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叫集招镇，隶属吉招县。有上万住户，还有一个团的国民党驻军。说这个地方是康巴的边缘，什么势力都想占有。缓坡上去的一块平地，三面环山，两边临河。地里种青稞、麦子、荞麦、玉米，以青稞为主，吃糌粑的人多，富家院子里有苹果树等。藏族人为主，汉族人其次，从陕西、山东、四川来的汉族商家也不少。还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也常在街上走走。有喇嘛寺庙、关帝庙、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有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等。美国人说他们是耶稣派来的、上帝派来的一等人，汉族人说他们也是一等人，喇嘛说他们是藏族的一等人。当时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九没有文化，官家把藏族人称为蛮子、蛮狗。哈哈领主是当地的第一大头人。如果他哈哈笑两声，就有人头得落地。国民党兵可以随便杀人，杀从乡下牧区来镇上卖牛羊肉、卖柴火的年轻人。我曾看到有三个人被杀，凶手是个排长。排长少给钱多要五斤肉，与乡下人吵起来，接着是排长端枪射击，乡下年轻人应声倒下。“为了几块钱，送了命！”有人说。小学一年级教师何先生也在旁边说：“草菅人命！”排长看了何先生一眼好像没听懂，否则何先生的命也会非常危险。大领主哈哈与驻军团长可以同坐一条板凳。官府、驻军、藏政府、老爷、领主都命令，凡是八岁以上的男丁都叫男人，都要去支乌拉差役。“乌拉”是藏语“无偿劳役”的意思，乌拉无偿地为领主劳动，还要交税。税有三十六种，什么人头税、炊烟税、过路税、唱歌跳舞税、阻挡下雨下冰雹的寺庙念经税、感谢领主鞭打税、羊毛牛毛税、挖厕所税、结婚税、生孩子税等。据说还从三十六种增加到六十多种。
我的生父，在我一岁时，与十多个年轻人一起去抗税。他们上街游行请愿，结果被驻军抓去在十字路口砍了头。我的母亲用裙子的下摆包住我父亲落地的头，跑上山冈，埋在乱石堆中。母亲回来说：“儿啊，你一定要记住，你将来一定要为你父亲报仇，一定不能忘了这个仇！”一岁的我懂什么。我八岁时，母亲再次讲起父亲的事，我才开始有点儿记性了。
我的继父是汉族。他十七岁时与友人一起参加“革命”，当了孙中山先生的兵。“平均地权、三民主义”，是多好的事情，本以为革命就会成功。坏了，蒋委员长把孙中山先生骗了，成了强盗中的王。继父又去当刘伯承将军的兵，不幸被敌方抓住，又成了国民党的兵。继父开小差被一个排长抓回去，排长要把他枪毙。继父不怕死，说：“我本来是来参加革命的，可是革命不成功。你们杀我，我就永远休息了。”一个老乡连长把继父要了去，说：“来到人世不容易，还是活下去吧！”让继父去当营部伙房的伙夫。连长相信继父，继父从不在饭食里放毒，还提防别人放毒。继父常对我说：“你长大了，要去革命，要去找孙中山先生那样的人。活着不去革命，白来人世一遭！”我记住了继父的话，但理解不深。
母亲是牧区人，小时候学过藏文，水平还算可以。她16岁那年，萧克、王震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来到家乡，那是1936年5月的一天。几天后，一个姓赵的排长让母亲带路，一同去富人家用银子大洋买粮食。红军买卖公平，从不欺侮百姓，说话和气，对人和蔼，还帮住家背水劈柴打扫院子。十天后红军走了。家里人告诉母亲，从此不要说见过红军，因为有人被抓去坐了牢，坐牢的人有的还被砍头了。
我喜欢玩，喜欢爬墙、爬树、跨小水沟，喜欢在屋顶跳来跳去、在小河边试探水深，喜欢乱跑乱跳。我的样子可不好看，被人称为“瘦猴子”、“丑小妞”。我的样子像瘦女孩，体弱多病，常拉痢疾，还经常发热发烧。富人家的孩子许多都比我长得高大，他们常常欺侮我。我记得有一个富家16岁的小子当喇嘛后，买了一把小刀。他把我压在地上试他的小刀，一刀扎到我的左小腿上，然后哈哈笑着走了。我痛了许多天，若不是村中的药老头给我抹药，我小腿上的肉一定会烂掉。有一次，三个富家子弟抓住我，把我的嘴和鼻子贴在一个大个子富家子弟的屁股上，让我闻他放的屁。我咬了他一口，推开其他两个人跑了。他们用石头打我，有一块石头打到我脸上，我的脸肿了许多天。
