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帕邦喀活佛声望日隆，风靡全藏时，西藏佛学界又悄悄崛起了一位日后影响比前者更为深广悠远的佛学大师，这就是中外驰名的喜饶嘉措大师。
喜饶嘉措是青海人，比帕邦喀活佛小七岁。大清光绪九年，出生在循化县起台沟贺庄。他出生时，正是黄教在青海最为昌盛的年头。到了四岁，这个全家钟爱的乖巧伶俐的独生子，突然离家出走，跑到起台沟以西六十里地的虎头山麓的古雷寺，找到寺院堪布，声称自己要当喇嘛。老堪布惊愕之余，蹲下身来，跟他攀谈了一阵.发现这三块豆腐干高的小东西，于稚气中透出惊人的灵慧，喜之不胜。觉得这娃娃根器卓异，实在是与佛门有缘。不过因为年岁实在太小，老堪布牵着他的手，将他送回了贺庄。喜饶父母丢失了爱子，正急得到处乱找，忽然紫红色祥云一片，送回了他们丢失的宝贝，还有如此这般的奇事，虔诚信教的父母，于惊魂稍定后得大喜欢，于是与老堪布郑重约定，等这娃娃稍大一点，离得了爹娘时，一定送他到古雷寺出家，别处谁要也不给。老堪布目的达到，抖一抖紫红袈裟，喜气洋洋飘然而去。
三、四年后，父母双亲强抑住惜别的辛酸，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古雷寺老堪布郑重其事翻查经书，给这小娃娃起法名叫喜饶嘉错，又亲自指定寺内一名忠厚诚朴、学问上亦有相当根底的老喇嘛罗赛当他的老师，负责他的启蒙教养。
罗赛早就听说过这小扎巴的非凡来历，又见他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端的是一团灵气，自是喜欢不尽。老喇嘛已经五、六十岁，身边空落落的正觉寂寞，如今恁空得到这么个根器非凡的小徒弟，实在觉得真是佛祖法眼大开，弹给他一颗如意宝珠。他又当保姆又当师傅，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小徒弟身上。每天罗赛都要教他几个藏文，诵读一段经文。字母喜饶嘉措是一学就会，经文读过三四遍亦熟记无误。老罗赛惊喜得无可言喻，渐渐给他加大学习量。喜饶嘉措一点也没吃力的感觉。他入寺的第二年，不幸父亲去世了，撇下孤儿寡母，家里实在太困难，来自俗家的供养便渐渐断绝。好在罗赛师傅对此毫无怨言。当师傅的毫无束修可言不说，还得把自己那份僧粮分出一半，老罗赛却乐此不疲。为了激励小徒弟更加发奋，穷得叮当的罗赛居然坚持，当小喜烧嘉措每背熟一卷经文后，便奖给他一枚铜子。数年之后，铜板积了一大碗，喜饶嘉措在佛学上也打下了一定根底。
喜饶嘉措十一岁时，一天，罗赛师傅从寺里取来一部大经，回自己僧房研读，喜饶照例跪在一旁伸头观看。罗赛见他看得极专心，便抽出一页，让他试读，不料小喜饶竟十分流畅地读了下来。老喇嘛一时惊呆了。须知这部大经十分古奥难懂，他可是从来也没教过喜饶嘉措呀。莫非这孩子真的灵性未泯，悟得前生?老罗赛激动得嘴唇直打哆嗦，他知道自己学问有限，怕误了爱徒前程，便竭力张罗，在寺院堪布的支持下，送爱徒到帐沙寺、文扎寺等处的高僧跟前学习，以后又将他转到黄教六大寺之一的甘南拉卜楞寺继续深造。
拉卜楞寺是著名的嘉木样大师创建的。嘉木样一世本来是普通喇嘛，背一卷行李，由甘南徒步走到拉萨，进哲蚌寺深造。日后因为佛学造诣深湛，被誉为“宗喀巴之后第一人”，极受五世、六世嘉瓦尊者和当时的实际执政者兼大学者第巴桑吉嘉措的尊敬和倚重。这位大师大约是一位天生的教育家，在任哲蚌寺郭莽扎仓堪布期间，他就曾大力整顿该扎仓的教规和学风，制定出一整套修学制度，培养出的弟子，人称“龙象辈出，盛极一时”。后来应河南蒙古亲王之邀，回到甘南夏河原籍，创建了拉卜楞寺，寺内设有因明、上密、下密、时轮、喜金刚、医学，共六大学院，一辈辈传承下来，始终以学术高深，教学严谨著称，在西北甘、青、绥、蒙一带，影响极大。各地有志求学深造的僧侣，争相来此，常有数千徒众之多。寺中学阶，分十三级。
喜饶嘉措入学半年后，就升入因明学院的第四学级。那时他仅十四岁，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一个。同窗僧侣，起码有二十多岁，三十几、四十几岁的也不希罕。
