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藏学大家王尧先生（1928年-2015年）在了解和研究藏传佛教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海内外的藏传佛教高僧，此文按照顺序介绍了贡噶活佛、东噶•洛桑赤列活佛、南喀诺布活佛、高瓦喀活佛•曲吉建才、格桑旺堆、木雅贡布、邦隆活佛及十世班禅等8位藏传佛教高僧。
在藏区，有一个非常奇特、引人注目的群体，由一群男性组成的非农非牧、专门读经念佛、参加或者组建法会的人群。他们分属于各个寺庙、不同宗派。老的，怕有七八十岁了；小的，只有十多岁。他们共同的标志——穿着或披着绛红色的袈裟。这一队队红色的人群，被人们统称之为“喇嘛”，其实是不准确的。“喇嘛”（bla ma）是这个群体里的高层人士，意思是“上师”、“高僧”、“大德”，还包括转世活佛和一些领有高级学位的统称“格西”（dgebshes）的人。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为“喇嘛”。
这些人当喇嘛，有的是为了献身佛教，有的是为了宏传佛法，有的是为了探讨阐明佛理，有的是为了解决人的生死问题。更多的，是为了学文化、学知识或为了生活。进入寺庙，皈依导师，刻苦学习，到了一定时候会向高一级层次攀登。其中一部分优异者，到拉萨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或者第四大寺（扎什伦布寺）去游学，进入某个扎仓（学院），在某个康村（系科）入学、攻读，完成“五部大论”（《入中论》《现观庄严论》《量释论》《俱舍论》《戒经》）的研读、解经。就有，可能获得某一级的格西学位。当然，最高的“拉然巴”（lha rams pa）格西，则需要在每年一度的“传召大会”（smon lam chenpo）上获取。这可以说是万人瞩目的盛事，几乎相当于“一举成名”的科举折桂。
这样的一个群体，年复一年，在藏区成为了特殊的人群，社会地位高，备受人尊敬，与官府打交道，就是一种身份。总之，是一股社会力量。对于这个群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在社会上的作用，值得认真地研究。这里，介绍几个侧面、断面，叙说我和几位喇嘛的交往。
一、贡噶活佛
1952年春天，当我们获知要进藏了，要到贡噶（Gangs dkar）雪山上去投奔贡噶活佛了，心中十分兴奋，也夹杂着些许惶恐和不安：贡噶雪山路途遥远，怎么去？从哪里去？经过哪里？贡噶活佛是一个怎样的人？能接受我们吗？经过火车、轮船、汽车一路来的颠簸，行军安排，终于要乘马进山了。横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在藏区能否习惯？还有与“活佛”相见将会怎样？真与贡噶活佛见面时，他那样慈祥和蔼，面带微笑地用温热的大手摸摸我的头说：“啊！你姓王，藏名就叫旺杰——旺堆杰伯（dBangvdusrgyalpo）。”说着还口中喃喃有词，念了几句咒语给我，算是一种祝福吧。于是，我的藏名就这么定了。懵懵懂懂、精神恍惚地记住了我的藏语名字——“旺杰”（dBangrgyal）。此后若干年，因为在藏区工作的关系，人们就加上了“通司”（译者）二字。于是，我就成了“通司旺杰”了。在藏区多年，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认识了很多朋友，走过不少地方，就小有名气了。
在我们之前，进山求教于贡噶活佛座下、礼拜上师的人很多，有陈健民、屈文六和张澄基几位。他们都是学佛有成的人，尤其是陈健民著有《曲肱斋文集》16卷传世。张澄基是张笃伦（官拜西昌行营中将主任）的儿子，也是国民党监察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幼女的东床快婿。著译有《佛学今诠》、《米拉日巴全集》以台湾版传世。他在海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是C.C.Karma Zhang。我进山时，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分别从印度去了台湾，再转去美国。还有一位出奇的女法师，据说是满洲贵族，名叫申书文。她在贡嘎山学佛以后，到了台湾，自称“贡噶老人”，建立了一所“贡噶精舍”，也算是一件盛事。
