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隆村泽央家的儿子多吉，与拉加村绒布家的儿子赤称，在路上发生了车祸。赤称骑摩托，多吉开轿车。在一个弯道上，赤称车速过快，又占了道。转过弯，避让不及，与轿车擦挂后摔倒，赤称掉下悬崖，跌在达曲河边的大石上。绒布与拥珍听见噩耗赶去，拥珍站在路边只看了一眼就昏厥过去，立即送到县上的医院。赤称摔得不成人形，半边脸缺了一大块肉。绒布虽然也伤心，但作为一个男人，只能硬挺，坚持去交警队处理事故。他没见着多吉，对方由多吉的母亲泽央出面，这是出于人道考虑，怕家属控制不住情绪。交警判定事故主要责任在赤称身上，泽央主动提出赔偿一万元。那时候绒布脑袋里乱成一团，听责任在赤称，更是绝望。
绒布家在拉扎村算是穷一点的，拥珍身体不好，多病，夫妇俩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取名赤称，视若掌上明珠。因拥珍身体的原因，后来也没再有过孩子。绒布个头矮，又瘦，还微微驼背，给人的感觉总有些羸弱。赤称自小被娇惯，成绩一直不好，夫妇俩任他自由发展，像敞放的牦牛，没读完高中，就待在家里。赤称十七岁时，给父母提出要求，想要一辆摩托车。他们等到虫草季节时，凑出钱来，去县城买回一辆新摩托。赤称至此随时都骑着摩托，四处玩。看见别人改装摩托，加了播放器和音箱，他也给自己的摩托装上，随时把音量开到最大，放着欢快的藏歌，飞驰在路上。出事之时，也因为音乐太大，没听见轿车的喇叭声，到他跌下崖去，摩托倒在路边，仍大声播放着欢快的藏歌。
他们拉回赤称的遗体，算时间是三日后天葬。有丧事，整个拉加村都陷在低沉的情绪中。村民们来绒布家帮忙，他瘫坐在藏床上，只有靠酒麻痹，才能睡一会儿。有一夜忽然惊醒，他大声喊着：“赤称，赤称怎么还没有回来？”看见他这样子，拥珍又躺在医院里，众人只能悄悄抹泪。
天葬在一个早晨进行。太阳即将露头，送别的亲人和朋友们，由天葬师安排，在一段距离之外等待。绒布由人照顾，坐在车上。他只能看见排在山巅的秃鹫潮水一般涌向天葬台，将近一小时，大量秃鹫才腾空而起，慢慢远去。看见秃鹫飞起来，绒布清楚儿子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坐在副驾驶上，用袖子蒙住脸，呜呜地哭起来。他的哭声极大，像一头牦牛的哀鸣。村民们从天葬台回来，都听到这哭声，纷纷上前安慰。不过，说什么都没用。有人说：“先回村，等他哭，哭出来倒好。”人们有的坐上汽车，有的跨上摩托，形成一个杂乱的车队，向拉加村开进。
副乡长郑学明得到消息后，也来赶礼，参加了天葬。他个头不高，戴着眼镜，在区乡工作已近十年。黝黑的皮肤和一口流利的藏语让他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汉族人，作为副乡长，他专管治安和调解各类纠纷。天葬完后，他开车回乡上，凭着对职业的敏感，他总觉得这事不可能轻松了结。
色隆村在山的西面，拉加村在山的东侧，两村相隔不远，四十多公里的路程，但麻烦的是两个村子分属不同的县城管理。早些年，两村因为挖虫草的地界问题，闹了纠纷。男人们拿着锄头，腰挎藏刀，在山巅对峙。那时候郑学明就参与了调结，虽没酿成人命，但在两村用石块相互攻击时，仍有人被伤着。拉加村伤了六人，色隆村只两人被击中。都是轻伤，在卫生院缝合包扎，养几天就好。不过郑学明知道，因受伤人数悬殊，拉加村总觉得这次冲突是自己输了。村民们心里压着一股火，他们认为如果尼玛在场，拉加村不仅能赢，色隆村甚至根本不敢摆开阵式与他们对峙。从那以后，两村人路上相遇，都似见了仇人。
