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青唐梦
——关于“佛子”和“大师”的故事
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不满其灭佛政策的僧人所刺杀，吐蕃王朝崩解！青海进入无休止的战争。
一百多年后，逃离西藏来到青海，被后人称为“三贤哲”的藏饶赛、约格窘和玛释迦牟尼等三人收下一名19岁的河湟少年穆苏萨巴为徒，法名“贡巴饶赛”，意思是通达佛教教义。他的出现，彻底改变青藏高原佛教零落凋敝的面貌。
他在青海东部建寺修塔，弘扬佛法，信者益众，信徒们尊称贡巴饶赛为“喇钦”，意思是“大师”。此时，就连西藏上层也听闻了贡巴饶赛的大名，资助鲁梅、楚臣、喜饶等10人前往宗喀也就是今天河湟地区习佛。藏传佛教史以这一年(西元978年)为“后弘期”的开始。这股自东路传来的藏传佛教复兴势力，史称“下路宏法”。
混乱的青海不仅渴望宗教带来的暂时安宁，更渴望新吐蕃的出现，直到一个人的出现，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这个人，是吐蕃赞普家族的后裔，他就是：唃厮啰！
唃厮啰，这个名字在吐蕃语中是佛子(也有说是“王子”)的意思。这个在吐蕃人的心目中带有神圣灵光的王室后裔，被带回了河湟。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人又有了一个无比崇高的宗教身份，那对于青海各族来说，绝对就是个权威中的权威。
唃厮啰统合了宗喀(湟水河流域)地区的诸豪族大酋，整备起一支足以与北宋、西夏、于阗相抗衡的军政势力，保障了河湟地区的安宁。
贡巴饶赛兴教化、传佛法，引导宗喀地区的人心，稳定了宗喀地区的社会秩序。唃厮啰以佛教权威整合吐蕃诸部，将宗喀地区的宗教文化事业推到了巅峰。
唃厮啰定都青唐城，也就是今天的西宁。唃厮啰在青唐城西郊的青唐水(今西宁南川河)与宗哥河(即湟水河)交汇处的西部平原划出五、六里的地方，建立了有房屋千余楹的大寺院，并塑起金身大佛像、十三极佛塔。唃厮啰不但自己本身信奉佛教，号称“佛子”，还在其处理政务的大殿旁，有金治佛像，高数十尺，饰以珍珠，覆以羽盖，论布(大臣)们则在佛像前处理公务，融政教于一体。
僧人的数目增加了，僧人的地位也有所提升，更可间接影响乃至直接参与国政。河湟地区出现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在唃厮啰大力推动之下，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佛子”与“喇钦”在不同层面上的分工合作，起了相互加乘的作用，使宗喀地区成为有史以来最繁荣昌盛的地区。
在唃厮啰治理河湟的几十年中，它恢复和保护了中西商路，促进了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青唐成了当时的国际城市，城内胡商簇拥，宝货山积，据《青唐录》载，城东定居的各国商人就有数百家之多。
在唃厮啰死后，河湟地区再次陷入混战当中，最后，在北宋和西夏的双重夹击下，宗喀王国因为内部的纷乱而为西夏所灭。
青海从公元842年内乱直到被蒙古征服，在这漫长的三百多年中，一直处于黑暗的分裂时期。但是，唃厮啰对河湟地区统治时期却是这个黑暗时期中一个闪光的阶段。以唃厮啰为原型的格萨尔王传说才会从宗喀地区向整个青藏高原流传开来，英雄格萨尔史诗传唱至今。
元明时期民族迁徙与移民
———历史背后的文化记忆与族群互动
1227年,蒙古大军承西征中亚的余威，进入青海，在青海东部建立土官制度，封土酋为土官，后在中央机构中设立宣政院管理藏区行政事务，开始了对青海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
蒙古大军在西征过程中，把编为蒙古国的“西域亲军”、“诸道回回军”、“阿速回回军”、“阿儿浑军”“探马赤军”、“哈剌鲁军”等带到了东方，除了部分工匠、官仕、商人、学者、医师等外，大部分分散安置在了中国各地，人数逾百万。《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时居甘肃者甚多。”当时的甘肃，包括今青海东部在内。
撒拉尔人东迁，是在这一大潮流中被迁发东来的浩荡队伍中的一支。他们远离家乡，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了黄河岸边今天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不过，在民间传说中，撒拉族的东迁原因，被演绎成国王迫害的偷牛事件。
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帝国的支持下，藏传佛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元朝时期，萨迦教派和噶举教派均得到过皇室的敬奉，势力臻于鼎盛。忽必烈即位后，奉八思巴为帝师，统掌天下释教并吐蕃事宜，凌驾于藏传佛教诸派之上。忽必烈之后的元代诸帝，皆奉萨迦教派高僧为帝师，任命萨迦教派僧人为统治青海的代理人。
明王朝基本上承袭了元代对藏区的制度和措施，改变元朝单一扶植某个教派的做法，而是“多封众建经分其势”，对有影响的佛教各派首领均加封号。最高的封号是“法王”，先后封噶举派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次等封号是“王”，如“赞善王”、“护教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其下还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号。
藏传佛教教派林立，造成对经文的理解歧见纷呈，终于出现僧侣戒律废弛的现象。出生在青海湟中的罗桑扎巴即宗喀巴大师决心改革宗教流弊，他以戒为根本，整顿宗风，重塑道德伦理在佛教中的核心地位，使得佛教在雪域高原重放异彩。他所创立的教派被称为格鲁派，即黄教，成为藏传佛教重要教派，此后引入转世制度，就有了达赖和班禅两个活佛世系。
