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
通读老街的历史，需待眼睛里青春的火焰燃尽。从时光的甬道溯洄泅出，方知，它是我们不能不思量的海角天涯。
——题记
一
拂晓。随着一声吆喝：“起来打扫卫生了！”老街便从暗夜里苏醒过来，东边的“喇嘛多吉”神山照亮了一双双眼睛。每家每户“吱呀”一声儿打开红藏房的木门，拿着扫帚、木桶，把生养自己的这条街冲洗得干干净净，吃饭，上学，上班，做农活，新的一天就在忙碌中开始了。此时，太阳在地平线下6度以上。老人们拿着念珠和转经筒，幽清的水舒展了他们的筋骨。卖菜的人家把小白菜、香葱、元荽随意地放在门口，便去忙活自家的事儿。买菜的都是没有自留地的，把钱放在地上，压块石头，拿一把菜就走。劳动收工回来后，数钱、收拾没卖完的菜。有人会站在街上打招呼：“今天买了两把小白菜，一角钱就不找了，明天少放一角就是了！”“呀呀！”（藏语“好”的意思。）
又一个黄昏。老街的水在苍烟落照间潺潺流淌，到街头分成两支，一支流向奔腾的巴楚河，一支流向城外的田园。溪水两边铺着整齐的青石板，鳞次栉比的红藏房，一家挨着一家，门锁了等于没锁，这家到那家，从“砸口楼”一步跨过，就是一脚之间的事儿。老街人爱水，上游放着冷藏的牛奶，人们一面淘米洗菜，一面聊着家长里短。洗衣服的人怕污染了水，都去下游洗。灶门里烧着旺旺的火，锅里的水开得滚滚的，擀好的面片等着下锅。灶火像母亲一样，让人心生温暖，老街暂时安静下来。晚饭后，只要中山广场没有放电影，老街又会再度沸腾起来，干部、农民、工人、商人一起跳弦子，像一家人一样，城外数里，都能听见悠扬的弦胡声。
……
这是常常浮现在记忆里的老街，我们的老街。
二
巴塘旧名巴安。民国初年，为抵御外侵，官方在巴安古城四周筑起了三米高的土围墙，四角设岗哨，六个城门围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四方形，城门的名字由“巴安三杰”之一、民国时期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泽仁所取，和他主建的仿南京式“中山台”一样，打上了民国烙印：中山门、中正门、建国门、天祥门、复兴门、定远门。古镇里有关帝庙、基督教堂、城隍庙、孔圣庙、大园、中山台、古桑抱石、县立小学和国民党党部，是川滇藏三省区结合部重镇，也就是今天的夏邛镇。
老街东起中山门，西到中正门，为巴安古镇的正街，旧时叫中山路。老人们回忆，当时的老街开有二十多家商铺，贩卖酱醋、绸缎、皮革、肉菜、酥油、各种副食品，十分繁华。雪山上缓缓流下的一条清溪穿街而过，因此又名“清水过街”，以它为中心，延伸出多条支路和巷子，形成了巴塘弦子般婉曲清欢的胡同风貌。
老街多少岁了，没有定数。它是巴塘藏汉与中西文化交融的腹地，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川陕晋滇各路客商曾汇聚于此，又从这里出发，它默默地记载着千百年历史沧桑。
这个不规则的四方形，圈住了地，圈不住人的心和脚。圈住了城，圈不了巴塘人的智慧和血性。无数人走进这条街，丽江木氏土司、清（代）粮务辛文彬、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钦差大臣赵尔丰、民国藏地“女钦差”刘曼卿、国民党官兵、美国传教士、盐茶客商、红军、解放军，留下了统治、异化、杀戮、改土归流、舞文弄墨、商业交易和尘埃落定的痕迹。许多人走出这条街，历史卷轴和文学艺术史上写进了“巴安三杰”（即格桑泽仁、刘家驹、江安西）、平措旺杰、降边嘉措、彭涛、邓珠拉姆、扎西达娃、白登朗吉、德西美朵的名字，延安新闻史上留下了乔迁（即刘自俭）撰写的文章。
在自然灾害中，老街两次受创，无奈地改变了颜貌。一九八九年巴塘发生地震，两年后重建家园，穿街而过的清溪被柏油路淹没，变成了下水道。一九九八年洪灾，建国门下的岳公桥和青石梯修成水泥桥与滨河路，从此失去了一道最独特的风景。但旧年的风起云涌，仍然被时间镌刻在每一块石头、每一捧红泥里。
老街就是大半部巴塘史，所有的大事都在发生这条街上。
三