因为色隆村与拉加村之前的矛盾，更因为尼玛回到拉加村，这事才变得棘手起来。尼玛一家和绒布一家，从爷爷那辈起，就非常要好。尼玛的爷爷为躲避仇杀，逃到拉加村，那段事，已成为拉加村人人都知道的故事。那时候绒布的爷爷还很年轻，二十出头，刚刚成亲。那是个冬季，对于拉加村的人来说，这个冬天带着利刃而来，接连大半月的暴雪让好些牛倒毙在草原上，厚雪深至大腿。那时候的拉加村也没这样多人，只十多户人家，十多幢藏房颓亘凋零地伫立皑皑白雪之中。人们看着成群死去的牦牛束手无策，只能望天哀叹。那年月，一场雪灾足以灭顶。好些村庄遭遇雪灾，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找新的生机，村庄因此不复存在。拉加村当时也处于这样一个关口，人们在绝望中等待太阳升起。那一夜天不仅没晴，雪又下成了气候，铜钱般大的雪一片连着一片，人们早早躲在家里，躺到床上，听雪一片片掉在房顶。没有风，什么声音也没有，雪就那样缓缓地任性飘落。到半夜，马踏着厚雪的声音和着人的喘息声在拉加村响起，万物俱寂之时这声音特别刺耳，能听出人和马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那时候绒布家还在村头，他们看见第一幢藏房时，燃起了希望，人和马的喘息声更大了一些。他们敲响绒布家的门，敲了好一会儿，绒布的爷爷点亮松光灯，开门看见两个雪人和一匹雪马。对方正是尼玛的爷爷和奶奶。
尼玛的爷爷说：“能不能借宿一晚？”
绒布的爷爷举着松光灯，上下照了照，指着骑在马上的人说：“这是？”
尼玛的爷爷说：“这是我老婆，她快生了。”
绒布的爷爷立即说：“快进来。”
那会儿一楼还是拴牲畜的地方，尼玛的爷爷和奶奶拍身上的雪，绒布就把马拴了，顺手抱过一堆干草喂马。
那一夜他们上楼，尼玛的爷爷和奶奶用糌粑填饱肚子后，又从马褡子里取出酒来，绒布的爷爷正当年轻，看见酒，也不客气。他们喝着酒，尼玛的爷爷谈到因躲仇杀，才逃出家乡，他们世代和仇家争斗，双方因多年仇杀的死亡人数已有二十多人。这一次躲到拉加村，也是因尼玛的爷爷报得世仇之后连夜迁走。他们走了很多地方，别人都不接受。绒布的爷爷叹口气，讲这雪灾，如果再不出太阳，别说留他们在这里生活，估计整个拉扎村都快散了。
两个年轻人喝得醉眼迷离才去睡觉，不想第二天一早，太阳出来了，太阳明晃晃地照亮了拉加村。绒布的爷爷把这当成尼玛一家来拉加村的吉兆，又见尼玛的奶奶大着肚子，即将生产，便收留了他们，尼玛一家从此顺利地在拉加村安居下来。
两家人关系一直非常好，从尼玛的爷爷和父亲，再到尼玛和绒布，胜似亲兄弟。两家人再好，绒布一家也从不打听他们从哪里来，这是躲避仇杀人家的禁忌。不过，他们再怎么保密，仇家还是寻来了。估计仇家历时数年，寻遍许多地方，现在寻到这里。
这是八十年代末的事情，尼玛已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临近春节，尼玛和父亲骑着马，从狭窄而泥泞的省道，走向县城，去采购年货。四周的山被雪覆盖，县城的房顶也有厚厚的雪。街面的雪被清扫在两侧堆积。城里已有过年的气氛，各单位大门上都贴了春联，放寒假的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凑一块儿，拿着鞭炮玩，零星的鞭炮声不时响起。他们选购好年货，把采购的东西驮在马背上。时间已是中午，尼玛和父亲去小食店，把马拴在小食店门前的电线杆上，进去要了面条。他们不仅把面条吃完，连红油辣子汤也喝得干干净净。他们拉着家常，从从容容解下缰绳，牵马走向城外。迁到这里几十年了，他们已把仇家淡忘，不知仇家钓上钱，在暗中观察，等待机会。他们走到城边，正准备骑上马时，两声枪响夹杂在鞭炮声中，尼玛感觉左手臂剧烈一颤，火灼一样的疼痛升起，在他倒下之时，看见父亲像一颗树般硬生生栽在地上。尼玛侧躺在地，意识到仇家寻上门了。那时刻，所有血性都给激发出来，不知对方有几人，他忍着疼痛，一动不动，只悄悄把腰刀紧握在手里，压在身下。他感觉左臂的血已把藏袍浸透。好一会儿，有两人端着枪从路边潜伏的地方爬出来，慢慢靠近。