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西藏北部的那曲地区，那里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高原牧场，县城所在地高达4300米。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1959年11月，是瞒着父母从寺院溜走的，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学习汉语。那年我13岁。
离开佛门那天，第一件事是与朝夕相伴的活佛老师磕头道别。9年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晨钟暮鼓，严守清规，最终却没有沿着父母规划的道路走下去，心里无比羞愧、内疚，百味杂陈。长斋礼佛、焚香诵经、律己极严的老活佛，除了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别无他语。从他闪烁的眼神、干枯颤抖的手腕，可感知他内心的无奈与不安。他小心地从怀里取出一件藏着小佛像的护身符，慎重地挂到我的脖子上。当我无比恭敬地磕完三个响头，瞥见“佛祖保佑”的话还没来得及挤出蠕动的嘴唇，那闪烁的泪光已漫过饱含担忧、失望和祝福的眼睛，然后闭目垂首，就此道别。
转身跨出寺庙厚实的石头门槛，便开始上路。白天赶路，夜晚睡在路旁。那时，从比如县城到那曲地区400公里的路程，没有公路，只有牲畜蹄子钩出的小路，行人踩出的土路，还有野生动物经过的泥路。我们一行6个同龄顽童、3个护送军人、4匹驮物骡马，沿着山路围着大山左转右拐地行走，远处山顶白雪皑皑，脚下道路泥泞崎岖。这座山到那座山，看着就在眼前，甚至能听到对岸的人语鸟鸣，但中间相距着千丈深壑，从这边山头出发时是清晨，到对岸山顶时已是黄昏。除了翻山，还要走一望无际的草原，无垠的空旷，无尽的死寂，使人孤单难忍，甚至胆战心惊。此外，还要渡过波浪汹涌的江水，蜿蜒刺骨的河流。高原上的江河水急浪高，没有渡船，只好根据水的深浅，要么绕山避水，要么骑马过河，被水魔吞噬的危险无处不在。这一路烦躁寂寞、艰辛劳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的思念、牵挂、悔恨咽进肚子。20多天的长途跋涉，只到了第一个目的地——那曲。
从这里再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全程近2000公里，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青海南山、日月山，大自然煞费心机地创造出了15座大山；要跨越安多河、楚玛河、沱沱河、通天河，这些不停地吼叫着，势如万马奔腾，又如狂怒巨龙的25条江河；还要经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险象环生的沼泽地，夏软冬硬的冻土层。我们130多名脱了袈裟的僧童、走出深宅的少爷、放下羊鞭的牧童，还有挣脱锁镣的农奴后代，尽管过去身份地位各异，今天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平等地聚在一起。我们分8辆军车，在解放军一个排的护送下行进在青藏公路上。
那时平判刚结束，势局不稳，一些流窜的土匪在公路沿线抢劫破坏，我们每辆车顶上都架着机枪，五六个解放军随时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冰冷的枪口时刻等待出击。过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总算喘了一口气，可是又进入了辽阔的那唐草原，四周一望无际，寒风中，除了望不穿的迷茫和叫不应的寂静之外，一无所有，笔直的公路突然在雾气浓密的草地上消失了，汽车只能在草地上顺着横七竖八的车辙走，泥泞、水潭、草坑阻挡着行驶。这几辆不知在这条公路上跑了多少趟的久历风尘的军车，每次停歇后的发动都十分艰难，前头咳嗽，后面泄气，声音像炸雷震得人耳朵发麻，车身猛地一跳，车上的人颠得东倒西歪，齐声尖叫。一次坐在车尾的一个男孩，像一块布袋似地被抖落在草地上，幸亏没伤到要害。时值3月，天气依然寒冷，忽然一阵冷风吹过，整个天空开始天昏地暗，转眼漫天的雪花，像春天的柳絮，银光闪闪地旋转飘落，地面铺上厚厚的积雪，车辙消失了，路基模糊不清，队伍失去了方向。