他们看不起乡下人的孩子，说我母亲是乡下人，说我继父是可怜的乡下女人的没出息的伙夫。母亲成为哈哈领主家的雇佣奴仆，是因为母亲的父母欠债破产并且意外死亡。我家有六亩庄稼地、一个小菜园、一个猪圈、一个小平房，紧挨着镇子外有庄稼地的旁边，是白朵村的一户。家里只有两条很破旧的氆氇被子。母亲和继父共用一床，我用一床。床是几条板子钉起来的。我家每年有半年时间得吃麦子皮、青稞皮、荞麦皮、萝卜干、圆根菜干等。煮的大部分是圆根菜干加上十几颗玉米粒。吃不饱，人很瘦，富家子弟把吃剩的苹果和饼子扔在地上用脚踩，然后让我去捡，去吃。我不干，他们就抓着我的头发乱摇乱晃。他们随便打我，骂我，往我身上撒尿。继父把我背回去，说：“寿寿，你长大后，一定要革命，一定要把剥削穷人的富人打下去！”我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心里想着反正“革命”不是坏事，但一定很艰难。
八岁的我，主要放牧哈哈领主过年要杀的七八头猪。有一次，我顺着墙后的水沟边放着猪，突然来了三个国民党兵，一个兵举起步枪指着最肥的猪说：“就打死这个吃它的肉！”我想起母亲教我说的一句话，大声说：“军爷，这是哈哈领主的猪。你们吃肉，我家人就要挨鞭子！”其中一个兵说：“算了吧，老兄，哈哈是蒋委员长任命的官，最好不要惹！”肥猪保住了命，我也得以避开了领主管家的鞭子。
继父的样子干瘦，眉毛浓，胡子多，个子中等，身上有力气。母亲脸型宽大，眉清目秀，样子温和，中等身材。在十六岁以前，母亲家父教过她对付男人的防卫功夫，要是打起来，三个男人也难以接近她。母亲常跟镇边村子里的其他人一块儿上山砍柴。我家猪圈旁边，就堆了一堆柴火。继父的朋友赵连长，还有几个当兵的，每月都来我家煮牛羊肉，或者煮鸡肉，或者煮鱼吃，喝当地的青稞白酒。有时母亲和我也一起吃东西。我听他们说红军的事。母亲见过红军帮过红军的事，母亲从来不说。继父也不知道母亲接触过红军。二人有时也在家中火灶旁说说共产党的事。
母亲和继父怎么走在一起的呢？村里有人问过我，我回答不上来。有一次，继父对我说，他在山冈上朋友的坟前烧香的时候，见到我母亲也在为我生父烧香。继父走到我母亲跟前说，他叫陈三娃，是军队的一名伙夫。那时，我生父死去有两个半月了。陈三娃对我母亲说，他佩服抗税而死去的男子汉，以后要关照她，帮助她。母亲觉得奇怪，避开他走掉了。几天后，陈三娃抱着装着十斤糌粑的口袋来到我家，把糌粑交给我母亲。母亲推辞不要，陈三娃放下糌粑走了。后来，陈三娃来我家多次，有空就帮母亲耕地，收拾庄稼。一年半后，陈三娃跟母亲住到一起。药老头给我母亲和陈三娃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烧了三炷香，磕了三个头。从此，陈三娃便成了我的继父。
过年杀猪后，没猪可放，我有几个月的时间去读书了。反正读书不交钱，说是民国政府办的学校，毕业后要为党国效劳。美国人也在说，办学校是他们出的钱。
母亲对我说：“将来去不去给美国人办事，不能他们说了算，你要自己做主。给不给国民党办事，也是你自己要做主。”还说，“你要去革命，要为穷人做事，你长大了，一定要为百姓做事。”
这些话是何先生单独跟我说话时也说过的，他知道富家的小子有不少人在欺侮我。三十多岁的何先生，身体硬朗，喜欢穿随意的西装。有一天下课后何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母亲见过红军，帮过红军。这是一个秘密。我告诉你，此事不能给对你不好的人讲，讲了会出事的。我告诉你，红军已经是解放军了，解放军就是革命。你继父也一定会喜欢的。以后你准备革命吧，解放军已经打到成都、雅安、康定了。再过几天就到集招镇了。”我听人说，何先生好像组织成立了一个叫什么会的组织，是暗中的，好像是欢迎共产党解放军的。
一天早晨，母亲对我说：“寿寿，昨天晚上你睡得好死，地震了，我们都醒了。奇怪的是只有轰轰的震声没有地动山摇。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继父说：“不是地震，是大炮声，江那边发生战争了。解放军要打过来了，世界要变了。寿寿以后你可以革命了。我们快老了，以后我们跟着你！”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学生都跑出去到驻军门口看热闹，说是国民党驻军投降了，又说是什么“起义”了。驻军门前有解放军和他们的负责人在现场监督，一个国民党团长在一旁指指点点。国民党的十多个士兵把不同种类的武器装备搬出来放在驻军门前的操场上，有长枪、机枪、迫击炮、重机枪、手榴弹、子弹箱，还有几个什么“平射炮”之类的。何先生和他的几个组织成员也在场。镇政府官员、哈哈领主他们半个月前都跑了，有人说哈哈领主被人打死了。