当时，与我们一起拜在贡噶上师坐下的，还有德格人南喀诺布（洛代活佛）。那年他19岁，是个极为聪明能干的青年，喜欢学习新事物，也对我们的到来有强烈的新鲜感。后来，在1957年，他到锡金弘法，住在噶玛巴下院——戎德寺。阴差阳错，离开了祖国，辗转到了意大利，成为欧洲著名藏学家图齐（G.Tucci）教授的藏文助手。实际上，图齐正是靠依仗他，解决藏学上的不少疑难问题的。再后来，他成为那不勒斯大学东方语文系的主任教授。当年，我们在贡嘎山上共同生活，丰富多彩。他主动要求学习汉语，很快就学会了国音的拼音符号和一些常用语词。他有另外的任务，用藏语德格方言教授当地集中学习藏语文的一班同学。当时，我们称呼贡噶活佛是“老活佛”，他是“小活佛”。
在山上，贡噶上师给我们设置了课程，知道我们是专门学习藏族语言、文化、历史为主的学生。他做了如下安排：第一门文学课程，《萨迦格言》。这是13世纪萨迦派的大师萨迦班智达的传世名著。深入浅出，颇多人世教诲，设身处世，多有关怀。这部书，可真启发了我对藏文化的兴趣。全书共7大章，计457首格言，每首4句。前两句训言，后两句比譬。巧言为训，饶有趣味。我贪婪地学习，后来把它们一一译成汉语。巧得很，后来被《人民日报》编辑部看中，连载刊登，每天两首，几乎登了一年。第二门史学课程，《米拉日巴传》。这是噶举派圣者米拉日巴一生的传记。从凡夫经历磨难，到最后修得正果，即身成圣，是藏传佛教徒的典范样板。他的传记平白如话，把人生的苦难一一道来。尤其是记叙父死，母亲携孤儿幼女，家道中落，受尽欺凌的人世沧桑，历尽苦难，悲痛难言。米拉日巴受到母亲的刺激，发誓学法报仇，也取得了应验，使仇人三十余人失去了生命。杀害生灵的痛苦经历，令他幡然悔悟，痛悔前生，最后归依正法，获得正果。我在学习中欢娱尽兴，平日也十分有味，真是上了佛教与人生的最重要一课。第三门课程，《释迦牟尼佛赞》。这是贡噶活佛自己的著作。它以诗歌体歌颂佛陀的一生，每段以偈赞歌颂，再以长行进行叙述，夹叙夹议，穿插很多故事，也是饶有趣味。让我初次了解到佛陀释迦牟尼的一生，也初步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以上三本书，可以说为我铺垫了在藏学上的坚实基础。有时，贡噶活佛按排了噶玛堪布，详细地讲解、辅导。寺内的出家师傅们，也不时地予以帮助，嘘寒问暖，从生活上到语言上，无微不至地关怀。
在山上，虽然生活上是清苦的，但精神上是欢愉的。再如节日活动，如藏历年，我们在山上，与四面八方赶来参与庙会的信众共同欢度。记得有一次，我跟着我们的领队斯那尼玛同学，一起到附近的牧场参加一个婚礼。那个场面，我第一次见到。在牧场上的一座帐篷里，挤满了人，来自四面八方的藏胞，见面时礼拜、问候，笑语连篇。帐篷里烟雾腾腾，木柴生着旺旺的火，人们互相祝贺道喜。后来，斯那尼玛和我代表我们同学，给新婚夫妇送上礼品、哈达和四块银元。在欢腾笑语中，赞礼人站在台上，大声唱道：“喂，大家听着，是贡噶上师的弟子，来自北京的学生们，送来吉祥的哈达和喜庆的白洋。”台下一片欢笑。斯那尼玛和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欢乐。那一个晚间，我们生活在欢乐的海洋中，不停地传送青稞酒、牛羊肉，听着歌舞，尽情欢唱。后来，斯那尼玛拉我走进欢乐的队伍，我开始什么也不会跳，不知不觉就学会了。从此以后，我对西藏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还给《中国青年报》写过一篇报道，叫做《难忘的牧场上的婚礼》。
到了1954年，贡噶上师在侍者阿旺诺布陪同下，驾临北京，应邀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以教授的身份讲学。当时，他的寓所十分繁忙，有李济深、陈铭枢、梁漱溟等国家领导人或社会名流前来拜谒。原来，上师曾于三四十年代几度在庐山、昆明、南京、上海弘法，设坛授戒，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荣获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国师”（辅教广觉禅师贡噶呼图克图）荣称。
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贡噶上师担任藏文翻译处顾问，我作为学徒随侍左右。那时才知道时代的演进，以及在语言上如何跟进等一系列问题。包括《宪法》在内的五部大法，在翻译过程中，语词审定、决定译名、确立标准、选择方言等一系列问题，上师躬自参加讨论，最后确定，十分辛苦，使我增长不少知识。以“人民”一词为例，究竟用mi mang、mi ser还是mi dmangs，究竟从历史语言学上用哪个词，煞费苦心。最后确定，使用mi dmangs。政府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上师非常高兴，他虽到过上海，但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坐在海岸边，在海水里打弄，甚为开心，连说：“这是嘉措（rgyamtsho，大海）！”一望无际的海上风光，令他心旷神怡，久久不能忘怀。