他们先到尼玛父亲那边，父亲头部中枪，当即身亡，只是眼睛还睁着。这让他们放松了警惕，如果尼玛也装死，其实能躲过一劫，但他此时只剩仇恨。其中一人向尼玛走来，刚弯下腰察看时，尼玛将刀捅向对方腹部，对方还没什么反应，就倒下了，尼玛一跃而起，向另一人冲去。那人见状，慌了手脚，近身长枪不管用，他扔掉枪，也抽出腰刀。这时刻，尼玛已红了眼，直扑过去。对方劈一刀，他侧开脑袋躲避，刀尖贴着鼻翼划伤了半边脸，他已感受不到疼痛，只觉得右脸颊一阵凉爽。他拿刀用尽全力直刺过去，刀穿过对方的胸膛，从后背透出，连刀柄都陷在身体中。尼玛松开手，仇家蜷缩着身体倒下去，这时候，尼玛才感觉一阵晕眩袭来，他看见鲜红的血洒在雪地中，特别刺眼，他还听见街上的人惊呼着：“杀人了！”
那段时间，人人都在讲尼玛的故事，讲他躺在地上装死，一把刀胜了两杆枪。二十岁的尼玛身体还很单薄，人们不知他哪有这样的勇气和力量，虽然他因此在监狱里关了十多年，许多人还是把他当成英雄般时时挂在嘴上，尤其是拉加村的村民们，他们在和色隆村的纠纷中伤了六人，那时刻，他们分外思念远在汉地监狱服刑的尼玛。
如今，尼玛已刑满释放，十多年时间，尼玛已从一个单薄的小伙子，变成满脸络腮胡、强壮剽悍的康巴汉子。他右脸颊上，一条刀痕从眼帘斜着直至耳边，这刀痕让他更显英武，让人不敢直视。郑学明担心的正是这个，在康巴地区，人们崇尚英雄，崇尚那些不怕死，有血性的人。对于拉加村的村民来说，尼玛回来，让他们心中凭添了一股傲气，他们走路时挺起胸膛，双手摆开，腰板都硬了许多。
车队回到村里，亲戚们照顾绒布，都去陪他。其它人回家休息，不过他们睡不安稳，因绒布的哭声不时响起，低沉的哭声在整个拉加村回荡，人们又都起来，走向绒布家。
绒布家里挤满了人，他盘腿靠在床上，消瘦黝黑的脸此刻乱成一团，眼泪和鼻涕混合，两眼肿胀。大家只得继续劝慰，不过仍不起作用，绒布哭累时，眼睛愣愣地盯住墙角，像在思考什么，叫他也不应。大家屏息静气，等他休息。要不了半小时，他张开嘴，脸先皱起来，哭声紧跟着从喉间发出，他的哭声已开始沙哑。
就在这僵持不下中，有村民开口问：“赤称的摩托到底和谁的车撞上了？”
大家像回过神来，这几天办丧事，都没顾上这重要的问题。众人盯着绒布，当时，是他去处理的事情。
绒布不哭了，他瞪着红肿的眼睛，嘴微微张开，一幅迷茫的表情。
那村民继续问：“赤称的摩托撞了谁的车？”
绒布说：“交警说是赤称的责任，那家人，出于同情心，要给一万元。”
有村民问：“哪地方的人家？”
绒布说：“色隆村泽央家。”
色隆村像一声惊雷在小小的屋子里炸响，大家相互看一眼，齐声说：“色隆村？”
绒布说：“是啊，泽央家儿子开的车，她儿子叫多吉。”
有人已按捺不住，大声说：“我们要去讨个说法。”
还有的说：“记得不？前几年因挖虫草的问题，我们伤了六个人。”
更多的声音响起来：“必须去讨个说法，一万元就想把事抹平，太欺负人了。”
绒布在绝望中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他的眼睛越来越亮，自言自语说：“我怎么没想到呢？是色隆村的人把我儿子撞了，我那时候只听交警说，是儿子全责，脑袋就懵了。”
有村民说：“既然是色隆村的人，我们顾不上别的了，别听交警的，也许处理这事的警察就和色隆村沾亲。”
还有人说：“就算是赤称的责任，我们也得去闹，一条人命，一万元怎么可能解决，欺负我们拉加村没人？现在尼玛回来了。”
“有尼玛在，我们怕什么？怕的该是色隆村。”
“尼玛呢？尼玛去哪里了？”
“他连熬三夜，估计这时候在家睡觉，我去叫他。”
绒布说：“尼玛这几天真是累着了，忙这忙那，等他睡吧，我们商议好，要去色隆村时他自然会去。”
整整一夜，人们聚在绒布家里，商议怎样对付色隆村的人。绒布不再哭泣，睁着希望的眼睛听大家的意见。在雪域高原，类似的事按惯例两村人都得先谈判，实在谈不好，才可能动武解决。因此谈判人选尤为重要，既要口才好，又能稳住阵脚。
