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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家来说，曾有那么一个漫长的时期，所有的好事都发生在三月，所有的坏事也都发生在三月。要讲述它们，还得从我母亲最初的人生选择开始。
我母亲最早的职业是个裁缝。那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时期。1990年，母亲十八岁，在高考的前夕，辍学去北藏镇一个姿色秀丽的中年女人的裁缝店里当了学徒。店里活儿很多，那时候人们时兴穿用各种布料缝制的衣服。裁缝们什么活儿都接，包括女人的内衣。一套衣服按照大小、材质的不同，手工费五六七八或十几块不等。比起庄稼人，裁缝们不用风吹日晒，汗流浃背，收入又那么可观，是乡里人艳羡的对象之一。
我母亲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她说她小时候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五个姐姐一个一个传下来的破衣烂裳。那些衣服穿到瘦骨伶仃的她身上，差不多条分缕析，除了地图一样的补丁和太过窄小或太过宽大的样式，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渗透到一丝一线中姐姐们的鼻涕、涎水、汗液、气味以及大大小小的虱子。等她长到虚荣心开始提醒她需要注意自己外貌的年纪，她就感受到了更深的痛苦。她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姑娘，就因为她没有一件漂亮的新衣服。因此她在最美的年纪选择做一个裁缝是情有可原的。她曾对我说，她喜欢裁缝店里新鲜布匹的味道，喜欢手抚过新布的丝滑感觉，喜欢剪刀剪开一块完整的布匹时咔咔咔的声音，喜欢新衣服挂在横杆上静待主人上身的样子……在她坐在昏暗、逼仄、阴冷的小店一角，默默而欢喜地缝了半年纽扣和裤脚后的某一天，她的师父给她做了一套粉红色的西装，算是对她的认可和酬劳。为此母亲整整啜泣了一个晚上，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她的青春美貌发出的光辉，使粉红色外衣更加艳丽。来店里做衣服的客人络绎不绝，大多数是正值求偶年纪的年轻人。两年后，她学成出师，成了北藏镇最有名气的裁缝师。就在那年三月，大地回春，她嫁给了一个苦苦追求她的年轻英俊但没有多少本事的庄稼汉，开始了婚姻生活。
这个庄稼汉——也就是我的父亲，当年的拿手好戏是噘着嘴巴吹响俏皮活泼的口哨。我的爷爷在他十六岁时过世，他在没有约束的状态下快活了两三年。凡是离他近的东西，他都懒得去想。他几乎过着悬空的生活，仰头看天，脚不沾地。他周围的一切：庄稼、牛羊、他们母子漏雨的房屋、逢年过节时各种繁缛的礼数……在他看来，都是世界上的异常现象。他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经常把家里的粮食，背一小兜到北藏镇市场粜了，进饭馆吃一顿好的。后来，他阿舅告诉他，是时候要担起这个家庭的重任了。他这才揉揉眼睛看了看现实世界，总算成熟了一些。他决心干一番事业。干什么好呢？他苦苦琢磨。他不懂得也不想种庄稼，因为从来没见过哪个庄稼汉靠种地成了富人。相反，很多农民种庄稼不但没有发财，开春的时候，连一袋尿素都买不起。养牛羊呢？当然比种庄稼收益好，但每天赶着牛群羊群去黄金草原放牧，那份孤单和寂寞，他怎么熬得住！不过他明白，他必须得把双手从裤兜里掏出来，用它们干点什么了。他想到了那时正流行的皮带。为了显示出它们，年轻人把花衬衣的下摆塞进喇叭裤裤腰，别提多神气了。那么，就卖皮带吧。他说干就干。他费了很大周折，从县城批发来一大捆各色各式皮带，挂在北藏镇最繁华街面的一棵柳树枝上。但那些所谓“皮带”，硬得割肉，不出三天，磨得人腰里一圈红痒的疙瘩，很快卖不下去，蚀了本。他又卖苹果。可是乡里人不愿把钱花在他们认为不值当的地方：在两袋盐巴和一颗苹果中，他们不假思索，选择前者。苹果很快被雷帝雪山飘来的清风吹得皱皱巴巴，丧失了水分。我奶奶把它们存储在地窖里，母子俩吃了整整一个冬天。他感受到挫折，事业到此为止。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牵着他，去追求更加想要的东西。每天早晨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用洗衣粉洗头，保持头发丝丝分明，清爽活力。他用烤热淌油的猪皮，把一双皮革鞋擦得能照出人的影子。他在北藏镇和番镇上的漂亮姑娘堆里寻芳猎艳，当他发现裁缝店里美丽纯洁、脸蛋红得像玫瑰的母亲时，惊为仙女，把所有心思用在了她的身上。最初很艰难，母亲怀疑他不是个勤劳踏实的农民。但他长得那么好看，而且恋爱的人眼里，别说沙子，大象也能跑进去，最终他成功了。
