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张金利（资料图片）
摘要：熊文彬先生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他长期从事西藏历史、艺术研究和教学工作，是西藏艺术研究领域执着的追梦人。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其成果多次获得了国家级、省部级奖项，在藏学界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先后出版《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江孜白居寺壁画研究》《元代藏汉艺术交流》《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西藏通史·明代卷》《早期汉藏艺术》和《十二世达赖喇嘛传》等专著和译著，发表学术论文、译文百余篇。文章围绕熊文彬先生的学术经历，结合他在西藏艺术特别是西藏美术考古等领域所取得的骄人成就、学术影响及其学术观点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学术专访。
关键词：熊文彬；西藏艺术；美术考古；西藏历史
笔者：熊教授您好！我们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向您请教有关西藏艺术史、美术考古研究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个人的主要经历。
熊文彬教授：好的。1967年我出生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原中央民族学院）攻读藏族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该校藏学研究所攻读西藏古代历史文献方向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199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主攻佛教美术史方向，获文学博士学位；1989年至2015年先后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中国西藏历史文化博物馆从事西藏历史、艺术等方面的研究和展览工作；2015年，调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文博学院，从事西藏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
笔者：据悉，您进入学术界后最早研究的是历史，为何随后又转入西藏艺术或美术考古了呢？
熊文彬教授：我是1982年上的大学，当时刚经历文革，国家急需培养一批汉藏双语人才。因此，我也选择了藏语言文学专业，我们那批学生汉文基础较好，但是藏文是零基础。通过几年的学习，我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是机缘巧合，毕业当年恰逢中央民大招收第一批藏学研究生，高兴之余我决心参加研究生考试，也如愿考上了藏族历史文献方向。硕士毕业后，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事藏族历史研究，主攻方向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
后来，也有机会进藏实地调研，在此期间发现西藏农牧区有数量可观的美术遗存。也许是从小在老家接触擦擦、玛尼石刻等缘故，见到西藏的这些美术遗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阅读相关书籍。数年后，通过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尧老师的推介和指点报考了中央美院美术史专业，也顺利通过了考试。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实地考察了甘肃敦煌、四川和青海等涉藏地区后感觉到美术史这片天地比自己原先想象的大多了。同时，发现涉藏地区的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各寺院和宫殿里，尤其在各大寺院中保存了大量的美术珍品。众所周知，藏文文献存量仅次于汉文文献，其实藏族美术遗产的存量在国内除汉族外也是最多的。当时我很关注有关西藏美术遗存的现状及相关研究，但却发现国内对该领域的成果甚少，研究队伍更是稀缺。除了金维诺、宿白和王毅等为数不多的汉族学者外，藏族学者几乎没有开展过有关西藏美术或图像方面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而言，以金维诺先生为代表的那一批汉族学者是国内西藏美术研究的开拓者。他们深知西藏美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令我十分钦佩。为了培养该领域的专门人才，深化研究内容，当年金维诺先生与王尧先生联合招收西藏佛教美术史方向博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相反，国外学者对西藏美术的研究相当早，成果显著，该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基本上被西方学者所掌握着。这与“藏学故乡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不相匹配。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西方学者，受西方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在学术中夹杂政治因素，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当时国内学者加强西藏美术研究，很大原因是基于学术责任和社会担当的。我也受前辈们的影响，关注点逐渐转入西藏艺术史的研究领域。
笔者：近年来，西藏艺术史和美术考古成为您关注的焦点。在此，可否简要介绍这两门学科？
