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聊聊年轻人与新电影1.jpg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每过三四年就会有一部电影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从早期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到后来的《撞死了一只羊》《气球》,他已经拍摄了7部电影长片。

       这些电影为他赢得了很多东西——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编剧、接连不断的电影投资、藏地新浪潮领军人物的名号、超越藏族观众之外的更广阔观众群体……万玛才旦也因此成为如今藏地大众知名度最高的文艺创作者。

       这一期fine探究 “家”的诸多形态。我们决定启程和这位导演一起回到他的家乡青海,回到青海湖边——记录冬日的高原实景,还原万玛才旦在此所展开的一系列实践。从20世纪的牧羊少年到2022年的电影导演,这之中都发生过什么?

       20世纪少年:

       牧羊男孩与好好学生

       贵德 

       “从西宁开车过去只要一个多小时,在黄河边上。”关于贵德的介绍,万玛才旦及其工作室的后期制片才多说了同样的话,他们都来自那座隶属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小县城。

       青海的“海”,海南州的“海”,指的都是青海湖。它是青海省的中心,四周散落着海东、海南、海西和海北这几个行政区划。但对于贵德县人来说,他们更熟悉的水系仍然是黄河。黄河自贵德县中部拦腰穿过,让此地有了青海小江南的称号。由于位处上游,这里水质清澈,不似大众印象中的黄沙滚滚。

       一直以来,贵德的多数居民都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小时候学校放假,万玛才旦就帮家里放羊,每天翻过一座山,到达另一头的草场,黄昏的时候再回到家里。他们也做农活儿,从前主要种植小麦。这些年慢慢有了蚕豆、玉米等其他农作物。生产方式单一,生活也较为单调。童年时,这里没有太多娱乐消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庄——直到一座水电站的出现。

       离开贵德县,黄河一路绕行甘肃、内蒙古,随后冲进华北平原。它将这片高原上的土地,与黄河中下游连接起来,也让平原上的人们逆水而上,来到藏族居民中间。外来者的目标是,依靠着黄河,修一座水电站。

        大礼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曾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全国各地的县镇都有礼堂放电影。更偏远的乡村,则会派遣放映队。放映队拿着放映机和胶片,赶着车,在各自负责的区域里巡回。

万玛才旦:聊聊年轻人与新电影2.jpg       电影有的在礼堂里放,有的在庙里放,更多时候是露天,人人都提着板凳赶过去看,当然也包括万玛才旦。放映机会少,场次也不多,大多时候都是些主旋律电影。

       直到万玛才旦读小学时,有一年,村里突然来了一大帮外地人。先到一群勘探队,之后是建设水电站的工人。前前后后数百人,也可能上千。因为修水电站,小镇因此变得越来越热闹。小商场有了,超市有了,洗头房也有了。一切都乱糟糟的。

       这些工人还在黄河边上修起了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职工礼堂——电影从此属于大礼堂。白天这里被用来办公,或者充当饭堂,到了晚上,它就变成了一座电影院,收费放映一些内部电影,花样繁多。万玛才旦在这里看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还有上海美影厂的《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等。后来这里还拥有了这个区域唯一的一台电视机,小小一台放在很高的位置,人们围在底下仰头看。

       那种新鲜事物所带来的冲击,一直保留至今,每次被问到电影启蒙的问题,万玛才旦总要提起这个大礼堂。礼堂其实不远,就在村里。无论大人小孩,都对此充满热情。在万玛才旦的记忆中,那是那个时候最热闹的地方。

        马孔多 

       一开始,藏族人大多在观望,看水电站带来的这些外地人都怎样过日子。

       他们看到,那些天南地北来的人提着枪,往枪管里填充钢制球状子弹。枪一响,子弹爆开,在空中散射。哗啦一下,原本树上枝头站满的麻雀,纷纷落下。开枪的收起枪,把麻雀串成线,提回去,放在火上烤,吃得很欢。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是这里第一批吃麻雀的人。

       一开始,村民们只担心山里的麻雀会不会被吃完了。时间久了,来往变多,年轻人开始耐不住寂寞,不愿意再跟在羊屁股后面每天漫山转。于是,他们把羊卖掉,下山打工,过“更丰富的”生活。