老街人逛老街，不喜欢直走，穿过曲曲折折的巷子，看看古老的红木门，花窗上的海棠花，最有味道。礼拜堂、城隍庙、清真寺、孔圣庙、大园这些景点早已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始建于1748年（乾隆初年）的省级文物关帝庙在文革中遭到损坏，独留断檐残垣供人凭吊，只有从努力辨认方依稀可见的“心存大学明新内，志在春秋笔削中”楹联、尚存的七踩斗拱和褪色的壁画中，可以看到当年川流不息的人群和旺盛的香火。
藏区关帝庙达数十座，巴塘关帝庙兴建时间较早。这与汉商为代表的汉族移民陆续迁入有关，他们围绕巴塘老街形成相对集中的汉人社区，巴塘亦随之成为汉藏互动与文化碰撞交汇的特殊区域。康熙年间的《藏程纪略》记载：“至巴塘，气候温暖，地辟人稠，花木繁茂可观，且集市之所，内地汉人亦寓此贸易。”基于汉藏贸易的丰厚利润与商机，川、滇、晋、陕等省商贾接踵而至，通过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财神诞辰日举办敬神、演戏、聚餐活动，以强化汉商之间的联系与内部凝聚力，遂形成“财神会”。
关羽象征财神和信义。财神会是兴建关帝庙的倡导者，故而巴塘关帝庙为典型的清汉式建筑，庙内塑神像栩栩如生，壁画精湛，建筑宏伟。1870年（同治九年）3月10日，巴塘发生大地震，关帝庙与全城房屋一起坍塌。其后，汉商公会联络驻巴官兵、会员捐助，对外募捐，重修关帝庙，到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建成了占地一万多平方米的关帝庙、钟鼓楼、戏台和院坝。庙内塑有财神、关羽、关平、周仓、轩辕、鲁班、嫘祖、孙膑神像，钟鼓楼上有一口铜铸的大钟和一面大型皮鼓，每月正月初一、十五的白天、中午、午夜十二点正时，鸣钟击鼓，以示这两天为敬神的日子。当时出力修建的83名会员和官兵的名字，均铸在铜钟上以示纪念。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重建完毕，关帝庙正式定名为“川陕滇三省会馆”。
父亲回忆，他童年时代的关帝庙已是藏汉结合，这和巴塘正、副土司与藏传佛教寺庙高僧的介入有关。关帝庙内既有关公的塑像，又设有煨桑炉、嘛呢杆、大殿背后的观音阁内设有藏式二十一度母像和阎王像；既有洁白的哈达，也悬挂着清代和民国各级政府官员题写的匾额，如驻藏帮办大臣希凯于同治十三年题写的“神圣文武”、民国十五年巴安县事雷振华题写的“浩气长存志在麟经光汉室，圣恩默佑愿将鹤俸荐巴山”等。关帝庙能在藏区的文化氛围里保持内地传统，表现出巴塘极其强大的文化包容性。巴塘“老幼男女概信佛教，于神道多崇拜武圣”，把关帝认同于格萨尔的化身，关帝庙被称为“格萨尔拉康”。家中有大事时，老百姓常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卜卦工具却与汉地相同。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后，财神会成员都要外出经商，会长便要组织一次聚餐，可能基于重男轻女的原因，成员的亲属里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参加。财神会于1943年改为“协进会”，藏族各界人士也被吸纳进来，包括民间手工艺者。爷爷是皮匠，因此父亲也能跟着去看戏吃酒席。三月正值农闲，所谓“青黄不接”，正是肚里没油水，眼冒金星的时候。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成了父亲小时候除了过年外最最期盼的日子。会长用基金和募集到的钱资，杀猪买菜置办汉式酒席。正式开席的前一天，大家把阎王爷像抬起来，请到南面的坟山上祭祀，这天中午可以吃到一顿馒头。第二日正式开席时，则肃然敬献猪头于关公，再开宴，唱京戏和川戏。巴塘老百姓看不懂，笑曰“汉人跳京戏，藏人颈项痛”，揶揄归揶揄，看戏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如今，不聚餐了，也不敬猪头了，曾经蕃昌郁勃的关帝庙仅存衰破的大殿、观音阁和断壁残瓦。当年的人声鼎沸消然褪去，只留下了萧瑟与静寂。但大门右边两个神灶的香火依然旺盛，“煨桑”从未断绝。松柏枝焚起的霭蔼烟雾，是藏民族祭天地诸神的庄严仪式，在巴塘人的心目中，关帝庙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均闪耀着神性的光芒。人们无时不在期盼着，有一天政府的财力好起来了，能把它修葺完善。