绒布说：“我觉得还是找郎加吧。”
有村民说：“郎加年龄高了，估计谈判的事他顶不住。”
找来找去，年轻一点的，根本没那样的口才，绒布坚持说：“只要郎加愿意，我觉得就没问题。”
村民们也没别的人选，只好这样决定，大家商议休整一天，后天精精神神前往色隆村。商议既定，都回了家，绒布躺在床上，不再哭泣。想了想老婆拥珍，听亲戚们说，她在医院虽暂无生命危险，但也不容乐观，好些旧病都有发着的迹象。绒布摇摇脑袋，思绪一经转向儿子赤称那边，心一阵绞痛，忙想想色隆村，想想要谈判的事。这又想起负责主谈的郎加来。在拉加村，没人能像郎加那样会说。这地区有一个习惯，凡过年过节，村民们都聚到一块儿，桌上摆着各种食物，各色饮料和酒更是堆满桌子中央，这一天的规矩是饭桌上无老少尊卑，也无贫富贵贱，只有口才表演，谁能说都可以上场。想说谁，说什么问题，都能戏谑地取阅对方，引众人大笑。被取悦的一方，无论说的是什么事，再没脸面也不能愤怒，有本事的反说回去，说不过的，只好躲角落里。如果表现出半点愤怒，会受到全村人的鄙视、排斥，比死还难受。这是传统，所以称为笑宴，人人心里都囤积着足够的承受力。记得有一次过年，下了大雪，村里办笑宴，众人盛装参加，绒布也不例外，翻出家传的豹皮藏装，再把狐狸皮帽子戴上，前去赴宴。到聚会的地方，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吃口东西，喝碗酒，就听郎加讲笑宴，带着夸张惊异的神情说：“天啦，今天出怪事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怪事。”众人忙问：“什么怪事？”绒布也好奇地支起耳朵等待下文。郎加环视一圈，喝口青稞酒才继续说：“我刚刚看窗外，见雪地里一只狐狸骑着豹子走过来。”众人一时愣神，纷纷看向窗外，绒布想想这怎么可能？狐狸怎么敢骑豹子？郎加不再说话，只拿眼睛看着绒布，众人的目光又都转向他，一时间，笑声爆发出来，绒布才明白郎加在用他的身高开玩笑，他个头矮，戴着狐皮帽，穿着豹皮藏装，这不就像狐狸直接骑在豹子上，既形象又生动，绒布也忍不住捧腹大笑。村子里有什么事，也是请郎加出面，虽然像这样有关一条人命的谈判还没发生过，但他相信郎加。想着笑宴，绒布虽然笑不出来，心里也轻松了些，模模糊糊地睡去。
第二天，绒布一早起来，先去了郎加家里，郎加很爽朗，说：“鹰飞再高，影子还是在地上，我郎加再老，村子里的事我也热心，只不知能否起到作用。”
听郎加已应允，绒布很高兴，喝下两碗滚烫的奶茶，再去找尼玛。自从出狱之后，尼玛平日里都少言寡语，只安心务农、放牧。绒布去时，尼玛正在喝早茶，绒布说：“尼玛兄弟，今天求你帮忙来了。”
尼玛给绒布取碗倒茶，说：“快别这样说，我们虽不沾亲，但比亲戚更亲，有什么事你只管吩咐。”
绒布说：“我们明天要去色隆村讨个公道，这事只有你出面，他们才会害怕。”说着，把事情经过和大家商议的结果都讲了讲。
尼玛听着，并没言语。
绒布说：“尼玛兄弟，你觉得怎样？愿不愿意去？”
尼玛说：“拉加村不管谁让帮忙，我都会去，更别说我们两家，就是舍了这命，我也自然要去。”
听尼玛这样说，绒布才安下心来。尼玛出面，这事有百分之九十的胜算，到时给老婆拥珍讲，也算是安慰。
一早，拉加村的汉子们都集结起来，一共二十多人，他们腰间横别着长长的藏刀，分乘七八辆车前往色隆村。
拉加村的汉子们尚在路上时，副乡长郑学明就接到了电话，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跳上车，急急地赶往色隆村。