       那场景让万玛才旦想到了拉美小说《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作者马尔克斯的形容是,“马孔多变了样……那些人四处宣扬马孔多位置优越、土地肥沃,于是昔日僻静的小村落,很快变成繁华的城镇。”

       但就像马孔多经历繁荣又很快衰落一样,万玛才旦家乡的那个水电站建成后,再也不需要那么多人留下。突然有一天,人去楼空,所有的热闹消失无踪。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但是又回不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少年万玛才旦也想要出去,见更大的世界。

        中专生,本科生,硕士生 

       “那时候考中专是很难的,只有学习好的才能考上。”

        万玛才旦读书时,藏区没有九年义务教育,每个人能读到哪里全凭命运。每个村庄都有小学,初中却只有县城才有。一个年级可能只有一个班,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四十人。有些人念到小学便止步,初中毕业后能再考进中专的,只有寥寥三四人。中专就是目之所及的终点了,没有高中,也就上不了大学。

       在贵德县里,万玛才旦是成绩最好的那一批学生,他如愿上了一所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回县城小学当老师,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八九十块人民币,还是铁饭碗。第一个月工资,他去买了藏文的《水浒传》和汉文的《红楼梦》。

        但万玛才旦始终觉得苦闷。家乡人更认可的是“国家干部”,而小学老师显然算不上。更何况,他的最终目标是当职业作家。于是再考。当了四年小学老师后,他放弃公职成为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的一名本科生。这在当时的贵德颇为轰动——很多人说放弃公职考大学是一件很冒险和很冲动的事情。

       本科读完,万玛才旦又回到了家乡,从小学老师变成州政府的公务员——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但他很快发现,几年过去,大学生已经不是天之骄子了,出版社、杂志社这些离文学近一点的工作岗位,早已被之前的毕业生一一占住。

       为了改变,也为了逃避,万玛才旦第二次辞职考试,回到西北民族大学,就读藏语汉语翻译的硕士课程。那时候上大学几乎不需要学费,每个月学校甚至还会给一些生活费,考学很难,但至少没有太多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除了放弃一份稳定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万玛才旦还不知道他的硕士课程会出现一个机会,彻底调转人生方向。那时他想着,硕士毕业应该能分配得好一些吧。

       北京电影学院 

       2003 年春天,“非典”来袭。4 月末,在北电教课的导演谢飞确诊,被送入地坛医院治疗。整个学校开始大规模排查与谢飞有接触的人员,送去隔离。正式选课的学生名单挨个儿查了一遍以后,校方也没有忘记一个叫万玛才旦的男生,问这个天天蹭课的人,那天在不在啊?幸运的是,万玛才旦那一天正好没有到场。

万玛才旦:聊聊年轻人与新电影5.jpg       在西北民族大学就读藏语汉语翻译硕士时,万玛才旦偶然得到了一个资助,去了北京电影学院。

       那时他已经过了 30 岁,比同期的学生年纪大,也没有电影学习的基础,他只能恶补。在北电,万玛才旦早上8点出门,晚上12点回到宿舍。一天十八个小时,不是在阅读专业书、补看电影史上的重要电影,就在蹭学校中的各种课程。没过多少时间,就成了一个相对有名的旁听生。

       相对文学,电影是偶然的。作家是万玛才旦自小的志向,但导演——要不是这个隶属文学系的编导班强调实践,必须把一部部短片拍出来,他不会想到自己可以走这条路。

       北电第一学期结束,万玛才旦写了个关于家乡的故事。放了假,他和其他三个同学,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回到青海,把它拍成了短片《静静的嘛呢石》。

        短片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小喇嘛,因为被电视节目吸引,行走在寺庙和村庄之间——就像小时候的万玛才旦。短片如今看起来简陋、粗糙,但作为学生作品,它获得了成功。万玛才旦把它拿到一些电影节放映,也在北京的高校间流传。有了这些基础,万玛才旦吸引了投资人的兴趣。老师也建议他把故事扩充一下,变成长片。

