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珠昂奔教授
摘要：丹珠昂奔教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原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主任、藏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曾入选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先后出版《藏族文化发展史》等10多部专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数百篇(首)；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各级各类项目多项。目前，已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名。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曾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曾应邀多次前往国内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参加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多次赴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国访问和讲学。文章围绕《藏族文化发展史》，以及其他藏学研究成果等对丹珠昂奔教授进行了专访。
关键词：丹珠昂奔; 藏族文化史; 访谈; 藏学研究;
《藏族文化发展史》是丹珠昂奔老师的力作，是通过十年手不释卷，耗费大量精力、时间完成的一部集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为一体，进而阐述藏族文化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该著作以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博大精深、风格独特的藏族文化整体面貌和各个历史阶段文化嬗变的基本形态和特点，所涉内容上至史前文化；中经藏族传统宗教文化，包括苯教和藏传佛教文化；下至社会主义时期文化。作者以文化来统摄全篇，进而将藏族历史全貌纳入到了文化研究视野当中。以崭新、科学的藏族文化史理论框架和团结、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对藏族文化进行了精辟、透彻的理论总结，展现了博大、壮阔的藏族文化发展历程。于2001年，《藏族文化发展史》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笔者：丹珠昂奔老师您好！近期您给西南民族大学的师生作了一系列精彩讲座，能够听取您的讲座对我们来说既荣幸又激动。笔者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主要围绕您的《藏族文化发展史》这本著作进行专访。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学术成长经历。
丹珠昂奔教授：谢谢你的采访。我是1955年出生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幼年在当地学校接受基础教育；1973年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东坪县中学、都兰县热水学校担任教学工作至1978年；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8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青海分会；1982年至1990年间，在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从事藏学研究；1992年，被评为“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1993年被评为教授，担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主任、藏学研究所所长、藏学专业硕士生导师；1994年至1995年，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副院长；1995年至1996年，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常委；1996年至1999年，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分党委书记、藏学系主任、藏学研究所所长；1999年至2001年，在中国民族语言翻译中心担任党委书记、副主任；2001年至2006年，在中国民族语言翻译中心担任党委书记、主任；2004年至2006年，挂职任云南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06年至2016年，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18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担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至今。
在教学方面，从1973年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后，先后在东坪县中学、都兰县热水学校担任教学工作。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的十年里，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行政职务同时仍旧以从事教学为主。1993年有幸被聘为教授，担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主任、藏学研究所所长的同时成为了藏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在之后十几年中虽工作的重心在行政事务方面，但是自己时刻不忘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义务与责任，并且时刻以一名合格教师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先后培养了博士、硕士10余名。在三十多年的教学岗位上，除去上大学的四年时间外，从未脱离教学岗位。
我的科研工作主要分两个时期：大学毕业之前，我主要以文学创作为主，先后写了各种散文、诗歌、杂文、小说和文学评论。在《丹珠文存5：诗歌杂文》里收录了《远处的炊烟》《枕着地球的亮星》《西山睡美人》《白色的雾——写在机翼上》等百余篇（首）。除了写各种诗歌、杂文外，也写过一些与藏学相关的文章。当时我想写一部藏族文化史，围绕自己的这个想法，我开始对藏族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且开始学习和研究史前时期的文化。