回到家的火灶旁，我感到了一种温暖，感到春天的来临。母亲边生火边说：“中国要变了，蒋委员长不行了。蒋委员长看不起穷人，不给穷人办事。共产党解放军就不一样了！”继父说：“我们盼共产党来吧，盼解放军来吧！”
集招镇好像活起来了。富人和富家子弟没有那样气盛了。平常欺侮我的那些小孩见了我就说：“你们要翻身了，但是我们不怕！”母亲对我说：“不理他们，我们穷人再翻身也不去欺侮那些欺侮过我们的富人。我们不学他们。”继父说：“许多富家子弟是不值钱的，会打骂会欺侮人是无能的表现，不会有人看重他们和尊重他们！”
米察是放羊娃，牙戈是木匠的儿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我们都是好朋友。米察在一年级，牙戈是二年级。我们三个都想去当解放军。何先生对我们三人说：“三个穷小子，以后会有出息的！”
部队的李干事来找母亲买菜，买几次后李干事了解到母亲的历史和我生父的历史。部队文工团和文工队要一批年纪小的孩子，部队有培养小文工团员的任务。文工团的副团长林大姐和张科长，也来找过母亲。林大姐说：“寿寿脸面干净，五官端正，我们欢迎他到部队来。”
小江是个女孩，小我五个月，父亲病亡。她妈妈带着小江来我家，对我说：“寿寿，小江妹妹也要跟你一块儿去当解放军。到部队，你要关照她。”
小央金比我大一岁。她母亲也跟我们打招呼：“寿寿，我女儿央金也要跟你一起去当解放军！”文工团的林大姐已经去过她家，跟小央金的母亲说好了。小央金的父亲平常好像是糊涂人，从不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小央金、小江都是穷人的孩子，平时我们喜欢在一起玩，我跟小江还是一年级同学。
阿旺的爸爸带着九岁的阿旺也来我家。母亲很客气地打了一壶酥油茶，并倒上一碗茶给阿旺的爸爸，说：“你儿子的事应该去找林大姐团长。”阿旺是大商人阿旺的儿子，父子同一个名。阿旺说：“这事我知道，我儿子只想跟寿寿结个伴。”原来阿旺对父亲不准他当解放军的说教不予理会，决意要跟我一块儿去当文工团员。阿旺的父亲在县城开了一个大铺，还有一个马帮队。两年前小阿旺被另一富家子弟欺侮，摔倒在地上，是我上去把他扶起来的，我还跟对方打了一架，我的手臂被小刀刺伤了。从此我跟阿旺成了朋友。
几天后，我在街上碰到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见到我就有意高喊：“穷小子要参军啰，要到西藏去送死啰！”我瞪了他们几眼，没说什么。回家后，知道情况的母亲对我说：“不要怕他们这么说，你就说你愿意去送死，不怕送死。”我的心情是轻松的，根本没有把死放在心上，去当解放军是肯定的，决不会改变！
一天晚上，继父好像显得很兴奋。他从街上买来了小土罐装的几两白酒，在土灶旁的火光前喝起来，说：“还是共产党好，听说要分土地给穷人了。我们是雇农，会最先分到土地的！”
母亲说：“共产党的骨子里就是为穷人着想的。解放天下的穷人，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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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8期（责任编辑：杨玉梅）
益希单增，藏族，中共党员。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西藏文联副主席、作协常务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大副主任、第八届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第四、五届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菩萨的圣地》《雪剑残阳》《庄园异梦》《走出西藏》等8部，中篇小说集《金塔》；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近200篇（首）。长篇小说《幸存的人》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迷茫的大地》等作品六次获省级奖，短篇小说《啊，人心!》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短篇小说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