车刚出现在色隆村，有人就去通报。拉加村的汉子们将车停到一个坝子里，人们从车门鱼贯而出。郎加站在汉子们中间，他刚八十出头，满头银发扎成一束，长长的胡须也尽白，就连眉毛都找不到一根黑色的。他虽没戴长腰刀，其仪表自有威严，像《格萨尔王传》里的绒察查根。他边上站着尼玛，这个声名远扬的汉子，铁塔一般立在那里时，给所有拉加村的男人们都充足了气。紧挨着他站的是绒布，他虽然瘦削矮小，腰里的藏刀都有他半人高，但此刻他在尼玛身边，眼睛里都是愤怒的火焰，他的目光因此犀利、咄咄逼人。别的汉子们顺两边排列，他们像即将投入战斗一般既紧张又兴奋。只是色隆村显然没任何防备，这出乎大家预料，按常规，他们早该戒备森严，尤其是尼玛在，他们更应警惕。拉加村的汉子们面对空荡荡的坝子和村庄，一时不知所措。
不一会儿，色隆村村长才赶来，上前问：“你们找谁？”
绒布嚷着：“我们找泽央家的人。”
村长说：“你们是什么地方的？有什么事吗？”
绒布说：“我们是拉加村的。”
一说拉加村，村长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他说：“你们稍等。”然后跑着回去。
一时间，色隆村的人都聚集起来，在村长和泽央的带领下，走到坝子中。只是他们既没别腰刀，也没拿锄头。泽央手里拿着一万元，来到绒布身边说：“这是一万元，我们早该送来，但考虑到前两天你们忙，本打算今天送到你家的。”
绒布不说话，也不伸手接钱，只看看郎加。
郎加说：“你家男人呢？和女人怎么说事？”
泽央说：“我男人前两年外出打工，出事故死了。”
这时，色隆村一个老头走出来，说：“有什么事只管给我说，我叫阿尼。”
大家明白，这是色隆村出面谈判的人，估计也是一个笑宴高手。阿尼大概七十出头，头发花白，眼睛小，但透着狡黠。
郎加沉吟一会儿，说：“达曲的水，把拉加和色隆连接。路上的事，让我们来到这里。”
阿尼回应：“热壶里倒出的茶是热的，诚实人说出的话是真的。路上的事早已在路上了结。”
大家都不言语，只听两人对说。这也是传统习惯，两个谈判的人，都不会直奔事情而去，就用谚语或比喻绕，那些谈判能力不足的人，让对方给绕进去了，还帮着对方说。
郎加说：“一头牛的价，怎可能用兔子的钱来付。”
阿尼说：“云再高也在太阳下，月光再亮也晒不干牛粪。当初定的事，又怎能不停反悔？”
这话一说，绒布嚷起来：“谁定事了？我那时候脑袋晕，没定过事。”
绒布一嚷，拉加村的汉子们纷纷把手按在刀柄上。色隆村的人也不示弱，没带武器，好些人就地捡石头捏在手里。正在这一触即发之时，郑学明赶到了，将轿车停在两方人中间，跳下车说：“大家冷静冷静，都听我说，双方都是来解决事情的，千万不能冲动，既然要解决事，我们就得坐下来谈。”
他小声和村长交流一会，村长说：“要谈事，我们去村委办公室，不过人多嘴杂，双方都由家属出面，派一个代表去办公室，其他人就在外面等。”
这算公平，双方都没意见。拉加村绒布和郎加进了办公室，色隆村泽央和阿尼进去，谈判就由副乡长郑学明和色隆村村长主持。两村村民，各自聚在办公室外的小院里等待。这一次谈判极为漫长，也不知郎加和阿尼把话都绕到了什么地方。快到中午，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绒布从门洞里出来，拉加村的汉子们看见他无精打采，还以为谈判已输掉。他走上前来，先叹了口气说：“我让谈判暂时中止了，出来找大家商议商议。”
汉子们问：“谈得怎样？”
绒布说：“泽央答应赔钱，多少都行。”
有人说：“谈成这样，还是郎加厉害，我们赢了，既然出钱，那就让他们倾家荡产。”
绒布的眉头皱起来，说：“我不要钱，再多钱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想要我儿子。”
尼玛说：“绒布兄弟，你说怎样就怎样。”
绒布再一次忧郁起来。大家明白，之前那点支撑他的希望因对方答应赔偿而破灭，他急于找到一个新突破口。
有人说：“是泽央家儿子撞了赤称，出事后，我们还一直没见过她儿子。”
一听这话，绒布眼中再次亮出光来，他说：“有办法了，我不要钱。”说着，他向办公室小跑而去。
这一次没谈多久，办公室的门再次打开，泽央面色惨白地走出来，与色隆村的人们说了一会儿，又才进去。不一会儿，双方都走出来，绒布眼中的光更亮了，他说：“上车再说，我们回去。”