诸位须知，这出家学经，可实在不是什么好耍的勾当。藏传佛典浩如烟海，动辄以几千上万卷计。经文都是散页，一片一片的，长约一箭杆，宽为四、五寸，上面密密麻麻，印的尽是俗称喇嘛字的藏文印刷体。一卷少则八、九十页，多则有六、七百页的。一个学经僧，从第一学级学到第十三学级，得先后学完五部大论，以及后世高僧们对这五部根本论著所作的汗牛充栋的注释阐扬之作。要命的是，这五部大论一色的古奥玄虚，彼此间并无明显高下深浅难易之分。不象咱们今天的学生，一加一等于二学懂了，二加二等于四自然不难明白，加减乘除会了，分数小数乘方开方自然也易于理解。小喇嘛刚刚学会字母拼音和一些简单的经文后，一进入正式的学阶，马上就得学关于佛教伦理学和逻辑学的初级因明。这就几乎等于叫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初小生，马上捧起砖头厚的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原著来啃一样。寺院经文传习，历来主要靠死记硬背，经师、堪布们所谓大堂讲经，多半皆是领颂一遍了事，难得有所讲解。全靠你自己在死记硬背中揣摩。所谓“经颂千遍，其义自现”。背熟了就得上场，引经据典，跟同学众僧唇枪舌箭辩论。这是日常练习，到了考试时，轮到谁，谁就得上场“立宗”摆擂，按自己学到的某部大论里的经义，摆出一套所谓“正见”的观点，然后整个扎仓的师友，有时还有外来观战的客僧，纷纷故意雨点般地提东问西，你得广征博引，对答如流，把别人一切“非正见”都驳倒，直到大学者承认难不住你了，这才算考试合格，准予升入下一学级，研习新的经典。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会恍然，为什么前面我们说到帕邦喀活佛讲经时，会有那么多僧人，成百上千里跋涉，拼命赶去聆听。因为他那讲经，才是真正的讲解，能叫人在苦学困惑中茅塞顿开。然而这样的好老师显然不是时时皆有处处能遇的。于是对资质稍迟钝一点的学僧来说，那一大摞一大摞里头字迹密密麻麻象蚂蚁打群架的经书，看着都叫人眼晕，前记后忘，上哪里能背得过来呢?好在佛门慈悲为怀，你考不及格也容许你呆在某一学级里穷混，靠领一点稀汤寡水的布施茶饭熬度余生。况且学经的人越多，学的时间越久，不也说明这寺院经学、教法高深吗?还能提高寺院的声势和威望，赢得八方施主更慷慨的布施捐赠呢。当然，对喜饶嘉措来说，这等苦恼实在与他了无缘分。他在经学的大海里，如鱼得水，自由遨游。只用了约等于别人三分之一的时间，便修毕全部十二级课程，进入了最后一学级，开始进行独立的佛教经典研究，准备考拉卜楞寺格西。当时他才二十一岁，报考时年纪之轻，除享有特权的大活佛之外，极为罕见。拉卜楞寺的寺主嘉木样大师对他十分器重，决定等他考上格西后即留寺重用。但他当时的经师，在拉卜楞寺名望很高的贡唐洛泽格西，却劝他还是以学业为重，到圣地拉萨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三大寺继续深造，争取直接考拉萨传昭法会的拉让巴格西。并表示，自己可以帮助他筹备入藏资粮。喜饶嘉措欣然同意。大清光绪三十年，即公元一九O四年，二十一岁的喜饶嘉措，肩头背着用夹板夹着的薄薄一卷行李，随拉卜楞寺的入藏商队，经青藏古商道千辛万苦跋涉了整整半年，投进了哲蚌寺。由于嘉木样一世原是哲蚌增(寺)郭莽扎仓的大堪布出身，拉卜楞寺自然也归属于三大寺中的哲蚌寺系统。凡拉卜楞寺入藏深造的僧人，照例都进哲蚌寺郭莽扎仓。喜饶嘉措当时在拉萨，举目无亲，无依无靠。贡唐洛泽经师赠给的那一点盘缠，半年旅途中早花得干干净净。靠寺院日常分的那点布施，连清茶糌粑都保证不了。为了坚持学业，喜饶嘉措不得不时常到拉萨附近的城乡间化缘乞食，或从寺院管家手里借一点钱，批发点甘青商人带来的针头线脑向藏民兜售借以贴补糊口之资。境况相当窘迫。一天，他乞食化缘，路过八角街拉萨大贵族霍康家，霍康家恰好刚死了人，正要找喇嘛来念七七四十九天大经以超度亡魂。主人家见这位上门化缘的年轻人，身着一袭旧而干净的袈裟，虽然贫寒彻骨，但眉宇间却有一种学问高深的人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气度，便邀请他入府跟别的特邀来的高僧们一道念经。这是佛门利益众生的好事，比“咕叽咕叽”翘着大拇指向别人乞讨要仗义得多。喜饶嘉措自然乐意。主人问明他在哲蚌寺的学阶，立即从附近寺院借来一部大藏经，特请他从头诵念。
大藏经卷秩浩繁。一般喇嘛，就是你经学根底不错，也总是有的经卷熟些，有的经卷生些.碰上生疏的经卷，念起来就难免磕磕巴巴，或者含混其辞。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外地僧人，所有的经卷他都念得清晰流畅，纯熟准确，而且速度飞快，眼睛几乎不看经页，完全是烂熟于胸顺口背出来的。主人霍康也是个有学问懂经典的人，在拉萨贵族上层，素以尊重知识、尊崇学者、热心文化教育而著称。当下大惊，便悄悄细问他的身世来历，对他的境况和刻苦求学的毅力十分同情钦佩。霍康尊敬而恳切地说:“喜饶嘉措上师，您是一位有大学问的人。一时的困厄算不了什么。在下虽不才，也能料定您将来必有大造化。当年宗喀巴大师从青海湟源初到西藏，不也和你一样，坎坷困顿，身无分文吗?”
