或许在清代已有先例。还有一种可能是不同地区的县衙官府委托同一个人铸造了银锭。笔者请教了《中国甘宁青金银锭》的作者于廷明先生,他说就这种现象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均无记载。他认为当年甘肃有几家资金雄厚、信誉好的大银号,可能还有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并开了分号。
西宁官银炉
“西宁官银炉”牌匾。丁乐年供图
甘肃官银钱局是清末甘肃地方政府设立的官办金融机构。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兰州成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肃官银钱局拨资本银2万两、钱票15000串,设立西宁官银钱分局(又称“西宁官银炉”)(见《甘肃全省财政说明书》初编《币》)。并发行“一两”“二两”银票,在青海东部流通。因票面上有龙的图案,青海人称其为“龙票”。西宁官银钱分局成立后因辛亥革命停了一段时间。在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八年(1919年)又重新运营,运营期间铸造了银锭。
“西宁官银炉”银锭。王世勇供图
西宁官方所铸银锭目前仅见到两件。一件铭文“西宁官银炉记”、重234.7克的小圆银锭(见《中国历史银锭》)。另一件“西宁官炉雷川”四两锭(138克)(见张光华《陇泉集粹》)。张光华先生认为“此锭应为政府铸锭局铸,极罕见。”官铸银锭和西宁官银炉牌匾共同印证了西宁官银钱分局开办的历史,极具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
西宁知府的养廉银
西宁知府薪俸银封包和记载扣减银两的书信清单。王世勇供图
2018年中国嘉德春拍出现一封清代西宁府印花银封,带书信。这是一份罕见的清代养廉银实物资料,极为珍贵。物品原是一件装有白银的包裹,外包封有“甘肃省××……”等字迹的官印,并印有“西宁府庆印花银封 白银××两”。该物品是甘肃省府在西宁府府庆时给西宁府发的薪俸银封包,并附有一封记载了所扣减银两的书信清单。
清代的知府官居四品,知府本人的薪水大体由薪俸、养廉银(奖金)和灰色收入三部分组成。据张惠信《中国银锭》等资料记载,清朝知府的年收入俸银大约在105两上下,俸米52石约合2万多元人民币。在清后期,一两银子按粮食折价,约合人民币200元。因此清代西宁知府年薪俸105两银子外加俸米52石,约合如今人民币4万多元。知府俸银加俸米收入按说不少,但他还要负担府里的皂隶、门子、轿夫、铺兵、禁卒等一干人(每人年薪约6两银子上下)的薪水,还要负担出门的车马费、迎来送往的招待费和家里佣人的开销等等,所以薪俸并不够用。
张惠信在《中国银锭》一书中考证,清代文武官吏薪俸按季平均发放。而本文的这封书信清单正好见证了西宁知府的养廉银为304两。由此可知其年收入养廉银1216两。书信中的“俸工等银”应包括知府和下级官吏的季度薪俸。知府真正的大头收入当属灰色收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是其灰色收入。养廉银本意是清廷为制止官场腐败而高薪养廉,但大清官府的腐败早已病入膏肓,很多知府到任后最关心的反而莫过于该府全年的陋规习俗收入。
清代的几个“西宁县”
很多银锭上铸有“西宁县”字样。王世勇供图
近十年陆续发现几件清代的银子上铸有“西宁”的铭文,引起银锭研究者和收藏者的关注。银锭上有“西宁”字样并非一定是青海西宁铸造的。2013年6月,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四季拍卖会上,一件五十两大元宝闪亮登场,锭面铭文为“光绪年月 西宁县 德隆馨”。银锭重1877克,包浆和品相成色均完美。成交价为17万元。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将西宁卫改为西宁府,下设西宁县,西宁县署在今人民街。1946年因西宁建市,西宁县改湟中县,县署搬至鲁沙尔镇。两百余年间,青海西宁县一直存在。而现河北省的阳原县在清代时也称为西宁县,广东省的郁南县在明清时称为西宁县。民国初年,这两个西宁县因和青海的西宁重名而改名。一种观点认为,这件西宁县元宝应定为青海的西宁元宝;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件西宁元宝和目前存世的河北蔚县元宝形状相似,而清代河北西宁县的临县是河北蔚县,应定为河北元宝。
两件“西宁”拾两元宝。一件为“西宁 乾隆四十七年市十月长义”385克(见李晓平《银的历程》),另一件“西宁 嘉庆三年十月 荣茂记”369克,见杭州宜和2020年春拍。这两件西宁银锭因其造型完全和清代广东拾两砝码锭一致,故钱币界一致认定为清代广东的西宁县银锭。
还有一件“西宁县 路宗义”花生锭(见《中国历代货币大系8 》)。因和甘青花生锭形状一致,无疑为青海的西宁县银锭。
老青海的银元与物价
青海史料中的物价,在清末民初多以银子重量标注。民国中后期以元为单位标注。在20世纪30年代,西宁、海东各县银元购买力:湖南获茶一包3元(如用银子购买需2两1钱6分,即3个银元的重量),红糖一斤3角,菜籽油一斤2角5分,烧酒一斤3角3分。猪、牛、羊市场平均价为猪一头8元、牛一头15元、羊一只2元。见(马安君《民国时期青海民间商贸研究》)。
民国后期物价飞涨,法币(法定货币)如废纸。1949年4月17日,总计值银元两元的86大箱中央银行纸币,装了两大卡车运到西宁南山寺山坡被烧毁(见《青海历史纪要》)。而此时银元购买力依然坚挺,在塔尔寺一元钱可购买半只羊、1石青稞或5斤酥油。(韩应选《西宁商业史略》)
清末民初,青海牧区的商贸主要是以大寺院为中心,定期番商会集,形式是以货易货。民国中后期,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币“袁大头”和四川铸的带有光绪头像的银元川洋(藏语称“川卡”)以及西藏发行的银元、银票在涉藏地区流通。当时西宁与牧区之间货物靠牲口驮运,在环青海湖地区一元钱只能买青稞1升,西宁3元一包的茯茶运到果洛可以卖6元。许多内地商品果洛价比西宁价翻一番。(韩应选《西宁商业史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宁和塔尔寺的收藏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藏银元、藏银票,说明清末民初青海牧区白银货币交易的频繁。
在马家官僚资本与民争利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极端贫困。1936年元月,著名记者范长江从西宁出发经大通、门源去张掖。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记载:“最为可怜的是这般煤车夫,每星期来往于西宁大通间一次,一车煤需本三元,西宁市价一车只能卖四元多,除了捐税与人马消费外,当然难寻相当的剩余。”
1949年至1952年,青海省政府分别在现西宁市和海东市逐步完成统一币值,第一套人民币全部推广使用。1950年,人民币两元兑银元一元,从1952年年底开始,人民币兑银元已变为1比1。1958年,青海牧区银元和藏银币最终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