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藏族青年、中国共产党党员平措旺杰同志，根据中共云南省滇西北地委的指示，回到了巴塘，秘密地进行活动，积极筹建巴塘地下党组织（中共康藏边地工委）及其领导下的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简称东藏民青）。
如今，要想走进18军，了解西藏解放史和现当代史，巴塘、东藏民青都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东藏民青既是薪薪相传的革命火种，也是培养藏族干部的摇篮；既是康巴儿女的光荣，也是巴塘儿女幸福生活的起点。
民国时期的巴塘，是西康省有名的出强盗的地方。1949下半年，国民党大厦将倾，西南小城巴塘时局动荡、谣言四起。十字街头，16岁的少年昂旺丁增失学了，独自徘徊，看不到人生方向。
出路在何方？有乡邻觉得他父亲虽然早逝，但他彬彬有礼、一表人才，再加上他们家小商人的家庭条件不错，想让他去当上门女婿。昂旺丁增不答应，认为上门女婿地位低。
出家？他已经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了，头脑里已装满新知识。寺院单一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不能满足他满怀的求知欲和对未来的向往。他不愿意。尽管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连姓名都是喇嘛取的，但跟寺院始终有缘无分。
迷茫之际，母亲让昂旺丁增去咨询二姨父。二姨夫曾是西康省国民党参议院议员，对他说：“国民党大势已去，你还是跟着共产党吧……”
二姨父是位明白人，也是位高人。有他的指点，少年昂旺丁增昂首阔步加入了东藏民青，自此，开启了传奇性的人生。
“1号首长”的警卫员
参加东藏民青后，昂旺丁增跟随平措汪杰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列宁《论民族自决权》等著作，大开眼界。随后，他和东藏民青的成员接到通知，要到康定学习，其实是为了接应18军，前去参军。临行前，昂旺丁增想偷哥哥的枪，可哥哥早有准备，把枪藏好了。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流传甚广的谚语，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在特殊历史时期并不适用。面对昂旺丁增的参军，家人依然十分忐忑，可谓一波三折。
尽管有二姨父的指点，家人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同为东藏民青成员的江村罗布（后成长为自治区政府主席）前来劝说：“光明都照到你家了，就让他参军吧。”家人还是忧心忡忡。四姨父是寺院文职人员，要他在佛前发誓，3个月后回家孝敬母亲。面对重重阻力，昂旺丁增发了誓。随后，家人聘请寺院喇嘛，又是算卦又是念经，最后打卦的说，可以参军。家人和亲戚最终才依依不舍，给了他十块大洋，害怕他在外吃苦受累，同意他参军了。
就这样，昂旺丁增出发了。东藏民青一行60多人得到了邦达仓的资助，走到了理塘，看到了亲人解放军。
参军的第一天早晨，当16岁的昂旺丁增听到军号响，他哭了。他有些想家了，毕竟是第一次出远门。很快，分队长就找到昂旺丁增谈话：“昂旺丁增，上面要你去当军长张国华的警卫员，怎么样？”
“我不愿意。”昂旺丁增支支吾吾地改用藏语说，“当佣人哪里都可以当，我不干。”
分队长笑了，说“做警卫员不是做佣人，一般的战士想当还当不了呢。你藏话、汉话都说得好，选派你当1号的警卫员，是组织和部队对你的重视和信任。”
昂旺丁增半信半疑，就这样成为18军1号首长张国华的警卫员。警卫班里，只有昂旺丁增一名藏族同志。他初中时就爱看小说，最爱看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比一些汉族警卫员都有文化，藏汉文都说得流利，顺理成章地成为张国华军长的翻译。
因为是新兵，昂旺丁增一开始掌握不了首长工作时回避的分寸。张国华出席大会小会时，也不刻意回避昂旺丁增，总让他坐在会议室门口。一次，警卫班长提醒他首长开会时，警卫员要离得远远的。昂旺丁增听罢，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
为解决进藏官兵的粮草问题，18军高层会见了甘孜的土司头人夏格刀登，张国华带昂旺丁增担任翻译，还带他去见邦达仓、德格仓、夏格仓的主要负责人。
“去见夏格刀登时，去了好几位首长。7号首长刘振国的警卫员很帅，被夏格刀登的女儿看上了。她害羞地跟我说，想要跟这位警卫员谈恋爱，但两人语言不通，想让我担任翻译。”回忆往事，昂旺丁增笑着说，“康巴女人敢爱敢恨，这种事儿也很正常。可是谈恋爱这种事儿，怎么能让人翻译呢？最后，我没有答应！”