公元1370年，明军进入青海东部地区，实行卫所制，设立西宁卫，西宁卫下先后设立左、右、中左、中、前、后六个千户所，并开始大规模屯田和驻军防务。当时军队最主要的来源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军户出正军，但防守或屯种也由其出余丁供给。因此，全国各地的汉族大量进入青海河湟地区从事屯田或戍守，也有很多人定居下来，逐渐成为青海的主体民族。
青海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传说，认为青海汉族是从“南京竹子巷”迁来的。“竹子”实为“垛集”，所谓的“竹子巷”或者“珠玑巷”据考证并不存在。故事的大致情节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的某个正月十五日，“南京竹子巷”的民众在演出社火时捆扎了一个大脚马猴，有位大臣认为侮辱了马皇后(隐射马皇后脚大而丑，当时的女人以小脚为美)，朱元璋便将这些老百姓都发配到了西部。故事有多个版本，在青海民间至少流传了几百年。
至明末，地域辽阔、水草肥美的青海湖流域和青海西部吸引北方蒙古部落驻牧青海。1636年和硕特首领固始汗南征青海，到61岁时，固始汗完成了统一青、藏、康区的大业，成为青藏高原的最高统治者———“全藏三区之王”。他将首城迁到拉萨，在布达拉宫设无畏狮子宝座，作为自己的行政处所，至此囊括整个青藏高原的和硕特汗国建立。
蒙古封建主和格鲁派喇嘛们的联系不断加强，最终促成了五世达赖喇嘛与固始汗的结盟，格鲁派击败噶举派成为广大蒙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明代，奠定了今天青海汉、藏、回、土、撒拉、蒙古族六个主体民族的根底。
清代的祭海与会盟
———关于传统、信仰、权力与国家秩序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派兵攻杀了和硕汗廷的拉藏汗，青海和硕特在西藏的势力全面崩溃，清廷顺势入藏驱逐出了准噶尔势力。在击溃了拉萨的准噶尔入侵部队之后，清廷对西藏实行了直接统治。
固始汗的孙子罗卜藏丹津，想承袭祖业，继承汗廷王位的愿望彻底落空，乘康熙帝驾崩、雍正帝新立及清军撤防之机，悍然举兵反清。清廷很快平息了叛乱。
罗卜藏丹津之乱使清廷深刻认识到青海地理上与西藏、新疆犬齿交错及安藏必先安青，安疆必先安青的重要性，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之后，制定了“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确定青海诸台吉游牧地界，依照内札萨克例，实行盟旗制度，在藏区实行千百户制度。派官员清查藏族各部落户口，划定地界，“因俗设官”，分别赐予千户、百户等头衔。由中央设置办事大臣进行管理。
清廷规定，西宁办事大臣总管青海蒙藏部落和地区政教一切事务，其中包括蒙古王公及札萨克的封爵承袭，藏族千百户头人的任免，各寺院活佛转世事宜；稽查各旗、部落的户口、牧畜、田亩；管理、控制蒙藏各旗、部的茶粮贸易；受理蒙藏两族间的各种纠纷和命盗案件；会同陕甘总督、驻藏办事大臣及四川督抚协调处置有关甘青、青藏及青川之间的有关事宜；定期查旗和主持祭海会盟。
祭海是承袭蒙古族的旧制，对普通蒙古人来说是信仰崇拜的一部分，但经过罗卜藏丹津事件后，清廷巧妙地将其转变为自身政权服务的一项机制，这使得青海湖畔的祭海不再是属于纯宗教形式的，而被赋予了与会盟一样的政治使命。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西宁办事大臣都会准时主持由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户参加的祭海仪式。按照祭海会盟日程安排，首日祭海，祭海仪式结束都会相应进行文艺娱乐活动，次日会盟，举行会盟及会宴。每次祭海前，西宁办事大臣作为主祭官，都要提前知照陕甘总督以便由其在所属的西宁道、西宁镇总兵、西宁知府等高级文武官员中选派一名陪祀官前往参祭。
乾隆年间西宁道佥事杨应琚纂《西宁府新志》曾就雍正之政评道：“西宁以弱系而悬极塞，由汉以来已内属，湟中自汉、晋、唐、宋、元、明来兴废无常，命名各异。改为郡，隶二县、一卫、一所，则我世宗宪皇帝(雍正)平定青海时制也。”他又赞曰，世宗宪皇帝摧败罗卜藏丹津之乱，“永定西陲”。“盛朝开辟既远”，青海“骎骎乎内郡矣”。意思是说，雍正后，青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管辖下的行政管理体制。
自雍正之后，长期遭受蒙古贵族压迫的藏族，经罗卜藏丹津之乱后，逐渐摆脱了蒙古贵族的统治，经过雍正与乾隆年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到嘉庆年间，黄河以南的藏族大量迁居青海湖地区，到道光年间，藏族人口已经占到统治地位。到清咸丰年间，黄河以南的藏族部落刚察、汪什代海、千卜录、拉安、都受(今都秀)、完受(今完秀)、曲加羊冲、公哇他尔代等八族移牧于青海湖周围，形成了“环海八族”。
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结束了延续近二千年的茶马互市制度，官方所用的马匹通过贡赋形式征集，茶马贸易转由民间经营。西宁等城镇成为民族贸易的中心，乾隆时就出现有山西、陕西等地商人办的商号、会馆。蒙藏各部与内地贸易地点由那萨拉(今日月山)改在丹噶尔，使丹地商业发达，人口增加，嘉庆、道光时商业十分兴盛，成为农、牧区之间贸易的重要市场。青海所产羊毛“西宁毛”因优良的品质，在国际市场广受赞誉，后随着西方探险者和传教士的到来，青海逐渐被外部世界所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