四
从关帝庙直行把老街走通，往右便是鹦哥嘴石刻群。对面的山崖下，是震惊清政府的“凤全被戕事件”遗址，最大的一副石刻“凤都护殉节处”，对整个事件唯浅浅几句叙述，镌写在石碑上，提醒后人不要忘记这件事。
但事件本身远非石碑上写的那么简单。1905年发生在巴塘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戕事件，是康藏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事件，直接导致了赵尔丰“改土归流”。赵于次年驰抵巴塘，将戕杀凤全的首恶全部剜心沥血投入金沙江，以祭凤都护。其后，即刻颁布《巴塘改土归流章程》，在巴塘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土司制度宣告永远结束，改设巴安县，分五路保正管理，对寺庙、土地、赋税、乌拉差役、社会风俗均作了详细规定，细到结婚必须扯《婚书》，也就是现在的《结婚证》。他兴办教育，在1904年创办的巴安官话学堂的基础上，成立学务局，严令学龄儿童不入学者，罚其家长，巴安官话学堂遂成为百年老校人民小学的前身。从此，巴塘“所属全境百姓不足五千户，学生竟有千数人，书声不断，成为一文化之区，故巴安风俗与内地相同，一赖教育之力，而百姓好读甲于全康，化夷为夏，一模范县也。”2013年，我下乡去巴塘最偏远的甲英、普达两村，一个骑马走路最少需要十五个小时的地方，早在解放前就实现了人畜分住，可见赵尔丰的改革力度之大，巴塘和巴塘人在阵痛中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对凤全这个人一直很好奇，但资料和网络上，只有寥寥几笔。
凤全字弗堂，满洲镶黄旗人。举人出身，同治十二年捐官入川。先后署理过开县、成都、绵竹、蒲江等县和崇庆州、邛州、资州、泸州及嘉定府、成都府。光绪二十二年，川督鹿传霖疏奏：“凤全性情劲直，办事勤能，治盗安民，立志向上”，光绪三十年四月，清廷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赏其副都统衔。我注意到史料上对他的评价，性格定人生，可能就是他毙命巴塘的原因之一：
“凤全清操峻特，号刚直，然性忭急，少权变，不能与番众委蛇，故终及难云。”
这样一个人，在改土归流前的巴塘，势必混不下去。
事实也是如此。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后，清政府令他将打箭炉（今康定）阜和协的续备新军右营归其统帅，作为行辕本标之兵，批准他另募土勇一千名，训练后入察木多（今西藏昌都）驻防。
凤全带着经过警察学堂培训的100名警察兵，于光绪三十年八月由成都起程。在打箭炉停留约一个多月，只募到兵勇200名，这些兵素质很低，短期内难胜军事。在清廷的催促下，凤全只好将随行的50名警察兵留在打箭炉做教练，自己带50名做为护卫，经雅江、理塘、巴塘一路向昌都赴任。1904年11月18日，凤全抵达巴塘，见“此地气候良好，土地广沃，为川边垦务首创之地”，便不再前行，在巴塘住了下来。并向清廷提出“勘办巴塘屯垦，远驻察台，恐难兼顾，变通留驻巴塘半年，炉厅半年，以期办事应手”的申请。清廷不准，仍命他前往察木多。但他还是在巴塘住了三个多月，驻藏帮办大臣滞留巴塘久久不走，难免引起当地人的猜疑，而凤全在巴塘期间所推行的新政，更直接影响到寺庙、土司及驻瞻藏官的利益。
他推行的新政，受到了重重阻力。
