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870880177068.jpg冬日的大通明长城 摄/杨金花

内容提示:

明代,朝廷为了平定西北边患,从公元1546年至公元1596年,历时50年修筑了青海境内的边墙。青海边墙作为明代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其本体由夯土墙、石墙、山险墙、山险、河险及壕堑组成,长达331.8公里,从北、西、南三面拱卫着西宁。

公元1368年,明朝在灭掉元朝之后,元朝残余势力退回北方草原旧地,但仍保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不断南下骚扰掠夺,长期与明王朝对峙。明代置边防重心于北方,设立“九边”以防蒙古,而西北边卫因其处于“南捍诸蕃,北拒蒙古”的特定地理位置,在军政建制上大都设立管军管民的卫所。从明代改元代的西宁州置西宁卫,即反映出这一时代特点。

明代的西宁卫系西北边卫中重要的一卫,西宁卫建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正月,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升为军民指挥使司,正式成为具有兼理地方民政职能的军政合一的机构。明代西宁卫下辖中、前、后、左、右及中左六个千户所。洪武八年,在青海西部地区陆续设置“塞外四卫”,即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亦由西宁卫兼辖。西宁卫作为兼司地方行政的机构,其下有编户四里,即巴州、红崖、老鸦、三川。对周围藏族各部(明代统称“西宁十三族”)也行监督权,各部落僧俗头目“每月赴卫听受约束”。

西宁位于湟水中游的河谷盆地中,是青藏高原和河湟地区的中心城市,是东连中原、沟通南北、西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地,扼东西交通之要冲,由中原赴西藏的门户,唐蕃古道上的重镇。西宁之名源于北宋,公元1104年,北宋改鄯州为西宁州,意在希望西方安宁。西宁之名相沿至今,已有900多年历史。数百年来,西陲重镇西宁始终是河湟地区的中心,也是河湟地区的军事重地和交通枢纽。

自明武宗正德以后数十年,先后有多股居住在土默特川的东蒙古部落,成批迁徙到青海湖周围地区。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因内部矛盾,蒙古亦不剌、卜儿孩部率部西进,占据青海湖地区。之后,东蒙古首领俺答率丙兔、火落赤等部落先后入据,因他们有的在内争中失败,为求生存空间,也为寻求新的牧场,扩展领地,驻牧西海,他们不但抢掠原在此地驻牧的藏族部落,使“诸蕃逃亡,遂据有此地”,而且互相攻伐,西海多事,使青海湖地区陷入一片战火之中,并与明朝边卫数次发生军事冲突,导致边陲不宁。这就是青海历史上长达数十年的西海蒙古边患。从公元1512年蒙古部落进攻西宁北川起,到公元1541年进攻碾伯,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西宁南、北、西三川战火不息。明王朝驻西宁卫的总指挥、总兵等武官先后战死,一时间“西海蒙古”成为明代西部边防大患,西北防卫也成了明王朝的重中之重。为了加强西北边疆防务,明朝廷采纳了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杨一清的建议,下令修筑边墙,构筑烽燧,“以备夷骑”。明代大兴土木,除在青海境内修筑边墙、闇门外,还重修或新筑西宁、碾伯、镇海等城池。修建长城成了抵御西海蒙古、保境安民的有效手段。

青海境内走向呈拱形的明代长城主线,即文献记载中的边墙。在《西宁府新志》舆图上,标绘出了西宁周边的边墙基本上是围绕着明代西宁卫城,从北、西、南三面构成拱卫形状,后来组织开展的青海明长城的调查显示,其主线走向基本与文献吻合。

据《西宁志》《西宁府新志》记载,青海境内边墙与边壕的修建,始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由西宁兵备按察使王继芳、周京等负责修筑,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副将达云、同知龙赝、通判高第进行了修缮和增筑并完工,历时50年之久。

青海境内明长城主线东端从海东市乐都区芦花乡转花湾村起始,其东与甘肃省永登县河桥镇边墙岭壕堑相接。甘肃明长城主线分出一条烽燧线向西南延伸至永登县河桥镇边墙岭壕堑,由此开始,以壕堑形式折向西北延伸,与横跨甘青两省的转花湾村壕堑东段相接,进入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境内。

由此可见,分布在青海省境内的这条长城,应属东起辽宁丹东虎山、西达甘肃嘉峪关的明代万里长城的支线之一,它是中国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海境内的长城本体,全线系由墙体(即文献中记载的“边墙”)及河险、壕堑(即文献中记载的“边壕”)组成,长达331.8公里。