熊文彬教授：当然可以。其实，所谓的美术考古或者是艺术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种学科。美术考古最早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与之相比，艺术史更加宽泛和流行。在欧美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这一专业，称为艺术史（art history）。这与国内的情况不太一样。上世纪60年代，国内的艺术史专业大多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开设，而综合性大学鲜有这类专业课程，自然对该领域了解甚少。后来，艺术史专业在国内许多高校也相继开设，并逐渐得到重视。那么，美术考古或艺术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学科呢？简单来说，它是一门研究美术起源、特点、演变规律，以及美术与社会关系的专门学科。具体来讲, 艺术史要在收集、整理、分类、归纳历史遗存的美术作品的基础上,对其质地、年代、内容、风格、艺术家、赞助人、题记等进行考究，同时阐释它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之间的关系。因此，美术考古主要有两大任务：一是归纳和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美术作品的特点。每一幅美术作品在线条、色彩、块面等方面都带有年代特点，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善于总结和归纳其特点和规律。二是要研究美术作品与当时社会的关系。通过美术作品了解古代人的生产生活、哲学和审美变化层面的内容。其实，美术考古也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跟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外，艺术史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美术批评和美术历史研究。前者是美术评论的范畴，与评论人的美术训练和鉴赏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主观性较强。后者属于历史学范畴，要考虑作品的年代以及作者的生平事迹。这也是美术考古的基本环节，如果这个环节出了差错，那结论必然是张冠李戴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美术考古是理性的、科学和客观的、讲究证据和证据链的，尽可能避免夹杂个人的情感等主观因素。
笔者：您是较早涉足西藏艺术史或西藏美术考古研究的专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领域博士学位的藏族学者。请您回顾一下起初西藏艺术史或西藏美术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
熊文彬教授：好的。1994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当时攻读西藏艺术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全国好像只有我一个人。那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国内学者，除前面提到的金维诺、宿白、王毅、刘易斯等先生外，还有王尧老师和安旭先生，他们前期开展的相关研究为我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两大特点：一是描述性的居多，即从美术评论角度谈论西藏美术，而对美术作品本身所表现的历史文化内涵几乎没有涉足；二是宿白和王毅先生等有考古和文物专业背景的学者，主要关注西藏美术的文物本身研究。这批学者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西藏的重要文物和古籍，提出了一系列包括美术遗迹在内的文物保护举措。
相反，在国外兴起西藏美术考古研究比国内早很多年。这与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有关，他们深入西藏腹地搜集、购买甚至掠夺了大量的西藏艺术品，并对此进行相应研究。其中有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科兹洛夫、图齐等一批国外藏学专家。当初他们研究西藏艺术史的目的各有不同，有的学者重点对原址、博物馆、私人收藏家手中的美术作品和遗存进行学术层面的研究，可谓“纯学术”类；而有的研究人员则主要针对收藏、展览和拍卖美术遗存开展服务性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主要对美术遗存的历史、风格和价值进行研究，为商家或收藏者提供更为准确的参考。国外的这项研究从19世纪末兴起，时至20世纪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如上所述，尽管国外该领域研究起步比较早，成果也较为丰硕，但其不少成果带有强烈的“色彩”，尤其是随着 1959 年西藏发生叛乱，西方一些学者将西藏艺术归结为“印度西藏艺术”“尼泊尔-西藏艺术”“印度、尼泊尔、西藏艺术”或“喜马拉雅艺术”，抹杀西藏艺术的特点，将西藏艺术完全纳入南亚佛教艺术范畴，企图撇清西藏艺术与汉地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是科学的学术研究。因此，西藏艺术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不仅有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与拍卖市场和学术政治化等因素有关。以上是当时国内外西藏艺术史或西藏美术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
笔者：对于博士学位论文而言，选题是至关重要的。请问当初您为什么把西藏江孜白居寺作为研究对象？