凤全见巴塘土地膏腴，想广泛开垦土地。丁林寺感到利益被侵，便说这些地是“神山不可动”，煽惑民众请求凤全停止开垦，凤全不听，强行开垦。他又招募了100名兵勇，日日带领训练，准备半年后与打箭炉正在训练的新兵汇合。巴塘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对这么多兵丁驻扎在此，不能不心存疑虑，担心威胁到自己对地方的统治力。他又限制喇嘛寺的僧人数目，命令丁林寺将超编喇嘛清理出寺。光绪皇帝对这些建议尚在“妥议”之时，他迫不及待地“严饬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声言要限定巴塘丁林寺喇嘛人数，直接打压宗教势力，激起了寺庙喇嘛的强烈反对。
史料记载，凤全倨傲无礼，坐着绿呢大轿路过理塘时，顺手用烟杆敲土司的脑袋：“你们再不就范，我就杀你们的头！”巴塘正土司罗中保、副土司郭宗扎保率手下前去叩头觐见时，凤全让土司头人长跪不起：“蛮狗头也配戴红领花翎？凤老子看你这个酥油顶子戴不久了。”正土司十分羞愧愤懑，副土司也非常气愤。两个土司本来效忠清王朝，受到侮辱后，也参与了戕害凤全的事件。
拿今天的话说，凤全就是不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味只知弹压，且急功近利，必然会遭到激反。11月28日，一些群众冲入法国天主教堂，赶杀教民，焚烧教堂，骚乱群众聚集巴安城内达三四千人，并断驻军水源、柴薪。傍晚，时任巴安粮务吴锡珍来到凤全行辕，禀告：“情形吃紧，早为筹备”。凤全这时才感到惊恐失措，于次日凌晨将钦差行辕转移到正土司罗进宝的官寨中。巴塘正副两个土司趁机力劝并恐吓凤全：“应亟返炉关，兴兵重来剿逆定乱。若不亟出巴塘，番众喇嘛必至扼险守隘，焚烧汉民，延及土寨，我辈受殃，大臣愈危矣! ”凤全惊惧无奈，只得听从两个土司的意见，决定于3月1日动身返回打箭炉。吴锡珍此时住在头人阿登之家，闻讯急忙赶来劝阻，请求凤全留下来坚守，以待援兵。但凤全不听，执意要走。当凤全一行50余人骑马疾驰，经老街行至鹦哥嘴一带（史称红亭子）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僧俗冲出袭击，凤全脑后中弹，随行人员全部被杀。
“凤全被戕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以凤全“死事惨烈，深堪悯恻”，于成都北郊建“昭忠祠”以祀，并赐谥“威愍”。
凤全被清廷任命为驻藏要员后，自然亟思要有所建树，清廷对驻藏帮办大臣权限的提升，也使凤全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倚重。然而，凤全川边藏区的实际了解甚少，对藏族社会文化宗教十分陌生。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一进巴塘地界，就想立即对巴塘进行激进式改革，只能与理想南辕北辙，造成破坏民族团结，阻碍筹边援藏以固国防大局的恶果。他暴毙后，继室李佳氏投水自尽。刚直、忭急、粗暴、少权变的个性决定了凤全的思维方式，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多年以后，农业学大寨。农民们在鹦哥嘴山崖下挖出了几十具尸首，长手长脚，他们叹道：“古代的人比我们高大！”不知道凤全的尸首是哪具。《凤都护殉难士兵碑记》上书：为国捐躯八十六人姓名从略”，不过他们还是留下了名字，包括家丁张福、王火夫、杨裁缝、李厨子。
114年前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那个落叶缤纷的秋天来到了巴塘。他的行辕驻扎在今天的中山广场上，他看到了生活在巴安古镇的四百多家百姓，喝了老街清溪里的水。走在老街的青石板上，坐在街西的老槐树下，拾起一片落叶用手拈着仔细端详，思功名，想改革，怀念故土和亲人。如果巴塘不是个好地方，他可能一天也不想多呆。在巴塘全军覆没，其实也是他和这方山水的缘份。