别的姑娘出嫁，要自行车，要手表，母亲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一口气要了十八套新衣和一台缝纫机。所谓的十八套，衬衣和内裤也算在里面。令她没想到的是，未来的婆婆一口答应。燕牌缝纫机没办法造假，可是他们送来的所谓十八套彩礼布料，纯属凑数，粗劣俗气到令人发指。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做抹布都会讨嫌。开弓没有回头箭，母亲过门了。那些布料，伤了她的自尊心，但她还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裁剪缝制了它们，按照季节、心情、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的需要，轮流穿着，像一只寒酸的花蝴蝶。
这桩婚姻并不幸福。母亲是个高中生。如果不是她头脑发昏学了裁缝，说不定能考上大学。骨子里的她多愁善感，情感丰富，偶尔读到的几本文学名著，让她在为书中的故事泪流满面的同时，与了理想和追求。可是父亲呢？只上了小学一年级。谈恋爱的时候被爱情迷住了心智，婚后，母亲发现，他们在生活上离得越近，思想上就离得越远。假如父亲是个有心人，假如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她心里所想，哪怕只有一次，母亲也会把千言万语向他吐露。好比田野里一株孤零零的果树，轻轻一摇，熟透的果实就会纷纷落地。可是父亲的眼睛苍白、贫乏、空洞，就像他的思想。他说起话来，像通往北藏镇唯一一段笔直的沙土路那样平淡无奇，还充满缺乏基本知识而导致的幼稚。他连农民最基础的生产常识都没有，甚至不会看云识天气。但是母亲若抱怨一下他，他马上滔滔不绝地回敬她数不清的乡里乡气的污言秽语。母亲曾以为他动听的口哨，是他多才多艺、多情多感的表现，谁知他的精神世界竟这么空乏，令她失望透顶。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会、侃侃而谈，带领自己的女人去品尝热情的力量、生活的味道、人世的玄妙吗？可是父亲愚钝、毫无求知欲、得过且过。他把幸福定位在吃饱喝足、有新衣穿、有钱花这些人的基本需求上，但母亲想的要的，显然比这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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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母亲的火石，打不起父亲心里的一点火花，但由于女人渴求爱情的天性，母亲一遍遍回忆着那些他追求她时的美好时光。那时的他，多么善解人意！但是慢慢地，很多美好她都记不清了，甚至怀疑它们是否发生过。细枝末节消失后，留下的是一片惆怅。
再后来，母亲不得不一点点向他低头。据母亲讲，刚结婚的时候父亲对她简直着了魔，怀了哥哥后，就不把她放在眼里了。他对结婚前养成的浪荡习惯，比结婚后应尽的本分更感兴趣。他喝酒吃肉，东游西逛，懒惰成性。母亲呢？千手观音一样忙完裁缝活儿，还要回家干农活儿、家务。如果说婚前她像一朵芬芳的鲜花，那么婚后，就像跑了气儿的酒，带点酸味了。她越是深谙勤劳和幸福的关系，就越对父亲的懒散感到失望和愤怒。她渐渐开始嘟哝，后来发展成吵嚷，最后变成咆哮。最初父亲还能听进去一些，悻悻地去干那些不得不由男人亲自动手的活儿，干了几次后，他觉得听媳妇的指派有损男子汉的尊严，便毫不留情地拒斥了她。于是脏活儿重活儿全落到母亲身上。每当她口出怨言，他就装作虚心接受的样子洗耳恭听，可等她发完牢骚，他就像一根烟囱，把浓烟交给天空了事。母亲对他这种天塌地陷与我无关而又表现出来的一团“和气”，比遇到任何形式的对抗都更加感到无可奈何，怨气难消。