熊文彬教授：对于白居寺的研究，其实有些偶然。1987年，我去过日喀则白居寺和夏鲁寺考察，那时我还在攻读硕士学位。当时这两座寺院的壁画和相关文物保存状态良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且得知这些艺术遗存在整个西藏美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之前，我又一次进藏考察调研，先到夏鲁寺，在那里整整待了一个月。当时我的相机坏了，没办法拍照，于是回拉萨买了一部新相机，而后又搭便车来到江孜县，也决定在白居寺考察一段时间。其实，在此之前图齐等国外学者已经做过白居寺相关研究，也有较好的基础，只是当时信息没有现在这样发达，获取前人成果信息、尤其是国外信息并不容易。因此，我确定这选题时自己并不清楚国外还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幸运的是后来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范德康教授的帮助。他得知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后，专门复印图齐专著《梵天佛地》中有关白居寺资料从美国带给了我，对我帮助很大。在完成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充分挖掘美术作品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运用美术、历史、宗教、藏学在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试图突破以往单纯描述性研究的僵局，对白居寺的绘画、雕塑遗存的题材和风格作了较为全面的归纳和总结；对白居寺施主、修建者的身份和历史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梳理和认定。这也是该成果的两大特点。然而，尽管当时我投入大量的精力完成了白居寺研究，但今天来看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笔者：从学术成果来看，您早期在翻译上倾注了不少心血，出版了《早期汉藏艺术》《西藏绘画史》《10-13世纪喜马拉雅西部的早期艺术》等译著，这其中有什么缘由？
熊文彬教授：我开始进入这个研究领域时，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少，加之这门学科本身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且从业人员较多。因此，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棘手问题：一是要弄清楚西方人的研究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方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二是要了解人家用的是什么方法，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我国有大量精美的美术遗存，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如果将西方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介绍到国内，为立志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前沿学术信息，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花了大量的心血在做翻译工作，一直到今天。不过，现在年轻人英语都不错，能直接阅读英文原版，因此，现在翻译工作做得少一些。但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懂英文的人非常少，翻译工作就显得非常迫切。其实，我从事翻译工作，也得益于王尧老师的鼓励和师兄褚俊杰的帮助。当时王尧老师已是国际知名学者，他经常出国讲学，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每次从国外回来时都带来很多英文学术论文，而且告诫我们：“你们要是想在藏学研究这条路上往前走，无论是研究历史、文学或宗教的，还是艺术史的，都必须要了解人家是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了。”为推动此项工作，王老师还与西藏人民出版社合作，拟定了以书代刊形式出版《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系列丛书的计划。当时，他让我们翻译从国外带来的藏学学术论文，翻译好了就在文集上刊发。这种平台和机遇，都是前辈们做的铺垫，我们的成长也离不开他们的培养和引导。陈庆英、耿昇、荣新江、沈卫荣、谢继胜等知名学者，都是当年的主要翻译人员。那段时间，除了单篇的文章翻译外，我还着手翻译了海瑟·噶尔美的《早期汉藏艺术》。我觉得翻译有诸多好处，它不仅能够提高个人的英文阅读和理解能力，还能及时了解别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志趣、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因此，无论从个人成长还是整个学科发展层面而言，翻译都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
笔者：2003 年以来，您先后出版了《元代藏汉艺术交流研究》和《龙椅与法座：明代汉藏艺术交流史》两部有关汉藏艺术交流史的著作。请问这两部书的学术着眼点主要在哪里？
熊文彬教授：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说到了一点。这跟当时国内外学术界的情况有密切关系。随着材料的搜集和研究的深入，我开始不太认同当时的一些观点，因为这些与客观历史事实不符，于是就想在这一领域做些事情。具体而言，当时西方学界认为西藏艺术是喜马拉雅文化圈的艺术，属于印度-尼泊尔艺术范畴，但后来人们发现客观事实并非如此。在西方社会早就有人做过汉藏艺术交流方面的研究，比如海瑟·噶尔美的《早期汉藏艺术》。我也逐渐发现有些西方学者过分地强调了古印度文化对西藏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略来自东边的汉文化对西藏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藏文化受到了东西两个方面的影响。就藏传佛教而言，它一方面受到了来自印度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汉传佛教的影响。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桑耶寺的“顿渐之争”，其中“顿门”派代表了汉传佛教，“渐门”派代表了印度佛教。