今天，抚摸山岩上“凤都护殉节处”的石碑，早已物非人非，不过是路还在，水也在，一百多年前的风和今天的风扬起的尘土差不多而已。想起志书上记载的“凤全一行登至半山小道时，突然滚石如岩崩而坠，兵士无处躲避，唯有待毙。凤全知难免一死，下轿后北向朝廷，三跪九叩，感谢皇恩浩荡，坐以待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凤全当时的心情，定是百感交集吧？
五
鲁迅骂“十景病”：“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读后不禁莞尔，巴塘也有八景。
凡到巴塘做官的清代和民国的人，不是在石碑上刻字，就是在史书上留文。鹦哥嘴石刻群上的“孔道大通”“易简师超”，无一不为其所遗。《巴塘县志》收录有多首咏景怀古绝句，好几种版本，通称为“巴安八景诗”，为后人平添了一份念想。其中署名为“懒兵”的，写了很多旧体诗，如《桃园赏花》：“南山柳绿几番新，惹得芳菲无限颦。桃李千株齐待舞，散香不让武陵春。”据后人考证，“懒兵”就是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驻巴塘粮务辛文彬。百度上说，“同知分掌各州、府巡捕、粮务、屯田、水利、江海防务等”，在县一级，同知是知府的副职，辛文彬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大农业口的副县长。（此为笔者之臆断，不一定正确。）
关于辛文彬，除了留下的诗文，史料记载很少。辛姓源流有五，其中一说是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另据记载，《江西万载辛氏族谱二卷》由辛文彬等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纂修。看年份，恰是辛文彬在巴安任粮务的时候。辛文彬究竟是满清八旗子弟，还是江西万载的，是朝廷派来的，还是发配来的，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在藏地巴安真实地生活过。在掌管粮务，主事“三农”之余，以一个慵懒士卒的姿态，苦中作乐做个文艺范儿，留下了儒学与汉字的结晶。
不过，从只言片语中，还是可以推测到他的情绪碎片。《桃园赏花》为我们勾勒了一幅200多年前的巴塘春景：阳春三月，杂花生树，桃红柳绿，芳菲含烟。“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隔世之美令粮务大人流连忘返。不过，再是“桃李千株齐待舞”，与内地“鱼米之乡”相比，巴安终属边远苦寒贫瘠之地，一个“颦”字，流露出几许忧郁，“武陵春”则暗含思乡之意。诗中的“南山”，应该就是今天的桃园子村。
辛文彬在巴安古城工作、生活，尽管颇费脚力地去了城外的桃园子村赏桃花，得闲时主要还是在老街上游玩。某日，他穿过正街小巷，来到北面的定远门一带，在一棵被后人称为“古桑抱石”的树上刻下了“蟾影”二字，字体方正遒劲，喻月上蟾蜍下凡，化为巨石扶桑，两个字成就了一段神话，为这道景观注入了一缕文气与仙气。关于这棵神树，《巴塘县志》如此记载：“北门外一石高三尺许，上生一桑，其根盘石入地，枝杆密茂，土人敬为神树，香烟不断，一古桑也。”1985年，地质学家来考证，说它是“沧海桑田”的见证。经过流年洗涤，辛文彬的“蟾影”依然与桑叶之茂相映成辉，成为当下众“驴友”争相拍摄之处。
辛文彬们留下了文字。一批又一批外国传教士则远渡重洋，来到巴塘。第一位到巴塘的宣教士是美国的贝克牧师，在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方携眷开荒布道、传讲福音，必然地遭到了巴塘群众的诋毁，但他们竟然顽强地呆了下来。1911年，美国牧师浩格登和医疗宣教士史德文也来到巴塘，在宣教的同时，带来了医疗的帮助，政府官员开始批准他们租用30亩荒地。在今天的城南的架炮顶村，他们兴建了华西医院、华西学校、孤儿院，修造了运动场、池塘、畜禽养殖场，引进水果、核桃、蔬菜和美国小麦，仅苹果的品种就达80多种，巴塘随之被称为“苹果之乡”。外国人开凿了一条灌溉水渠，今天人们仍称之为“洋嘎”（嘎：藏语沟渠的意思），将干旱贫瘠的荒土变成了肥沃的田园，藏族人信仰基督教的多了起来，很多人既有藏名，又有外国名字。