许多年后，昂旺丁增说自己当时年龄太小，不太懂男女之情。如果当年自己能积极主动担任红娘，说不定能成就又一个佳话。
张国华将军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张国华有坐骑，被警卫班的战士经常乱骑，一时之间不怎么乖巧了。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昂旺丁增告诉首长：“报告1号，我会驯马！让我试一试！”
张国华把缰绳交给昂旺丁增。每天早晨军号一响，昂旺丁增就威风凛凛骑着军长的马前去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马训练好了，恢复了往昔细碎平稳的马步。
张国华很吃惊，希望昂旺丁增教他驯马。昂旺丁增概括不出理论，只是解释说自己是通过观察别的藏族同胞驯马学习到了技巧，经过揣摩，知道了什么时候该拉马嚼、什么时候双腿该夹马肚子等……
进军西藏，习惯喝酥油茶、吃糌粑也是全军上下的一门必修课。警卫班打酥油茶的任务，总是交给昂旺丁增。他打的酥油茶，军长和战友们都很爱喝。
昂旺丁增的房间在军长卧室旁边，他坚持睡到门口，要保卫军长，让大家很吃惊，纷纷称赞他恪尽职守。那时，他从家里带出的皮袍，到了部队发现用不上，就全卖了，只留了一件护身佛。因为慢慢懂得了军事纪律，一开始就把护身佛到处藏，后来也卖掉了，买了一条烟回来。
为什么买烟？因为张国华烟瘾大，总爱给别人递烟，是“小鬼”昂旺丁增的崇拜对象。昂旺丁增买了烟，总揣在兜里，偶尔也给张军长递一根，没多久，自己也就学会了。
一次和军长外出，昂旺丁增的鞋子不小心被车轱辘压住，弄丢了。为赶行军进度，他瞒而不说。下车时，细心的张国华发现了他走路的异常，问：“小鬼，你的鞋呢？”
“丢了！”
“丢了怎么不说？”
“我……我丢鞋只是小事。”
张国华看他走路长一脚短一脚的样子，忍俊不禁，马上自掏腰包给他买了一双新鞋。
许多年后，昂旺丁增还记得与张国华军长之间发生的许多小故事。首长亲切可爱的笑容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成为他一直学习的榜样。
“小鬼，你真机灵！”“小鬼，你太厉害了，我都比不上你。”那些语重心长的鼓励和鞭策，让他倍感18军军营里的温暖，干起工作来干劲也更足了。
押送贵重物资
昌都战役前夕，昂旺丁增的热情被点燃，向张国华军长主动请缨上前线。张国华笑眯眯地说：“小鬼，你们的性命金贵着呢，可是我们18军的宝贝。你留在我身边也是一种浪费，是大材小用，到了西藏，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比如宣讲政策、沟通群众等工作。”
到昌都后，昂旺丁增果然分到了更重要的任务：参加先遣支队，跟随骡帮押运物资。这些重要的物资，有党中央、西南局给达赖喇嘛的礼物，押运工作容不得半点儿马虎和懈怠。
出发前，陈竞波给押运队下命令：“把这些物资交给你们，是对你们的充分信任，你们要用生命来守护这些物资。人在，东西必须在！”
一路风尘，一路颠簸，骡帮浩浩荡荡地向西进发。昂旺丁增时刻牢记使命，每晚入睡前，都把这些贵重物资堆放在身边，砌成墙，自己睡在中间，生怕出现一点儿纰漏。
骡帮到了工布江达县太昭村，面临断粮危机。在此之前，先遣支队已经请噶厦政府支援，但是迟迟不见其动作。太昭村正好离阿沛的庄园比较近，阿沛· 阿旺晋美就命管家把自家的存粮拿出来，一共3000多斤，用于接济部队。“在太昭，护卫骡帮的将士吃上了热饭，喝上了热茶，高兴极了。”
为了向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表明中央的诚意，骡帮将早于先遣支队抵达拉萨。这一天，昂旺丁增和战友们穿上了体面的呢子衣服，整理好戎装，精神焕发地向拉萨进发。
路上，一些不怀好意的上层贵族对昂旺丁增辱骂：“小共产党来了！是你们巴塘人把红汉人领进了拉萨……”对此，昂旺丁增严格执行军纪，不予理会。
一群藏兵围过来，恶语相加。昂旺丁增不卑不亢地回击：“你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就要严格执行，要不然就是背信弃义。解放军在河那边，你们有能耐就找他们去！”
1950年6月15日，巴塘党员、东藏民青盟员赴康定学习合影留念。
顺利完成任务后，解放军很快就胜利挺进了拉萨。昂旺丁增在先遣支队当了一段时间的收发员后，又到18军财政部当过翻译人员。西藏军区成立后，他进入了西藏军区干部学校（西藏大学前身）学习，提高本领才干。