       但和大多数年轻导演一样,最后大家凑出了300 万,才把《静静的嘛呢石》长片拍完。长片相比起短片,更完整,也有着更高的技术标准。它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帮助万玛才旦获得了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电影本身也通过版权销售和海外发行,再加上一点政府补贴,收回了成本。

       万玛才旦的电影之路开始滚动了起来。之后的几部电影,《寻找智美更登》 《老狗》 《五彩神箭》,都是口碑之作,也接连入围重要的电影节奖项。他的电影成本都不高,大多能盈亏平衡。再后来,电影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也让原本不受商业青睐的电影获得了更多机会。从《塔洛》开始,万玛才旦的电影得以公映。

万玛才旦:聊聊年轻人与新电影3.jpg       2022:有时候媒体

       也可以问一些藏族话题

       以外的问题

       新浪潮 

       被业内认可之后,万玛才旦身边就逐渐聚集起一批藏族电影人。他们和万玛才旦一起工作,学习,最终自己也成长为成熟的电影人。

       才多是万玛才旦工作室的后期制片,他也是贵德人。才多原本是一名摄影师,2015 年因为拍摄剧照认识了万玛才旦。在导演建议下,才多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年多,就此踏入了电影行业。

       松太加是《静静的嘛呢石》的美术和《寻找智美更登》的摄影师。2011 年,松太加拍摄了处女作《太阳总在左边》,之后还执导了《河》 《阿拉姜色》 《拉姆与嘎贝》。两年前,松太加接受媒体采访,说能从万玛身上看到使命感,但使命感这东西太庞大了,他“不敢接招”。

        拉华加是更年轻的一个。因为想学电影,他辗转联络到万玛才旦。万玛才旦不认同拉华加辍学去北京电影学院旁听的选择,介绍他去西北民族大学学藏语文学,再去北电学习电影。又过了几年,万玛才旦邀请拉华加进了他的剧组,后来又给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做监制。拉华加提起万玛才旦很尊敬,总是叫他万玛老师。

        当然也出现过不靠谱的年轻人,片子还没拍出来,已经在考虑国际电影节的事了。这种时候万玛才旦也不恼,仍然温和笑笑,只是不会合作了。

        万玛才旦承认,监制别人的电影挺累人,远比自己创作要辛苦。他又说这大概是一种义务。义务一方面来自自己经历过电影业这种很艰难的阶段,知道年轻电影人总是需要帮助;另一方面,义务也来自对藏地的感情,藏地需要有更多的电影创作者。

        在西宁拍摄的两天,因为同时还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他不时就会拿起手机看看,回一些消息,有时就公放着语音,都是藏语。回到青海,他和工作室的伙伴们也用藏语沟通,除了一位剪辑师,那位伙伴来自上海。

       2014 年,万玛才旦把17岁、读高一的儿子送到老家的一个寺院学校待了一年。儿子刚开始有点排斥,去了之后就喜欢上了。他在后来对媒体说,“你可以看到明显的那种变化,他自己也有一个身份的归属感,要不然你藏语不会,很多东西你不懂,你只是个身份意义上的、符号意义上的藏族人。他进去之后那些藏族的小孩也会排斥他。但他逐渐学会了藏语,学会了藏文,和更多的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和交流,别人也逐渐接受他,他也有种归属感。”

       搬家 

       万玛才旦已经从北京搬回西宁四年了。

        问及原因,他说了很多次“方便”。搬回这座城市主要考虑的是生活上的便利。照顾老家的父母更方便,拍电影更方便,就连看电影也更方便——工作室的周围步行 5 分钟的距离就有三家电影院。而且,西宁到老家开车一个半小时,飞北京两个半小时,飞上海三个半小时,有工作需要坐个飞机就走,都是他觉得方便的距离。

       当然,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和故乡的关系更贴近一点。以前每年只能回去一两次,他感觉到这种关联在减弱。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并不意味着他会用一种新的目光去看待藏地。甚至能够感受到,万玛才旦并不想强调这件事情,就像他也并不希望自己总是被外界标签他的藏族身份。他笑笑说自己不反感被问到很多藏族相关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媒体也可以问一些藏族话题以外的问题”。

