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核雕作为有着明显“汉文化特别是江南文化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广为人知， 但作为须吟笙雕刻艺术纪念馆艺术顾问、藏传核雕佛像第一人的洪毅先生却觉得：在互联网让文化传播更便捷、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藏传佛教的时代，核雕应该通过诠释藏传佛像而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成为核雕藏传佛像第一人的因缘
 
      对于我来说，走向核雕藏传佛教之路充满了很多的宿命感：我本是出身在木雕之乡的东阳，从小接触的都是江南文化明显的雕刻，如龙凤、花鸟等木雕。走入社会开始工作，也是从学习东阳木雕开始，后来到了一家位于宁波阿育王寺旁，以佛教文化雕刻为主要业务的台湾企业主管创作，便开始与佛教结缘。那时候雕刻的东西很多，比如寺庙的龙柱、金刚底座等。也参与过大型雕刻项目，比如：普陀山某寺院的五百罗汉雕刻、高达4米x17米的大型佛教题材壁画。就这样，我在这家企业做佛教题材的雕刻，一做就是五年。后来也是因缘使然，认识了我的师父——中国木雕唐卡第一人的童永全先生。
 
      我的师父是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还是四川省工艺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有着深厚的艺术造诣。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技艺上的言传身教，他的很多思想对我影响极大。比如：“雕塑要有灵魂和温度，不只是表述你的思想，有了温度，你雕塑的作品就活了。每个人对面对佛造像的感受都是不同的，懂与不懂是一层意义，如何解读又是另一层意义，我要把没有生命的材料雕出温度。”、“我一直认为木雕唐卡是一门严谨的艺术，要对它有敬畏之心。”
 
      刚开始与师父学习唐卡木雕，后来也专门学习他享誉全国的明朝永乐宫廷佛造像。这对我现在的核雕藏传佛像影响深刻：永乐宫廷佛造像极其华贵庄严， 而这种华贵的气质只有用心体会才能感悟到的；也只有真正地去体悟佛的华贵庄严来自一心修持，也才能把佛的华贵通过面部塑造表现出来。因此，师父特别重视加强我们对佛教文化的学习——那时候，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上课；而最为幸运的是，这里经常会有来自台湾、日本等国家地区的大师来进行参访交流，我也能有很多机会感受大师们高深的艺术境界。
 
      跟随师父学习木雕唐卡和永乐佛造像10年之后，我又回到了家乡。那时中国掀起了核雕热，我就想，当年师父是第一个用木雕的形式来表现藏传佛教唐卡的，我自己能不能也用核雕来雕刻藏传佛像呢？而自己与师父学习的永乐宫廷佛像，其实也是出自藏传佛像在汉地最为流行的时期之一。于是，说做就做，就这样，我就成了第一个用核雕来塑造藏传佛像的人。没想到，随着近些年藏传佛教在汉地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我的作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但是这个时候，师父仍不忘对我谆谆教导，他送我的一段话，将成为我今后进行核雕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既为核雕藏传佛教第一人，则宁雕一粒神品，不做万核罪人；拜佛像能知我心，观佛眼化恶为悲。”

           汉藏佛教文化自古的交流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
 
      说实话，刚开始我只是仰慕师父大名去学手艺的。但因为师父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木雕唐卡和明朝永乐佛造像，我开始对藏传佛教也感兴趣起来。因此，空闲时我也会上网研究一些关于藏传佛教的文献资料。
 
      记得上学时候在历史课本上读过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我就先看了那个时期的一些学术资料。没想到，还真有众多关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著名例证：唐朝时候，佛教在西藏还没有真正的传播开来。正是文成公主把汉传佛教带入西藏的。文成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建寺弘佛。她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大昭寺建成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亲自到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着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也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
 
      后来再深入研究，还读到很多有关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资料。事实上，汉藏文化自古的交流真是超过我们普通人的想象：
 