她气极的时候摔过一次门，发现这一行为有传达愤怒、抵消痛苦的作用，便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她又中断过几次午饭，跑过几次娘家，敏锐地感觉到其中的粗劣和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后，像初次吸烟的人意识到危害那样果断停止。但她总归是个女人，而且还是新婚的女人。婚姻生活把覆盖在她内心和身体上的纯洁泥土一层层扒开，露出先是懵懵懂懂，后来越来越清晰的感官快乐。如同一种流浪的情感，突然找到使它得以苏醒的土壤，便再也不肯沉睡。出嫁前，在她的闭塞狭小的圈子四周，以娘家、裁缝活儿、农牧活计、灶房等内容筑成了不留缝隙的边界，现在突然有了以男人和婆家为中心的另一种生活，令她新奇、沉迷和不知所措。她有一种懦弱女性普遍的占有欲：抓住什么便永远也舍不得放手。她因此而比婚前更爱父亲——当然，婚前没有的恨，现在也有了。有那么一个时期，她感觉到被轻视和冷落的痛苦，放下自尊，委婉地要他关心爱护。她抱怨做农活儿胳膊疼、腰疼，目的只是得到他一声关切的问候。他出门，她要问清去处，他若含混其词，或粗暴地不许她发问，她的思绪就跟着他出村穿庄，上坡下沟，在镇子上、在酒馆里晃荡。他回来晚她也会问清缘由，但得到的通常是一串响亮的鼾声。他的衣服都是她亲手选材缝制，爱情的气息浸透了一针一线，扎下的每一针都是他能变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的希望。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好恶扩大到他身上，纯粹是他太需要改造。她把新衣给他穿上，但把他打扮好看了，又怕他招蜂引蝶。她怀疑他在外面拈花惹草，疑神疑鬼，以致神经衰弱。她越是这样，他离她越远。最后，她感到伤心，责备自己婚前没有看清他的庸碌无能。而且，她本能地感觉到，指望他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来，就跟指望公鸡下蛋一样荒唐。于是她心灰意冷，对他不闻不问。这下可好，轮到父亲偶尔向她献媚了。
父亲本来打着如意算盘，满以为一结婚，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有人给他做饭、洗衣、伺候庄稼牛羊，他可以随心所欲，或许还能干出一番“事业”。哪知媳妇处处管着他，妄想当家做主。连他在人前说什么话，她也要一字一句教他。他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夜不归宿……她越是这么要求，他越反着来。惯的毛病！他想。他发现，对付母亲的好办法，就是晾着她，于是屡试不爽。但是偶尔，他也会视情形的严重程度，“心软”或者“认错”，把事情掰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点聪明，才使这桩裂痕密布的婚姻没有破碎。
不久，母亲生下了哥哥。她用当时北藏镇上能买到的最细腻、最柔软的布料给他做新衣服。第二年我来了。她用同样的爱养育我。这时候，经济大潮的春风穿过祖国广袤的大地，吹进了我们这道荒僻的小山沟，几乎一夜之间，北藏镇上都是从内地大城市千里迢迢运来的成品服装。那些服装新潮美观，精致柔和，穿上后简直像个城里人。手工缝制的衣服，首先被年轻人抛弃，接着是中年人，最后，连老年人也改变了古老的审美。裁缝们纷纷失业。他们要么回家种地，要么出门打工，要么一蹶不振，成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生存哲学的典型例证。母亲的师父，那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关了裁缝店，当起了成品服装店的老板。
服装店太小，母亲成了多余的。她就离开师父，对父亲说，她也想在北藏镇上租一个铺面，卖成品服装。父亲断然拒绝了她。他太清楚自己是如何在挤满年轻男人的裁缝店将她追到手的。他骗母亲，等再过两年，家里攒了钱，就给她开服装店。母亲相信了，回家务农、放羊、“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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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很快就过去了。母亲攒了一些钱，但都攥在奶奶手里。奶奶是家里掌柜的。奶奶一辈子黄土里刨食，牛羊身上变钱，把每一分钱的花销和存储变成了艺术。她对母亲想开服装店的想法嗤之以鼻：一个女人，还想戳破天哩！我的父亲虽然看起来花哨，骨子里却胆小守旧，对外面的世界怀着夸张的偏见和恐惧。但是母亲敢说敢做，敢闯敢荡。父亲不肯出门挣钱，让她失望、鄙夷，但又无可奈何。她看出，想要开店，只能靠自己。