当一部大藏经全部诵毕后，主人又恭请喜饶嘉措再持诵一遍，因为得真正的高僧持诵大经，对于死者转世善趣，具无量功德。
事毕，霍康主动提出，要与喜饶嘉措结喇嘛施主之缘。霍康家族在拉萨世家中身份很高，庄园田产广有，经济实力自然雄厚，从此不用喜饶嘉措本人操半点心，每月到日子便差管家仆从按时给他送去食品衣物和必要的钱财，使他能在寺院安心研究学间，再无后顾之忧。
当时西藏社会上，把一切知识分为两大门类，一类为经学，即以五部大论为主的显、密经典奥义加修行仪规等等;另一类是文化，即除经学以外的一切天文、史地、医算、文法、诗赋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佛门巨子，知识面十分偏狭，除开僧职晋升必考的显密经典之外，一切都茫无所知，喜饶嘉措很不赞成这样，他在拉萨继续刻苦钻研了十余年，除彻底精通了佛典经、律、论三大门类的一切主要经典外，还积累了西藏文史方面的大量知识，成为当时公认的拉萨学问最渊博、知识最全面的学者之一。一九一五年，他凭借自己经学上的渊博和雄辩，在每年一度的拉萨传昭法会上，轻而易举考取了拉让巴格西，而且名列前茅。拉让巴格西一年只取十数名，名列前茅者在社会上备受尊荣。他当时年仅三十二岁。
当时拉萨经学界有位齐周大师，一向被公认为渊博无比，门生弟子极多，在学术上享有多年的垄断地位。喜饶嘉措考取拉让巴格西之后，名声很大，大家都称颂他学识渊博，齐周自然不太高兴。于是派自己座下一个最厉害的大弟子，色拉寺的蒙古格西喇嘛贡格次仁，向喜饶嘉措公开挑战辩经。两个辩得天昏地暗，还是谁也不服谁。最后只好恭请十三世嘉瓦尊者出来裁判。 经仔细斟酌，十三世嘉瓦尊者还是判定喜饶嘉措胜了。齐周大师觉得很丢面子，经充分准备，他亲自出马，决定在自己最拿手的项目上，跟喜饶嘉措一决雌雄.这次他俩辩论的题目，已经不是什么局部观点上的学术之争，而是要在整部大藏经的版本目录学上展开全面较量。搞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这才是真正考学问的领域。你只要对汗牛充栋的经典中，某一部哪怕最偏僻的著作，某一种哪怕最罕见的版本，没见过或者没好好研究透彻，就可能被地方诘问得张口结舌当众出丑。内地名牌大学的教授开课，若非某一方面的学界泰斗，轻易谁也不敢开版本目录学方面的课。这回可好，一个是年过花甲佛门硕学泰斗，一个是三十出头锋芒毕露的后起之秀，当时拉萨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觉得，要是他俩辩别的题目，也许还旗鼓相当，辩这个，年轻人可是明摆着太吃亏了。可谁也没想到，这场轰动拉萨的大辩论，结果竟是齐周大师惨败。他在经学界的垄断地位，一下被彻底掀翻。从此，喜饶嘉措的名声，更是如日中天，光耀万丈。十三世嘉瓦尊者多年来一直想将藏传佛学典籍，作一番彻底整理，可惜总找不到合适的主编人选。这回人才自己冒出来了。他立即亲自把喜饶嘉措请到罗布林卡自己的夏宫来，聘请他主持整理修订校印的拉萨版大藏经。拉萨僧俗上层，钦慕他的名声，也纷纷将自己的子弟送到他的门下拜师求学。西藏和平解放前后，政教两界的大人物中，如噶伦索康•旺清格勒、阿沛•阿旺晋美、十三世嘉瓦尊者的首席侍读、副经师赤江活佛、《白史》的作者根顿群培、前西藏大学校长次旺晋美的祖父江洛金公等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喜饶嘉措为整理校勘大藏经，自一九一六年起，在罗布林卡现文管会所在的小院内，足足伏案苦干了十个年头。对大藏经中的“甘珠尔”经，全部重新校订，并以主编身份，撰写了学术价值很高的序言。据说，当时为刻他校订的这部大藏经，拉萨附近一片著名的桦树林全部被砍光了。
此经出版后，印出的第一部，即由他呈献给十三世嘉瓦尊者；而第二部，则由尊者回赠给他。同时，尊者还给他赐加法号，尊称他为“喜饶嘉措·坚华杰贝罗哲”，意为“文殊菩萨喜悦的智慧”。
一九三六年夏，他应南京国民政府敦聘，出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清华大学五所国立最高学府的西藏文化讲座教授。为此事穿针引线的是黎丹。黎丹是祖籍湖南湘潭的甘肃人。湘军的后裔。当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大军收复新疆，麾下得力将领，多为湘军的老底子，一时称为“湘湖子弟满天山”。清末民初，湘人在西北还有很大的势力。 黎丹是官宦世家出身，极有政治头脑，民初当过西宁道尹，民国以后，在西北政坛上极为活跃。鉴于当时内忧外患，国势日蹙，黎丹对藏事极为关注，变卖家产，组织社团.研习藏文，不但为国家培育了一批藏事人才，而且于一九三四年亲率学生组成“西藏巡礼团”，入藏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西藏的史地文化.他与喜饶嘉措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且对喜饶大师的道德学间极为钦佩，便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竭力向中央政府推荐，才促成了大师的内地之行。从此，喜饶嘉措大师的影响更遍及全国，远播海外，成为整个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历史研究方面的一代宗师，并为维护国家统一、主权领土的完整，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亲睦团结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成为宗教界影响极大的杰出的爱国人士。