1957年初，贡噶上师坚决要求回山。上山以后，就召集弟子们交代后事，然后沐浴坐化。他真正预知了人生生命的终结，是一位自了生死的高人。他的弟子中，有格桑旺堆先生，继续完成了他在内地的教学事业，并曾帮助基督教会完成了《圣经》的藏文译本。当今的藏文版《圣经》，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另一位木雅贡布先生，也是上师的弟子。在成都、北京教学研究多年，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里完成了《藏文典籍全集类目录》共5卷的撰写工作。500多部藏、蒙作家的全集分类子目，都是他一手完成的，同时还为此撰写了作家小传。还有一位曲吉建才，原是高瓦喀寺（贡嘎山下的小庙）活佛的转世灵童。后去拉萨学经，参加了西藏工业厅工业设计院工作。他是大昭寺、布达拉宫整修恢复的古建工程师，至今仍在古建复原上大显身手。
贡噶上师是木雅（Minyag）人。据近代的历史研究，木雅是西夏王朝倾覆以后，南下逃亡的一支。他们逃到康（Khams）区，占据了一大片山沟，称为木雅。这一群人修建系列的碉楼防卫，说木雅话。上师与阿旺诺布讲的就是这种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上师平时偏爱讲母语，在公开场合才讲藏语。上面提到的格桑旺堆、木雅贡布、曲吉建才几位都是木雅人。这批人生活在藏族中，讲藏语，私底下仍讲木雅话。据信，原有2万多木雅人，现已逐渐萎缩，都成了道地的藏族了。这一切，请历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2003年，贡噶上师的转世——十世贡噶活佛，从印度来访。在木雅贡布师兄的着意安排下，我在他的京东别墅里拜见了上师。说不上什么原因，悲喜交集。一方面怀念已经远去多年的上师，又眼见这位年方26岁的年轻的转世。一代代的传承，看样子还会这样一直继续下去的！他已经去过贡嘎山，拜过灵塔，又在山上筹设讲堂，开办寺中的佛学教育。这一切成就，一一道来，我抑制不住泪水流淌，心头多少往事萦绕。啊！这大概就是与喇嘛结缘的人生吧！
二、东噶•洛桑赤列活佛
1959年3月发生的“拉萨事件”，我们受到了较大的震动。怎么和平解放8年了，在西藏会发生这么大的事件？达赖喇嘛不是国家领导人么，怎么会外逃呢？领导层和社会大众都在反思，一致认为，对西藏文化特别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必须切实地进行研究、调查和探讨，才能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西藏，达到团结友好和谐的目标。在政治层面上，已经实行了平叛、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农奴制度。而这个制度，在社会各个方面和各个地区的影响，我们所知甚微。有时，一问三不知。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层就有了加强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的动力。
1960年初，授权由中央民族学院开办“高级藏文研究班”。据说是周总理下的手令，我们都没有见过。首先招来了本科藏文班的毕业生，要加以深层次的培养训练。于道泉先生深感责任重大，必须聘请专任的藏族高级专家，由他们来任教，才有可能解决许多文化和历史问题。这样，上上下下，意见逐渐趋于一致了，几经努力，经西藏地方的配合，终于请来三位专家到京。第一位是东噶•洛桑赤列（Dung dkarBlobzangvphrin las）活佛，他是拉然巴格西，著名的历史文化专家，色拉寺出身的优秀学者。第二位是扎西仁青格西，甘丹寺宗教学台柱，因明学的掌门人。第三位是俗官文化的代表——土登格吉，曾在西藏地方政府长期任职，精通官署行文格式，讲究类似等因奉此的文书专家。离开他们，再大的活佛格西，也弄不懂官府文书说的是什么。三位专家到来，立即开班授课。