墙体类别有夯土墙、石墙、山险墙、山险之分,建筑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在这条长城线上,逢黄土结构的河谷地和低山丘陵地的山脊,就地取用黄土,采用版筑法,根据防御需要筑起高低不一的夯土墙体。在一些需要重点防御的地点,在土墙墙体外侧又挖掘有壕沟,史书称“随墙壕”,构成双重防卫设施;个别地段还在内侧局部挖掘壕堑,与墙体、随墙壕组成三重防卫设施。局部线段土墙的墙体之上筑有敌台。在地质结构以岩石为主的山脊及峡谷处,则原地选用大小不等的石块垒筑石墙;遇平缓的山体,出于御敌的军事需要,在山体一侧,依山体铲削出陡峭的断壁,形成人为加工而成的山险墙,即文献中记载的“斩山崖”。在山体特别险峻的地方,直接利用悬崖峭壁,依山险制敌,在有河道的地方,直接利用波涛汹涌的河水作为天然屏障拒挡敌侵。

壕堑即是在山腰或地上挖掘的深沟。大多修建在较为陡峭的黄土中山山地,依山势挖掘而成,沿山梁或山腰从高处向下削挖,形成一定角度的陡壁及一定宽度的平台后,再向下挖掘深沟,土堆低处的一侧为垄,构成壕堑,壕堑剖面略呈“L”形;在少数平缓地带与墙体相接的壕堑,其挖掘方式是在地上向下掘土成沟,土堆两侧为垄,壕堑剖面略呈“U”形。

墙体是以地面上修筑的夯土墙、垒起的石墙防敌,或斩山设防,或以险要的山险阻敌;壕堑则以深阔的壕沟御敌。青海境内的长城主线,系以不同类别的墙体与壕堑组合,相互连接成一体,共同构成一道长城防御体系。

以壕堑代替土墙是青海境内明长城设计者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创造性成果,呈现出青海明长城建筑方式的地方特点。

青海省境内的长城主线由东向西蜿蜒穿行于青海省东部的乐都、互助、大通、湟中及湟源五个县区,各县区内长城线段又各有特点。

海东市乐都区境内的长城主要位于湟水北岸,长城东端起自芦花乡转花湾村的小岭梁子山脊,止于互助土族自治县和乐都区交界处的松花顶。长城地处湟水北岸中山地带,地貌特点以黄土地貌为主,青海东部黄土地貌类型的特点相对典型,黄土梁、峁、沟谷等均有分布,海拔在2100米—2643米之间,河谷切断深度大,高差悬殊,坡面陡峭。黄土梁面破坏呈狭窄起伏较大的峁状,沟间形成狭长的梁峁地形。梁、峁走向近南北向,走向总体为东西向的长城必须忽上忽下蜿蜒横跨在南北向的地形之间。在此坡度起伏落差较大的梁、峁地形之上,显然不宜夯筑土墙,开挖壕堑是省时省力的最佳军事防御工程。因此乐都境内长城虽由墙体和壕堑构成,但壕堑是长城本体的主体。

乐都境内的长城本体土墙仅有两段,即仓岭沟村长城和仓家峡长城。两段夯筑土墙均地处沟谷地带,分别位于土官沟及引胜沟沟谷,设防在南北走向通行较窄的仓家峡峡口或仓岭沟沟口附近。所不同的是仓岭沟长城两端承接的为沟谷两侧的壕堑;而仓家峡长城两端承接的为沟谷两侧的石山山险,北面与黑山顶长城相接,南面与松花顶长城相连。夯土墙与壕堑或山险相连,共同组成一道完整而又严密的防御体系。

山险也有两段,即黑山顶长城和松花顶长城。两段山险海拔2498米—4057米,利用陡峭的山崖为御敌屏障。山险或与壕堑,或与墙体衔接,共同构成防御体系。

在乐都境内长城本体中壕堑共有28段,境内长城分布区域的地形地貌,决定了长城本体结构形式采用了以壕堑为主体结构这一特点。

长城主线进入互助境内,所在区域地形地貌类型以中山山地为主,大多介于低山丘陵地带与中山山地地带之间,常见低山缓坡,而山险一般位于中山、高山地带,海拔较高,崇山峻岭,地形险要。在此区域长城本体系以墙体为主体,在土墙、山险墙、山险三种类别中又以土墙为主要结构。壕堑有三段,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连接墙体——山险、山险墙或土墙,共同构成防御工程。

互助境内的长城分布区域多为中山地,大部分地表覆盖黄土,土壤黏结性较好。由此区域的地形特点决定了本段长城本体多采用土墙结构。墙体大部分就地取用黄土材料,有的偶夹少量砾石颗粒,建筑方式系在自然基础上先找平,然后自地表向上逐渐分段夯筑而成。

在土墙外侧断断续续有一条与墙体并列而行的形如壕堑的随墙壕,因墙体大多穿村而过,随墙壕遭人为破坏较为严重,故时隐时现。随墙壕总是在不远处与墙体并行且处在敌人进攻的一侧,据此分析,随墙壕具有防御制敌的功效,是有意挖掘;此外,随墙壕一词在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文献还提到了随墙壕的修建尺寸,由此我们认定,位于墙体外侧的同于壕堑形制的随墙壕,与墙体关系密切,应是为加强防御有意修建,属于墙体外侧的附属防御设施,与墙体组合有双重防御制敌的效果。随墙壕也是青海境内长城本体防御工程的地方特点之一。