大学毕业之后，我主要从事与藏学相关的研究工作，期间也创作过一些文学作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的研究重心全面转向对藏族文化的研究，包括语言文学、宗教、历史、风俗等。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发现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包括《佛教与藏族文学》（1988年）这本书。藏族作为一个信仰佛教的群体而言，佛教渗透在其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文学、诗歌、小说，无一不是这样。我们只有对佛教与藏族文学诸多方面的因缘功过加以足够的分析研究，才能对千百年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藏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文学这一璀灿的艺术瑰宝做出科学的评价。书中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宗教问题，并将人们对宗教问题的看法进行研究。在文学写作过程中，也遇到了宗教问题怎么分析、怎么研究等问题。当时，学术界虽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一问题，但是相关研究较少，所以就写了这本书。《藏族神灵论》（1990年）这本书，主要以西藏、青海等地的原始宗教、苯教、藏传佛教中的神灵为线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藏族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并且剖析了藏族各神灵的形成、出现的社会原因及历史背景。《藏族文化志》（1998年）《藏族文化发展史》（2001年）这两部著作主要是围绕自己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一个想法，就是在藏学研究领域完成一史、一论、一志、一典中的一志、一史，但是内容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后来有进一步完善的想法。科研工作上，先后写过十部学术著作和两百多篇学术论文。
总体来说，创作、教学、研究，贯穿了我从事教学与行政工作的30多年时间。
笔者：通过您前面的介绍，发现您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能否简单概括一下您的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
丹珠昂奔教授：学术经历主要是在大学毕业之前，以文学创作为主，先后写了诗歌《远处的炊烟》《枕着地球的亮星》《西山睡美人》《白色的雾——写在机翼上》等诗歌100余首和杂文60余篇，中篇小说《草原上的传说》、《白雪山，红雪山》等数篇中短篇小说，除了写各种诗歌、杂文、散文外，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藏学相关的文章。大学毕业之后，我主要从事与藏学相关的研究工作，虽然期间也创作过一些文学作品，但是主要的研究重心全面转向对藏族文化的研究，先后写过涉猎语言文学、宗教、历史、风俗等的一些文章。
学术成果方面，除了《丹珠文存5：诗歌杂文》里收录的诗歌100余首和杂文60余篇等与文学相关的成果外，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先后出版了《吐蕃史演义》（1987年）《佛教与藏族文学》（1988年）《藏族神灵论》（1990年）《藏族文化散论》（1993年）《藏族文化志》（1998年）《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1998年）《藏族文化发展史》（2001年）等十部学术著作和两百多篇论文。
人才培养方面，自己在教学岗位上近30年的时间里，除去本科及其他学历的学生外，已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数十名。
笔者：近期，您在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和藏学学院，先后作了连续六场精彩讲座，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请您围绕此次讲座简单谈谈选择这些讲座主题的主要原因。
丹珠昂奔教授：这六场讲座内容都同我的工作、教学、研究有关系。《展开想象的翅膀——关于诗及其他》主要讲文学方面。通过自己早期创作的一些诗歌，来表达我的一些经历和写作过程中对意境的追求，进而向同学们传达具备文学修养和培养想象力的重要性。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和《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这两个主题，跟我的行政工作有关。在国家民委和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期间，我都在做相关的民族工作，所以对民族学理论和民族政策、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平时都在学习和研究，也有幸参与了相关政策的制定，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和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我对习近平同志关于民族工作的相关理论，作了许多解读工作。这些内容是自己平时工作的责任，自然就形成了对这些内容关注的习惯。我的工作是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里关于民族问题的规定，同时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就是要领会和贯彻好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
《藏学研究生学什么？怎么学？》《关于学术思维与学术训练》和《研究生如何写好学位论文》这三个主题，讲的是以藏学为核心的学术层面的问题。主要围绕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和研究生写好学位论文的主题展开。其中，《藏学学什么？怎么学？》主要针对藏学专业研究生所面临的学什么、怎么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展开，这既是许多研究生存在的困惑，也是我关注的一个教育课题。关于《研究生如何写好学位论文》，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以自己从事几十年的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培养学生的方法，也是自己的教学心得的总结。《关于学术思维和学术训练》同前面讲的内容存在着连带关系。写好一篇学术论文，需要有相关理论和思维的积淀。要想写好一篇论文乃至成为一名学者，需要在平时的写作过程中，通过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加强训练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