不久，在西藏开始批评班禅大师，在北京批判喜饶嘉措大师。后来，把两个大师联系起来批判，说他们组成了“班禅、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
喜饶嘉措大师（左一）与十世班禅大师（右一）
这种批判斗争连续进行两年多，到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撤销了李维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的职务。
撤销了班禅大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保留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
撤销了喜饶嘉措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随即又撤销了喜饶嘉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
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同时撤销了保留多年的DL喇嘛的副委员长职务。
1964年底，把喜饶大师押送到西宁，先在胜利公园批斗了4个多月，后来转到省政协。喜饶嘉措解放初期就调到北京工作，工资关系在中国佛教协会。1964年把人带回西宁，把有关的“罪行材料”转去，工资、户口等什么关系都没有转，直到他逝世，也没有人管。从1950年元月起，喜饶大师先后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平时回青海，各单位、各部门竟相欢迎、接待，如今除了开批斗会，无人过问了，没有人发工资、给粮票。幸好省政协和民委都有一笔接待费，给他支付生活费。
喜饶嘉措是出家人，长期以来，他以机关为家，而没有自己的家。到青海后，跟随他几十年的秘书、翻译和随从，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送去劳改，有的下放劳动，有的遣送回家，身边一个熟人、亲人也没有，从政治到生活，全由专案组管理。而专案组的人员又经常变动，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专案可搞，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批斗会。上级告诉他们，喜饶嘉措是大人物，他的案子是要案，保密性强，由中央直接处理。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揭露批判，打他的威风，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反动影响。
由青海省委组织的批斗会结束后，先后转到青海省政协和省民委，继续进行小范围的批判。到了1965年底，省委内部的斗争尖锐化了，北京又在批判李维汉，批吴晗，风声日紧，大家都顾不上他了。整个1966年和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斗争最激烈、最混乱的时候，喜饶嘉措倒过了一年多清闲的日子。那时他住在省政协，在机关食堂自己打饭吃。运动开始后，政协机关被称为“牛鬼蛇神的黑窝子”，还有“叛徒、特务、走资派”，游街示众时，常常有一大串，喜饶嘉措也不感到孤立。使他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年多以前起劲地批斗他的人，如今也被当作“黑帮分子”，让群众揪了出来，斗得比他还要狠，还要惨。
在整个被批斗的日子里，喜饶嘉措始终受到广大群众的保护。他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冲击，无论是藏族学生，还是汉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学生，都不愿批斗他。在喜饶嘉措这一级的干部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戴高帽、画黑脸的人。有些人要给他戴高帽、画黑脸，大多数学生说：“算啦！算啦！他是个死老虎。”
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喜饶嘉措对此感到十分欣慰和庆幸。在他看来，戴高帽，画黑脸，等于“送鬼”，驱妖除邪，这是最不吉利的。
那时喜饶嘉措已是八十三、四岁高龄的人。他一生嗜书如命，酷爱读书。用他自己当时的话讲，什么样的痛苦，我都能忍受，但是，没有书读的痛苦难以忍受。喜饶嘉措离开北京时，一本书也没有让他带。破“四旧”时，政协的所有藏文典籍，几乎都被付之一炬。专案组给了他一本藏文版《毛主席语录》，喜饶嘉措措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认真阅读。还常常圈圈点点打了不少记号，说：有些译文不准确，有些句子不流畅，是“汉话式的藏话”，他要给出版社提出修改意见。
后来一些藏族同志悄悄地给他找了几本藏文书，他非常高兴，盘腿而坐，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什么忧愁、烦恼、委屈、不满……通通都忘掉了。