母亲有一个同行，北藏镇的裁缝生意破产后去了拉萨做藏袍，工资很可观，于是母亲对父亲说她也要去。父亲言行粗暴地拒绝了她。三月里有天清晨，母亲在散发着各种发芽植物清香的泥土中撒完最后一把青稞籽，赶着耕牛回家，穿上“十八套”里质地最好、款式最新的一件红色衣服，谎称去集上买化肥，走了。天知道从未出过北藏镇的她，怎么到的拉萨。她走了十几天后，来了电话。那时整个村子只有村长家有一部电话，村长在门前电线杆上安了一个大喇叭，谁家出门人打来电话，就喊谁家掌柜的来接。那是父亲这辈子接的第一个电话。他惊奇而疑惑地把电话放到耳边，当他听出里面是母亲的声音时，身为丈夫的尊严，羞愧、愤怒、无助和担心失去她的恐惧使他青筋暴突，浑身发抖。他沉默了半天，吼道：“臭婆娘，赶紧滚回来！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放下电话，村长很不高兴，拿起电话检查半天，说父亲声音太大，把他的电话震坏了，因此在接一个电话一块钱的基础上，多要了两块。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半年……母亲并没有听他的话回来，甚至再没来过电话。人们都说，母亲跟人跑了。父亲瘦成了一根棍。他酗酒，赌博，撂下牛羊不管，甚至顶撞奶奶。他快要疯了。他到处打听，拉萨怎么走，几天才能到，拉萨城有多大，得多少盘缠……但未付诸行动。他也几次带着我和哥哥去外婆家要人，一口咬定他们坏良心，把女儿藏起来，又要过一婚，骗些彩礼钱。他怒不可遏，不止一次说起自家送的“十八套”。外婆家是老实善良的人，他们也接过一次母亲的电话，但他们和父亲一样，不晓得别人打过来的电话，是可以打过去的。
腊月里，越临近年关，父亲越沮丧，大白天也赖在炕上睡懒觉。有一天上午，他听见村长家的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他跳下炕，胳膊底下一左一右夹了我和哥哥，飞奔到村长家。他满头大汗，恶狠狠地吩咐我和哥哥对着电话哭，谁不哭就打死谁。电话响了。父亲拿起电话，声音还算平静。说了几句后，他对着话筒，不顾村长夫妇在一旁，毫不害臊地哭了。他哭得眼泪、鼻涕、涎水一起往下流，求母亲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年。我和哥哥，也感同身受，撕心裂肺地陪着他哭。村长懂得电话的奥秘，从父亲手中要过电话，把我们父子三人的头扒拉到一起，示意一起对着话筒哭。我们照办了。我们哭得一个比一个响。等哭得差不多了，村长扣了电话：“行了行了，又要把我的电话震坏了。”但是这次，他没有额外要两块钱。
腊月二十七，母亲回来了。母亲穿着一件美丽无比的土黄色藏装。她更美了，也更丰腴。她的眼睛欢快生动，熠熠生辉。将近一年的分离，她和父亲看起来，像两个世界的人。父亲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相反，不受自己控制地流露出无限的甜蜜温柔。两个月后，他失掉的那些肉，又长回到了他身上。
母亲把做藏袍挣到的钱，一共一万五千元，交给了当家人奶奶。奶奶从未见过那么多钱，虽然气哼哼的，但也原谅了她。在我们这道沟川，天经地义，都是老人做掌柜。
母亲把见识到的新世界，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让父亲也见识到了。父亲很快起了变化。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也想出去闯荡一番，甚至满脑子都是发财致富的远大理想。
父亲下定决心，跟着村里几个年轻人，去了西宁打工。他离家的一幕让人永生难忘：他神色凝重，疑虑重重，好像是去奔赴战场。但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满脸懊丧地独自回来了，理由是工地上太辛苦，伙食像喂猪的一样。