与他们所授课程相配合，还组织了一个“佛学讲座”，聘请在京的佛学专家，传授佛学知识。周叔迦先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讲授中国佛教史上的十大宗派（或者八大宗派）。法尊法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藏传佛教专家，曾在西藏游学16年，精通藏传佛教的历史，讲授“藏传佛教前弘期和后弘期"的历史与人物。喜饶嘉措大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的雕版主持人，主讲藏文古典文化系列。牙含章先生：社科院民族所所长，主讲佛教信仰和无神论问题。任继愈先生：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北京大学教授，主讲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张克强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藏文本的《印度佛教史》（rGya gar chosvbyung），开课一年，以及慈恩大师的“五不翻”学说。高观如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文化。戴蕃豫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研究员，主讲佛教与中国艺术。王森先生：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主讲“清顺治帝授予五世达赖喇嘛金印解读”等等。以上讲座，配合了三位藏族专家的课程，赢得了同学们和社会的关注与欢迎。许多教师也前来旁听，真是座无虚席。
在三位藏族高级导师的讲授指导下，又广泛地吸收了佛学界权威的面授讲解，后来在研究班的学生当中，出现了一批人才。如拉巴平措，曾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现在担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杜泰，担任西藏广电局局长（现已病逝）；赤来多杰，《西藏研究》杂志主编；鄂塞，西藏档案局局长，等等。他们都是这个研究班的优秀毕业生。
研究班主讲东噶•洛桑赤列活佛是一位饱学之士。自幼被认定为七世东噶活佛的转世灵童，受到尊重，迎入东噶寺供养，学习，诵经，写作。后又转入拉萨的色拉寺专门进修，并在传召大会上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声誉日隆。在1959年的“拉萨事件”中，他坚持留下不走。后来居然也受到批斗，真是奇怪，令人不解。他是一位头脑非常清醒、非常敏锐的学者，善于迅速接受新鲜事物。被推荐到北京，进入高等学府这个新的轨道，使他感到新奇和安慰，真正是如鱼得水。东噶先生主讲“藏文古典历史名著选”。在这门课中，他选择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记》（Deb therdpyidkyirgyalmovigludbyangs）作为教材。这是一部非常难以自学的书，但是它在西藏历史著作中很有地位。举例说，“太阳落，月亮升”，它要说成“金乌坠，玉兔升”。用类似这样高雅的同义词，来表现作者的文化修养。对于自学的人可是一道难关。我曾经自学过几次，总有一些啃不动的骨头，横在眼前。这次听他讲课，他在堂上眉飞色舞，大显才华，讲得有声有色，十分动人。我是随堂听课，受益不浅，而且随堂做了笔记，逐章逐节翻译成汉文。可惜，译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抄没了。同学们跟我一样，从这门课的学习中，登上了一个台阶。从此，藏文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可以读下来了。
东噶先生在讲课中完成了他的专著，并且当堂讲授《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他的这本书出版不久，就有三种汉文译本同时出现（陈庆英、唐景福和郭冠忠译本），绝非偶然。书中对于西藏长期实行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来龙去脉做了条理分析，认为中央王朝的大力扶持，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5年王尧先生（左）与东噶仁波切在法国