没多久，学校成立社教班，昂旺丁增担任团支部书记，带领上百名贵族子弟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落实执行《十七条协议》，扩大统一战线成果。这些贵族子弟跟昂旺丁增年龄一般大，排场很大，并不好教育。但因为语言相通，加上昂旺丁增的亲和力，后来他与许多人都成了好友。
为领导人当翻译
因为是不可多得的双语人才，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昂旺丁增获得了参加许多重大活动的机会，常被西藏党政领导点名借用陪同西藏高层参观团去内地参观访问。1957年,他前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就读，1959年毕业后调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当记者。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工作，都经常被点名抽调。
据一些18军老战友回忆，昂旺丁增年轻时博闻强识，带参观团去内地参观，所有汉文资料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翻译给大家。在同事刘金桐的文章中，“昂旺丁增的藏语和汉语都很流利，且词汇丰富，表达准确，藏汉语翻译水平在当时的西藏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1955年，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昂旺丁增是西藏地方干部学校的一名老师，也是西藏达赖代表团的翻译人员，还给中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服务过。
毛主席在接见西藏妇女代表团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1956年，西藏妇女参观团一行47人第一次赴京参观，昂旺丁增就是主要的翻译人员。“那次参观，我们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南京、大连、长春、哈尔滨、无锡、苏州、景德镇、内蒙古、延边等地参观，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和很高礼遇。在北京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59年，班禅大师进京参会，昂旺丁增也是随行翻译人员，为周恩来、班禅大师提供翻译服务。
每当回忆起班禅大师时，昂旺丁增的脸上总会露出微笑。“那时，班禅大师很喜欢看足球比赛。在球场里，年轻的班禅大师是个急性子，总很着急，想听懂解说员的现场解说，要求我的翻译与解说员同步。我当时也很年轻，情急之下，翻译的速度不小心还超过了评判员……”
“一次，我跟随周总理去北京火车站迎接班禅大师。接到班禅大师后，我情急之下，一不小心踩掉了走在前面的周总理的鞋跟。班禅大师和周恩来总理都没有批评我的莽撞。”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与班禅大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二人在近40年合作共事中以诚相待，肝胆相照，情谊深厚，堪称统一战线方面的典范。昂旺丁增就是二人友谊的见证者。
1959年，昂旺丁增随班禅大师赴京参加会议。习仲勋负责班禅大师的接待和保卫工作，诚邀班禅大师前往家中做客，并特邀昂旺丁增做翻译和参加家宴。习仲勋见昂旺丁增举止得体、翻译水平很高，大为赞赏，多年后，还不忘叮嘱新华社西藏分社要提携、关照昂旺丁增。这是后话。
因为多次与国家民委的领导同志打交道，大家对昂旺丁增印象特别好，勉励他好好读书，有重大活动的话随时叫他去翻译，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虽然有多次调往北京工作的机会，但我毕竟是西藏的，去不了。”
当记者的岁月
1956年，叛匪在理塘纵火，焚烧了昂旺丁增家的老宅。“老宅在一条街的当头，火势蔓延，烧毁了一整条街。”回忆往事，昂旺丁增十分痛心。
叛匪对昂旺丁增的打击报复，丝毫没有动摇这位藏族布尔什维克的心。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他力图用手中的笔，去揭露、评判万恶的封建农奴制。