作为一个出家人，喜饶嘉措一生不喜好什么体育运动，他只修练一种藏密气功，加上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制，不饮酒，不抽烟，不近女色，清心寡欲，淡泊明志，所以身体非常好，到了晚年，依然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背不驼，走起路来，刚健有力。盘腿而坐时，能够五心向上，即手心、脚心、脑门心同时向上。五心之中最难的是脚心向上，没有一定的功夫，连青年人也做不到。
1976年初，西宁发生闻名全国的“赵永夫事件”。当时，在所谓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一部分干部群众冲击《青海日报》社，要夺报社的权。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说他已请示中央军委，夺报社的权就是“反革命”，立即调动部队镇压，当场打死打伤100多人。赵永夫以胜利者的姿态，得意洋洋到北京，向林彪报功。谁知一到北京，林彪没有接见，军委领导指示说：“人民军队怎么能镇压革命群众？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赵永夫当即被逮捕，并押回西宁，交革命群众批斗。愤怒的群众对赵永夫进行残酷的斗争，以至打伤致残。
当初赵永夫究竟向中央军委哪一位首长请示？到北京后，又是哪一位“军委首长”下令逮捕赵永夫？在这一事件中，林彪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始终是个谜。
“赵永夫事件”平息之后，青海省，尤其是西宁地区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基本结束，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准备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的提法是：成立新的红色政权，要革命大批判带路。这时，一些人又想起了喜饶嘉措大师，六、七月份，在西宁批斗了几次，但批不起来，大家关心的都是在即将成立的“新生的革命政权”里，自己和自己这一派的人能得到什么样的位子。这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都想在这场斗争中多得到一点好处，没有心思去管这个“死老虎”。
不久，经上级批准，政协军管组派人把喜饶嘉措送到循化县，交给家乡的“革命群众”批斗，实行“群众专政”。那时循化县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县军管会领导一切。军管会的领导都是从外地来的，他们不知道喜饶嘉措是什么人，一切照上级指示办，将专案组带来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交给群众批判。按照省上指示，要在全县组织批判，但城关镇和县级机关大部分是撒拉族、回族和汉族，他们以“不了解情况”为由，不批判，领导上也忙于成立革委会，索性就将喜饶嘉措大师直接交给大师故乡道帏公社的群众，并派了一个工作组，配合省上来的专案组。
喜饶嘉措在故乡的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深受群众爱戴，他们把本地能出现这么个杰出人物，当作大家的光荣，几年来，不管上面怎么发动，就是批不起来。
工作组很认真地贯彻上级指示，他们按照公社、生产队和民兵的系统，分别组织批判会，用土改、“四清”时札根串连的办法，选拨骨干；“以苦引苦”，培养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激发广大贫、下中农对喜饶嘉措这个“反革命分子”的阶级仇恨，向群众宣讲他的“罪行”，指导他们进行批判发言。工作组在作这样充分的准备之后，计划在全公社(乡)召开批判会，肃清喜饶嘉措在故乡群众中的影响和流毒。
工作组满以为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作得很细致，群众发动得很深入，批判会一定能开得很好。可是，在公社开会时，仍然没有几个人发言；有的发言，与工作组事先教的不一样。还有一些老阿妈，冲上前去，非常激动地喊几句口号，好像要打他似的，把他的袈裟扯来扯去，群众跟着喊口号，等工作组的人不注意，立即往袈裟里塞一些东西，弄得喜饶嘉措也莫名其妙。批判会结束，民兵把喜饶嘉措押走时，从袈裟里掉下许多东西，冰糖、牛肉干、奶酪、锅盔……各种食物都有。这使大家都感到愕然。当时，人民公社社员自己的生活也不宽裕。
工作组住在公社。喜饶嘉措关在公社的后院，由民兵看守。一到晚上，各家各户都来请工作组的同志吃饭。道帏乡条件差一点，公社干部都是本地人，在家吃饭，公社没有食堂，上面来人，都到各家吃派饭。工作组的人吃惯了派饭，很自然地分散到各家各户去，民兵也被人请走，这时，乡亲们悄悄地跑去看喜饶嘉措，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好东西，都给他送去。关切地问：需要什么？想吃什么？这使喜饶嘉措十分感动，他真诚地感谢故乡人民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