东噶先生不仅受到同学们的尊敬，而且声名远扬国外。1985年夏天，他和我应邀到慕尼黑，参加第四届国际藏学会议。这个会议的主持人和主办人，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科学院亚洲研究所的于伯赫博士和邦隆仁波切。东噶先生的到来，受到极大的关注，人们问长问短，围住他问个不休。东噶先生也十分兴奋，他在开幕会上，做了一个令人出乎意外的发言。他说：“今天我能够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参加会议，感觉到非常光荣！”到会的藏学界朋友们感到十分怪异，达赖喇嘛的大哥达才活佛问我，东噶喇嘛是共产党员吗？我笑笑：我哪里知道！可见人们对东噶先生的诧异，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说起来，他也真是有这样的胆气。一次会后，他说：“今天晚上的自由活动，我在下面茶座静候各位，有任何藏学的问题，都可以回答。”他为中国藏学界争足了脸面。会后我们回北京，经过苏黎世转道莫斯科，需要转乘苏航班机回国，在机场要等候6个小时。我和东噶先生在候机大厅里面转悠，巧遇在维也纳居住的刘明铨先生。他见到了东噶活佛，就跟我商量，他想拜一拜东噶活佛。后来他们成为极好的朋友。而今，这两位都已先后作古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东噶先生完成了一部巨著——《东噶大辞典》（Dung dkartshigmdzodchen mo）。这是以他个人署名、独力编成的历史文化词典。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有15万条。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重病的疼痛，奋力完成了初稿，最后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撒手西去。
我和他的友谊，介乎师友之间。我真把他当作老师来尊敬，他对我亲切如兄弟一般。在我的几本著作中，都有他写的诚恳友爱的十分关怀的序言。后来，他转回西藏大学任教，并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兼职，可惜骨癌病魔向他袭来，离开了人间。至今人们还是十分怀念这位勤恳一生的藏学工作者，他是我永远难忘的喇嘛朋友。
三、南喀诺布活佛
前面提到了，我们到贡噶雪山，跟随贡噶活佛学习。与此同时，当地新成立的自治区政府，也组织了一个与我们相应的学习藏文的班次，从当地各机关抽来的知识青年在这里学习。而与此配套的是，从德格县邀请了南喀诺布（Nam mkharv nor bu）活佛，一起到了贡嘎山上。他一方面也拜贡噶活佛为师，同时还担任这个班（当时称作二班）的藏语教师。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为“小活佛”（只有19岁），这是相对于贡噶活佛的称呼。
小活佛可不简单，是极其聪明的知识青年。他在家乡，自幼就以聪慧出了名。到了贡嘎山上，更是扩大了知识视野，接触了许多新事物。当时，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看到介绍北京以及全国新气象的图书和照片，非常感兴趣。我们学习藏语的进步也很快，和他用藏语、汉语夹杂着交流。年轻人嘛，在一起没有隔阂，交流方便，坦开胸怀，尽量吸收新鲜事物。在一年多的交往中，我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比如，当时刚刚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他在一个星期就学习并掌握了。有一次，我把泸定桥上朱总司令的题词交给他，“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他很快地用现代汉语拼音拼了出来。这是见证我们友谊的一次交往，至今难忘。当时流行的“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无数荒草连山野，巨石满山岗”的歌，他也迅速地用汉语拼音记录下来，一起高唱。所以，他既是我们跟随贡噶活佛学习的辅导老师，也是藏语班深层次的同学。这样欢快的日子，过得飞快。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结下了难忘的友好情谊。当我们决定回北京了，他呀，坐卧不安，提出要和我们一起到北京去。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谁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没有办法，只好恋恋不舍地分开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天，我们已经下山走了很远，他在山上呆呆地站在那儿，向我们挥手示意。天哪，那是一位活佛朋友。