时值西藏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开始之际，他以最大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投入到了这场对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斗争中。他马不停蹄地深入农村牧区和寺院的民主改革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他参与了新华社报道西藏民主改革一些有重大影响的重点稿件的采写，如《索康凯松谿卡的调查报告》《西藏历史前进的脚步声》《四年和四百年》《拉萨的春雷》等等。
期间，他与资深记者林田合作采写的《索康凯松谿卡的调查报告》，全面剖析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庄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是当时西藏首篇最全面系统的有关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庄园的调查报告。中共西藏山南分工委将其印发，作为全地区干部认识和了解西藏封建农奴制庄园的学习材料。60年过去了，这篇调查报告中的数据仍不时出现在全国一些新编的史料中。
在报告里，他和同事们详细记录了叛乱头子、大农奴主索康·旺清格勒所属的谿卡（庄园）里人们的生活和经济状况：“全庄园有差巴（出差役耕种领主自营地的农奴）24户160人；堆穷（这是一种没有差地的农奴，社会地位次于差巴）39户191人；朗生和差徭（做家务劳役）共57人。朗生的人身属于主人，完全没有自由，其子女必须随父母世代为奴。当年凯松农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这些详实的数据和分析，有力地揭穿了封建农奴制的真实面目。
图为“差巴”给布达拉宫背运货物。
与此同时，他还在林芝县德木村和强内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农民开展民主改革，历时一年。
西藏民主改革后，大批藏族干部的职务迅速得到提拔，但昂旺丁增的职务晋升问题却长期无人问津。然而，他却从未对此表示过丝毫不满。遇到有人提及此事时，他总是说：“这很正常。干部提拔，首先是要看工作是否需要，再就是要看干部的德才。我在新闻单位，还是一个新手啊！我想得通。”
直至1974年，昂旺丁增才被提拔担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在这期间，他曾带领记者下乡采访，写内参供中央领导、自治区领导决策，可谓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幸福优雅的一家人
1962年，昂旺丁增与西藏广播电台第一代藏语播音员扎西卓玛相识、相知、相恋，步入婚姻的殿堂。“那时，她经常广播我的新闻稿件。她的声音非常动听，为了让她播送我的更多稿子，我拼命采写。无论骑马下乡采访还是深入农牧区工作，我的收音机从不离身。倾听她播送我的新闻稿，是我最重要和最快乐的时刻……”
昂旺丁增与扎西卓玛。
婚后，夫妻俩有乐同享、风雨同舟，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先后育有三个孩子。老大白玛玉珍,女,出生于1963年；老二白玛娜珍，女,生于1967年；老三计美旺扎，男，出生于1970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昂旺丁增遭遇不幸，熬过了在五七干校的艰苦岁月。在那些日子里，他被迫又握起了羊鞭，乐观豁达的胸怀使他在放牧、农耕劳动中依然坚韧和欢乐，变成了一个儿女眼里“蓄着胡子、穿着马甲的老汉。”
在二女儿白玛娜珍的记忆里，父亲永远都是最坚强的男子汉。她的散文里这样写道：“当他重新回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年幼的弟弟望着爸爸古铜色的脸膛和满脸的胡须，惊恐地叫了声爷爷。姐姐牵着爸爸的衣角，一个劲儿地抽泣。阿妈更是扑上前去搂着爸爸的脖子，泪流满面。我只是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望着我亲爱的父亲，茫然不知所措。此时爸爸却突然对我做了个鬼脸。后来我和爸爸就开怀大笑了，笑得那么开心。这笑声便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昂旺丁增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个个热情、善良和豁达。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对人对事忠厚善良、富有爱心上。