喜饶嘉措历来很简朴，生活上从来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唯一的爱好，就是爱喝家乡的青豌豆面粥。把青豌豆磨成面，像内地熬棒子面粥一样地熬，再放上牛羊肉和奶渣。新鲜豌豆磨的面，有一股清香。在北京时，他也经常喝，还拿来招待客人，周总理等领导人也喝过豌豆面粥。他对乡亲们说：别的什么都不要，就想喝点家乡的豌豆面粥。于是，每天早晚都有很多人去送，唯有中午不能去，工作组看管得很严。
后来工作组也发现了这些情况，见公社里批不起来，就拉到各个生产队去游斗。简易公路只通到公社，工作组就指派民兵负责，让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拉架子车，把喜饶嘉措送到各生产队去。
道帏公社有座道帏寺，离公社所在地不远。喜饶嘉措小时候就在这里当喇嘛。据说道帏寺在最兴盛时期，有100多喇嘛，“文革”前夕，只剩下二、三十，而且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喇嘛。有的是前两年落实宗教政策后，重新返回寺院的。
一次，在寺院附近的一个生产队批斗喜饶嘉措，工作组召集邻近的社员参加。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整整斗了16个小时。主持会的，批判的，和看守的民兵，都是年轻人，他们都支持不住，轮流休息，而让一个老人站在临时搭的平台上，不让休息，当时叫“车轮战”。参加批斗的人回忆说，那天天气晴朗，出了大太阳，高原的太阳，紫外线强，年轻人都受不了，有戴帽子的，有打伞的，有的则把衣服或报纸蒙在头上，可喜饶大师光着头，顶着烈日，一动不动。
据说，一开始也没有打算斗那么长时间，由于喜饶嘉措态度不好，死不认罪，还顶撞工作组，这才激怒了他们，工作组决心整他的态度，打他的威风，一定要让他低头认罪。决定实行车轮战，不低头认罪誓不罢休。整整一天，工作组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他休息，甚至不让他上厕所。但喜饶嘉措硬顶过来了，不低头，不弯腰，从容不迫，毫无倦意。太阳下山后，大家都吃了晚饭，唯有喜饶嘉措一人站在台上接受批判，连口水也没有喝。一位老阿妈实在看不去，不顾工作组阻拦，给大师送了一缸子茶水。
天黑之后，很多群众都受不了，纷纷回家，工作组让持枪的基干民兵守卫会场，不让社员们离去，对喜饶嘉措说：“只要说两句话，就让你回去；要不就让你永远站下去。”
喜饶嘉措问：“哪两句？”
“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喜饶嘉措坦然地说：“我没有什么罪，承认什么？”他又满怀情深地说：“我是喝故乡的水，吃故乡的饭长大的，我没有能报答故乡人民的养育之恩，我可以向乡亲们磕头顶礼，但不能向任何人低下我的头，更没有什么‘罪’可认。”
工作组说他“态度顽固”，“反动透顶”，决定架起火把，进行“夜战”，继续批斗。一直批斗到次日凌晨一点多，社员们实在支持不住，也不愿再批判，不顾民兵的阻拦，纷纷回家。批斗会也只好散场。
那年喜饶嘉措已是84岁高龄，连续16个小时不吃不喝，笔挺地站着，一动不动，使大家非常惊奇，不可理解；除非亲眼所见，也不敢相信。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公社，也传到了附近温都、刚察等藏族公社。越传越神，出现了许多关于喜饶嘉措大师的神奇传说。
“格西仁波切(喜饶大师的尊称)不是普通的人，他是菩萨的化身，有四个护法神保护，寸步不离，任何人也伤害不了他。”
“一天多算什么？若需要，格西仁布切能一动不动地站上一、两个月！”
“不吃不喝有什么稀罕？有护法神为他送甘露仙果，更加养人。你们福份浅，凡眼肉体，看不见就是了！……
“那大小便怎么办？”有的小孩很认真地问。
“大小便也不用自己去，护法神会给他送走。”回答的人说得更神。
有人争辩说：“饮甘露，吃仙果，哪有什么大小便？！”……
还有人说：“格西仁波切是菩萨转世，谁要辱骂他，批斗他，护法神会惩罚谁，会遭报应。”……
那些天，喜饶嘉措被关押在道帏寺一间破旧的僧舍里。寺院里只剩下20多个喇嘛，从那次批斗会以后，喇嘛们对他更加敬仰和尊重。有的还偷偷跑去向他磕头，请他摸顶。……
社员们再也不愿批斗喜饶嘉措。
工作组看到这些情况，非常生气，也非常震惊，断定“有阶级敌人破坏”，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受封建迷信的毒害太深，根子在寺院。必须从寺院打开突破口。
工作组决定在道帏寺批判喜饶嘉措，让寺内喇嘛作主要的批判发言。
工作组找喇嘛们一个个作工作，宣讲喜饶嘉措“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分裂祖国”、阴谋搞“西藏独立”的种种罪行，让他们批判。喇嘛们说：“这些罪行我们都不知道，既然你们知道，你们批判好了。”
有的喇嘛说：“我们对格西仁波切没有什么接触，不了解。”
这是事实。喜饶嘉措早在21岁时就离开家乡，到拉萨学经，以后长期在外地，只是偶然回乡看看。唯有1949年8、9月，青海解放前夕，为躲避战乱，在家乡的时间长一些，他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早已破旧，只好住在寺院，那期间，同喇嘛们接触多一些。
工作组说：“批判喜饶嘉措，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忠不忠，看行动。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批判反革命分子喜饶嘉措。不批判喜饶嘉措，就是不忠于毛主席。”