直到1981年，天旋地转，我才又打听到有关他的消息。在维也纳召开的纪念乔玛（Alexander Csoma，匈牙利人，欧洲第一位藏学家）的国际藏学会上，我的活动由新闻界在西方透露了，他也从报纸的新闻当中知道了我的信息。但是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上，都很焦急。
1986年，我在西德（联邦德国）波恩大学任教，突然接到从意大利打来的电话。哇，是他！这位在贡嘎山上相识的活佛朋友，真使我惊喜莫名，他居然在意大利！离德国不远！谁能想到呢，这也是一种因缘吧。随后，他对我发出了邀请。我在波恩的同事、藏族宁玛派的喇嘛白马才仁，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原来他们都是宁玛派的出家人，希望跟我和妻子一起前去访问。于是，我们三人结伴，坐火车终于在罗马重逢了。这才知道，他在1956年去锡金游方化缘，1957年以后一直留在那里传教。直到1959年“拉萨事件”以后，意大利罗马大学藏学家图齐教授趁机到印度选人，就把南喀诺布带到了罗马大学，作为他的助手。事实上，图齐教授此后的藏学研究与西藏有关的知识，可以说南喀诺布出了很大的力。后来，他和图齐教授分手了。就在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那不勒斯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至于他和图齐教授的关系，就一言难尽了。
多年不见，喜从天外飞来。我们畅叙了别后的多种遭遇，他还十分惦记着于道泉教授、格桑居冕先生，我们痛痛快快地在一起度过了三个星期。其中，有时掩面悲戚，有时仰面狂笑。人生又有多少事，尽在不言中。接着，我也约他回国探亲。不久，他和他的夫人及一对儿女到了北京，由国家民委交际处负责接待。我前往宾馆相会，然后一起到中国佛学院，请他向佛学院的学子作演讲。他主讲戒律对人生的重要意义，讲得很通俗，很有文采，很有说服力。意思是说，佛教徒最起码要遵守五戒。五戒，就是戒杀、盗、淫、妄、酒。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尊重社会、尊重人格、尊重生命。他说，止杀就是尊重生命，止盗就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尊重，止淫是对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尊重，止妄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止酒就是对清醒理智的尊重。总的说来，佛教徒守的戒律，是对人类的尊重和对社会的尊重。他的演讲，全程我充当口译，受到佛学院学员和法师们极大的欢迎。大家一致认为，这样来解释戒律，真有意思，十分重要。后来他在北京友谊宾馆，还设宴招待了我们全体在贡嘎山的同学。
1990年，他倡导召开国际藏语藏文研讨会，胡坦教授、索南班觉副总干事、格桑居冕教授、张济川研究员和我应邀参加。同时，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也派代表参加。这样，我们终于坐下来，谈谈藏族语文如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于新的语词，新的概念，藏语如何翻译和创造，固有的语词如何适应新的变化。大家坐下来商谈，虽然也有一些激烈的言词，但总的说来还是心平气和的，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使国内外新词口语逐渐接近。开会地点，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一个叫做“阿吉多所”的地方。他在那里建立了“大圆满教法中心”，广泛地收集苯教文献，建立了苯教文献资料库。他认为，西藏的古代历史文献与苯教发展有很多关系，建立这个中心、这个资料库，是深入研究藏族古代文化史的需要。当然，这与他信奉宁玛派教法，占有很多古文献有关。为此，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如《藏族古代史话》(共2集，英文）《藏族牧民生活探源》《大圆满教法和汉传佛教禅宗的关系》（藏文），等等。