拉加村的汉子们上了车，车队出发。绒布讲起自己的要求，说到现在为止，没看见这事的关键人物多吉，没见着多吉，再多的钱也不起作用。泽央推说多吉走亲戚去了，这让郎加抓住机会，坚持三天之后多吉必须出面，而且得主动来拉加村，才能继续谈判。一听这事，大家明白泽央家早做了准备，让多吉躲在外面，不过现在这事被拉加村抓住，他们变得更为主动。
回到村子，绒布去了医院。拥珍见到绒布，眼泪又止不住地淌。绒布讲起谈判的事，以此安慰，当听说三天之后多吉有可能前来时，拥珍止住眼泪，坚决要出院回家，她既悲伤又愤恨地说：“要死我也得死在家里，也要亲眼看看害死儿子的人。”绒布听了，只好去办出院手续，把拥珍接回家。
日子变得艰涩而亢长，尤其是多吉即将来村的前一夜，整个拉加村都回荡着一种怪异的气氛，村子异常宁静，连狗吠声都没有。人们早早上床，等待大日子的到来。
绒布几乎整夜未眠，天刚刚亮开，他起床烧茶。
拥珍说：“我也起来。”
绒布说：“时间还早，你再睡会，我做好奶茶叫你。”
拥珍说：“今天是为儿子复仇的大日子，我怎么睡得着？”
一种畸形的亢奋让夫妇俩显得异样地精神。他们吃过糌粑和奶茶才走出门去。在拉加村口，也有一个大院子，方便游客们停车。他们来到院子时，汉子们早已在那等候，这让绒布和拥珍感动得说不出话，他们心里暖暖地看看众人，行了个双手合十的礼。
郑学明也从乡上赶来，他双眼通红，也是一夜没睡。给众人打过招呼后，径直走向绒布和拥珍。
郑学明说：“绒布大哥，拥珍嫂子，能不能再商量商量，纠结这样多人，万一出事，都得牵涉法律，我想你们也不愿再看见悲剧发生。”
绒布正想说话时，拥珍拦住他，说：“副乡长，平时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听你的，但今天，这是关系到我儿子一条命的事，我们有自己的解决方法。我希望你别插手，就算触动了法律，到时候我去住监狱。”
拥珍的目光很决绝，连她都这样说，郑学明更无措了。
太阳刚刚露出东山巅时，他们听见汽车声，坐在院墙的汉子们立即站起来，又排成一排。这一次站在中央的是尼玛，绒布仍紧贴着他。郑学明把拥珍搀到边上。
色隆村开了十多辆车来，都停在院子一边，汉子们站成两排，有三十多人。他们这次准备很充分，站在中间的，是个大块头，有一米九的个子，身板结实得像一面铜墙。这个叫嘎让的大个子，拉加村的人也很熟悉，他原在部队，参加过自卫反击战，从部队退伍后，分到色隆村所属的乡上，上了战场的嘎让，也是个名扬四方的铁汉子。三十多个色隆村的汉子，齐整整站在对面，他们都挎了长腰刀，丝毫没有示弱的意思。
郑学明见对方请到嘎让，连声叫苦，嘎让出面，色隆村的汉子们就会很有底气。再加上尼玛，强强相对，今天的事很难收场。
色隆村那边，最后下车的是泽央，她向拉加村的汉子们走去，走到绒布面前。
绒布问：“多吉呢？”
泽央说：“我不会带他来。”
一听这话，尼玛就哼了一声，把手按在了刀柄上。色隆村的汉子们见状，也纷纷向前跨了一步，双方都怒目而视。
绒布说：“你这是有意把他藏起来了。”
泽央说：“我今天来，就是代儿子领罚，你们心中再大的火，都可以发在我身上。”
绒布说：“你退开吧，我们只和男人动手，既然你儿子不敢来，色隆村的男人可是来了不少。”
绒布一说，拉加村的男人们不再管泽央，一块儿向前走去，尼玛走在最前面，紧握刀柄的手在颤抖，长长的腰刀发出咔咔的声音。色隆村的人并不示弱，嘎让也坚定地走向了对方，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一场血腥的争斗即将触发。
副乡长郑学明在边上喊哑了噪子，但此刻，被血性和愤怒鼓舞的康巴汉子，不会听他的。
在这紧张时刻，一辆车飞驰而至。车上跳下一个大男孩，边跑边高声喊着：“别动手，我来了。”
泽央迎上去，惊呼一声：“多吉，你怎么来了？让你好好藏着的。”