有一位叫喜饶曲批的贫苦喇嘛，1949年8、9月同喜饶嘉措大师接触多一些，也听他讲过几次经，平时对喜饶嘉措表示十分敬佩，工作组得知这些情况后，决定以他为“突破口”，多次找他，启发教育，他就是不肯批判。一天上午，工作组几个人一起找他谈话，又重复了过去的话，喜饶曲批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我们从心里拥护。我们劳动人民当然要听毛主席的话，忠于毛主席。就我所知，格西仁波切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每次回乡，他都教育我们要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要搞好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从来也没有说过半句反党、反毛主席的话，更没有说过什么‘西藏独立’之类的话，你们让我揭发什么？批判什么？”
工作组的人说喜饶曲批中毒太深，让他作批判发言，很有“典型意义”，能带动一大批人。于是强令他发言。喜饶曲批生气地说：“让我批判喜饶嘉措，我宁可去死。”
一个青年人火气很盛，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去死呀！去死呀！”
工作组的负责人说：“就这么决定，你现在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下午两点开批判大会，你第一个发言。”还说：“今天对你是个考验，看你忠于不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下午两点，工作组和民兵把所能召集的人，不管大人小孩，全都召集起来。青海与北京，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差，正是大中午，让喜饶嘉措站在大殿前的台阶上，烈日爆晒。经过几天的休息，乡亲们悉心的照顾和调养，喜饶嘉措的精神显得更好。站在乡亲们面前，从容、安祥、和霭，带着友善的笑容，看着乡亲们。
两点钟到了。三点钟过去了。四点钟过去了。依然不见喜饶曲批来。工作组非常着急，派民兵去找，没有找到；自己去找，依然没有找到。
道帏寺现在只有几间房子；附近生产队一共也只有30几户人家。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去找，一户一户地去找，还是没有找到。
到山上去找。到树林去找，一定要找回来。
从西宁到循化，过了黄河，有个显著特点：这里的土是深红色的土；这里的岩石是深红色的岩石，一片红，显得庄重、深沉。重庆有个红岩，因优秀的长篇小说《红岩》而名扬四海。其实，那里的岩石并不太红。位于黄河边的循化境内的岩石，才真正称得上是“红岩”。
道帏寺对面有座山，不太高，山上的树木早已砍伐光了。后来只长了些灌木。山的半壁是陡峭的岩石，也是深红色。虽说不上“万丈悬崖”，也有几十米高，颇为险峻，下午五、六点钟，民兵到山上去找。突然，他们在岩石下发现一具尸体，一身绛红色的袈裟，殷红的鲜血，浸洒在故乡深红色的土地上。不用去看，民兵们就知道那人是谁。但是，民兵们还是下山把遗体抬了上来。他们发现，喜饶曲批的脖子上挂着鲜红的护身结，胸前佩带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肩上挎着“毛主席著作包”(当时在藏族地区十分流行，像从前戴护身符一样，一人一个)，手上还拿着一本藏文版《毛主席语录》。护身结和像章上溅满了鲜血；拿着语录的手松开了，鲜血浸染着语录。
消息传出，会场上的人为之震惊，再没有心思开什么批判会，大家一哄而散。为了挽回影响，工作组决定第二天继续组织批判会，还让喇嘛们发言。这天晚上 ，他们找顿珠谈话，让他在第二天上午发言。顿珠也是一个贫苦喇嘛，60多岁。
作为一个贫苦喇嘛，当然要听共产党、毛主席话，但又不能诬陷好人，更不能反对喜饶大师。究竟应该怎么办？想了一夜，顿珠终于作出了痛苦的的抉择。
第二天早上，批判会还没有开始，人们在头天喜饶曲批跳岩的地方找到了顿珠的尸体。
工作组还不罢休，还要继续组织批判。为防止跳岩，路口由民兵把守，不让任何人上山。
第二天和第三天，被指定作批判发言的道帏寺喇嘛坚赞、噶桑嘉、洛布、达杰相继在自己的僧舍里自杀。有的在佛龛上恭恭敬敬地供着喜饶嘉措的著作，点上酥油灯，然后上吊，以明心志。有个喇嘛在佛龛上挂了一帧毛主席画像，旁边放了一张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喜饶嘉措在人民代表大会发言的照片，自己盘腿坐在前面，安祥地死了。显然是服用了什么毒药。
在短短的两、三天内，一个只有20多喇嘛的寺院，竟有6个喇嘛自杀，使人们非常震惊。
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尤其在“十年动乱”期间，从首都到边疆，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普通的社员群众，蒙冤受屈，遭受批判斗争者，何止千千万万！坚持真理，申张正义，不畏强权，仗义执言者，也不乏其人。但是，为拒绝诬陷一位高僧大德而竟有6个人相继自杀，在我们国家，在各个民族当中，还是绝无仅有。
是懦弱？是勇敢？
是愚昧无知？是无私无畏？
是顽梗不化？是凛然正气？
是为“反革命分子”殉葬？是为捍卫真理而献身？
是自绝于人民？是对人民怀着最神圣的爱？
可悲?可恨?可叹?可怜？可敬?可爱?