后来，他几次回乡探家，为建立小学和医疗中心出资出力，受到德格地方领导的关注。最近，他的事业发展到了拉丁美洲，在巴西建立了道场，继续弘扬藏传佛教，拥有一大批信徒。听说身体欠安，令人挂念。我只能在这里，默默祝愿他早日康复，重振佛教法鼓，利益众生。（藏网小编：2018年9月28日，南喀诺布仁波切圆寂于意大利）
四、高瓦喀活佛•曲吉建才
这是贡嘎山下的又一高人，高瓦喀（Go wakha）寺的转世活佛曲吉建才（Choskyirgyalmtshan）。他是噶居派（白教）贡噶上师门下弟子，又是格鲁派（黄教）扎雅活佛（昌都地区活佛，清朝受封呼图克图，曾在德国出版《藏传佛教艺术史》）的外甥，地地道道的木雅人。他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哄闹，躲过了数不清的无端指责和刁难，一心上进，坚持学习。
我们的第一次相会，是在拉萨。他原在拉萨色拉寺学经，后来性之所至，应聘到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做助手。由于年轻时候的经验积累，兴趣在古建筑上。对于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以及三大寺的辉煌建筑，及其古老的文化积累，久已崇敬在心。他对此细心琢磨、衷心赞叹，同时相信佛教教义中重要的人生观“成、住、坏、空”的规律。他也相信，这些古建筑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必然有颓败和修复的需要。他取得了长期的积累以后，一次次的实践获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有名望的古建保护工程师。于是乎，一个又一个西藏古建保护修复的重任，落到了他的肩上。我们在拉萨的相会，非常愉快，充满欢乐。他已还了俗，组织了家庭，有了妻子、儿女。因为我也是贡噶活佛的弟子，我们算是“金刚兄弟”了。
1998年，在美国布鲁明顿—印地安纳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上，我们又一次相遇了，分别从北京、拉萨到那里聚首。他做了一个十分精彩、令人难忘的发言——《布达拉宫：古建的修复和整容》。依据原始资料调查，彻底建立了这一宏伟的古代建筑的信息档案。近300年来木结构的腐朽颓坏，香火的熏习，鼠啮虫蛀，状况十分严重。这次，国家下决心进行全面、彻底的整修。他肩负重任，既光荣又艰巨。有时要偷梁换柱，有时要托上换下，有时要真正的“顾大体，保局部”。总之，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他在会上，将布达拉宫整修的全过程做了介绍。这是维修布达拉宫的空前的光辉壮举。他的发言，使国外关心西藏的人们十分赞叹。当然，那些不协调的声音，说中国人在破坏藏文化，如何消灭藏文化等等，谣言不攻自破，成为笑料。我们是多么感激他啊！
后来，他深情地邀我去看他拍摄的“贡噶上师故居”短片，我才知道贡噶活佛当年被确认为转世活佛时的家庭情况。简单的陈设、朴素的藏民家庭环境，圈养着牛羊，焚烧着牛粪的茶炊，亲切的话语，保持了藏族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行……这一切令我肃然起敬，感叹不已。贡噶上师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我这次是第一次从他这里了解到活佛的出生背景、家庭素养和人文环境。我是多么感谢曲吉建才活佛的努力呀！此外，他还着重介绍了木雅人雕楼的建筑特点。这可以说是已经逐渐藏化了的木雅人保存下来的文化古迹，也可以说是木雅人的原始民族记忆。换句现代的话说，这就是历史文化遗产吧！看着散布在雅砻河沿岸的高耸入云的古代碉楼，可以遥想当年金戈铁马、狼烟蔽日的战争风云。木雅人的历史，很值得人们去探索。如今他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和许多藏族才俊青年一样，正在和国内外同行比翼齐飞。请接受我这样一个年老的民族工作者的祝福吧！
原载于《中国藏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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