他又像母鸡做窝似的，趴在家里不动弹了。失望之余，母亲决定陪父亲一起出门。过完年，往地里拉完粪，施好肥，买来种子，规划好哪块地种什么作物，三月就到了。殊胜的三月，仿佛一条分割线，把失望和失败留在昨天，把希望和成功放在今天。对于庄稼人来说，尤其如此。在奶奶讲给我和哥哥的故事里，三月永远是最殊胜、最吉祥的月份。她们小时候，踮着脚尖把三月盼来，等于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条性命。漫山遍野的荠菜、蕨麻、马齿苋、擀面杖……还未钻出地面，她们就拿着小铲，循着芽根顶起的小土包挖下去，捋捋潮湿的泥土，把又白又嫩的春芽塞进嘴里，哄骗空瘪的胃肠，汲取那可怜的养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来说，三月除了要给每一寸土地埋下希望，还意味着背井离乡，去某一个地方打工挣钱。他们多是熟练的建筑工人，或是其他什么职业，身上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双劳动者特有的灵巧粗大的双手。临行前几天，他们都会登上房顶，抱着双臂，长久而沉默地眺望远方，直到三月清亮的光芒，把他们的眼睛灼痛。父亲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也常常等他们走后，学他们的样子，爬上我家房顶东张西望。我也喜欢三月。三月一打头，我和哥哥就要上学了。我喜欢读书写字，哥哥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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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落地发芽长成茵茵青苗后，青藏高原特有的雪域宝贝冬虫夏草就可以采挖了。父亲架不住母亲的撺掇和现实的逼迫，决定拼上一回，和母亲一起去青海挖虫草。母亲跟奶奶要盘缠，奶奶一分不给。奶奶的思想，还停留在多少年前的小农经济上，只要一家人吃饱穿暖，平安健康，她就心满意足了。母亲多次碰壁，嘴里一口一个阿妈，心里却气得连声音都发抖了。奶奶当然听得出来。于是，她剪刀一样的嘴巴，把母亲剪得遍体鳞伤。奶奶本来就对母亲抱着先入为主的成见：彩礼衣服要了十八套！这道沟川，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例子。母亲要钱不得，还被骂个没完，忍不住回嘴。于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最终都刺到父亲身上。奶奶骂他连媳妇都制不住，母亲抱怨他无能，一分钱都挣不来。尽管大吵一架，奶奶还是不松手。母亲就对父亲说，你不是有那么多朋友吗？去跟他们借一点吧。父亲担心以后会给她落下他交了一群“狐朋狗友”的话柄，硬着头皮去借。他从友情名单中挑选了一个人品最好、最有钱的。为了好开口，他把那人邀请到北藏镇酒馆里去喝酒。一瓶青稞散酒十几块钱，下肚了，一盘熟牛肉二十块，也吃光了。那人红光满面，打着响亮的酒嗝。父亲看时机已到，决心开口，可是话到嘴边，蹦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于是他想，路上再说吧。他们走的是一条长满冰草和蕨麻的小路，马上就要分手，父亲心里打算，等到了小河边再说吧，小河也走过了。最后，他索性，给自己的嘴巴贴上了封条。母亲失望，只好撺掇父亲，瞒着奶奶，卖了一头牛、几只羊，凑了一万几千块盘缠和草山费。为此奶奶捶胸顿足，骂他们败家，整整骂了三天。父亲保证，一定给她翻倍挣回来。
出发的日子到了。那天下着春天细润清凉的小雨。父母带了几麻袋吃喝，逃难一样和一群联手（哥们儿、朋友）坐着班车，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去往青海玉树高山草原，寻找虫草了。他们给当地藏民交了两人份的草山费，在飞雪奇寒中扎下帐篷，垒三块石头支起炉灶，胡乱吃下第一顿因为高海拔缺氧而半生不熟的面片，就雄心勃勃，把发家致富的梦想付诸实践。他俩攥着小镢头，整个儿趴在湿润冰冷的草地上，一寸一寸，肉虫一样匍匐前进，寻找那有钱人用来滋补身体的宝物。这种艰苦卓绝、孤注一掷的冒险，最终的结果，要么获得丰厚的回报，要么赔个精光，要么搭上身家性命。父母的收获，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