这时一群狼出现在车的前方，在严寒的雪地里，它们抬起头来，凝视比牦牛大得多的铁牛，机灵地发现上边还有黑色的枪洞，发出几声怨诉似的哀鸣，继续嗅着人群居住的方向走去。对有野外与兽搏斗经验的解放军来说，迷路遇狼是一件好事，狼找畜吃，有牲畜，便有人，有人就能问路。于是，风雪中，狼群在前边坦然地走，车队在后面缓缓地跟。走着，走着，朦胧的夜色从天际伸展到荒野，引路的狼群变成模糊的黑点，天色迅速黑下来，这时在远处的山脚下，发现了比狼群大的几处黑点，越走越近，原来是几顶黑色的帐篷，浓密的灰色炊烟从藏式帐篷特有的天窗袅袅升起，每座帐篷前，都有用牛粪墙垒起的四四方方的羊圈。这天晚上，阴暗天空中弥漫着黑云，风雪搅起的漩涡，在地上不停地旋转，似乎要把车子掀翻。司机和解放军不进老百姓的帐篷，四五个披着大衣，挤在驾驶室里，其余的用毛毯、大衣、篷布裹得严严实实蜷缩在车厢里。我们分别借宿在几家牧民的羊圈里。羊圈尽管四面避风，可没有顶篷，风雪在头顶上飞扬，深夜一股猛烈的暴风雪，夹着木门的嘎吱声把所有人都惊醒，牛粪墙也像在发颤，寒风刮得人透不过气来，严寒冻得面孔刺痛。我们羊圈的东角有个盖着牛皮的羔羊圈，不但上下不透风，地上还铺着厚厚的一层干羊粪，既柔软又暖和。我们20几个小孩一个个挤进去，把羔羊一只只挤到外面。这一夜睡得好香啊，可早上一起来，首先遭到几个牧民的一顿臭骂，再受到解放军领队的严肃批评。因为还不到半岁的羔羊经不起严寒，全部死去。最后，解放军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赔偿了牧民的损失。
一个雨雪交加的傍晚，我们到了通天河，这是我们这一路要过的最险最大最宽的河流。走到岸边，汹涌澎湃的黄色浪涛就在脚底下翻腾，像群狮子在怒吼，像千军万马在奔腾。河的两岸停泊着几百辆大车，疲劳、饥饿的司机、乘客6个一圈10个一撮的，在野地上垒起石灶烧水做饭。原来，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一场特大的暴雨之后，河水冲毁了桥梁，我们在这里一待就是12天。
所带的干粮渐渐吃完了，部队轮流派人打猎，上百人都在寻找食物，附近猎物没有了，就开始下河捕鱼。我们上百个藏族孩子都不习惯吃鱼，都忍耐着肚子空虚的滋味。有一天，我饥饿着肚子，狼狈不堪，呆呆地站在解放军烧鱼的锅灶旁，闻着那扑鼻的香味，嘴里垂涎欲滴，肚子咕咕直叫，似乎全部生命都在乞求一点食物。一位解放军叔叔盛了一碗鱼肉汤伸过来，我顾不得一切习俗体面，端起就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鱼。肚子饱了，但毕竟破了这个戒，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便端来一碗凉水反复漱口，也算是一种自我救赎。有几个顽皮的伙伴，偷偷跑到附近的牧场，找到温顺的奶牛，挤几碗鲜奶喝。从格尔木赶来的舟桥部队夜以继日、顶风冒雪，奋战了8天，终于搭起了行军浮桥。我们到了夏东，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看到了小城的路灯，住进了窗明几净的招待所。
从比如县城出发历时3个半月，最终到了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在火车站，学校的老师和教职工赶来夹道欢迎，掀天的锣鼓，醒目的横幅，鲜艳的花朵，还有洁白的哈达，欢声笑语，洗刷着每个藏族学子的疲惫和委屈，笑容绽放了，眼睛闪亮了。颗颗珍珠一样晶莹的泪珠，顺着黑里透红的脸颊滚落下来，只好用衣袖和嫩黑的手掌，擦了又擦。
我从1960年进入咸阳公学学习汉语，就经常做着路的梦。开始是噩梦，3个多月一路的艰难险阻，遇到猛兽，碰到洪水，挨了饥饿，还有寒冷、愁苦、惶恐、怨恨和绝望，不时在梦中回放，常常惊醒。随着语言的熟悉，知识的积累，眼界的开阔，常常做起美梦。梦想着我毕业回去，下了火车能坐上汽车，在柏油路上直奔拉萨；梦想着在我有生之年，能从咸阳坐火车直达拉萨；梦想着所有的河上有桥梁，所有的路边有食宿，所有的路亭有电灯。