互助境内山险墙有四段,主要分布在由平川向山险过渡的山坡上,一般选择在山体坡度较大的地段,根据山势的平缓陡峭特征不同,将土坡或石崖进行削挖,削成陡峭的断崖后,底部自然形成一个平台,利用陡峭的断崖御敌。这种修筑方法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理条件,建筑形式简单,施工省力省时,亦能达到御敌之效。

山险也有四段,分布于北部龙王山,西北部黑墩山、平顶山和扎板山上,山险所经之处属中高山地带,境内峰峦叠嶂,海拔较高,山上到处都是险峰,陡峭无比,人和马都很难逾越,由此充分利用了这些自然山体作为天然的险阻,达到防敌的目的。

壕堑有三段,均位于互助土族自治县境内长城东部,始于林川乡水洞村东北小轱辘山山顶,顺山而下至平川处止。三段壕堑分别和山险、山险墙、土墙衔接连为一线。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境内的明长城主线整体呈东西走向,分布在湟水支流北川河东西两岸的中、低山丘陵地带和中山山地上,山体坡缓,起伏高差小,长城蜿蜒穿行在相对平缓的山脊处。全程以北川河为界分为东西两段。各地段依地形地质特点采用了不同结构的长城本体,相互组合衔接为完整的防御体系。

大通境内的长城以墙体为主要构成部分,在不易修筑墙体的地段以壕堑、河险相连。建筑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采用了不同类型的墙体与壕堑相连,共同构成长城本体防御体系。墙体包括了土墙、石墙、山险墙、山险等类型,前三种类型系经人为加工而成,山险与河险同属天险,不同的是山险利用的是悬崖峭壁的山体御敌,河险是对水体的利用,都是充分利用自然条件来达到防御目的。其中土墙长度约占县境内长城本体总长度的四分之一,除山险外,土墙是长城主线的主要结构类型。土墙均是就地取土,以当地粉砂状黄褐色土夹杂少量的砂砾分段夯筑而成。

大通境内的长城,石墙仅发现一段,位于桥头镇上关村北的小石山上,地处两段山险间的平缓处,因此地段岩石裸露,无法采用夯筑土墙或挖掘壕堑,只能在自然基础上,就地取材,采用小石山上广泛分布的扁平状石灰岩石垒砌石墙,以增强防御功能。山险墙有两段,均位于黄土堆积而成的土山之上,利用了较陡峭山体,再经人工修整削挖成垂直的崖壁,即成山险墙墙体。山险有九段,约占大通县长城主线总长度的三分之一。从东向西利用了老爷山、小石山、娘娘山等陡峭的石质山体为天然屏障。河险只有一段,利用了老爷山和小石山之间水流湍急的北川河水为天险。壕堑共有六段,均位于大通县境内的东线长城间,除老营庄壕堑东接山险墙,西连山险外,其余各段壕堑两端均与山险相接,皆地处两段山险间的山坡及山坳处。

西宁市湟中区的地形地貌兼具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二者的特色。长城所在区域的地貌特点系以低山丘陵地带为主。境内的长城主线除个别山险与壕堑位于高山和中山山地外,其余大多修筑在河谷地及低山丘陵地带处。长城主线分布在湟水河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地及低山丘陵地带,山体起伏高差大,长城蜿蜒上下穿越河谷、沟谷阶地及山梁。

湟中区境内的长城主线建筑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长城本体亦由墙体、壕堑与河险组成,墙体包括土墙、石墙、山险及山险墙。其中,土墙共32段,主要分布于河谷阶地及沟谷处,在一些位置较为重要、山势较缓的山丘上也有少量分布。各段墙体两端普遍与壕堑相衔接。在局部地段发现墙体外侧有随墙壕,由此推测,湟中区境内的长城墙体外侧亦挖有随墙壕,由于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及人类活动,多数可能已损毁。石墙共4段,主要分布于两侧为石质山体的峡谷之内。四段石墙均南端与壕堑相接,北端与山险相连。石墙均系在自然基础上就地取材于河滩上的石块与深褐色土,外表用毛石干垒,内部壅土而成。湟中区境内的山险属拉脊山及其余脉、娘娘山及其余脉,山险分布区域属中、高山地带,山势陡峻。各段山险均利用了陡峭挺拔的石质山体作为天然屏障。河险有4段,主要分布于大川之中,从南向北利用了长城所经过的河面。

壕堑是湟中区境内的长城本体的主体,约占全区长城本体总长度的60%,从南向北横贯于全线之中。壕堑与多种类型的墙体组合连为一体,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之上。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湟中三捷后(明军先后在甘州甘浚山、西宁南川、西宁西川对西海蒙古实施了军事打击,明军均获全胜,史称“湟中三捷”),西海蒙古势衰。湟中区内从西石峡至娘娘山段长城的修筑年代未有明确记载,可能修筑于万历二十四年。这也是整个青海明长城主线中修筑最晚的一段,由此,使西宁卫北部与西南部边墙最后在这里和龙,连成一片,青海的明代长城主线最终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