笔者：您在《展开想象的翅膀——关于诗及其它》这场讲座中，向师生展示了很多您年轻时写的诗歌，如《远处的炊烟》《枕着地球的亮星》《白色的雾——写在机翼上》《西山睡美人》等多部至今影响深远的美文。请您谈谈写诗过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怎样才能写出优秀的诗歌？
丹珠昂奔教授：这几篇诗歌当时是按照诗的要求和审美去完成的，内容上最主要的还是写了自己的一些情感和想法。写诗过程中主要还是要通过自己的思考、联想，激发出某些撞击心灵的东西，从而激起写诗的欲望和对表达、记录的欲望，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一篇优秀的诗歌实际上是通过多方面的整合构成，包括饱满而真诚的情感、语言的表达能力等。要想写出优秀的诗歌，不仅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还需要自己的心灵感悟。相同的问题，每个人的心灵反应是不同的。如《白色的雾——写在机翼上》这篇诗歌，是我当时将自己首次乘坐飞机时的所见、所想，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一首诗：
离开了地球，
我的心在半空中颤抖。
哪儿是天上的仙山？
哪儿是天上的琼楼？
没有、没有。
只有白色的世界，
一眼望不到头。
云雾、云雾，
白色的云雾。
哦，
天上也有人间的美景，
天上也有人间的奇秀。
瞧，那白色的山头，
山头上雪狮奋鬃昂首。
瞧，那白色的河流，
河心里有白鹤舒游。
噫，也有白色的村庄，
伴着白色的田畴。
那横笛的牧童，
正骑着白色的牛儿行走。
……
我将自己当时乘坐飞机时的感受和自己从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观，通过饱满的情绪，借用语言的表达方式及时地记录下来后形成的。所以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不仅需要将日常生活中撞击自己心灵的东西，通过饱满而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还要通过自己的联想、思考，并借助优美、通俗的语言将其及时地记录下来，“诗歌首先要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
笔者：您作为一名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者，是出于什么原因让您转向藏学研究领域的？
丹珠昂奔教授：我大学学的虽然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但作为一名自小在高原上长大的藏族人，我依然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本民族的文化。我从小学开始学习藏文，后来到了海西之后也从未间断过对藏文的学习，记得当时自己的书包里还时常带着藏文语法书籍。虽然大学期间学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但是我早期的研究都与藏学有关。为了更好地研究藏学，我在少数民族语言系藏文专业又进修了三年。我早期写的《藏族文化与现代化》(1985年)《佛教与藏族文学》（1988年）《藏族神灵论》（1990年）《藏族文化发展史》（2001年）都是对藏学领域问题的研究，除了后期民族学、政治学相关的研究可能涉及一点汉语言文学外，学术研究始终是围绕藏学领域展开的。这些可以从我的研究著述中得到充分的了解，我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的一半都是围绕藏族文化这一题目展开，所以，研究领域自始至终都是围绕藏学领域去完成的，而不是中间转向藏学领域的研究。
笔者：前面谈到您在藏学研究领域，希望能够完成一史、一论、一志、一典。能否介绍一下一史、一论、一志、一典的具体内容？
丹珠昂奔教授：总的来说，我还是按照学术的要求和规范去做的研究，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提了一些新的观点，探了一些路，但是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学术是难以尽善尽美的，包括资料问世程度、特定时代人们观念的转变，加之对社会科学诸多系统的钻研与研究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包括我们自身的学术成长也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要“活到老、学到老”。
我在80年代中后期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在藏学研究领域完成一史、一论、一志、一典。一史，就是藏族文化史；一论，就是藏学理论；一志，就是藏族文化志；一典，就是藏族文化典籍或词典。这些总的来说目前完成得较好，但还是存在很多不足。比如说，《藏族文化志》这本书由于后来工作繁忙，没有精力再做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只有50万字，实际上很单薄。如果以后时间允许的话，自己还是想对《藏族文化志》《藏族文化发展史》等书籍进行进一步修订。目前，首先想把《藏学理论》这本书修改后公开出版。以后若有时间，还想对之前写的一些半成品再进行研究和整理。
笔者：作为一名西南民族大学藏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我在学习过程中受您的《藏族文化发展史》影响很大。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本著作的写作契机和写作过程。
丹珠昂奔教授：《藏族文化发展史》的写作跟我早期研究藏族文化有直接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我就有写一部藏族文化史的想法。围绕这个想法，我从源头开始，对藏族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由于涉猎的内容较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和研究史前文化，并在1988年研究结果成形后又对其进行了简单的修改。由于这一部分是当时前辈学者未涉足的，所以，这部分内容是整本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史前文化的研究结束后，我又对苯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诸问题进行了研究。按照时间进度，一步一步走来，我的藏学研究也就逐步成形了。
《藏族文化发展史》这本书中有五个问题很重要：一是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方法，保证了研究过程的可靠性和结论的正确性。研究过程中，我有较高的理论自觉，看了很多方法论方面的指导书。
二是翻阅了大量的藏汉文典籍及国外藏学研究成果和相关材料，运用了藏族考古的新发现、敦煌遗书写卷、金石、钟铭、简牍等，以及大量的民间资料和民间文学资料，加上前面的基础性工作，从而构成了对相关资料的完整积累。这本书写了十年，基本看了当时所能借阅到的所有书籍。