      汉藏佛教文化历朝都有交流，今天仍然有很多文化艺术品可以看到双方紧密交流的证据。我读过一篇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写继胜先生所撰写的《藏传佛教艺术东渐与汉藏艺术风格的形成》，其中就谈到很多这样的例证——与敦煌藏经洞绢画作品相呼应，出自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寺的“唐卡”保留了敦煌绢画的形制，是西藏现今最早的“唐卡”，在西藏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11世纪至12世纪前后的西藏架上绘画借鉴汉地卷轴“宣和装”装裱式样形成定型的唐卡，唐卡的两条飘带“鸟嘴”就是宣和装卷轴的“惊燕”，汉文画史材料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和邓椿《画继》则记载了最早的“唐卡”作法;
 
      而藏传佛教艺术在内地发展的另一次大潮是在明清时期，这是汉藏艺术交流的黄金时期，也是藏传佛教艺术在中原内地生根发芽的时期。西藏艺术及其装饰成为明代京城的主流审美倾向，八吉祥、八瑞象、仰覆莲花座、六孥具成为王室与庶民百姓喜爱的流行装饰图案。丝织品、日用瓷器、木器家具、书籍插图都带上了藏传佛教的图案或装饰文字，八吉祥之一的吉祥结成了汉地流行的“中国结”。明初皇家工坊按照藏传粉本制作了系列的大幅缂丝或织锦唐卡。现今北京真觉寺（五塔寺）、大觉寺、智化寺等寺庙所见雕塑都是明代前期藏传样式，造像胸腹健硕、肢体比例准确，面容俊美。明代永乐、宣德金铜造像及雕塑的发展与藏传风格因素密切相关。
 
             希望核雕能成为新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完美载体
 
      通过不断的阅读，在历史人文的大视野里，我看到了历代汉唐佛教文化交融璀璨的艺术品。我便不揣才疏学浅，斗胆冒出一个想法：希望核雕佛像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完美载体。
 
      我觉得，任何的文化艺术品，正所谓“文以载道”，都是为了表现人的思想与灵魂的。同时，任何一类文化艺术品要能得到广泛认可和传播，需要满足所处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当今的中国，一方面，中国人随着质的丰富，精神需求也变得越加强烈，而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们对“一片尚未污染”的圣土充满想像，藏传佛教近些年在汉地乃至全世界都影响巨大，藏传佛像有着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历界中央政府都高度重视与西藏的关系，近年来更是重视藏传佛教对于教化人心、促进国家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顺应这个时代朝野上下的需求，我觉得核雕藏传佛像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就如汉地很多年前就开始追捧唐卡一样，我想，核雕这么巧夺天工的艺术表达形式，用来诠释佛像也一定会慢慢得到藏族地区同胞的接受和喜欢。
 
      同时，就我所学的佛教知识，我知道其实佛菩萨为度众生，会为随顺众生而因地制宜的化不同的身，也因材施教以“八万四千法门”度众生，佛教要倡导的核心理念“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如上面所说的一样，人们只不过怀着对“一片尚未污染”的西藏圣土的想像，而对藏传或者汉传佛教带有了“分别心”。事实上，我们学习佛教教义都知道，佛菩萨化任何身来示现给众生最终都是殊途同归的，目标都是教人向善和获得内心的宁静。所以，汉藏佛教文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也因为此，我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我此生就专心致力于佛像核雕，在前期我可以利用我以往的从艺优势先雕刻藏传佛像，希望在未来，不但是汉地学习藏传佛教的人们能喜欢我的核雕作品，我还希望能让藏地的佛教徒也喜欢我的佛像。然后，等机缘成熟，我的核雕佛像有足够影响力了，我就反过来，雕刻汉传佛像，以期也能促进汉传佛像在藏地交流。甚至，到一定时候，我希望藏族同胞也有人愿意自己学习核雕。如果有机会，我甚至希望到藏地去教藏族同胞做核雕佛像，促进核雕佛像艺术在更大范围的传播。彼时，核雕和佛像都没有太本质的汉藏之分了，汉藏两地的核雕佛像，都能得到广泛的认知与供奉。以此，真正地让佛教宇宙观“万物一体”的概念能得到完美诠释，让核雕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完美载体。如此，则不枉此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