青藏高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现在霍巍教授将其称为高原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当时有一些学者出于政治目的，仅仅强调藏族文化跟印度和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试图造成一种藏族文化自古以来只与印度文化有关的学术话语，进而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客观情况也并非如此。我们研究西藏艺术史，要还原历史事实。公元7世纪以来，藏族就一直与汉族、蒙古族、满族等我国其他民族有着大规模的密切交往，艺术领域也留下了大量的美术遗存和文献记载。因此，我从元代开始着手研究，元代藏汉之间在艺术交流上有哪些作品？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作品？这些都是我所探究的问题。后来还着手研究了明代藏汉艺术交流史。我原本想做一个更大的规划，分时段研究从吐蕃时期一直到清代。目前看来，这个计划过于庞大，我个人不一定能够完成。
笔者：您在本科时期学习藏语言文学，硕士攻读少数民族历史，而博士阶段又选择了美术考古即艺术史。请问您在各个阶段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专业跨度？
熊文彬教授：有时候,人的兴趣和关注点不一定与工作百分之百的契合，我就面临过这种情况。早期我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藏族历史，后来因个人兴趣爱好读了艺术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尽管我也喜欢搞历史研究，但是对艺术史的兴趣更大一些。因为艺术史研究可以直接触及图像、色彩、造型，比单纯的文献研究更有意思，没有那么枯燥。当然，当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历史研究，从1989年至2015年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期间，基本上都在研究历史，也参与了国家大型课题《西藏通史》的研究工作，承担了部分卷的撰写任务。因此，本职工作是饭碗，一定要完成好，但是个人的研究兴趣也不能丢。我认为，只要你努力，有兴趣，早晚都会有成就。这也正是我在各阶段专业跨度比较大的主要原因。
笔者：据悉，熊教授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工作期间，先后主持过若干次西藏文物展览，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请简单介绍一下那段时间您的工作和科研情况？
熊文彬教授：2011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西藏文化博物馆时，需要一批有考古和文物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当时领导觉得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所以把我调整到博物馆工作。这与我的专业确实很匹配，一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的历史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可以深入推进艺术史研究。在博物馆工作期间，除了专业知识讲解外，我们还要策划和展览西藏文物。其中，展览工作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展品的准备工作；二是制定展览大纲。除了现有的馆内展品之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租借全国各地西藏文化相关展品，这是展览的先决条件。而展览大纲则是根据展品、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来制定的。在此过程中，会涉及历史、艺术史、佛教史、政治史等学科和背景知识。当然，这也针对不同展览主题而有所不同。但不论是什么样的主题，个人的知识储备量至关重要。那段时间，我正好用上了包括藏学、艺术史、历史、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在我的印象中，有几次展览还是比较成功的，比如，“根顿群培展览”反响很大，观众的反映非常好。后来，我们把那次展览赠送给了西藏，并在八廓街进行了展览。这个展览是我主持的，只是交给西藏后部分内容拆掉后未能补充，不算是完整体系。除了展览工作，我也没有停止过研究工作，尤其对阿里地区的关注。其实，1999年第一次赴阿里考察后，我一直在关注阿里的文化和艺术。然而，我的第一篇关于阿里艺术研究的成果前几年才发表。这里就涉及到学术储备和成果发表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对某个学术点感兴趣并持续关注，但是由于资料准备不充分，认识不够到位，缺乏学术创新时，就不一定急于发表论文。我在负责展览工作的同时也一直在做阿里方面的研究，当时因篆刻艺术家李逸之给博物馆捐赠了部分他多年在阿里收藏的精美擦擦，我们立马组织研究人员，并邀请张建林、廖旸等一批专家对阿里擦擦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对阿里代表性擦擦的年代、风格、内容、题记及其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全面的研究，随后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西藏古格擦擦艺术》这部科研成果。
笔者：“西藏阿里后弘期初的佛教遗存与多民族交融研究”是熊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请您简要介绍项目的选题意义及申报过程。