他们踏上巴塘的土地，进入巴安古镇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老街。
无论外国人到巴塘来的初衷如何，基督教会给巴塘带来了先进的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开阔了巴塘人的视野，这是不争的事实。有地方看病了，恐怕是老街人最感到高兴的事儿。1926年，教会孤儿院收养了83名孤儿，孤儿们有了地方去。在孤儿院，女孩学习织毛衣、缝纫、烹饪，男孩则学习印刷、医术、制革、果树嫁接，“巴安三杰”之一的江安西及妻子黄玉兰、著名医师肖品锟等知名人士，都是教会孤儿院培养的，外国传教士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互汇，影响深远。
记得母亲生前谈到过，小时候没有糖吃，就到城外的华西医院去，佯装咳嗽：“医生，我感冒了。”一天反复去几次，医生明知是装，还是要给几粒甘草片让她解馋。
史德文医生在巴塘最终受到了藏族群众的爱戴和尊敬。在一次去西藏芒康宣教的途中，遭到当地人伏击遇难。时任川边镇守使陈遐龄评价：“史德文医生在巴塘度过的年月中，与当地军民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友谊，他高超的医术使许多病人得以治愈，他平易近人的品格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西藏芒康遇难，不清楚有没有墓。当人们提到县人民医院时，会说：“它的前身是史德文先生创办的华西医院，与人民小学并称为‘两个百年’。”
父亲说，他退休时，人民医院还留用着几张华西医院的钢丝病床。
六
老街还是那条老街，映衬的却是历史进程。
1936年5月14日，贺龙元帅率领的红二军团前卫四师从得荣进入巴塘。红军到巴塘，得到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喇嘛拉波的支持，拉波用藏文写了一封信给仁波寺，告诉他们红军的宗教政策。仁波寺打开大门，将粮食和牲畜卖给了红军，仁波寺至今保存着一具红军长征时换粮食留下的马鞍。
红军翻过藏巴拉山，到达巴塘城郊东北方的东隆山，贺龙元帅举起望远镜察看巴塘地形，认为攻下巴塘城不是目的，决定从城外的东隆山绕城而过，经党巴乡随大部队北进。喇嘛拉波跟随红军到达甘孜，但任贺龙元帅的翻译，返回巴塘的途中，在理塘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十六军工兵营杀害。
闲暇时读阿坝金川的红色故事，徐向前元帅率军在金川的老街呆了整整一年。很遗憾红军没有进巴安古城，来喝一口老街的水。但他们一路走来，洒下了革命的种子。
1942年抗战方殷，响应巴安人中骐骥格桑泽仁的提议，巴塘男人投工投劳，妇女捐赠首饰，建造了藏区唯一一座抗战纪念塔，呼唤民众驱逐倭寇，抗战到底，收复失地，还我河山。还组建了藏区唯一的棒球队，旨在不做“东亚病夫”。
全国解放前夕，巴塘地下党及外围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1950年，严厉惩罚了驻巴塘的西方殖民主义分子，迫使其逃往印度；收缴了巴安、理化（今理塘）的国民党枪支弹药，接管了巴塘境内的国民党党政机构，遣散了国民党部队；老百姓家里纷纷悬挂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共同迎接全国解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巴塘、进军西藏铺平了道路。
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藏南路先遣支队抵达巴塘。巴塘人打开六个城门，亮亮堂堂地跳起了欢乐的弦子，欢天喜地迎接亲人“金珠玛米”（藏语：意为解放军）。老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解放军搞运输、建营房、供柴草全力支援，父亲告诉我，奶奶家楼下就住满了解放军。
