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闻悉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于昨日18时在北京去世，为了缅怀王尧先生，小编特意编辑转发此文，以期更多读者了解先生事迹。

  “ 我一辈子跟西藏打交道，在藏区待了20多年，直到1999年才第一次带老伴去了西藏。她没有福分，高原反应太强烈，没怎么体验西藏的风土人情，就回北京了。”

　“老伴是小学老师，一直在北京。长年来，我不是在西藏考证就是在国外研讨。藏学是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研究学科，而藏语文恰好是入门的钥匙。我接触、进入西藏学领域，正是从学习藏语文开始的。”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老人话锋突然转到藏学，房间的气氛瞬间清畅。

　　从民间开始

　　大凡对藏学感兴趣的人，基本上都知道王尧。因为涉及藏学研究的许多学术著作，都能看到他的大名。

　　王尧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51年初进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研习藏语和藏文,在我国现代藏学的开山祖师于道泉教授指点下，投身于藏学研究。

　　“刚开始，我对西藏和西藏学一窍不通，胸中茫然无绪。只是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报考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

　　谈起往事，王尧头脑还十分清晰。他回忆道：“于道泉教授精通藏、蒙、满、英、法、德、匈、土耳其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感谢他以最大的热情和耐心教导我们。当时，我们作为中央民院第一批学习藏语的大学生，住在北长街的班禅办事处后院，有机会跟藏族官员接触，向他们学习语言。云南迪庆藏族钟秀生先生和四川巴塘藏族格桑居勉先生作为助教，帮助于教授做辅导工作。那时，整天听到嘎、卡，噶、阿的拼读声，弥漫在北海公园的侧畔。不久，我们远离北京，前往藏区，开始了新的学习里程。”

        贡嘎寺是年轻的王尧进入藏区的第一站，贡噶活佛是他们的老师。贡噶活佛出生于四川康区木雅，聪慧伶俐，博学多才，曾担任十六世噶玛巴活佛的经师。他著有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部著作，在东部藏区威望极高。

　　贡噶活佛选用西藏哲理诗《萨迦格言》《佛陀本生纪》作为教材，让学生们逐篇通读精读，这是王尧初次接触藏文古典作品。后来，王尧将《萨迦格言》译为汉语，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载了两个多月，后又结集出版，让内地读者了解到藏文韵文经典著作的魅力。
   
   

20世纪80年代初，王尧（左二）同于道泉教授（右二）在一起 （资料图片）

　　贡嘎山的生活，王尧至今萦怀：“那段时光，既紧张又活跃。”他们到离寺几十里的玉龙榭村去参加过一次婚礼，第一次直接了解了藏族的礼俗，热烈的场面，送亲迎亲各种仪式，酒肉频频传递，歌舞通宵达旦，尤其是赞礼的人长长地诉说本地本族历史的赞词。刚刚入门的王尧还听不大懂，只能靠着藏族学长斯那尼玛的口译才略知大概。

　　“美丽的姑娘啊，你就像个木头碗。”婚礼上的歌词让王尧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把姑娘比喻成木头碗呢？后来他才了解到，藏族每个人都有自带碗的习惯，而且都在藏袍里贴身揣着。“碗”是最私有和最亲密的比喻。这些鲜活的知识给了王尧很大动力，他从藏族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开始了自己最早期的研究。

　　“最有收获的是1954年9月，有幸作为助手随贡噶上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协助藏学界一些大学者，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五部法律文件。”王尧回忆说，“那些大学者的风范和学识让我终身受益。”

　　王尧以《藏语的声调》一文开始在藏学界崭露头角。他说，在广阔的藏区，“一个喇嘛一个教派，一个地方一个方言”。由于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藏文在所有的藏区都能通用，但文字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藏区各地方因为山川险阻，交流不便，形成了拉萨、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遵循于道泉和贡噶上师的教导，王尧一直努力探索书面语与方言之间的发展关系及异同。1956年，根据赵元任对《仓洋嘉措情歌》一书的音系分析，王尧就藏语拉萨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归纳，进一步明确了藏语拉萨方言中声调形成的语音变化现象，并以若干书面语的实例来证明声调是古代藏语演变的结果。

　　这一篇发表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小小的论文，受到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重视，并在《汉语史稿》第一分册中加以征引，使王尧倍感鼓励。

　　此后，王尧开始探索古代藏文的发展脉络，主要把精力放在吐蕃时期（即公元11世纪以前）的藏文研究上。50多年过去了，他十余次深入藏区，访遍雪域高原的山川胜迹、古刹庙堂、农牧宅帐，这些经历让他的藏语毫无生涩的书卷气，著书立作却又渊博地道。

在藏学领域，王尧有着开拓性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陈楠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对藏学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把古藏文文献引进对西藏古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吐蕃历史研究的新时期，同时对唐史、中亚史研究等相关学科亦起到了异乎寻常的裨益作用。”