他俩回来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已经是酷暑六月，麦子泛出麻黄色，青稞紫色的穗头像一个个甜蜜的梦幻。那天头顶是一望无际的青天，挂着一轮炙热的红太阳。他俩一前一后，低头弯腰，犯错的娃娃一样钻进家门。他俩还穿着进山时的棉衣，浑身脏污，嘴唇结满了厚厚的血痂，手脸黑皱，瘦得脱了相。父亲肩上搭着小半褡裢还未吃完的青稞炒面，母亲手里拎一个装着两只木碗的红布袋子。帐篷、铺盖、小锅，还有其他一些用具，都不见了。母亲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包裹着五颜六色彩纸的水果糖，先孝敬奶奶，奶奶眼白朝天，别过脸没接。她又掏出一把糖，把我和哥哥拉进怀抱，塞进我俩手心。在我们那道沟川，不管挣没挣到钱，出门人回家带一兜糖，给老人孩子和周围邻居甜甜嘴，是一个时兴的规矩。哥哥剥开一颗糖放进嘴里，不知为什么抽抽噎噎，哭了。我从来没得到过那么多糖，一下塞了两颗，一边腮帮子一颗，过一会儿再用舌头，把它们调个位置，乐此不疲。
悻悻讪讪几天后，父母终于对这次惨烈的失败有所描述。父亲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母亲说：“……在山里，我和你爸爸差点冻死。我裁缝活儿做得太多，坏了眼睛，挖得很少。你爸爸整天骂我是瞎母熊。我俩早出晚归，趴在草地上，一棵草一棵草地翻，运气好了能挖上几根，运气不好，一根也挖不到。这次出门，你爸爸也算攒劲哩。两个月期限飞一样过去了。我和你爸爸合起来才挖了三百多根。最后一个月，要不是我俩都病倒了，也许能挖到更多……嗯，我俩差点死在那里。先是感冒，后是痢疾。一颗药都没有。离山的时候，除了褡裢里剩下的半袋炒面和一双碗筷，什么帐篷、铺盖、小锅……我俩啥也拿不动啦。在山下的路口，你爸爸要卖掉那些虫草，凑盘缠。我说，等等，到州上再卖。可是他说，州上虫草贩子比虫草多，能卖几个钱哩！他总共卖了四千五百块。来到玉树州上，我俩才知道上当了，如果在州上卖，能卖一万多。你爸爸气坏了，吐了几口血。我们不得不找个旅社住下，给他看病。啧啧，六天时间，四千块水一样淌走了。为了省钱，我顿顿开水拌炒面……能活着回来，阿弥陀佛，真是佛祖保佑呀！”
可是奶奶不信她说的这一套。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太老实，挖虫草挣的钱，全让儿媳妇藏起来了。也或者，儿子耳朵软，听了媳妇的话，两口子把钱昧下了。她把这两个意思，反复用不同的语言组织和方式，或隐或显地表达给邻里和四个嫁出去的女儿，以致大家都以为，父母这次挖虫草发了大财，只是母亲想要夺权当家，把奶奶骗了。奶奶还感到委屈的一件事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结婚前，虽然不怎么听话，但对她非常关心，可是自从娶了媳妇，尤其是媳妇跑了一趟拉萨后，就不大认她这个娘了。她倒不是想看自己儿子不幸福，但一想到自己不能再掌管家里大事，就像一个被赶下宝座的大王，看昔日小卒在自己王位上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一样痛苦。母亲听到这些流言，感受到奶奶的心思，觉得委屈，后来，不管挣到多少钱，只是象征性地给奶奶几百块零花钱，不肯多给一分。对于奶奶来说，打击已击中要害，反击也非常直接有力：她吝啬起自己的微笑和语言，直到去世，也没给过母亲几个好脸。
那次挖虫草的经历成了父亲的噩梦，他再也不愿踏出家门一步。因为担心母亲“变坏”，“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也不许母亲单独出去打工。母亲偷偷跑出去过一次，还没跑出河州城，就被他抓回来，用竹子扫帚一顿好打。母亲不跑了，她变得忧郁。但不论现实多么残酷，她对自己想在北藏镇开一间服装店的梦想从未动摇。在她灵魂深处，一直在等待发生什么事情。就像困在沙漠中的旅人，遥望无尽的瀚海、蔚蓝的天空，幻想看到一支驼队。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生活的荆棘中搜寻希望之光。她不知道这样等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但她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希望今天能有一个机会，挣到一笔钱，给她那个想象中的服装店增砖添瓦。