熊文彬教授：关于西藏的研究，学术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卫藏地区，像阿里这种边缘地区的关注相对少一些。但是，阿里有自己的文化特点。据历史文献记载，公元7世纪以前，阿里为象雄王国，所辖十八个部落。在西藏的考古发掘中，也出土了不少象雄王国时期的文化遗迹。众所周知，公元10世纪后，吐蕃王室后裔在阿里一带建立了古格王国、拉达克王国和普兰王国，创造了辉煌的阿里文明。他们在广泛吸收周边国家和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化艺术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研究阿里艺术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文献记载很少，而且即便有记载，也是相当简略。尤其，文献中对古格王国的王统世系、王室关系等尚有不清之处，甚至有些地方记载紊乱，给我们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扰。另外，除敦煌文献中关于象雄的记载外，阿里的文献资料大部分属于传说和故事，且多为后世重构，能够确定年代的早期文献并不多。与之相比，晚期阿里的文献资料较多，但却比较零散，不成系统，尤其是政治史方面的资料极其稀少。然而，阿里地区保存有大量精美的美术遗存和考古遗迹点，与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最早研究阿里艺术的是西方藏学家弗兰克和图齐，而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推进，他们对阿里地区做了多次的调查研究。这些考古调查和研究，不同程度地弥补了文献记载不足的缺憾。但是，当时的成果还是比较零散，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也未从宏观的角度做过综合分析和归纳。基于此，我申报了“西藏阿里后弘期初的佛教遗存与多民族交融研究”这一项目，拟探究阿里艺术除了泛印文化艺术的影响之外，还受了国内哪些族群文化艺术的影响。
笔者：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国内西藏艺术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与国际高水平研究成果相比较，我们还需要持续发力。请问国内西藏艺术史研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熊文彬教授：西藏有大量的艺术遗存，而且不少遗存极具艺术价值和地方特色，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加入这一研究行列。除此之外，老一辈学者独具慧眼，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如浙江大学谢继胜教授就培养了不少相关专业学生。这种情况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青海民族大学和西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置西藏艺术研究相关专业课程，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研究队伍也随之越来越庞大，研究水平得到了质的提升，研究方法也从单一的美术专业和文物本身的研究，发展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如上所述，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整体的研究水平跟西方相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包括理论创新、语言功底等综合素质跟西方学者还有不少差距，只是我们在田野考古调查等领域可能有些优势。尤其是，西方学者在语言训练上有着严格的要求，而我们的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能够用英文直接对话的人较少，用英文发表论文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难以走向国际。
笔者：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最后，熊教授还有什么寄语留给我们的青年学者?
熊文彬教授：我想，对于立志从事西藏艺术史研究的青年人来说，大概需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能力。第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包括艺术创作与鉴赏能力。当然，能做到创作与鉴赏相统一是最理想的。提高鉴赏能力，就必须熟知大量国内外美术作品，必须掌握美学知识和艺术理论，这是艺术史研究的基础。第二，要有良好的历史学训练。从某种程度上讲，艺术史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当然，也需要美学、藏学和民族学等相关专业知识。第三，要具备田野考古的能力。大量的艺术作品在田野，如何按照科学的手段获取资料，要具备考古学的专门训练。第四，要过语言关。对西藏艺术考古研究人员而言，只有掌握藏文，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才能走得更远。当然，也要有扎实的外语基础。现在西方藏学研究有两个关注的热点：一是藏传佛教；二是西藏艺术史。近年来，该领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前沿动态，那么极容易重复他人的研究而难有创新。另外，由于早期佛教典籍文献主要是从梵文译入的，因此有条件学梵文自然更好。第五，除了知识储备外，身体素质也是必备的条件。在青藏高原做田野调查，必须要考虑海拔因素，你的身体能不能适应高寒地区，会直接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些问题看似平常，但可能会成为进入田野后的挑战。总之，西藏艺术史研究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科，它涉及非常多的学科背景以及美术和语言功底。这也是直至今日为何西藏艺术史研究人员较少的主要原因。
笔者：今天的采访到此为止。再次感谢熊教授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专访！祝您贵体安康！万事顺心！扎西德勒！（原标题：西藏艺术研究执着的追梦人——访四川大学知名藏族学者熊文彬教授）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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