　　王尧研究藏学六十余载，撰写了10余部专著、百余篇论文，主编多部藏学研究丛刊，在藏语的分期和方言的划分、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和译释、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轨迹、藏传佛教和藏汉佛学、藏族民间文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尤其是，他将吐蕃时期的三大藏文文献（敦煌写卷、金石铭刻、简牍文字）引入西藏古史研究，对吐蕃史、中亚史及相关领域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1985年，王尧与东噶活佛（右）在当时的西德慕尼黑 （资料图片）

　　王尧将自己平生主要藏学论著的结集视为“回馈社会、仰报师友”的一份文化使命。5卷本《王尧藏学研究文集》气魄宏伟，第一册《藏文碑刻录》、第二册《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三册《藏传佛教考述》、第四册《汉藏文化考述》、第五册《藏传佛教考述》。从对藏学一窍不通到授命学习，再到兴趣所在、潜心研究，最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五本沉甸甸的著作展开了王尧一个甲子的生命画卷。

   
　　“藏族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内容广博。我国的藏学研究有优势，但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另外，宗教学在我国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在西藏，开展任何工作都是不能够脱离宗教的啊。”86岁的王尧依然心系藏区。

　　成全读书人

　　王尧的父母不是读书人，家中三子，他是唯一的男孩，名字取做“尧”，寄托了父辈的希望。

　　北京图书馆是王尧的精神家园。1951年，他从南方到北京求学，住在北长街78号后院，旁边就是十世班禅大师在北京的办事处，许多藏族人士和家属在这里工作、生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王尧迈开了学习藏语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北京图书馆靠近北海，近水楼台，他几乎一有空闲就到北图去读书。

　　北京图书馆前身是国立北平图书馆，1917年在国子监南学旧址开馆。“在北京图书馆，我真正享受到了读书的快乐。那里真是书的海洋、书的宝库，过去许多想看而不可能看的书，都能在这里借到、看到。后来，我参加了工作，住在安定门，离北图远了些，但一有机会就会来参加北图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比如，在李煜词的讨论会上，作为听众，我听到了郑振铎、冯雪峰、何其芳等一些大家的发言。特别是王仲闻先生，我只知道他是安定门邮局的工作人员，谁知道他竟是王国维先生的二公子。他的发言语惊四座，有很卓越的见解，令人叹服，经久难忘。”

　　回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文革”期间，王尧作为“牛鬼蛇神”挨批挨斗，下放劳动，不敢摸书，更谈不上读书。可是，他“贼心不死”，经常偷着藏着掖着读一点东西。比如，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于道泉给他的练习英文的读本）。

另外，王尧还把敦煌卷子藏文原文，抄成小卡片放在兜里，或在农田工作之闲，或在厨余饭后空档，掏出来琢磨琢磨。生活因为有书的存在，还是美好的、有希望的。

　　王尧时常记起年轻时读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他认为袁枚说出了穷苦读书人的痛苦和愿望。
 
   （资料图片）

　　如今，公共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王尧特别欣慰：“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了100多年的血与火的锻炼，多少读书人、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抛头颅、洒热血，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发展。古今中外的知识传承，通过读书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公共图书馆这项公共设施，实在是非常伟大，成全了多少读书人，功德无量啊。袁枚先生地下有知，也可以另写一篇‘借书记’了。”

　　王尧爱书，但从不据为己有。前些年，儿子将他堆满房间的各类书籍拉到了一个寺庙存放，并将居所翻修一新，希望父母能在更好的居住环境下安度晚年。不想，失去书的生活，王尧很不开心。

　　这几年，王尧将自己大量的藏书，尤其是珍贵的外文藏学文献，捐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4年5月，王尧更是将130多包、各个版本的全套大藏经捐给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成全读书人，唯有这样处理自己的“宝贝”，才能如王尧所愿。

　　2011年6月，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捐书仪式，学校领导和藏学研究院师生代表80多人到会。王尧所赠图书共计500余卷（册），包括《西藏大藏经》（日本版）150卷，大正新修《大藏经》101卷，新纂大藏经《续藏经》52册，《大藏经》（法轮图标）110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44卷。

　　王尧在捐赠仪式上说，他非常同意季羡林先生的“大国学”理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研究国学，就要研究包括汉学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其中，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大家认真研究。

　　王尧以自己的经验告诫学生，研究藏族文化，非掌握藏族语言不可，语言是钥匙。从最基础的语言文字入手，才能把藏族文化学通学精。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年纪大了，退出教学一线，但仍不忘老师之责，同学们如有藏学研究之疑，尽可来咨询。

　　记者再次拜访王尧已是初秋。问及生活与家庭情况，老先生三缄其口。但谈起藏学，谈起对他本人学术生涯有巨大帮助的人和事，则是滔滔不绝。

与大师结缘

　　藏区的长期生活，加上明师的点拨，成就了王尧丰富的藏地阅历和深厚的藏文修养。他师从贡噶上师、东噶活佛，多次为十世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担任翻译，同大师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最重要的老师还是引他进藏学之门的于道泉教授。