她努力种庄稼，养牛羊，但所得除了一家人吃饱喝足、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这样过了两年，她离梦想越来越远了。不得已之下，母亲搬出搁置已久的缝纫机，“嗒嗒嗒”地给人做起了窗帘。那时候，在党和国家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致富政策的带领下，我们沟川的经济发展很快，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盖起了新房，窗帘随即成为新房的必需品。母亲做的窗帘手艺精湛，收费又合理，在乡亲们中间树起了良好的口碑。可是话又说回来，一年到头，方圆村庄，能盖的新房数量有限，因此，我家的经济依旧如同绷紧的皮筋，稍不留神，就会绷断。
母亲的五个姐姐，生活条件都不错，见母亲过得如此艰难，就来帮她。母亲又穿起了她们给的衣服，新的，也有旧的。新的她穿上赶集，旧的给我们做鞋子。她的“十八套”，仍旧一套一套换着穿。
……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11期（责任编辑：安殿荣 张金秋）
创作谈
有一段时期，我痴迷于“人的成长”这一命题，因为从人的发展来说，“成长”伴随一生。与此同时，我也很想以我们国家的脱贫攻坚为题材写一篇小说，但一直没有机缘。去年夏天，有一次我给老家打电话，听说村里的年轻人都被乡政府组织去免费学习烹饪了，我听了很感动，于是就结合“人的成长”，开始写《三月之光》。
之所以起《三月之光》这个名字，是因为无论对农民还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三月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万物萌发，生机勃勃；而三月的光芒，又给人以形而上的、昂扬的、催人奋发和开拓的力量。至于小说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当然这种虚构，是以我丰富的农村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的。
我把主人公的年龄设定为70后，因为这代人最早出生的现在也已经五十多岁，经过了人生的起落，品尝了人生的辛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没给小说人物起具体的名字，而是以父亲，母亲，哥哥，以及作为叙述主体的“我”代替。这个家庭在脱贫致富的道路走了很多弯路，其中，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想走捷径，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甚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还做过一些违法的勾当，但是生活最终非常严厉地教训了他，使他逐步认识到想要发家致富，唯有通过认真踏实的劳动。而他的妻子，作品中的母亲，始终是与时俱进、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脱贫攻坚背景下的成长小说。
最后，我想说，人生的每一天，都是一次成长，作为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成长。感谢《民族文学》，感谢每一位读者。
何延华，女，藏族。文学博士、副教授，现就职于兰州理工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嘉禾的夏天》。曾获甘肃省第五、六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第二十四、二十六届全国梁斌小说中篇小说奖，第二届《飞天》文学十年奖，甘肃省第七届黄河文学奖，首届青稞文学奖，首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第二、三、四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