妇女们用老街的水揉面擀皮，里面放排骨、土豆、玉米粉、香料，包成圆形大包子为18军将士洗尘接风，一个班送一个，“蒸肉”从此更名为“团结包子”，成为巴塘的特色饮食。
213名男青年踊跃参军，最小的仅13岁。为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新中国立下了功劳，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专家、学者、将军或政界要员。从老街走出去的藏学家降边嘉措，就是当年参加十八军的战士之一。在《记忆的碎片》一文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
“我12岁参加解放军，跟随亲人金珠玛米，从偏僻的山村走到圣地拉萨，经历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60年间，我从积雪皑皑的青藏高原，来到心驰神往的祖国内地；从遥远的日光城拉萨，来到金色的北京城；从生我养我的藏族人民身边，来到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党中央所在地。因此，我不是历史的旁观者，我是历史的参与者，是历史的见证人。”
1956年，平叛剿匪。在“大营官保卫战”中牺牲的解放军3644部队的战士和巴塘儿女，被青松翠拍护佑，静静地长眠于烈士陵园。这场战斗，使百年人民医院搬了七次家，百年人民小学在废墟上重建。
城墙毁了，碉堡撤了，尘埃落定。
1964年，巴塘人用手捧起老街的水，洗涤尘垢，拉起二胡，把弦子跳到了北京，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历次政治运动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四十年。
……
至此，老街有了更加厚重的底蕴。
七
透过历史的烟尘触摸老街。此刻，万家灯火明明灭灭，路灯散射出的光芒吞噬了白昼。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小桥流水，溪声潺潺，骡马的铃音、驴子的鸣叫，挤奶的“沙沙”声、父亲面带微笑讲故事、母亲唤儿的声音，汇聚成一首交响乐，淹没在牲畜房半干不湿的麦草与牛粪的清香中。多年以后，我内心深处的童年，依然保存着如斯的幻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反复蹉跎，日渐清晰，一场从前慢，竟比海誓山盟还美。
夜色如水，将一场盛宴后的热泪悉数收纳，化为绵绵细雨。生动着的，是千家万户鲜活的呼吸声，从一个人的细微到一万个人的洪流，终成海洋。
要通读老街的历史，需待眼睛里青春的火焰燃尽。从时光的甬道溯洄泅出，方知，它是我们不能不思量的海角天涯。
家住苍烟落照间，我是喝老街的溪水长大的孩子。
在街头的百年老槐下驻足。这样的槐树巴塘有八棵，它是最健壮的一棵。它盘曲的根扎在泥土深处，吸纳着大地的养分。树皮沟壑纵横，内里记载着几百个年轮。它把阳光切割成无数斑驳的暗影，又把月色舒展成巴山的轻烟。槐花开了又谢了，那些环抱过它的人，靠着它念经的人，对着它思忖的人，希望受它护佑的人，来了，走了，又来了。这棵街西的洋槐看尽百年风霜，经历了血色浪漫，辗转了江湖烟云。
始终觉得老街没有老。旧的溪流不在了，新的行人在交织，新的故事在重构。许多温暖的红藏房被钢筋水泥所替代，颜色混杂又生机勃勃。没有了往日的静谧，却丛生着车马喧嚣与新的守望。
这是发展与变迁。
“旧与新，往昔与现在，并不是敌对状态，它们在时光行程中互相辨认，以美为最后依归。”
我们伤怀的，是再也回不去的精神原乡。
原刊于《贡嘎山》2019年第3期
参考资料：
1、《巴塘县志》（1993年2月第一版）
2、《格桑泽仁传奇》黄德权 著
3、《川西高原古镇巴塘往事》肖雅敏 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