三是我当时对学科比较关注，在本科学习阶段把很多学科的内容都过了一遍，比如说心理学、法学、文化学、宗教学等，这对写作过程中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藏族文化问题等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是写文章要持之以恒，不能过于着急。自己的这本书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所以，要静下心来搞研究，很重要。《藏族文化发展史》这本书是当时系统地研究藏族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原创书籍。该书出版二十多年来，学者们对其评价较高的原因之一在于，整本书的理论框架和对相关藏汉典籍及国外藏学研究成果的运用，使其成为了丰富而完整的资料系统。自己对理论体系和对诸多问题的一些新见解、新考虑、新观念贯穿于整部书当中。
五是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正在给硕士生上藏族文化史这一学科方向的课程，这对该书的写作也有帮助。
笔者：许多学者认为您的这部著作是第一部科学地研究藏族文化史的论著，对此您怎么看？
丹珠昂奔教授：据我所知，该书出版之前当时国内还没有一部系统地研究藏族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成、发展和嬗变的过程及其形态特征的书籍。所以，当时学术界的诸多学者对此书的评价较高。而这本书是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框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波澜壮阔、博大精深、风格独特的藏族文化的发展史。算的上当时由中国学者研究的较为完整地论述藏族文化发展史的第一部著作。
笔者：《藏族文化发展史》这部著作，现在被不少院校列为了硕士和博士考试参考书目。请问这部著作与其他著作相比有何异同或亮点？
丹珠昂奔教授：这本书的不同和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书运用现代文化学的理论框架，较为全面、系统、完整地研究了藏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特征；第二，本书运用了大量的藏、汉文典籍和国外藏学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充分运用了新发现考古资料、敦煌遗书，吐蕃金石、钟铭、简牍，以及西藏民间口传资料、民间文学资料等；第三，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正确运用了宏观把握与微观解剖相结合的方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方法，保证了研究过程中的可靠性和结论的正确性；第四，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突破了研究本民族文化时视域和文本受限的局限，将藏族文化置于整个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之中，通过藏汉文化、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交往交融来揭示其文化内涵；第五，本书是自己通过十年的辛劳和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加之翻阅大量的藏、汉文献资料，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研究方法，恪守学术规范而完成的一部著作。
笔者：关于藏学研究方面，您曾先后发表了诸多论著，如《藏族神灵论》《藏族文化与现代化》《佛教与藏族文学》等，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书或文章。您能否谈谈这些著作的特色、学术价值和不足之处？
丹珠昂奔教授：我早期的研究都与藏学有关，在研究中我发现佛教和藏族文学的关系十分紧密，所以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并先后出版了《佛教与藏族文学》（1988年）《藏族神灵论》（1990年）和《藏族文化与现代化》（1985年）等，而以上三个内容体现着不同时期我对藏学领域问题的研究。
对于1988年出版的《佛教与藏族文学》这一文章而言，我当时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佛教与藏族文学的诸多因缘功过。第一，论述了四圣谛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佛教教义中除了具有唯物主义成分，同时还掺杂了大量的唯心主义成分，因而佛教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因为，佛教在流传过程中，正是以这种实质的唯心主义和表面的（最实际的生活现象）唯物主义掺杂的形式存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佛教的一切都日益渗入藏族社会的各个领域，而这些无疑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第二，论述了藏族文学中的神佛形象。文学作品中的神佛往往与神话并行，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而这现实的基础必然存在时代基因。因而，文学应对那些神佛形象予以地位。第三，论述了藏族文学中的宗教人物形象。由于宗教的原因，藏族文学中的宗教人物形象，大多是受人尊重、具有很高学识修养的高僧大德，但也有一些受讽刺和受鞭笞的对象。这篇文章针对当时社会上虽有很多人在关注宗教、研究宗教，但是人们对宗教问题看得不是很透彻，加之自己在文学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宗教问题怎么分析、怎么研究的问题，所以，在著作中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进行了阐述。由于当时掌握的资料不太全面，对某些问题仍缺乏深度的思考。
对于1990年出版的《藏族神灵论》这本书而言，该书是我写的第一部书，也是当时藏族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本民族神灵进行系统分类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书中主要以西藏、青海等地流行的原始宗教、苯教、藏传佛教中的神灵为线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藏族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并且剖析了藏族各神灵体系的形成、出现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神灵在整个藏族文化里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不管你走到哪里，首先见到的都是磕头拜佛。寺庙里到处都是神灵，到底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一问题？怎么把它划分出来？是一件比较有难度的问题。这本书里我主要从原始神灵、苯教神灵、佛教神灵三个方面作了一个体系化的分类。由于当时掌握的材料有限，加之国外相关材料看得少，所以只是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后来也有进一步补充这本书的内容的想法。