后来，我的这些梦想逐步变成一种理想，一种愿望，一种信念，也变成了我学习的动力。再后来，变成一种精神的追求，奋斗的目标，心灵的慰藉。没有梦的追求，哪有理想的实现。
2009年10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昆仑饭店，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式。中午在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里喝着咖啡，突然接到弟弟从比如县打来的电话，说我哥病重，无论寺庙僧侣，信徒百姓，还是亲朋好友都盼着我回去看望。他比我大8岁，同样5岁那年受戒，皈依佛门，进住同一个寺庙。他这一生无论佛法盛行时代，还是“文革”那种末法时期，一直独居古寺，独善其身，身不离袈裟，手不离佛珠，口不离佛祖，成为一名精通五明，佛学造诣深厚，佛教戒律严明，修道高风峻节，潜心修正般若大法的高僧。尽管我们兄弟各自走的是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血缘亲情、同族友情促使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再相见。
第二天早上6时起床，直奔首都机场，8时起飞，飞行4小时，中午12时到达拉萨机场，然后转乘越野车，开往那曲。我已经3年没有回故乡，西藏的秋色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观，蓝天明净高爽，白云浅淡悠闲，绿草吐露黄丝，河水清澈明净，雪山庄严广袤，汽车一会儿翻山穿云，一会儿穿谷过桥，一会儿爬坡轰鸣。这条青藏公路的西线，绵软油黑的柏油路，宽得可双车并行，平得如坐江船，路面晴天无灰，雨天无泥，路基笔直，路灯耐心守候着每一辆车子飞速而过，每当夜晚路灯深情地闪着亮晶晶的眼睛，凝视着从灯光下经过的每一辆汽车，似乎轻轻地叮嘱小心些，慢点儿。公路两边，每20公里有道班房，每100公里有养护段，沿着养护段，建起了饭馆、旅店、商铺、茶社，熙熙攘攘的人群有说有笑，俨然一个个独具藏家特色的小城镇。400公里路程，我们只走了3小时40分钟。
从那曲到比如还有300公里，已经铺上了平坦的柏油路，我在寂静的车座上，兴致勃勃地欣赏家乡大自然的美景，无边的草原，碧油油的夏草，多么柔软、茂盛和充满生机，红、白、黄、蓝的野花在草原上一丛丛、一片片。轻风不时吹过车窗，迎面扑来一阵阵浓郁的青草香。羊群像朵朵白云徜徉在草地上、黑色的牛群悠然地吃着嫩草。快到县城，要翻越最险最高的那拉山，汽车依着山势盘旋，时而费力地爬上山坡，时而轻松地拐进山坳，好像路一时到了头，拐个山包，路又开始延伸。最后，这条路仿佛一直通到了天上，极目望去，它始终往山顶伸展上去，最后消失在白云深处。山顶阳光灿烂，山腰云雾环绕，四周连绵不断的雪山身披银装，在这海拔近5000米的地方，也有常年驻守的道班工人。
我怀念我的故乡，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我因这美丽而留恋、自豪。月亮出来了，星星布满夜空，晚上11时，趁着融融的月光，我终于踏进了家乡古寺的门槛，寺院静谧，鸦雀无声，古朴典雅，令人起敬。我掀开门帘，我哥盘腿坐在四方形的木床上，宽广的脑门在灯光下闪着亮光，脸上泛起慈祥的笑容，一切定格在了这一刻。
50年前，我作为一个小沙弥，从这里出走，接受了现代文明，这是一个梦；50年后，我以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身份踏进这个门，也是一个梦；当初从这里出发，3000多公里走了4个来月，今天多一倍的路程只走了一天，16个小时，更是一个梦。从首都到拉萨，先是公路，再是航班，然后是铁路，这个雪域之路的梦，终于成真。
摘自《海上丝路与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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