双方的汉子们都站定下来，看着多吉。
多吉和母亲小声说了几句，转过身，走向拉加村的汉子们。多吉站在汉子们面前，对众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站定，说：“不关他们的事，你们要寻仇，只冲我来。”多吉虽然只有十八岁，仍是个腼腆的大孩子，此刻，眼中却没一点畏惧，只静静等待着一切可能发生的灾难。
绒布没有任何反应，他呆呆地看着多吉，说不出话来。拥珍见绒布没话说，想起儿子赤称摔在石头上的样子，赤称的脸血肉模糊，缺了一大块肉。想着，她愤怒起来，小跑着来到绒布身边，她看见面前的多吉和赤称同龄，这个孩子的眼睛黑白分明，清澈得像山顶透明的湖水，眉毛浓黑，像两柄黑色的小剑，鼻梁高挺，似远方的雪山，脸似刀凿斧削一般没任何多余，皮肤黑中透红，那是被阳光皴染而成。这孩子既是康巴汉子的典型长相，又帅气得像把整个天地的美都集中在身上，这美呈现着一种纯粹的干净，干净得没任何杂质。
一时间，空气板结，连阳光也沾成了一团，拉加村再次陷入岑寂。双方汉子，此刻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能数清对方的胡须。尼玛与嘎让相互对立，尼玛的眼中还有火在燃烧，刀仍在手中咔咔发响。嘎让的眼睛也似铜铃般瞪着，紧握刀柄的手青筋毕露。
夫妇俩看了多吉很长时间，拥珍开始哭起来，她哭得很伤心。拉加村和色隆村的汉子们，都等待着她哭完，然后发出号令。
拥珍哭了许久，才努力控制自己，抽泣着叫了一声：“多吉！”
多吉应一声。
她继续叫：“多吉，多吉啊。”
多吉连连应着。
叫过之后，拥珍转向拉加村的汉子们，说：“大家散了吧，回家去。”
多吉不知所措地转身去看阿妈泽央，泽央的眼泪早把惨白的脸打湿。
众人愣了一会儿，从高度紧张中松驰下来，握着刀柄的手也放开了。副乡长郑学明此刻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捧住了脸。
其它人也都缓过劲来，纷纷散开，他们看见嘎让与尼玛还面对面站在一块儿，他们相互看着对方，大家的担心又升起来。不过谁都没想到两人互看一会儿，忽然相拥，抱头痛哭，两个血性的汉子，两个英雄般的人物，此刻像孩子一般尽情大哭，他们的哭声似大象嚎叫。众人看见这场面，也跟着哭。
此后色隆村和拉加村像两兄弟般要好，多吉拜了绒布和拥珍干爹干妈，两家人时常相互走动。嘎让和尼玛，也时常约一块儿喝酒。两个村庄的汉子们，都有了来往。两村还时常举办笑宴，郎加和阿尼，是笑宴上的明星，俩人相互戏谑，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对于拥珍当时的行为，有一个说法是她又想起儿子血肉模糊的脸，但看见多吉太帅气，别说复仇，连拨下他身上一根汗毛，她都不忍心。她知道复仇无望了，才开始哭泣。不过这只是个说法，没人去找她印证。
原刊于《芳草》2021年1月“吉祥青藏”小辑
尹向东，藏族，又名泽仁罗布，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在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长篇小说《风马》。作品被选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多种选刊，收入《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集》《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4短篇小说》《2001——2010新世纪小说大系生态卷》等选本。获过多种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