万玛才旦:聊聊年轻人与新电影4.jpg       西宁 

       西宁是一座“长条形”的城市,长而窄,高楼大厦从东蔓延到西,南北向则是层层叠叠的山丘。冬天的这会儿山上都光秃秃的,看过去就是一片土黄色,和南方深绿色的高山密林完全不同。有些人说这里就是“城乡接合部”,但作为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城市,还是有它非常现代化的一面。和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这里除了一个过去的市中心——老区,还有一个现在的市中心——新区。新区拥有一个万达广场、一个王府井百货,还有一个新华联广场,里面塞满了那些全国连锁的品牌店,站在那里和站在北京的四环没有什么区别。

       这座城市最热闹还是夏天。夏天水草丰茂,青海湖能吸引来一大批游客,此外还有每年的 First 电影节,也能带来众多的年轻人——同行的摄影师说,易烊千玺来的那年,机场的候机队伍简直大排长龙。

        万玛才旦的工作室位于新区最繁华的地带,临近First电影节的举办场地。作为这片高原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团队,他和同事们偶尔也会成为当地的招待方之一。2021年的First,他们开车带张艾嘉一行人去了著名的青海湖151 景区,在草地、湖边休憩野餐。此外,自己的电影路演时,如果发行方在这边没有团队,他们就自行承担起一系列的放映活动。

        这种放映工作,最早是2005年开始的,那一年,《静静的嘛呢石》的获奖在家乡引起了轰动。但那个时候电影院很少,片子也未被正式发行。没有什么人能够真正看到这部电影,更不用说藏地的观众了。

        万玛才旦和朋友们找了四五个人,背着胶片、放映机、还有银幕,开着车在青海做巡回放映。到了夜晚,他们找合适的场地,拉起银幕,就和几十年以前的放映队一样。

        观众反应参差不齐,大体和城市观众看到一些国产文艺片类似。有的很兴奋,觉得这就是自己的生活,真正拍出了藏地的生活状态。但也有观众会觉得,拍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好看的,还不如香港动作片来得带劲。

        故事 

        万玛才旦喜欢文学,广义上的。

        一开始,他感兴趣的是故事。藏地民间文学发达,也有唱诗的传统。说唱艺人们颂着《格萨尔王传》,还有那些神话传说,让万玛才旦感到天然的亲切。然后是作文,上学之后,写的东西,被老师表扬,还在课堂上念出来,给了万玛才旦更多信心。最后是机遇,写一篇小说,获得发表,也许就能调入文联,过上不一样的生活。

       他对这片高原上的故事了然于心。比如,沿途的日月山是文成公主曾经经过的地方,传说中文成公主到了此处思念长安泪如泉涌,不小心把“日月宝镜”摔成两半,一半化成日山,一半化成月山;以及,青藏高原上的每一座山每一片湖都有自己的属相,青海湖属羊,羊年转湖一圈,就相当于转了 12 圈;还有,青海湖中心有一座孤岛,从前没有船只通行,岛上的修行人只能在冬天湖面结冰时走出来化缘,一年一次。

       他听故事、说故事,也写故事。万玛才旦大学开始发表小说,直到现在,他的电影也常常是先有一篇同名小说,继而慢慢扩展。在这些故事中,其中的一个主题是藏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现代性之间的拉扯和冲突。

       2021 年末上映的《气球》是藏族女性卓嘎的故事。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想再怀孕。但丈夫性欲旺盛,卓嘎因此怀上了第四个孩子。她想把孩子打掉,孤身一人前往县城的卫生院。丈夫和孩子得知以后,冲进手术室制止。他们相信,卓嘎现在怀上的,是家中刚刚故去的老人的转世……

       冲突不只存在于性和生育之上,更是全方位的。它表现在《静静的嘛呢石》里想要看电视,而穿行在寺庙和村庄间的小喇嘛的身上。它也是《老狗》里陪伴着老人,却又被儿子卖给狗贩子的纯种藏獒。它还是《塔洛》里走出山脉,遇上年轻女子调情而不知所措的牧羊人。