　　从入校之始到耳提面命，王尧始终对于道泉怀有崇敬之情。在中央民院开办“藏文研究班”时，于道泉将从海外带回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巴考等人合编，巴黎出版）交给王尧学习。从此引起他对海外藏文文献研究的兴趣。
  

　　在于道泉的帮助下，王尧成为中国藏学界首开研究敦煌藏文卷子的学者之一，并获得丰硕成果。1983年，他受法国藏学家石泰安邀请访问巴黎，石安排他的助手陪同王尧多次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阅读敦煌写卷文书，尤其是反复阅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一核对卷号材料，“目验手批，逐字对读，发现我们初版所根据拉丁文转写，有若干阙漏、伪误和脱失，均将其一一订正”。

　　除了于道泉教授和贡噶上师，还有一位西藏活佛学者对王尧有着重要的影响。那就是西藏著名的东噶·洛桑赤列教授。东噶是西藏东部林芝扎西曲林寺（东噶寺）第八世活佛，曾在西藏若干大寺庙和上密院学习，获得西藏最高佛学学位“格西拉让巴”，先后担任过中央民院及西藏大学教授、西藏社科院名誉院长，出版过《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学大辞典》《西藏目录学》等，在国内外藏学界享有极高声誉。

　　20世纪60年代，中央民院开设“藏文研究班”，从西藏请来东噶讲学，王尧除了担任助教，还多次随东噶出席国际上的藏学研讨会。他评价东噶“是西藏最为通达的大师级权威”，“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至巨”。

　　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初次见面是在1951年，时年13岁的十世班禅到中央民院做报告，5分钟的演讲，翻译用了半个小时才诠释清楚，王尧当时就在台下，藏汉语言交流如此困难，他如坐针毡。

　　时隔多年后，王尧的一个学生告诉他，扎什伦布寺的文物室有一幅古画，非常值得注意和保护。王尧前往查询后，认定是一幅唐代密宗的坛城图。后来，在北京，王尧对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谈到了这幅画，赵朴初向十世班禅提出借观的要求。班禅把那幅画提出来，郑重地交给了赵朴初并称：“这是扎什伦布寺全体僧众供养中国佛教协会的礼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历辈班禅大师”和“当代班禅大师”两个词条的编写由王尧负责，这加深了他与十世班禅的接触。在班禅大师佛邸的多次对话，他们已经完全能用汉语交谈了。

　　一次，十世班禅邀请王尧携眷一起到其佛邸吃饭，班禅接待热情，并亲自削苹果递给了王尧夫人。王尧夫人不好意思直接接下，王尧连忙提醒：“赶快接下，谢谢大师，连苹果皮也要接下，按藏族的规矩，这是添福增寿，以作纪念。”那次宴请，十世班禅还邀请王尧的父母一起用餐，这是藏族中尤其是活佛喇嘛中的最高礼仪。

　　1989年，国家决定在扎什伦布寺修建五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本来，十世班禅邀请王尧同行进藏，但他当时因有出国任务不能前往，谁知，这竟成了两人的永别。

　　王尧与高瓦喀寺的转世活佛曲杰建才的交情是从拉萨开始的。曲杰建才是西藏自治区工业设计院古建保护工程师，他对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木鹿寺以及三大寺的辉煌建筑研究颇深。

　　1998年，在美国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上，王尧和曲杰建才活佛重遇。曲杰建才《布达拉宫——古建的修复和整容》的演讲让他记忆深刻：“他把布达拉宫整修的全过程做了介绍，并从原始资料调查入手，彻底摸清了这一雄伟建筑的档案，近三百年来木结构的腐朽、颓坏，香火的熏习，鼠啮虫蛀，破损十分严重。整修过程有时要偷梁换柱、有时要托上换下……所有都要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他的发言使国外关心西藏的人十分惊叹，而一些不协调的声音说我国在破坏藏文化，如何消灭藏文化等谣言就此不攻自破，成为笑料。”

　　“后来，他还邀请我去看他拍摄的‘贡噶上师的故居’，贡噶活佛在俗家中简单的陈设，朴素的藏民家庭环境，圈养着牛羊，焚烧着牛粪的茶炊，亲切的话语保持了藏族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行，这一切令我肃然起敬。”回忆起与曲杰建才活佛的交往，王尧感叹，由于自己师从贡噶上师，贡噶上师与高瓦喀活佛曲杰建才是“金刚兄弟”。

　　人才多出“王门”

　　陈庆英、沈卫荣、谢继胜、熊文彬、陈楠、储俊杰……这一串名字是当今中外藏学研究舞台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他们都师承王尧。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最大快事。对于青年藏学人才的培养，王尧曾经用周谷城的话劝导同行：“教学生好比编草鞋，编着编着就像样儿了。”

　　王尧是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界的穿针引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