对于他们的死,历史将会作何评价?后人应该作何评说?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启示和教训？
这就是道帏寺“反动喇嘛自杀事件”。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但因当时社会上很乱，加之十分偏僻闭塞，外界并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
从那以后，任何形式的批判会也组织不起来。刚好，国庆节也快到了。工作组召集少数人，匆匆开了一次批判会，批判“反动喇嘛自绝于人民”，“为反革命分子喜饶嘉措殉葬”。
大约在1967年9月上旬，在专案组的押送下，两辆军用吉普车，将喜饶嘉措送回西宁市。
喜饶嘉措回到西宁时,政协机关已经“斗批散”，专案组把他送到省民委。民委早已实行军管，机关也没有恢复业务工作，有的受审，有的审查人，有的无所事事，有的干脆回家去了。军管组在一楼给喜饶嘉措安排了一间房子，让他在机关食堂吃饭。专案组也没有再管他。
同其他许多专案给不一样，“喜饶嘉措专案组”有三个特点：
第一，专案组从建立之日起到自行解散，没有一个主管部门负责。中央统战部、中央民委，说他有问题，先在北京批，后送到青海，继续批斗。青海说中央让批判，由省公安厅和省委统战部派人把他接来，人一到就批起来了。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委，还专门发了文件，但他的案子并无专人负责。“文革”开始后，西北局撤销了，省委领导大换班，省委书记、省长王昭同志被捕入狱，后来在狱中逝世；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被打伤致残，被投入监狱，就更没有人管他。
第二，始终没有一个较为固定的专案人员，经常变动，似乎只负责批判、斗争，不负责审查、核实、结案。
第三，直到逝世，始终没有审查报告。当时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但一般人总有一个审查结论，要履行起码的报批手续。但喜饶嘉措连这样的手续也没有。
1968年，从省上到基层，各单位都忙于成立革委会，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喜饶嘉措就没有人管了。80多岁的老人，身边没有一个人，饮食起居，全靠自己。他只有一个大搪瓷缸子，打饭、打菜、喝水都用它。
后来还拿它当夜壶解小便。那个搪瓷缸子，伴随着喜饶嘉措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长期担任大师藏文翻译的屈焕同志，将它找来，用红绸包着，珍藏在家，作为永久的纪念。
青海省民委在西宁市大十字街，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方，号称西宁的“王府井”。喜饶嘉措平生喜欢宁静，不爱热闹，很少上商店。现在没有事干，没有书读，也没有人来批斗，精神好的时候，老人独自一人，上街转转，看看大字报，看看热闹，有时也进商店逛逛，但什么也没有买过，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
喜饶嘉措自己身处逆境，朝夕难保，但却时刻惦记着班禅大师。他曾对机关的藏族同志说：“班禅佛年轻，但愿他能躲过这场劫难。他还有希望，还有很多很多事要他去做。”
喜饶嘉措也十分关心流落异乡的达赖喇嘛，他曾对人说：“过去我一直反对达赖佛去国外，曾公开发表谈话批评，现在看来，出去一下也好。”喜饶嘉措还说：“达赖佛应该回来，他会回来。等以后局势平静了，他一定会回来。”
到后来，身体十分衰弱，连打饭、上厕所，都十分困难。有时，机关的同志帮助他，给他送饭，扶他上厕所。一些素昧平生的好心人，偶尔也给他送点吃的。
一天，几位炊事员，发现喜饶嘉措大师好几天没有来打饭，担心他出了什么事。两个藏族干部立即到他宿舍去，见喜饶嘉措大师静静地躺在床上，怎么喊，也不回答。他们知道不好，也叫不到车子，赶紧找来拉菜的架子车，几个炊事员急急忙忙把喜饶嘉措大师送到青海省人民医院。那时，看病也不容易，先要问出身、历史、政治身份……，几个藏族同志，也没有时间回答那么多问题，送到急诊室，连请带拉，找来几位大夫，说：“这是位大好人，请你们好好给他看看。”
大夫一检查，说：“病人早已死了，身体都凉了”。几个炊事员不信，又到内科病房请来几位大夫，回答还是一样的。一位老大夫很负责，仔细检查了遗体，说：“他至少死了两天了，再不赶快处理，该发臭了。”
那一天，是1968年11月1日。
按照那位大夫的说法，喜饶嘉措大师应该是10月30日去逝的。
几位炊事员没有办法，只好把喜饶嘉措大师的遗体拉回机关。遗体上盖了条满是汗渍的旧床单，喜饶嘉措身体高大，放不下，脚露在外面，一只脚上穿着循化乡亲们送的土布袜子，另一只则裸露着，皮肤干裂，没有一点血色。指甲长长的，看来很久很久没有修剪。从青海省医院到青海省民委，要上个高坡，架子车一路巅波，喜饶喜措大师的遗体也在上面一摇一晃。回来后他们向军管组汇报，问后事怎么办？那些藏族同志怕解放军刚来，不熟悉情况，还出了很多主意，提了不少建议。
军管组负责人说：“这事不用你们管，我们负责处理。”据说，那位负责人派人把喜饶嘉措的遗体送到火葬场，还写了张便条，大意是说：此人是反革命分子，骨灰不要保留。
喜饶嘉措大师的遗体是何时火化的？骨灰是怎么处理的？大概永远也无法弄清。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中国藏族最卓越的学者、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一代宗师， 就这样溘然长逝，悄然离去。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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