       这些人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万玛才旦人生中见证过的一切的缩影。

       新电影 

       多部电影的经验积累下来,万玛才旦已经拥有了熟悉的电影班底和制片流程,这里最难的还是筹集资金。

        王磊是万玛才旦的制片人,他说,电影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行业的资金溢出。几年前,开采能源的能赚到钱,所以很多煤老板投资电影。之后,又是房地产、互联网投资电影。因此,筹集资金不要只盯着行业内部,也要关注到电影与社会整体环境链条的关系。

       这两年,整体经济形势不太好,王磊的新办法是把资金需求进一步分解。做前期策划时,先筹集一批资金。等到要开拍时,寻找拍摄所需的钱。到后期制作阶段,再找愿意支持后期的机构。一步一步,筹到电影需要的全部资金。王磊说,这叫针尖上削铁的精神,是他奶奶教会给他的谚语。

       如今,万玛才旦基本保持着两三年一部电影的状态,稳步运作着。就在 2021 年,他又开始了一部新片的筹备工作。

       在豆瓣上搜索词条“万玛才旦”,接下来的最新作品应该是一部名为《陌生人》的电影。但事实上,他们正在筹备的新片是一部跟雪豹有关的电影——团队习惯了手上同时有好几个项目在进行,哪一个先拿到钱了,就先开机。

       也许在 2023 年,观众就可以再次坐在电影院里观看万玛才旦的作品。

       年轻人 

       现在,万玛才旦的儿子也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关于藏地,但是个类型片。万玛才旦分析,这就是不同代际的人受到的影响不同。

      在某种程度上,代际间的差异也是现实。万玛才旦希望自己能反映更多藏族传统文化,但同时,藏地自身也在经历巨大的变化。

       年轻人,对于万玛才旦来说,太多样化了。机会变得越来越多,很难知道他们的想法。而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家想法都差不多。而有些藏地的年轻人,他观察到,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学习藏语藏文化的机会,再进入自己民族群体的时候,会面临着一个身份的问题。

       年复一年,万玛才旦一直会被问到族群相关的问题。他的措辞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听上去会像是另一种观点。甚至,他似乎显得有些艰难,找到合适的措辞,来精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比如这一次,他会说自己并不想太过于区分汉族和藏族观众。他不去讲“太民族的东西”,而是关注不同民族作为人的共同点。这样,电影中关于人性的部分,是大家都能体会到的。

       但他很快承认,在追问之下,不去讲“太民族的东西”,这个短语是有歧义的。他指的“太民族的东西”,更多是外族的某些刻板印象,外在的、景观性的东西。一提到藏族就是天葬、朝圣、叩拜、净土、灵魂……这些刻板化的符号。它们很容易被消费,如同经久不衰的汉族人对于西藏的神化,但他们并不代表着真正的藏地生活,就像他的家乡贵德,也有电视、电影、商场、超市和洗头房。

万玛才旦:聊聊年轻人与新电影6.jpg       不去讲“太民族的东西”,万玛才旦进一步澄清,意味着不要刻意地强化某些东西。故事就是发生在那里,让电影自然地进入,讲这片土地上人的故事。

       族群受众的差异,在小说中,要比在电影中,更明显。万玛才旦看来,前者更加自由。他用藏语,去写面向藏族读者的小说;用汉语,去写面向汉族读者的小说。万玛才旦能够同时使用两种语言,两种文本并不是简单的翻译,或者对应关系,而更可能是同一个想法,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生长出来的同源但不同质的果实。

       这是电影做不到的。万玛才旦说,电影还是要让藏族以外的观众都能看得懂,这样才能慢慢拓展市场,慢慢改变观众的认知。

       这似乎仍然是只有藏族导演才需要面对的环境,也很像他电影中一直以来的那个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性冲突的主题。对于藏族来说,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既有指向传统的一面,也有指向现代化的一面,而在探寻平衡的过程中,冲突总是无法避免。

       《气球》里的女主角卓嘎,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试图避孕,却又意外怀上,但身边人都希望她能生下这个孩子。

       电影在最后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结局,现实的冲突暂时没有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