《藏族文化与现代化》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发表于1991年。这篇文章是自己带着一种使命感而写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虽然整篇文章只有短短的三万多字，但是，实际上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才写出来的。文章中，我对藏族文化同别的任何文化一样都面临着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藏族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走怎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这篇文章完成后，我曾在昆明举行的学术会议上交流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当时大家对这篇文章比较关注。后来我在《安多研究》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还被人翻译成藏文在相关的期刊上进行发表。由于当时关注度比较高，所以，有些院校的师生也针对这篇文章开展过一些讨论会，并有幸获得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笔者：您从事教学工作至今，先后培养了几届藏族文化方向的研究生，对此您能否谈谈自己的感受？
丹珠昂奔教授：我自己在教学方面比较满意的有两件事：一是自藏学系成立伊始，我针对藏学学科的课程设置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当时为了设置好课程，我对甘、青、川、滇、藏五个地区能收集到的中小学和大专、本科的课本进行了收集、阅读和分析研究，并积极争取设立了藏学专业和藏学专业硕士学位点。二是建立了藏学学科《藏族文化史》专业方向及其课程系统，并进行了几届硕士生的培养实践。在此期间我向学生们讲授了《文化学通论》《藏学概论》《藏族文化史》《藏学典籍》等课程。当时由于自己工作繁忙，向学生们授课的时间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对此乐此不疲。对于开拓“藏族文化史”这个专业方向，也算是自己对这一专业所尽的一份力量。
笔者：面对全球化的国际大趋势，社会各阶层对民族文化有不同的看法。对此，能否谈谈您对民族文化的认识？
丹珠昂奔教授：关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要时刻保持客观、辩证和发展的观点，既不能墨守成规，也不能欺师灭祖。传统文化及其历史是我们文化的根脉，我们从过去走来，过去就是我们的历史，是同一个民族生活中经历的一切。历史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在认识、适应自然，同自然相抗争中形成的；同样也是一个民族认识自然、社会，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积累本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所以，提倡和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重要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就是尊重民族与个人的文化尊严。文化不是静止和一成不变的，它同经济发展一样，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
笔者：最后，请您谈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推动藏学研究工作？
丹珠昂奔教授：进入21世纪，藏学研究应该进入从一般性藏学研究转向高质量藏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藏学研究必须系统地考虑如下问题：既要从研究的具体对象上考虑，同时要加强学术写作的训练；既要从研究出发，又要从服务社会、民族、国家出发。
新时代藏学研究工作者需要掌握的东西是多方面的。首先，要懂得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掌握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等层面的内容，尤其是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对民族问题的重要论述；其次，从学术思维的训练来说，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综合，需要我们要有综合性的思维能力。在重视思维能力训练的同时，应从简单的思维方式进入到应对复杂的、多学科的、宏观的、前瞻性的思维训练和研究。假如在学术上还和以前一样，一直运用老的方法来实现藏学研究高质量发展就会显得很困难。中国是藏学的故乡，中国藏学研究队伍应该占领国际藏学研究的制高点，应该拥有藏学研究的话语权。这不光要体现在战略角度上，在具体学科方面同样应该做到这样。比如对藏族语言的研究、对藏族文学的研究、对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对藏族宗教的研究、对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研究，都应占领其制高点，这是一种使命。虽然当前我们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不错，但是其他一些领域同国际藏学家相比，我们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薄弱的环节。
为什么我们要占领国际藏学研究的制高点？为什么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呢？因为藏学作为20世纪的显学，也作为21世纪或22世纪的显学，未来中国同诸多国家的竞争不单单是体现在基础竞争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竞争。所以，在这些方面占有学术上的制高点和拥有话语权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中国藏学不能占有制高点和话语权，将来在这方面就绝对会打“败仗”。这看似是学术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藏学研究者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
笔者：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我的采访。祝您贵体安康，扎西德勒！
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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