扎西卓玛在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担任藏语播音员期间，心里涌动着爱,播出的声音清澈而极富感情，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后来，仅因为其母亲曾在一尼泊尔商人家打工，就被调离广播电台，到一个公路管理单位收取过往车辆费。开始，她甚为不解和深感委屈。但她没有气馁，仍然如同往日一样努力工作，在新的单位又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数年后，扎西卓玛被调至西藏人民出版社担任少儿编辑部主任一职。她想，是应该给孩子们做点儿事了。至今,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尚未有一本反映西藏少年儿童生活的少儿出版物，实在太有愧于孩子们了。于是，她满怀对孩子们的爱心，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很快，由她选题策划并任责任编辑的《看一看，记一记》，于1992年问世,实现了反映西藏少儿生活出版物为“零”的突破。扎西卓玛和她的同事们创造了历史，1993年，在全国第二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获“园丁奖”。接着，由她策划并担任责任编辑的西藏少儿出版物相继问世，扎西卓玛荣获了众多奖项。
大女儿白玛玉珍是一名白衣天使。1976年，白玛玉珍14岁，初中毕业，听闻新建的拉萨卫生学校在招生，就找到阿爸阿妈妈说：“我要报考拉萨卫校，毕业后当护士，给乡亲们治病。”
阿妈说：“你还小，还是读高中吧，将来再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再工作也不晚。”
白玛玉珍 ：“那要等到何年何月？西藏现在不是到处缺少医生护士，病人看病难吗？你们有没有同情心？”
阿爸哭笑不得，说：“那就尊重孩子的意见吧! ”
白玛玉珍从拉萨卫校毕业后，分配到拉萨市人民医院工作。在这里,她数十年如一日地努力工作，既是技术高超的护士，又是病人的亲人。她穿梭于病房与护士站之间，脚步轻盈、笑容亲切、言语温柔。她给病人送药打针，又不时给病人买饭洗衣，陪病人散步聊天，被患者称为“自家的门巴”。
二女儿白玛娜珍，系西藏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受我国读者关注和喜爱的藏族女作家，在诗歌、散文和小说等方面都颇有建树。
她11岁就离开西藏，由西藏军区文工团选送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后又在中国新闻学院进修。从16岁开始，她就开始大量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其描写大自然、亲情、友情、爱情等，内容真实生动、细腻天然，引起许多读者的强烈共鸣。
她的长篇小说《拉萨红尘》《复活的度母》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叙述藏族女性在历史风云中的悲欢离合，突出当代青年信仰迷茫和精神困境，既有当代拉萨社会实景，也有藏族同胞的众生相，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昂旺丁增和扎西卓玛的第三个孩子是一个男孩，名叫晋美旺扎。晋美旺扎对雪域高原情有独钟。高考时，为便于大学毕业后留在西藏工作，他选择了西藏大学，现任西藏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助理兼汉文编辑部主任。他多年被出版社评为优秀工作人员和先进工作者；2012年，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全国出版界21世纪领军人才和全国优秀编辑。
三个孩子个个成才，离不开昂旺丁增夫妇的教导。从小到大，孩子们听得最多的就是，要做一个善良、真诚、对社会有用的人。
如今，昂旺丁增、扎西卓玛定居在成都，凡是从西藏而来的朋友，都受到老两口的热情接待。尽管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听力衰退，昂旺丁增却对往昔的点点滴滴保持惊人的记忆力，一聊就能聊一个下午。而老伴儿扎西卓玛则始终保持一颗谦卑、好学的心，把微信玩得很溜，定期或不定期向亲友问安、祈福，保持一颗天真的童心。
笔者能够成为这幸福优雅一家人的朋友，真好！
（本文由昂旺丁增口述，萧清、刘金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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